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法则对公平的侧翼进攻

对资本主义批判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解决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彻底变革。关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的读者已经非常熟悉。我们在这里将主要讨论西方内部关于公平的一场经济学争论。

上述寻求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思潮的反对。这种思潮和历史上所有貌似公正的思潮一样，强调程序的公正和过程的公正。本来程序和过程是人类追求自己福利的手段，但是这种思潮认为手段就是一切。只要手段是公正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我们且不讨论程序和过程是否会真正公正，即使过程是公正的，结果有时候也是不公正的。你把狼和羊放在一起竞争，程序公正至上的理论认为，狼吃掉羊是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几千万人的利益依然是公正的。

代表这种思潮的经济学就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和他的学生弗里德曼。前者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后者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极度反对政府干预，信奉市场万能。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老前辈和大腕，是比许多“经济学家”懂得策略的经济学家，懂得在经济理论辩论中，人类的伦理底线不能直接挑战，至少不能大规模挑战。可能他们明白，两军对垒，有时候正面进攻可能遭遇强大的反击，而精心组织的侧翼进攻则常常能取得惊人的成果。所以，他们将公正和平等这些中心议题放在一边，而从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入手，来间接否定这些中心议题。从市场万能的角度来掏空公正平等的经济体制基础。

后来证明，这种侧面进攻的战术，为他们的经济学说带来了不少科学的色彩，并为推动他们理论的后来者扫清了不少障碍。

这种思潮所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却通过转换历史话题，把这场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这是了解那场历史争论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所有对公正的进攻都是在自由和效益的口号下进行的，而几乎所有对公平体制的进攻都是以不自由和低效益为切入口的。

哈耶克被认为是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是使西方经济体系从凯恩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影响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之一的撒切尔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在凯恩斯刚兴起的时候，哈耶克就与凯恩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关系。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将会赋予国家过多的权力而导致社会主义，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干预。

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和弗里德曼组织了一个人数极少的讨论小组，这个小组获得了美国许多大资本的慷慨解囊，他们二人的许多思想都是在这个小组中产生和传播的。我不敢推论，是不是这些大资本早就看好了这个小组是一只优异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潜在股。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一样，信奉绝对的个人自由，从绝对的市场自由出发，反对干预政策。了解货币学派的最好办法是把它与凯恩斯主义作一比较。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自动实现均衡。虽然他承认市场经济在长期中具有自我均衡的功能，但是，他补充说，“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他似乎对市场经济玩了一把具体否定抽象肯定的游戏。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而且只有市场才永远有自我均衡的能力。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兼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此指出：

他太过容易地宣称市场经济永远有效而且只有市场经济才会有效。要发现弗里德曼承认市场经济可能出错或者政府干预可能服务于有用的目的极其困难。

这种关于市场能否实现自我均衡能力的争论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这种争论背后有非常深刻的体制判断和历史含义。西方经济学认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有效益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自我均衡。实现自我均衡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他们判断经济效益的唯一标准。凯恩斯对市场经济的具体否认，实际上是说，市场经济是无效益的至少是低效益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益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益的。按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排除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

所以，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争论的焦点是政府和市场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这种基本判断上的差异导致了对政府干预的不同解读，得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政策建议。

凯恩斯认为市场无法实现自我均衡而有危机倾向，所以政府干预是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一句话，没有政府就没有均衡，就没有效益。在凯恩斯的经济框架里，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这种结论，显然与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小政府”背道而驰。

凯恩斯还暗示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益。公平和效率在凯恩斯的论述里不是一个明显的话题，但是他的理论框架让人认识到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关于工资有完全不同于古典主义的论述。古典主义描述的市场经济是强者通吃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必须在经济自动趋向均衡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它们将经济的周期和衰退的责任推卸给劳动者，认为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是因为实际工资太高。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必须降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降低，利润上升，就业增加，经济复苏。按照这种理论，在自由市场经济里，劳动者必须而且必然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买单。而凯恩斯则完全相反，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降低实际工资，会导致总需求的降低，而总需求的降低反过来会导致企业销售和利润的降低。这又会增加投资的风险预期，从而导致投资下降，导致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总之，他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降低工人工资会使情况更糟，导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凯恩斯复杂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在证明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把经济波动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的市场经济原则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波动。

既然不能通过解雇工人、降低工资来应对危机，怎么防止和解决危机呢？凯恩斯认为出路就是政府。所谓危机就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这个时候政府必须通过开支增加总需求。所以，凯恩斯的理论把反危机的出路从解雇工人、降低工资的传统思路中拉了出来，而提倡增加政府支出。

凯恩斯不仅倡导政府干预，而且倡导公平的干预。许多人知道凯恩斯倡导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是一种带有公平色彩的积极。“反周期财政政策”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这一部分人更倾向于花掉这部分钱从而增加总需求，而不是储蓄起来。这又是一个公平带来效率的例子。用非经济术语讲，就是只有追求公平的反危机政策，才能达成反危机的效果。如果去掉让人费解的经济学术语，凯恩斯的论点可以表达为：为了对付经济危机，政府必须要以照顾弱势群体为重点，多在低收入阶层身上花钱，花很多的钱，而且要花到出现赤字的程度。许多人都知道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其实总需求管理，实际上就是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管理。

只要你把凯恩斯和时下的某些所谓经济学家的行径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理论，你都得同意，他的理论客观上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倾向，为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留了一席之地。在他的理论中，他为工会、为最低工资辩护。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标题中，就业居然被排在第一位，这不是无心的偶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关心的是充分就业，总需求管理和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所谓充分就业，就是创造条件让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有一份工作，而不是想方设法让一大部分人失去工作。这是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而放弃这种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大鲜明标志。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是资本效益。

对凯恩斯关于市场无法自我均衡的结论，弗里德曼则站出来说，不对！市场是完美的，市场的一切问题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我们可以借用里根的一句口号来解释弗里德曼的立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问题的原因。在研究了经济历史以后，他得出结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政府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总之，他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政府干预永远是低效益的根源。所以，限制乃至取消政府干预，放任资本自由是实现效益的唯一出路。(www.daowen.com)

一句话，只要保证了自由市场每个主体的自由，结果就是合理的，经济就是有效益的。

凯恩斯要限制资本，弗里德曼要限制政府。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唯一的经济职能就是通过货币量的稳定增长而维持物价稳定。只要实现了物价稳定，市场就能自动地实现均衡。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市场才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者。

如果说凯恩斯提倡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的话，弗里德曼则认为应当把公共产品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大力减少公共开支，大力降低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他认为很多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私人机构会做得更好，应当将许多政府职能私有化，使传统上免费的公共产品变为付费的私人商品。他甚至一度提议用负所得税来代替福利政策。总之，要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卫生等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使之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表面上这很公平，人人都能通过付费而获得这些服务，但是，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在这种表面的公平下被排除在外。他提倡以“震荡疗法”推行新自由主义。

从这种市场万能的理论出发，他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政策药方：

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

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

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

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转而寻求物价稳定。

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的可兑换。

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

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是致富的“金马甲”。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条路（One size fits all）。弗里德曼有没有悬壶济世的雄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确有不懈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意志，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述及。

就这样，弗里德曼在他的经济学中既避免了与公正和平等发生正面冲突，又实现了把两者都从市场经济中踢出来的战略目的。他在把关于公正和平等的争论转化为效益之争的同时，把公平从那场历史争论中淡化出去；他在把市场经济界定为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的同时，把一切关于公正和平等的政策干预都否定掉了。

他就是如此策略地介入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那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争论。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学派的差异在于前者主张财政手段，后者主张货币手段。那是一种误解，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市场是不是永远有效益的，要不要干预市场，要不要社会公正，要不要限制资本的力量，要不要依靠社会的权力来实现一定的社会公正。

弗里德曼对政府的经济行为极其厌恶，以至于认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也是不必要的。他曾积极倡导废除美联储而代之以保障货币供应稳定增长的数量体系。在他的眼里，任何政府干预都是万恶之源。

弗里德曼的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我不知道弗里德曼对政府干预的厌恶源于什么，但是，他的许多学生的言行，似乎是因为厌恶社会公正而厌恶政府干预。

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困难和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无能，市场万能论占了历史的上风，弗里德曼对政府的干预似乎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正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丛林法则终于开始重新受到崇拜。

货币学派信奉市场万能。这种市场万能论推广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就是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