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世界的权杖

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一脉相承，是强者统治世界的权杖。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推手。美国不仅为全球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和宣传，而且是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主要制定者。在世界全球化贸易体系经纬中，你不仅可以看见美国价值，还可以看见美国利益。美国不仅左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机构，还主导着许多国家的内外经济选择。全球化是美国统治世界的权杖。

这让我想起了19世纪那一轮经济全球化。当然“全球化”这个现代术语还未为那时的人们所闻。那是一次由大英帝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当时掌控世界军事和金融霸权的大英帝国向世界各国推销的是自由贸易的思潮。它的坚船利炮“传播”的是自由贸易法则。处于大英帝国经济体系以外的大中华帝国的大门就是被大英帝国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打开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也包含了与自由贸易有关的东西。只要你打开那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就会发现几乎都与开放通商口岸等等有关。我不知道那些力图通过改写历史教科书来改写历史的人，是不是会用他们今天奉行的全球化的观念，去改写帝国主义在自由贸易旗帜下把中国一步步推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

那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与今天的“全球化”尽管在形式上各异，但有两点根本的相似：一是其理论基础都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二是其背后推手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代表的是那个强国的国家利益。

许多国际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认为，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似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意味着无条件的开放和融合，认为只要是自由的，那么对所有国家就都是公正的。任何自我保护，任何发展自己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的政府努力，都是作茧自缚。有些人看到经济发达国家今天相对高的开放程度，于是不假思索地认定是自由贸易催生了这些国家相对发达的经济；看到一些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的经济相对落后，于是就不容置疑地认为是贸易保护妨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些人看到一些小国通过融入国际市场而致富，于是认定那些小国走过的路也自然而然是大国发展的战略。

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究竟起什么作用是以该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实力背景为前提的。自由贸易提倡的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实力原则。虽然狼和羊都能在丛林中自由地存在，自由地竞争，然而这种自由法则所体现和强化的事实是狼可以吃羊，狼可以永远吃羊；它所维护和导致的丛林分工是狼永远是狼，而羊则永远是羊。

自由贸易是强国的战略。而强国是通过保护而发展起来的。

自由贸易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经济发展的水平、竞争的能力相适应。

强国的发展历史表明，是否推行、什么时候推行国际自由贸易这些战略选择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国家经济实力背景和利益动机。

强国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其强大的经济不是自由贸易的结果，恰恰相反，是精心保护的结果。英国和美国都曾经以贸易保护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撑起一片天空，使民族产业免受自由贸易的急风暴雨的摧残。

为什么大英帝国在19世纪而不是更早才如此热衷于推行这种自由主义？为什么曾经不惜用武力推行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后来竭力关闭国门，竭力反对自由贸易的风雨吹进帝国的殖民地或托管国？

自由贸易的理论虽然诞生于大英帝国，但是大英帝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恰恰相反，它是保护主义的滋生地。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英国实行的是保护主义的政策。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建立在保护主义的基础上的。1699年，为了保护羊毛业和纺织业，英国禁止从国外进口羊毛；1700年基于同样的原因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为了保护尚在摇篮中的幼小工业，英国通过高关税对几乎所有的制造品的进口实行限制。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些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最后终止（我们将在后文论及）。1660年大英帝国的议会通过了《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这是一个典型的保护主义法案。它要求殖民地的海外贸易必须由雇用英国水手的英国船队运输。所有从欧洲运往北美及其他殖民地的货物都必须先运到英国（英格兰或威尔士）。在英国卸货，通过海关检查，缴了关税以后，再重新装船；所有从殖民地出口的货物都必须先运到英国，在缴了关税以后才能运往目的地。法案保护了大英帝国的利益。皇家舰队垄断了殖民地的海外货运，英国垄断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而大英帝国的关税则为英国有效地保护了殖民地市场。

这一法案有力地促进了伦敦的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极大地推动了“皇家舰队”的迅速扩张。英国逐渐发展成全球范围的“超级大国”。

这项保护英国利益的法案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废除。

这项法案增加了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强化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分工，加深了殖民地经济的单一化和畸形化，因而遭到殖民地的强烈反对，从而成为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贸易保护培育了英国工业，有利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历史事实。

到了19世纪，英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其生产能力和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规模经济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以1860年为例。这一年仅占世界人口2%、欧洲人口10%的英国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消费了全世界50%的棉花。英国的现代工业能力，相当于全世界潜力的40%～45%，欧洲的55%～60%。作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英国亟须为其大量的制成品寻求国外市场，与此同时，英国也亟须为日益增长的工业寻求进口原材料。保护主义已经成了英国利益的障碍，而自由贸易更加符合英国的国情和国家利益。

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而大英帝国的军事霸权为其开拓世界市场、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和坚实的保障。

在这个时候，保护主义对大英帝国而言，就是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免受英国的挑战，就是限制帝国利益的海外扩张，就是听任其他国家的市场对大英帝国的工业关闭。这当然不是大英帝国的利益所在。大英帝国的利益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让其与大英帝国最先进的工业进行自由竞争，让大英帝国的产品自由进入，让大英帝国成为世界所有国家的工厂，让所有国家成为大英帝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所以，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主义是大英帝国的利益所在。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英帝国放弃了保护主义而把自由贸易当做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手段。

这就是大英帝国贸易政策战略性转变的历史前提，这就是大英帝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历史旗手的前提。在大英帝国理想的国际分工蓝图上，大英帝国是世界工厂，而其他国家是原材料产地，而连接两者的是自由贸易体制。自由贸易体制是大英帝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国本身放开的是其拥有竞争实力、拥有比较利益的产业，是一种选择性开放。对其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依然保护。在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大英帝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某些产业利益，毫不犹豫地启用保护主义政策。其中著名的就是英国历史上的《玉米法》。虽然《玉米法》早在12世纪就有人提及，但《玉米法》真正变得意义重大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战后，由于欧洲小麦的大量进口，导致英国面包价格下降，玉米价格下降，玉米种植业主利润下降，英国玉米种植业面临巨大打击。当时的英国面临是通过国际贸易由欧洲养活自己，还是通过贸易保护发展自己的玉米种植业，自己养活自己的选择。英国选择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战略。大力推行自由贸易的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立法保护玉米业。最初的1819年《玉米法》规定，在英国玉米价格上涨到一定水平以前不许从欧洲进口小麦。尽管这项法案受到许多不同人士不同角度的反对，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却有效地保护了英国的玉米业，推动了玉米业的发展。由于这项法案保护了面包的高价格，是一个在政治上受到多方批评的法案，但直到1846年才废除。我们不打算介入这项法案的政治性评论，我们只想指出，这个例子表明，在需要的时候，大英帝国不会为自由贸易束缚手脚。

《玉米法》的废除表明英国放弃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战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英国食品需求的70%需要从海外进口。战时的严重食品短缺使英国认识到一个国家的食品自给和保障是何等重要，战后英国政府用优惠的补贴来鼓励农场主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产量。(www.daowen.com)

此为题外话。

后来，法国、德国相对崛起，大英帝国国力相对衰落，当自由贸易不再能最大化它的国家利益时，它就逐渐从自由贸易上向后退。到了20世纪的前十几年，大英帝国虽然还顶着超级大国的光环，然而其工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实力大为下降，自由贸易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于是它逐步放弃或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被裁减成了一项仅适用于大英帝国内部的政策。在帝国内部，英国工业依然独步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于是大英帝国将自由贸易政策局限于它和殖民地之间，而对外实行的是保护主义政策。

选择在自己相对强大的范围内实施自由贸易。这是多么精心的战略选择！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更是不遗余力地要保护衰落疲惫的大英帝国在殖民地、托管国的经济利益，保护殖民地市场，从而极力抵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的观点。为此，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生了多次针锋相对的争吵，以至于罗斯福曾经对核心顾问愤然地说：“（二）战后，美国的主要对手不是苏联而是大英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曾经做过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很难改变自己的心态，很难适应二流角色，顽固地坚持对帝国属地的市场保护，然而实力之手已经把自由竞争这把矛从帝国传递给了新的强权，并对准了帝国自身。

这时候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和军事强国。和当年大英帝国一样，美国急于为其产品寻求海外市场，从而取代英国成了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3/4，当时的财政部部长说：“美国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却生产了3/4的产品。美国必须寻求海外市场”。

打开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你会吃惊地发现，和早期英国一样，早期美国奉行的也是保护主义政策，其民族工业就是在这种保护下发展壮大的。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推行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几乎很少人知道，美国不仅是当代保护主义学派的发源地，还是现代保护主义实践的发源地。在美国独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里，除了极短暂的杂音外，美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保护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院外游说集团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位议员曾经调侃地说：“人是一种善于做关于关税的演讲的动物”。

只是当美国成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强权以后，当自由贸易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时，为了取下其他国家民族工业头上的那把保护之伞，才高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帜。

从那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了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

今天，美国对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努力远远超越了为其产品寻找市场的阶段。全球化的国际市场强化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所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只是一种达成国家利益的手段，它们的适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强权不是通过自由贸易而崛起，而自由贸易是强权崛起后扩张自己利益的手段。强权推行自由贸易，就是推行国家利益。

全球化是强者统治世界的权杖。

通过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而崛起注定是一个大国发展的误区。想通过融入让自己产业支离破碎、让自己走上低水平数量扩张道路、让自己经济依赖强权、让自己丧失经济独立性、让自己输出资本实物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崛起的想法，想通过融入一个强化自己落后现实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崛起的战略，是我们崛起的误区，是任何后起国家崛起的陷阱。让我们听听几百年前一位外国政要的大声疾呼：

要从无到有建立一个产业的难以战胜的障碍是那些已经建立并完善了这类产业的国家所已经享有的优势；要在一个刚建立的国家和一个早已成熟的国家间维持一种基于平等的关于质量和价格的竞争是不可行的。没有政府的巨大支持和保护……成功的竞争是不可能的。^[1]

言下之意，没有贸易保护，后起国家的经济崛起是不可能的；贸易政策必须与国情相适应。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美国奉行了100多年保护主义发展战略的奠基者——汉密尔顿。美国通过实施100多年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坐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深知自由贸易对强权和后起国的不同意义。自己成功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防止对手崛起的重要思路。过河拆桥，是博弈中的常用手段。

纵观世界历史和我们自己的历史，贸易政策影响国家的独立，贸易战略影响国家安全。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游戏。贸易战略必须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综合实力、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谓普遍适用的贸易战略是不存在的。全球化、国际分工、自由贸易，不是什么“普世价值”。一旦一个国家陷入“普世价值”的发展误区，它就偏离了自己特定历史环境的现实。失去了坚实基础的战略、抄袭“普世价值”的战略注定要给国情这位老师交学费。这种战略也许会带来短期的、表面的繁荣，但是，它将导致长期的、实质的衰退。

【注释】

[1]Alexander Hamilton，Report On Manufactures，Presented by MR.Smcot，August 30，1913，Ordered to be Printed，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