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威胁的经济安全

在一个国家崛起战略中，贸易战略是一个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一国的贸易战略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自由贸易似乎成了一个后起国家崛起的历史选择。那么自由贸易和经济安全是什么关系？

在我所接触的历史资料中，世界上第一个把贸易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从国家安全和独立的角度来看待贸易战略，看待自由贸易的人，不是别人，而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给美国国会的第三份经济报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详细论述了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关系。^[1]他是这样开始他的报告的：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经济的全面性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美国必须通过保护而发展完整的经济体系，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才能保证美国的政治独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目标是经济自给自足。关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他指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极大地偏好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因为就事情的性质而言，（国内市场）才可依赖”。关于海外市场他是这样看待的：“我们有强烈的理由认为，依靠海外市场吸纳剩余是一种不确定的依赖，这种依赖必须用广阔的国内市场来取代”。他认为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是一个国家的利益所在。否则，美国不可能与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否则所谓的互惠贸易将使美国成为一种“制度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将诱导美国把自己局限于农业（这类低端产业），而放弃制造业（高端产业）。最后美国将受欧洲利益的控制。当时，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种理论显然是针对大英帝国的。这种理论从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关系来看待贸易战略，力图摆脱大英帝国对美国的经济控制。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100多年这种理论是美国经济战略的中心和重心。实施保护主义，摆脱英国的经济控制，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是理解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从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开始，到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美国体制”，到林肯的经济顾问凯里（Henry C.Carey），美国的保护主义代代相传。在内战快要结束时，在凯里给林肯的一系列建议中，他提议实施保护主义和政府强烈干预的经济重建，以防止美国财富落入英国资本家的控制。他写道：“目前这场战争（内战）快要结束了，但是另一场战争将要打响了，一场与英国之战。那将是一场不是用大炮进行的战争，虽然英国曾经短暂地寻求过这种战争。”^[2]

由于贸易战略和经济安全的高度相关性，美国在自己的历史中把世界贸易当成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环。在重大的贸易战略角逐中，其贸易代表、国务院、国安会、国防部、商务部等都直接介入决策过程。贸易不仅是贸易。贸易关系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战略关系。其实现实主义者认为，国与国间的经济关系是决定两国总体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总体关系的不平等。

对别人的经济和技术依赖必然导致一个国家最终的软弱。无论一个国家有多繁荣，多强大，过分依赖其他国家，都将是该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国际交往中依存就是依赖。一个国家对世界的依存度越深，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问题的能力就越弱。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境界是让世界依赖自己，而自己却能卓然独立不依赖世界。美国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对经济上的对外依赖有着非常痛苦的经历。它准确地认识到，美国举世无双的霸权不能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上。美国这种经济独立和安全的战略持续至今。

依赖别人的霸权是沙滩上的霸权；依赖别人建立起来的繁荣是空中的繁荣。

然而，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全球化战略时，却省略了经济安全和经济独立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他们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理论的进程中，再也看不见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的因素，反而把贸易战略和国家总体战略分割开来，把经济安全和国家的总体安全分割开来，把自由贸易和国家总体战略实力分割开来。在国家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用全球化、自由贸易、国际分工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降低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故意忽略”是一种精心计划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出口导向”，把“走向世界”，把“融入世界”当成了脱贫致富的战略，而全然不知被别人“故意忽略”掉的经济安全。以长远的经济安全为代价，换来短期的繁荣，这种繁荣最终要掉进别人的后院里。

其实，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它们过去的理论探索早就表明，走自由贸易的发展道路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

从中国的经验看也是这样。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一方面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开放程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这种独树一帜的开放状态，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深地联在一起，把中国自己的繁荣和稳定建立在世界主要市场和国家之上。中国变得离不开世界。这种依赖性使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震荡的抗震能力相当低。假如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假如某些主要市场要压制中国的历史性崛起，中国经济将很难面对。一旦中国的主要海外市场如美国、日本、欧洲，由于经济或政治的原因对中国关上大门，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失业将急剧增加，从而给中国带来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这可以从美国前政府官员卸任后的著述中发现。(www.daowen.com)

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L.Shirk）在其《中国：脆弱的强权》（China：The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中就明白指出，中国对国际主要市场的依赖，使中国经济面临极大的脆弱性。主要市场对中国的关闭，主要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制，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将使中国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美国政府对此可谓洞若观火。但是，它为什么要鼓励中国走这条通过自由贸易发展经济的道路呢？

原因很简单。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引导到符合美国利益的轨道上来。而降低中国经济安全度，增加中国经济对美国依存度，加深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等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要做控制中国经济的如来佛之掌。强手较量，战略博弈，贵在势。对善战者而言，所谓“百战百胜”，关键在于，每战都有必胜之势。降低对手的安全程度，就是增加自己的战略筹码；掌控对手的安全利益，就是增加自己的战略优势。一旦狼烟骤起，可以稳操胜券。

为什么在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中，一方面美国不断提高要价，希望通过WTO打开中国经济的所有大门，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合或依赖世界主要市场；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中国按美方设定的条件和门槛入世？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除了一段时间的“围堵”未果以外，大部分时间试图按美国画下的路线图将中国融入世界，将中国GDP的很大一部分融入美国市场。如今，美国市场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还是牵制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力量。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是谜底。

中国经济安全的脆弱性在2008年发轫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中反映了出来。在危机初期，许多经济学家低估了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反复强调美国金融危机不会对中国发生影响，至少影响不大。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的话音未落，外部的经济危机就开始冲击中国的经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困难。

中国经济对外的这种依赖性由来已久，而且中国政府对此早有察觉。2000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某次演讲中，有人问中国政府前总理朱镕基，中国面临的最大国际危险是什么，他回答到“美国经济发生了问题”。可见当时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有多深，这种依赖带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威胁有多大。

从那以后又过了十几年。美国市场的大门会不会永远对中国经济打开？美国的市场会不会成为一种制约中国的战略布局和武器？我们要不要调整我们的全球化战略？这些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国际贸易不是简单的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而是国家利益的较量和博弈。贸易战略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是国家产业战略的重要部分；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部分。离开国家基本战略谈论贸易战略，如同离开国家基本战略谈论军事战略一样，会使人误入歧途。过度依赖对手的贸易战略和发展战略，最终将导致经济自主性的减少、经济安全度的降低和国家安全程度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