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联邦党的解体。联邦党人在议会投票反对对英国宣战，汉密尔顿于1804年去世后，联邦党似乎与大商业利益结合得更紧密。1812年的战争受到联邦党和北部大商业利益集团的反对，原因是杰弗逊和麦迪逊对英国的禁运损害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利益。禁运政策受到了北方，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强烈反对。在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许多与自由贸易有密切利益联系的集团选择了商业利益。

美国在与大英帝国的博弈中，饱尝自由贸易之苦。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在国内培育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与海外资本和海外强权（大英帝国）建立了直接的利益联系，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在关键时候有可能站在（国家的）强大的对手一方。在美国发展战略的历次大规模的争论中，在美国国家的几次政治危机中，这种商业利益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大英帝国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1808年的禁运中是这样，在1812年战争中是这样，在后来的南北方的争论中也是这样，在内战中还是这样。依赖海外贸易的利益集团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绑架国家利益，是自由贸易发展战略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在拉美经济危机中也出现过，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出现过。更重要的是，与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相比，在自由贸易的战略下，这样的利益集团成长最快，往往是实力最大的利益集团，往往大到想左右国家战略的地步。弱国与强国的自由贸易不仅导致强权对主权的侵蚀，还导致强权及其资本通过这种利益集团对主权的蚕食。

在1812年的战争中，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利益及其代表联邦党人，开始对国家利益作出错误的判断。新英格兰的民兵拒不执行进攻加拿大的命令，商业利益大规模抗议禁运和战争，不愿支持这场对外战争。美国历史中，最难以忘记的就是这种商业利益对国家的带有背叛性质的行为。在战争艰难时期，英军占领了华盛顿，英国在谈判桌上对美国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分裂美国，割裂新英格兰地区。在这种存亡之时，联邦党人于1814年12月和1815年1月之间在康州首府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Hardford convention）。在会议上有人提出退出联邦、接管联邦海关等。该地区有些媒体，公开呼吁从美国独立。在英国占领华盛顿时期，联邦党人的马萨诸塞州州长，派出三名“大使”前往华盛顿欲与英国展开就马萨诸塞州与英国单独停战的谈判。此事由于杰克逊在新奥尔良的巨大胜利而作罢。联邦党在战时的行为似乎丧失了民族主义立场，从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进而逐渐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其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由民主共和党人接了过来，而完成了两个民族主义的结合。

美国的第一次两党制到此结束，继之以长达10年的一党时期，并迎来了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www.daowen.com)

联邦党人走到这一步是历史的必然。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我曾经一直不解，为什么希望通过保护主义而实现经济独立的联邦党人会走到自己历史的反面？从《杰伊条约》开始，联邦党人就将与超级大国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希望通过稳定与超级大国的贸易关系来稳定双边关系，来稳定美国的经济外交局面，将希望寄托在了霸权的身上。为什么要把明知彼此实力不相称而注定不平等的修好当成一项重要国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发展和繁荣建立在霸权的仁慈之上？为什么不目光向内，不依靠自己广阔的国内市场而谋求发展？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发展和繁荣建立在别人市场的基础上？在研究美国这段历史时，我发现原因可能有二：（1）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反复谈及要避免与英国的战争冲突。出于多种原因而害怕大英帝国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是害怕战争并不能阻止战争，最后两国关系还是走向了1812年战争。（2）也许是利益绑架。大商业利益需要一种畅通的海上贸易渠道，从而希望不计代价地和英国修好，希望实现不计代价的和平。这种利益绑架，最终使联邦党完全和草根脱离，走向了政治自杀的不归路。其实，草根不是别的，草根是离离原上之草，是人民，是土地。脱离草根，脱离土地的任何利益集团终究脱离了坚实的基础。历史是建立在草根之上的。脱离草根的“精英”之路，没有未来。

在美国早期政治中有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杰弗逊出身名门而代表草根；汉密尔顿出生寒门却代表豪门。联邦党当时代表的是大商业利益。也许正是这种利益使联邦党成了推动《杰伊条约》这种不平等贸易航海条约的原因；也许正是这种利益背景导致联邦党的部分人在1812年的战争中，失去了民族主义立场，而逐渐失去了民意基础。

失去民族主义立场的联邦党从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个与大商业利益、与大英帝国有难以理清的联系的政党的消失，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上联合起来，使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得以对大英帝国和欧洲强权采取强硬的立场，使美国结束了立国早期两党政治彼此带有个人攻击特点的苦涩。美国联合在一个政党的背后。在1820年的总统选举中，门罗仅以一票之失而几乎全票再次当选总统。这个新生民族在政治上空前团结，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在这段时间，关于保护主义政策的激烈辩论暂时消失。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从衰微的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美国从东南西北，从大陆，从海洋，彻底打破了所有潜在的战略围堵，这个新的民族似乎已经掌握了自己强大的未来。这种民族主义不仅表现在门罗宣言的精神中，还表现在门罗宣言自信决断、不容置疑的语言风格中。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宣布：

鉴于我们与（欧洲）强权业已存在的坦诚和友善的关系，我们有义务宣布，我们将把欧洲列强将自己的体制向本半球扩展的企图视为对我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4]门罗宣言表明，美国坚决反对欧洲将自己的制度在美洲延伸。换句话说，不仅坚决反对欧洲在美国搞“橘色革命”，也坚决反对列强在美洲大陆搞“橘色革命”。门罗宣布，欧洲以任何借口，对美洲其他新独立国家的任何干涉，都被视为对美国的直接干涉。在门罗宣言中，美国以单边主义的方式来界定美国同欧洲列强的关系，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后来的扩张提供了基础，霸气地不容欧洲商量。从《杰伊条约》到门罗宣言，美国在捍卫自己利益的方式上迈进了一大步。在国家博弈中，捍卫自己利益的决心必须是单边的决心。这个决心不可能产生于同霸权的双边或多边协商或妥协中。这是美国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