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绑架的政策之争

一项有生命力的经济政策既是一个国家长远利益的体现，又是不同利益短期妥协的结果。长远是由短期构成的。长远的经济政策失去了短期的民意基础，也就失去了其长期存在的基础。所以，当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经济战略确定以后，如何妥善处理不同利益集团的当前利益，从而将他们凝聚在这面旗帜下，常常是长远战略存续的关键。古今中外，有许多长远战略被短期利益冲突打断的故事，留下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不能因为一项长远政策符合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就希望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会自动地集结在这面旗帜下。人们持续支持一项长远政策，是因为它不仅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了他们的当前利益。人们希望在这项战略里寻求到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如果一项战略的具体政策持续偏好一部分人的当前利益而忽视甚至有意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当前利益，这项战略将面临严重的后续力不足的问题。基于认知和利益的不同，争论是必然和必须的。不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弱势群体的诉求被垄断政治资源的强势群体所排斥，所忽视。

一项有生命力的长远战略，应当不断寻求不同利益间的最大利益公约数。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在达到第一次浪潮的高峰以后，自1832年起就面临这种最大公约数的困境。

这个挑战起源于美国南北关系，也终于南北关系。

保护主义者在1816年得到了南部的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的分化，这种支持不断减弱最后变成反对。

南部的许多政治家开始是强力的民族主义者，曾经竭力推动支持1812年的战争，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深感美国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落后对国家防卫能力、主权独立带来的挑战。战后他们与其他的民族主义者一样竭力主张发展美国制造业。有的政治家，如南卡州的约翰·卡尔霍恩，积极支持保护主义，因为他相信南方的前途在于工业化，他想在南方发展制造业基地。南北方的政治家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这就是1812年战争后一系列保护主义法案能得到南北方共同支持的基础。1812年克莱在国会提出《关税法案》时，约翰·卡尔霍恩是坚定的激烈的支持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带来了利益分化。

针对美国的关税保护，英国作为报复大量降低了对美国的棉花进口。而南方的主要产业是棉花，棉花出口的降低极大地损害了南方种植场主的利益。与此同时，关税保护减少了价廉物美的英国制成品进入美国，保护了美国制造业，提高了产品价格。南方认为他们在出口锐减和购买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的美国产品时，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分化导致了对保护主义政策的态度变化。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关税保护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是保护民族产业的手段，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还可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

美国独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原因，其资本原始积累不可能走当年“羊吃人”的英国之路。然而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它的原始积累走上了美国特色之路：其一是向西部扩张，向土著要土地（要素的剪刀差）；其二是保护关税导致的价格剪刀差。

高关税一方面提高了美国产品的价格，导致制造业利润增高；导致了政府收入的增加——政府用这些收益来刺激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棉花出口的减少，导致国内市场上棉花价格下降。一高一低导致的价格剪刀差，实质上是棉花种植业向工业的利益转移。

剪刀差的出现，使关税保护政策面临长远和短期的矛盾。这项政策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有利于美国工业的发展，却损害了南方的当前利益。南方认为棉花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的根源是关税保护政策。南方对关税政策的态度从积极支持转到了坚决反对，卡尔霍恩也从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坚定的州权主义者。关税保护作为长期国策面临收入分配不公的挑战，从而面临着短期生存的困境。(www.daowen.com)

这是一个经典的长远和短期关系的例子。短期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影响长远的战略，这种利益冲突使许多以前支持保护主义的南方政治家转而反对保护主义。从反对保护主义到反对联邦权力，到区域主义。这次关税政争的关键，不是关税能否保护美国工业，而是关税带来的利益分配的不公。所以，它不是关于关税保护本身的争论，而是对其带来的衍生问题的争论。

是利益之争。

要重新获得南方对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联邦政府必须解决这种剪刀差的问题，解决棉花业与制造业之间收入不公的问题。比如，可以实施对南方棉花业的价格保护，帮助南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棉成本，也可以帮助南方发展工业等，还可以加快南方交通运输的建设，降低产品（商品）流通的成本，缩短流通时间。而关税保护带来的政府收入的一部分可用于这些开支。

然而当时的南北方这场争论，仅仅局限于联邦权和州权的政争。

政争导致了总统和副总统的公开分歧。为了缓和南方的激烈情绪，联邦通过了1832年《关税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然而一方面降低幅度太小，另一方面南方的预期又太大，导致了南方进一步的不满。1832年来自南方的副总统卡尔霍恩，1812年战争中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因反对关税而辞去副总统职务。同年，总统杰克逊签署了这项立法。

南北方的关税对立加深。

南方确定反制。同年11月，南方，尤其是南卡州，根据州权高于联邦权的理论，宣布1828年和1832年《关税法案》违宪，而在南卡州作废（nullification），不予实施。卡尔霍恩甚至威胁从联邦分裂出去。关税之争，变成了国家体制之争，国家统一和分裂之争。美国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这就是史称的“（联邦法律）无效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

这场源于关税而演绎成政治危机的争论，显示了早期美国政治体制的不成熟。如果南卡州使联邦法律在其州内无效的努力得以实现，那就开启了一个州法高于联邦法、各州根据自己利益选择性实施联邦法的时代。联邦的权威将丧失殆尽，美国必将面临分裂的危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关系国家根本体制的所有问题都是原则问题，而原则问题是不能让步的。

总统杰克逊和国会在这场危机中站在了一起，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与灵活的办法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国会通过了《强制执行法》（Force Bill），授权总统以军事力量迫使各州服从联邦法律。总统派遣美国海军舰只前往南卡州的港口，以武力彰显联邦权威，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派出参议员亨利·克莱与南方就《关税法案》进行谈判。素以“伟大的妥协者”著称的克莱，再次在国家危急关头站在了聚光灯下，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谈判主要是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两位老朋友间进行。克莱和卡尔霍恩这两位曾经联手推动对大英帝国战争、推动美国保护主义的昔日盟友，由于利益分歧而成了两个政治阵营的代表，为拯救美国而再次走到一起。谈判结果是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案》将在南北生效，而联邦关税将从1833年始在10年里降低到20%。联邦权威在南部诸州得以维护。

这就是1833年《关税法案》。这项法案由克莱和卡尔霍恩联合提出。他们曾经具有相似的热情和理想，联合推动了1812年战争，推动了随后的保护主义，推动了“美国体制”。现在他们一个要捍卫联邦的权威，一个要推动州权；一个要实施保护主义，一个要推行自由贸易。他们当初推动战争的激动人心的、彼此唱和的民族主义演讲，还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他们的政治主张却将两人分开。不过，他们早期的合作，为今日的妥协奠定了基础。这种利益差别上的政治分歧，导致了这个妥协法案的产生。

这场危机终于落下了帷幕，保护主义政策被短期利益冲突所困。

妥协不是争论的解决，这种争论是往后20多年美国政治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