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的交锋

纵观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是通过自由贸易而崛起的。大英帝国、美国、德国、日本、苏联、1949—1978年间的中国，无一不是如此。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也是通过长期的保护主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强权利益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中，希望通过融入国际市场而崛起是一种回避历史事实的选择。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曾经把崛起的希望寄托在自由贸易上的国家。在独立初期，美国曾经努力探索过这条道路，希望通过在超级大国间保持中立和平衡实现与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并通过这种自由贸易而实现国家的崛起。但是，当时的国际权力和实力结构无情地断绝了这条道路，迫使美国走上了依靠保护主义实现战略崛起的道路。

一个大国的崛起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贸易保护战略和自由贸易战略。前者追求的是通过保护和政府介入建立完整独立的现代化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并由此实现政治上的真正独立，最终实现大国崛起，实现一个国家全面富裕；后者追求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和国际市场来选择性地定义自己的经济体系，放弃对自己经济和产业的保护，放弃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力图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经济的崛起。这两条发展道路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前者强调的是经济体系的国民性，后者强调的是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前者强调经济独立和完整，后者强调经济对外部的融合和依赖；前者强调长远的经济发展，后者注重短期的经济增长；前者强调经济总体素质的提升，后者强调GDP数量的扩张。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选择哪条道路？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的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面临这种选择。近代以来，关于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有200多年的历史。其中对世界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的争论有五次。这些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在落后的情况下，不甘于落后，拒绝所谓的国际分工，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第一次争论是美国独立以后到19世纪60年代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产生了影响美国经济政策100多年的“美国学派”，甚至成为美国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在争论的过程中和争论结束以后实施了100多年的保护主义政策，催生了一个新的世界霸权。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是当时世界保护主义的旗手。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德国。由出生于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zt）主导。他和汉密尔顿一样不是书斋型的经济学家，不是单纯从书本出发的学者，不太迷信当时为世人所信奉的“自由贸易”教条。他做过公国的副部长、大学教授、符腾堡公国商会的副会长，也曾被判过10个月徒刑，为服刑而在要塞里做过苦工。他被提前释放的条件是移民美国。他在美国先务农后当记者，再后来由于运气好而致富。1832年，在美国居住了7年以后，他作为美国的领事而回到德国。在移民美国期间，他详细研究了汉密尔顿的经济讲话和文章，回到德国后在“美国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学说。这套学说强调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大英帝国提倡自由贸易的普遍性相反，他提出每个民族在发展经济时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结论是在德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中发展经济，不能照搬“自由贸易”，要实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保护主义。李斯特的政策建议为德国政府采纳。这场争论催生了欧洲大陆的大国——德国迅速工业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强权。

第三次争论是在苏联建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布哈林与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之争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道路之争，是关于要不要通过国家保护迅速实现工业化之争。布哈林要把苏联建设成“生产布匹”的国家，强调苏联要慢慢地发展。斯大林强调运用国家权力的强力推动，在国际强权的围困面前实施保护主义，通过工农业剪刀差迅速积累实物资本，尽快实现苏联的工业化。有文件表明，斯大林在苏联工业化的进程上有迫切感和危机感。他感到有一场即将强加在苏联身上的战争，为了给打赢这场战争做好物质基础的准备，他铁腕推行大规模工业化。在这场争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学说。这场争论在20多年中催生了工业化的苏联，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基础。假如苏联走布哈林的道路，没有迅速完成工业化，假如苏联的经济体系不能在战争中将现代化的重型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不会是后来这种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得以与美国竞争。在西方面临滞胀的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依然发展迅速。这场争论催生了曾经存在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苏联的成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许多国家指明了发展道路。鉴于苏联的成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纷纷采用政府干预的保护主义体制。(www.daowen.com)

第四次争论就是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的争论。中国究竟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改造，还是从单纯的会计成本出发，实行“造不如买”的战略，依靠购买来实现中国现代化。毛泽东以前无古人的战略家的历史眼光，洞察到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与国家独立和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决定走自己的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面对贫困和落后，毛泽东没有气馁自卑，没有寄希望于人，没有走贸易立国的道路。毛泽东带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自信和清醒，雄视世界，目烁古今，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八个字，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气吞山河。既道出了国家博弈的现实，又道出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境遇；既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又道出了不可违背的历史真理。艰苦创业和事实上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当时经济政策的特点。在强敌环生的国际环境下，假如没有毛泽东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假如没有完整的经济安全，中国凭什么在美苏争霸中推动大三角战略？中国凭什么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美国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凭什么能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中国凭什么能享有近60年的和平？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终于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强国，尼克松才会从大洋另一边把交往的手伸向周恩来，才会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尊敬地说：“主席，您改变了整个世界”。那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尊敬，也是对崛起了的中华民族的尊敬。国际博弈是实力较量的结果。对手心悦诚服的承认，是对中国的这些成就、实力的佩服，是对站在背后的中国经济体系的佩服，是对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佩服。历史才是最好的裁决者。假如中国在1949年以后，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自由贸易的道路，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在国际资本的自由竞争下，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工业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也许能依靠低端出口推动数量增长，但是中国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强国。那个时代是民族产业蓬勃兴起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如汽车、机械、重型机械、飞机等；那是一个创新喷发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奠定中华民族战略实力的创新不断推出，如核武器、人造卫星、中国载人飞船的基础、杂交水稻等。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在二十几年里，创造过那么多的辉煌。发展不是以多少贸易计算，创新不是以多少篇论文衡量。独立自主不是全球化，自力更生也不是全球化。当然那个时代有探索中的失误，有失误导致的损失。那些损失，是否大于对外投资损失的800多亿美元？那个时代我们曾经勒紧裤带，支援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些援助有的改善了中国的战略环境，有的帮助我们打破了别人对我们的孤立。中国广交朋友，朋友把中国抬进联合国。有没有人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把这些援助和借给别人的数万亿美元低息贷款做一个比较？

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怎么崛起？通过全球化，通过别人的市场，将经济战略的主动权交给别人，又怎能崛起？

第五次争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美国推动发轫于拉美诸国继而蔓延于全世界的争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其实，那不是一场真正的争论，因为反对的一方在这次经济危机以前几乎完全被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淹没。这场争论，催生并导致了GATT向WTO的转变，导致了IMF的转型，导致了全球化。不过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除了催生了拉美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货币危机，以及目前2008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外，尚未真正催生一个新强权的产生。

几百年两种发展道路的大争论表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的争论。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争论。握有真理的人，不怕争论。没有前五次争论，有些国家也许会失去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机遇。保护主义是后起国家崛起的道路，而自由贸易是世界强权扩张经济霸权的经济战争的旗帜。对后起国家而言，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要不要迅速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要不要抢占技术和产业高峰，要不要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要不要建立一个充满创新的经济体系，要不要即使在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条件下，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了一个民族的崛起，去攀登那些我们尚未攀登过的高峰，去建立那些我们尚无竞争优势的高端产业和技术，要不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归根结底，是立足于自己，还是寄希望于他人？是囿于今天，还是放眼未来？

历史上提倡自由贸易的强权们，从自己和别人的历史，应当深知自由贸易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误区。那么为什么它们还要提倡自由贸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