自由贸易再次遇到危机的挑战

1833年的关税妥协没有根本解决贸易政策的争论。恰恰相反，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版图因此而变得鲜明而简单起来：北方和西部的保护主义，南方的自由贸易。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方是美国自由贸易的旗帜！

南北双方的政争因为奴隶制的争论而变得十分复杂。这是一种既基于利益又基于不同信念和价值的政治经济的对立，一种深刻而全面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像一座火山，短期的妥协只不过推迟了火山的爆发。

时间在迅速工业化的北方一边，而不在坚持奴隶制反对工业化的南方一边。

南北的这种对立，使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在达到顶峰以后进入了一个大约10年的防守和退让时期。

根据1833年的妥协，美国进口关税从1833年开始，逐年递减，到了1842年大部分的进口货物关税将达到20%的水平。在这10年中，关税的降低，使美国制造业在欧洲尤其是英国产品的竞争面前再次面临打击。美国制造业面临的严峻现实，使保护主义在工业区域再度高涨。到了1842年，在关税平均水平即将达到而尚未达到20%之时，工业利益、工会团体和辉格党再次大声呼吁，要求提高进口关税。结果催生了1842年《关税法案》，平均关税再次上升到40%。有些产品，如铁（铸铁和铁制品）的关税达到进口价格的2/3，而铁锭、铁圈等产品的关税则超过100%。更重要的是，这项法案大范围扩大了关税覆盖的产品范围，关税覆盖的进口品种占全部进口品种的百分比从50%上升到65%。

这是保护主义第一次浪潮的最后一搏，也是竭尽全力的一搏。

在这10年中，美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保护主义培育了本土工业，政府主导了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开发导致谷物种植业飞跃式的发展，第三种变化悄悄改变了保护主义者的权力基础。西部的农场主开始希望开放美国市场以换取谷物的海外市场，他们不再是坚定的保护主义者。

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由于南北方对奴隶制的不同态度和政策而变得极为复杂。

当时保护政策的主要推手是辉格党。然而，围绕美国—墨西哥战争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极大地限制了辉格党强烈推动关税保护的能力和愿望。1837年得克萨斯共和国打败了墨西哥军队，宣布从墨西哥独立出来。它的领土包括今天美国的得克萨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三州。独立后的得克萨斯共和国立即要求并入美国，而被美国拒绝。此后得克萨斯以独立共和国的形式存在，受到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墨西哥等国的外交承认。1845年得克萨斯正式并入美国。在此之前，墨西哥政府警告美国，合并得克萨斯就是对墨西哥的宣战。1846年美国—墨西哥战争爆发。战争给辉格党带来严重的内部分歧。1848年，战争以美国赢得加利福尼亚而告终。新并入的州要不要准许奴隶制存在？《逃亡奴隶法案》要不要实施？从战后到1856年的数年里，辉格党内部的南北分歧由此加剧，逐渐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导致辉格党的解体。

从1846年到1856年，政治上的困难使辉格党不再有能力推行保护主义。

从1846年到1856年，再到1861年，美国处于两个保护主义高潮间的低潮。(www.daowen.com)

那是美国少有的一段保护主义出现真空的十几年。

美国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那是自由贸易的十几年。

这段“自由贸易时期”起于1846年《关税法案》。该法案将平均关税降低到25%。25%的平均关税，实际上有效地保护着美国工业。25%的平均关税还被称为“自由贸易”，不是历史学家的无知，而是美国历史上实在难以找到比这还自由的“自由贸易”时期。这项立法公开放弃了保护主义的旗帜。就这25%的关税也是基于联邦政府收入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保护民族工业的考虑。从动机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保护主义的法案。

这项法案一直持续到1857年。1857年参议员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起草的关税法案被国会通过，该法案将平均关税进一步降低到17%。

美国成了19世纪关税最低的国家，就像中国今天是世界上关税最低的国家一样。这项法案是南北关税之争的产物，是自由贸易在与保护主义之争中取得的一个短暂但巨大的胜利。它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南部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地区，使罗伯特·亨特本人在内战时期历任南部联邦的国务卿、参议员等。

1857年《关税法案》通过后立即生效。

几个月后，美国发生了重大经济危机。历史又一次偏爱美国，又一次通过危机打断了自由贸易的道路。在美国发展的重要关头，危机都转化为机会。

美国工业制成品大量积压，工人大批失业，国际热钱迅速流出美国，导致通货严重萎缩，价格（包括谷物价格）急剧下降，许多金融机构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威胁。在一年内美国大约有5 000家企业倒闭。抗议集会、城市骚乱时有发生。这场危机蔓延到欧洲、南美和亚洲。

危机往往是转折的开始。在这场危机中，保护主义者在经济学家亨利·查尔斯·凯里的领导下重新集结，发动了绝地反击。他们指责新关税导致了这场经济危机，他们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英国体制，反对自由贸易堡垒——南方的奴隶制。他们甚至认为，要彻底解决贸易政策的争论，就必须废除南方的黑奴制。保护主义终于发现要彻底解决自由贸易问题、自由贸易的基础，就必须解决南方问题，解决自由贸易的利益基础。

凯里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学派的领袖，林肯的经济顾问。他对美国经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鉴于自由放任经济带来的冲突和矛盾，他提倡在美国建立一种不同于自由放任经济的“和谐经济”。在1851年出版的《利益和谐》（The Har－mony of Interests）一书中，他认为，美国不应当走英国之路，把经济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他主张“利益和谐”——南方与北方，工业与农业，雇主与员工间的和谐。他反对“工资铁律”和“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它们都是英国体制即市场经济的产物。用今天的话说，他主张工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他坚定地反对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使美国成为英国制造业的市场，导致阶级和地区对立。

凯里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经济学家。当我阅读凯里的历史时，有一点让我非常惊讶。凯里作为经济学家是从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开始的，然而却成了保护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旗帜。他在谈及自己的这种转变时，归结于他对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对美国繁荣的不同影响的观察思考。他认为保护主义能使美国经济从企图控制美国财富的英国“资本家”手中解放出来。在阅读凯里有关时政经济的文集时，你能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美国的爱国心，他经常谈及的是如何使美国经济摆脱英国的控制。1865年凯里出版了一系列他和众议院议长的信，这本文集的题目是：“通向不战而屈英国之路”（The Way to Outdo England Without Fighting 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