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的，通过区域分工把在地理空间上原本分散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利用生产要素的空间优化配置和经济活动的有效分配能够克服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实现区域内外的资源整合。本章将详细探讨如何通过空间结构调整，实现区域合理开发，并推动区域经济走向协调发展之路。首先以城市为载体探讨区域增长极的发展模式；紧接着讨论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最后以长三角为例详细说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和空间结构演化的轨迹。

增长极、增长点以及发展极理论都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增长极按照点→线→面的路径影响着区域经济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一种是由点到线，所谓线是指联系轴，包括水轴（沿江、沿海发展轴）、生产力轴（基础设施轴线）、产业轴（如农业轴、建设轴、工业轴）、交通（运输走廊）等，形状呈T形轴、菱形轴、双核型轴；另一种是由点到面，使区域增长点演变为区域增长极，表现形式有“成长三角”“流域三角洲”“都市圈”“城市群”“综合经济区域”等，其扩散路径是依照“中心—外围”结构。具体来看，区域增长极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圈层型模式

所谓圈层型模式是指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明显表现出圈层的特征，这种圈层结构的形成和演变实质是作为增长极的中心城市依靠其通达的交通网络来实现与其他城市的空间联结。城市群围绕着经济增长极按照经济关联度的大小从里向外逐渐减弱，即与增长极空间距离越远的城市接受其辐射的程度就越低。圈层结构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外围地区所组成的大都市区、大都市区及相邻城市共同组成的都市圈、多个都市圈共同组成的城市群。

目前，从空间结构层次来看，长三角区域城市体系网络已经基本形成。按照经济关联度大小，长三角城市群按照从里向外逐渐减弱的顺序分为3个圈层：内圈由沪苏锡构成核心区域，形成沪苏锡成长金三角，这也是上海都市圈核心范围，包括上海、苏州、无锡的全部行政区范围，影响区域包括江苏的常州、南通和浙江的嘉兴、湖州；第二个圈层外推至南京和杭州，形成沪宁杭“成长三角”，三角形的三个顶端是南京、杭州和宁波，因其省会城市的地位或强大的经济实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两个都市圈。其中，南京都市圈还包括镇江、扬州两市以及安徽省的马鞍山、滁州、芜湖三市，影响区域包括省内的常州、泰州、淮安等市；杭甫都市圈包括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四个市，影响区域包括嘉兴、湖州、台州等市。最外围圈层则是通过沪宁杭金三角带动起来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其外围甚至可以外溢到苏北的盐城、淮安，浙中的金华、衢州以及安徽沿江等其他与长三角有紧密联系的城市。（李健和宁越敏，2006）

2）极核型模式

所谓极核型模式（core model）是在佩鲁（F．Perroux）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种模式多产生于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初期。极核型模式可以进一步演化发展成双核型模式以及“成长三角”型模式。

所谓双核型发展模式是指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主从关系不分明的中心城市，始终在该区域发展过程处于主导地位，无论是在城市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以及对其他城市所产生的集聚、扩散能力的强弱上始终发挥“双核心”的作用。京津冀城市群就是在按照双子星座模式发展。近年来，由国家建设部主持审定的“大北京规划”，明确提出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目标，确定了大北京地区规划的基本思路：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北京、天津两大枢纽进行分工与协作，实现区域交通运输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转变[1]。

从区域经济学或者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成长三角”[2]是属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范畴，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类型[3]。实践中，“成长三角”也逐步应用于一个国家的内部。对于区域或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围绕区域经济增长极问题。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一个增长极的经济发展至少需要相当的经济规模和人力、资本、资源等要素的长期持久的投入，否则就难以为继，更谈不上带动区域发展，单一的增长极难以满足这种要求。“成长三角”与单一增长极相比已扩展为经济带（区），扩大了经济规模，其经济互补的特征可以维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构建“成长三角”的主要条件是地理上的邻近、经济上的互补，参与者可以是不同国家的部分地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如珠（珠江三角洲）—港（我国香港）—澳（我国澳门）地区、图们江—澜沧江—湄公河地区。“成长三角理论”对我国城市群经济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南京、杭州）、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广州、深圳、珠海）、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都是典型代表。

3）点—轴开发模式

陆大道（1995）在《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一书中以克里斯泰勒（W．C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赫格尔斯德兰（T．Haegerstrand）的空间扩散理论为基础，完整地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模型。“点－轴系统”模型中的“点”是指中心城市（镇），“轴”是在一定方向上联结若干不同级别的中心城镇而形成的相对密集的人口和产业带。由于轴线及其附近地区已经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且有较大发展潜力，所以又称为“开发轴”或者“发展轴”。“轴”并不能简单认为是城镇之间的联络线，而是一个经济、社会密集带，它要求轴线是区域经济设施、社会设施的集中地带；轴线上集中的经济、社会设施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财政等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结构的开发模式可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空间上集聚成点、发挥集聚效果的客观要求，可以充分发挥各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可以实现生产布局与线状基础设施之间最佳的空间结合；有利于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便捷的联系。根据发展轴的线状基础设施的种类不同，“发展轴”可以分为沿海岸发展轴、大河河岸发展轴、铁路沿线发展轴、复合型发展轴等。

“点—轴”开发模式具体运用在我国发展战略当中形成了“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开发思路，即以大城市为增长极，以交通线路以及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等为轴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例如，20世纪90年代，随着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建设等重大决策的相继实施，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发展“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构想。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重庆，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6个省2个直辖市，并可延伸到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继沿海国土开发主轴形成后又一条国土开发主轴，弥补了早期的“T”字形发展战略的缺陷。长江经济带开发采取“点—轴—网络”方式推进，以成都、重庆、长沙、武汉、南昌、合肥、南京、杭州等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一级节点城市，以地级城市为二级节点城市，一级节点城市之间、一级节点与二级节点城市之间以及二级节点城市之间由铁路、高速公路、水路、空路、管道、通信主干线等构成的轴线。陇海—兰新经济带主要是指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新疆阿拉山口，其宽度垂直于陇海－兰新铁路及其100—150千米范围的地带。以陇海—兰新铁路和同方向的高速公路、通信干线为轴，以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阿拉山口等城市为节点，采取“点—轴”方式推进。南昆经济带是指以南昆铁路以及澜沧江—湄公河为轴，以南宁、昆明、红果、贵阳等城市为节点的开发模式。

4）多极网络型开发模式

区域网络开发模式是在点—轴开发模式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它主张均衡发展整体推进。所谓网络开发模式是指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以依托已经建立起来的点—轴等级体系，使各级增长极对腹地经济发展的组织起先导作用，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以各级轴线为基础，建立起要素的各类流通或传递网络把各个地区连接在一起逐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郑长德，2001）。这里的网络是指特定区域内节点与节点之间以及节点与轴线之间交织而形成的点、线、面的统一体；节点是指区域内部的增长极，也就是各级中心城市（镇），轴线则是指连接各节点以铁路、公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为纽带的经济发展轴。曾菊新等（2003）提出城镇网络化的概念，并全面分析了西部地区走城镇网络化发展之路的主要原因，指出西部地区城镇网络化发展应重点突出走廊型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以及区域性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并提出在西部地区实现城镇网络化发展的基本构想。

王小鲁和夏小林（1999）通过对中国666个城市的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不同规模的城市具有不同程度的聚集效应和外部成本。中国的经验证明，凡发展得好的小城镇，几乎无例外地位于大城市圈或其辐射范围以内。全国的“百强镇”，90%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而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形成了以超大城市为核心，以几个百万人以上大城市为主干的大都市带。没有这样的条件，孤立的小城镇很难发展起来，也难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新型城镇化发展就是改变过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空间扩张的做法，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与过去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在空间布局上，新型城镇化是要加速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强调城市集群化发展而不是单中心城市带动。同时，加强交通网络和产业体系建设，增强城市功能，提高辐射能力。新型城镇化意味着不同地区要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实行差别化的城镇化发展，既不是全国各地一刀切地都搞大城市建设或者小城镇发展，也不是将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简单复制到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要求既要发展城市，又要城乡统筹。不同地区受其历史传承、自然禀赋、人文环境、区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选择完全相同的发展路径，即使是同一地区在不同阶段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时也有不同的定位和布局。

一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总是由均衡到差异扩大再到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那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地方可以看作区域增长极。佩鲁认为区域增长极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该地区具有充足的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者企业家群体；二是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三是有适宜的经济增长环境。（任军，2007）增长极有多种类型，如狭义增长极包括产业增长极（纯经济意义的增长极）、城市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地理或空间意义的增长极），潜在的经济增长极（时间意义上的增长极）；广义增长极（凡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以及增长极的各种衍生形式等。（颜鹏飞和阙伟成，2005）

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在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占优势，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落后地区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能长期处于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因此，经济落后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只能发挥后发优势，利用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制度创新，完善基础设施来“筑巢引凤”培育新的增长极。

在经济落后地区建立增长极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因为落后地区缺乏增长极自然形成的前提条件，如果消极等待发达地区的扩散作用只能使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是信息、技术、产业、人才、资本的集聚地，是创新和知识溢出的发源地，是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载体。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功能的综合性越来越强，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力也逐步增强，城市凭借其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自身的网络结构体系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许多国家区域大开发的成功经验都归结为区域开发与城镇化推进紧密结合，并且大多数都是选择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中心城市或者城市群作为增长极的载体加以重点培育。首先，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在信息交换、环境设施、交通运输、生产服务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其次，有利于生产活动和要素进一步集中，并产生规模收益和集聚收益，中心城市也会通过技术创新和知识传播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收益。政府部门一般会对区域进行整体规划，选择几个省会一级的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的“极核”，再由“极核”带动外围的次中心城市发展形成都市圈，在都市圈内形成既有比较优势又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大多以工业园区的形式存在），通过集群内和集群间的分工产生联动效应形成产业增长极。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城市功能和配套建设的内在需求推动这个地区城镇化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也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级的要素集聚从而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构建城镇化战略当中提出要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综合了圈层模式、极核模式、点轴模式和网络模式的特点，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即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镇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镇化战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针对不同区域明确了发展定位，在东部地区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提出围绕“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以及政治的、民族的各方面因素，城镇化空间布局应按照特大城市群、大城市群、其他城镇化地区（大都市区、城市圈、城市带）、边境口岸城市、点状分布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五类来考虑，并实行有区别的城镇化方针。《报告》明确了我国城镇化的空间布局。第一，应优化开发3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第二，重点发展8个大城市群，即哈长（黑龙江哈大齐和吉林的长吉）、闽东南、江淮、中原、长江中游（长株潭、武汉城市圈、昌九）、关中平原、成渝和北部湾。这些大城市群应该形成3000万—6000万的人口规模，按照每个城市群平均集中5000万人口计算，这8大城市群地区可以集聚4亿多城市人口。第三，要培育发展其他城镇化地区，即冀中南、太原城市圈、呼包鄂榆、贵阳城市圈、昆明城市圈、藏中南、兰州—西宁、宁夏沿黄、新疆天山北坡地区等。这些地区除藏中南和宁夏沿黄地区，都具备形成1000万，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万城市人口规模的条件。第四，壮大陆路边境口岸城市，如丹东、图们、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喀什、日喀则、瑞丽、河口、凭祥、东兴等市。第五，要点状发展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浙江省的城镇化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6年编制的《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1996—2010）》（以下简称《城镇体系规划》）于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是全国第一个批准实施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浙江省按照《城镇体系规划》提出的“强化省域中心城市功能，扶植培育和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的方针，提出了“两片、三核、四类、五级”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4]。通过城镇空间资源的优化组合，促进经济基础较好的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及区域基础设施相互协调，形成依托主要城市的“四小时”交通圈；通过实施城镇分区发展策略和重点建设100个中心镇，扭转了城镇分散发展的局面；通过市县整合和乡镇建制的调整，扩大了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1993年底，全省有20个市辖区、66个县级市、917个建制镇；到2011年，全省有32个市辖区、58个县级市、654个建制镇。2003年开始，浙江省先后编制实施了环杭州湾、温台、金丽衢三片城市群规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化”的省域城镇空间结构[5]，进一步明确了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的主体地位和相互的功能关系，为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科学的基础。

近年来，浙江省开展了多层次、全覆盖的城乡规划。为适应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需要，2006年初开始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修编工作；2008年，规划成果通过了省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审议。新规划的城镇化方针是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重点，以网络型城镇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实施差异化发展政策，走适应全省科学发展、率先发展、转型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根据城镇密集地区和城镇点状发展地区两种不同的空间形态和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人口和产业发展、设施建设和资源利用等策略，分类指导城镇发展。分别提升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在三大都市经济圈和浙中城镇群中的核心引领作用。以嘉兴、湖州、绍兴、衢州、舟山、台州、丽水7座省域中心城市为主体，辐射带动县（市、区）域单元，增强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和产业集聚度，促进省域城镇空间多极化和多样化发展，形成以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和县（市、区）域中心城市为主体，依托交通、信息、能源通道为链接具有辐射带动能力的中心城市网络结构和以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为主体的覆盖全省域的城乡网络体系。

目前，全国范围内都在实施区别化的城镇化战略。笔者认为小城镇是城乡之间最重要的纽带，承担着为农村居民直接提供绝大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应更注重中小城市及重要乡镇的发展建设。一方面可以缓解人口严重膨胀和产业过度集中，导致交通拥挤、空气和水污染等“大城市病”；另一方面，逐步扩大大中城市的辐射范围，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应加快中心城市的城镇化进程，通过发展都市圈经济提高城市的集聚功能，发挥城市作为区域增长极的载体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中提出要“以增强综合承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西部还处在城镇化初级阶段，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中小城镇发展滞后，经济、技术、人才、信息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要加快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只能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构筑城市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西部面积广阔，以山区为主，城市数量偏少，基础设施薄弱，广大农村地区土地贫瘠，经济、科教、文化发展水平都相对滞后。2002年，根据《西部开发“十五”总体规划》要求，受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大道研究员率领课题组进行了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方案前期研究。在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西部开发的四条一级经济带和四条二级经济带。四条一级经济带为：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呼包－包兰－兰青线经济带、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和南贵昆经济区。四条二级经济带为川黔沿线经济带、广西西江经济带、昆明－瑞丽经济带和西藏“一江两河”经济带。同时，研究报告还确定了西部地区45个中心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一级中心城市包括重庆、成都、西安；二级中心城市包括昆明、兰州、乌鲁木齐；三级中心城市分别是南宁、呼和浩特、银川、贵阳、西宁、拉萨、柳州、包头、绵阳；四级中心城市包括桂林、防城港等30个城市。并且研究报告提出在西部开发的具体过程中，不能追求西部内部的平衡发展，而应突出重点地区的作用和功能，重点培育西安、成都和重庆三大都市经济区以及兰州—白银、滇中（昆明）、天山北麓（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银川—吴忠、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北钦防）和黔中（贵阳）七个城市群[6]。

研究报告体现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思想，即通过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形成区域城市增长极。目前，西部大致有三种类型的城市增长极：一是超大型城市群，如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地区；以西安、宝鸡、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其中，关中城市群以西安为中心，西安是大陆桥经济带的金融中心、中国东西部的贸易中心、内陆地区的交通通信中心、中西部地区的科教中心、西北地区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历史文化的旅游中心。西安和咸阳只有组成一个超级城市“大西安”才能像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那样成为引导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才有能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此前合并的“大武汉”（汉口、武昌与汉阳合并）、“大杭州”（萧山、余杭与杭州合并）、“大广州”（花都、番禺与广州合并）都是成功案例。除了推进以重庆、成都、西安等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的发展外，还要加强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建设，满足经济势能扩散和吸收的需要，缩小地区内部的差距。二是城镇密集带，一般为地县二级行政区划中心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重点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或地级市，而不是小城市或县级市，要完善和强化市带县体制。三是乡镇居民点、集贸市场、旅游点、企业和大型基础设施所在区域。

2010年，东部地区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有4个，100万—300万的城市有27个，100万以下的城市只有2个；中部地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是3个，人口在100万—300万的城市有36个，100万以下的城市有2个；西部地区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有2个（即重庆和成都），100万—300万的城市有32个，100万以下的城市有8个。与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东部相比，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低，大城市中心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小城镇数量严重不足，现有的城镇密度稀疏，关联度低，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前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面临着国家政策优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边境地区扩大开放、区域振兴政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等许多新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问题。《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当中提出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交通枢纽和区域中心城市，着力培育经济基础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重点经济区。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促进产业集聚布局、人口集中居住、土地集约利用，形成西部大开发战略新高地，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优化城市布局，拓展发展空间，完善城市功能，集约节约用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充分发挥重庆直辖市和其他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有序扩大人口规模，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强化产业功能和服务功能，全面提升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在关中、川南、渝西、黔中、滇中、宁夏沿黄、北部湾等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壮大一批城市群，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支持西安—咸阳、成都—德阳—绵阳、永川—合川—江津、贵阳—安顺、酒泉—嘉峪关、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城市一体化的发展。《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重点经济区包括成渝地区、关中—天水地区、北部湾地区、呼包银榆地区、兰西格地区、天山北坡地区、滇中地区、黔中地区、宁夏沿黄地区、藏中南地区、陕甘宁革命老区。成渝经济区拥有2个特大城市、6个大城市、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镇人口4046万人，城镇化率43．8%，城市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里1．76个，是西部地区城镇分布最密集的区域。2011年出台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提出以重庆、成都为核心，沿江、沿线为发展带的“双核五带”空间格局[7]，加强了成都、重庆两地经济融合，有利于成都、重庆两大城市之间的产业布局、产业链配套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也带动了中间地带的二级城市发展，扩大大城市的辐射范围，提高整个区域的集聚效应，作为即将崛起的区域增长极，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图7－1所示）。

图7－1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成渝经济区规划图

城市群是区域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伴随着区域内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而形成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网络强化了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和深入合作，城市群通过区域内的资源整合成为技术创新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驱动中心。城市群的发展淡化行政区划色彩，拓宽个体城市的发展空间，强调区域系统作为有机整体的功能，从而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国外，城市群理论研究始于霍华德（E．Howard）对由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所构成的社会城市的设想。戈特曼（Gottmann，1957）根据对美国东北海岸城市密集地区的考察，创造性地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认为它是在区域地形、历史和政治条件的基础上，人口、财富、智力及各种“交易活动”的高度集聚，中心城市扩散、信息技术革命与“白领革命”循环往复的相互作用下的结果。后来经过以亨德森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学家（Henderson，2000；Henderson和Wang，2007）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Krugman，1996；Fujita和Mori，1997）的不断完善，城市群研究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总体来看，国外的研究基本回答了城市的形成以及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过程，深入地探讨了城市群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空间结构演变。但是，由于理论假设、研究角度的不同，分析过程及其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而且这些研究更多地强调居民—厂商经济主体自组织在城市群形成、演化过程中的力量，忽视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的作用，多数以抽象的数学模型推演为基础，缺乏实证。

戈特曼（Gottmann，1957）认为城市群是城镇化高级阶段的产物，若干都市区的空间聚集是城镇化成熟地区城市地域体系组织形式演进的趋向，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将成为人类高级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最早出现城市群的是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后来欧美各发达国家许多地区都形成城市群。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达、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出现向城市群发展的趋势。

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城市规模和城市间发展关系方面强调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和联合发展的城市集群化道路，改变单纯依靠中心城市带动或走小城镇发展的道路。让空间上接近的若干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紧密联系起来，以便互相补充、相互配合，使处在城市群或城市带的每个城镇都能享受到城市群的正的外部经济。在城乡关系方面要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逐步打破二元结构。（倪鹏飞，2013）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城市群则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正处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时期，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城市群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局面。城市群的空间演化过程同样也是区域空间的城镇化过程，一般城市群的空间城镇化沿着城乡分离走向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路径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

第一，它是产业结构演进和梯度转移的结果。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中心首先是核心城市，随着核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中心城市的功能会逐步变化，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功能将向外围转移。在扩散过程中，产业转移及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使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使区域内的城市体系更加完善，同时促进周边城镇产业结构升级，并形成较大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区。城市群通过区域内的要素整合，强化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和深度合作，为工业化、信息化提供高效率的环境，拓宽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

第二，它是聚集、扩散机制作用的结果。聚集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根据增长极理论，在城市群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首先发生在一个或某几个点上，集聚效应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城市聚集到一定程度，当负的外部性远远超过集聚带来的收益时必然使扩散效应逐渐起主导作用，从而在外围地区会形成新的聚集中心，并且新的聚集中心总是以一定的经济活动聚集点为基础，这些新的聚集点就是原有的中小城镇。因为在大城市发展的初期，资源向大城市聚集可以获得规模收益，但随着城市的成长，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大城市原有的比较优势会逐渐丧失，同时在其他方面又形成新的优势，导致在大城市失去优势的经济活动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正是由于中心城市的集聚—扩散效应，提高了区域整体的城镇化水平。

第三，它是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的结果。知识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传播的角度，布兰尼（Polanyi，1958）把知识分为两类：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编码知识指的是正式的知识或者是可以书面化的知识；默会知识则是指非得言传身教的知识，其传递与共享要求双方在空间距离上充分接近，需要面对面的接触以及“干中学”。城市的最大特点是要素集聚，因为这种特点使其成为知识分享和传播的重要平台。根据知识可达性来衡量，知识能够容易到达的地区，经济会有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带来人口集中，城镇化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在区域内部的知识和信息更多是沿着城市对城市这样的路径传递，这种传递途径加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为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默会知识传递的特征，城市的区位将决定其在知识溢出过程中的地位，作为交通枢纽的中心城市，更有能力贮备并传播各种信息，成为知识的溢出中心，并事先享有溢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同时，城市群内发达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城市之间频繁的人口流动都将加快知识创新和溢出的速度。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空间发展情况来看，区位条件是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必要条件，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空间载体，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无论是点轴式还是圈层式都伴随着空间结构的拓展。有区位优势的地方，如沿海城市、省会城市等，对生产要素总是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能够获得优先发展的先机。那些靠近大城市的城镇和乡村也因为这种临近的区位优势受到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而快速发展起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对城市群的发展也会产生影响，尤其对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的影响，但不是绝对的。城市群与单独城市最大的区别是城市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包括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的运输和传递。因此，交通运输条件对城市群的空间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交通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同城效应越显著，一体化水平越高。很多地区实现“1小时交通圈”或“2小时交通圈”，充分显示了城市间联系的密切度和频繁度，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的集聚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资源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创新的成果可以得到共享。如果说是交通运输条件通过物理手段所解决城市群空间上的联系被看作是外在联系，那么城市群内部以产业分工为主的经济联系就是内在联系。有分工就会有产业转移，陈建军（2007）认为产业区域转移实际上是区域经济集聚和扩散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广义的运输费用变动后，原来集聚中心的土地和劳动必须更为集约地使用，差别化优势变小，运输费用较低的产品的生产活动开始向周边地域集聚，如果运输费用进一步下降，产业和生产活动就会呈“雁行形态”从核心地区向周边地域顺次移动。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依次可分为五个阶段（图7－2）：第一阶段，低水平均质化阶段——点状布局的小城镇。这个阶段的空间特征表现为多个独立、分散的城镇散落在区域内，城镇规模小，腹地范围也小，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城市之间的经济活动联系较少，各自孤立发展，没有核心结构，尚未形成城市等级体系，城乡基本处于分离的状态。第二阶段，集聚发展阶段——单中心城市形成。这一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经济开始起飞，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为数不多的城镇优先发展起来，个别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占主导，生产要素迅速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城镇集中，城镇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但不同等级的城镇体系尚未形成。第三阶段，扩散阶段——多中心城市形成。在这一阶段，相当一部分城镇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密度达到较高水平，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淘汰的传统产业向周边城镇转移，从而带动中小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原来的单中心结构逐渐发展为多核心布局。第四阶段，成熟阶段——网络型的城市体系形成。在这一阶段，城镇化已达到较高水平，城市空间的扩张加上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完善，通勤时间缩短，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城市等级规模已经包含了特大城市、大城市和各级城镇。同级城市和不同级城市之间由于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形成了复杂的联系网络，城乡分割的局面被打破，城乡空间和经济活动的联系都得到加强。第五阶段，高级阶段——区域呈一体化发展。整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区域内包括城乡差距、不同等级城镇之间的差距都在缩小，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规模，彼此之间形成联系密切的产业分工，统一市场标准，打破了行政壁垒，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通、通讯等方面相互融合，如社保、医保、公交、网络等可以在区域内打通，不受地域限制。纵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都是沿着非均衡再协调的发展路径向前推进的。就区域本身而言，在城镇化发展初期，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很小，但是整体发展水平很低。随着城镇化发展，中心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区域增长极，内部经济差距扩大，而整体发展水平提高，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非均衡发展时期。当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城乡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趋势逐步形成，意味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得以实现。

图7－2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长三角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呈现各自分散发展的状态。90年代，以一般铁路联系为主的城市优先发展起来。而到了21世纪初，以高速公路联系为主的城市呈连绵发展的态势。沪宁、沪杭、杭甬高速有力地带动了沿线和东部沿海地区城镇的发展，加强区域“Z”字形交通轴线上城镇间的相互联系，促进了江苏沿江和浙江沿海地区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各类开发区和新城镇的出现。进入“高铁时代”后，区域大交通体系的建设尤其是越江跨海通道的形成，改变了区域传统的“Z”字形城镇群结构，区域城镇化空间扩展更显网络化态势，城镇联系更加紧密，区域融合趋势明显，城镇群空间的一体化进程加速。

之所以将城市群作为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地区之间的竞争更多体现为综合实力的竞争，城市群发展战略不仅可以有力地促进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在空间结构上的协调发展。

首先，城市群的发展加强了资源整合，提高了整体效益。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是经济、文化、金融、贸易、保险、咨询、营销、物流、信息的集聚中心，凭借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以及完善的现代服务体系，整合区域资源要素，促进产业协调，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城市群的整体实力。通过大力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的率先发展，为我国实施转移支付，扶助贫困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和提供物质保证。通过培育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若干个增长极，一方面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平台。

其次，城市群的发展突出核心城市的带动力，促进各城市间的横向联系缩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城市群是一个规模、结构合理的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不同等级的大中小城市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使整个城市群保持了系统性和完整性。城市群内部通过完善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增强各城市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不同城市根据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条件，培育形成各具优势和特色的产业集群，形成彼此竞争与合作并存、错位与互补相融合的产业关联，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各城市之间的互动发展。城市群可以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扩散作用，依托核心城市的强大经济势能，通过各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实现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

再次，打破区域内部的行政壁垒，实现市场一体化。城市群的发展要求在较大区域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无论是生产要素流动还是制定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都必然要跨越行政疆界，打破地方封锁，促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冲突而出现的重复建设、地方封锁、市场分割等，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效率损失，还恶化了区域经济关系，加大了区域协调的难度。通过城市群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建立起以市场为纽带的经济关系，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区域经济功能，从而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制定城市群的发展规划，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合理进行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空间布局都将有助于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

最后，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有助于解决中、东、西部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异，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东部地区的城市群不仅是东部地区更是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点，凭借其良好的区位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优惠的经济政策需要进一步整合城市发展资源，以都市圈为单元构建区域次级城镇密集区，巩固城市联盟，形成多个都市圈相互交融的新型一体化城镇网络。西部地区城市数量少，城镇化水平落后，城市群的规模和整体水平与东部存在较大差距。只有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经济整合，为中西部地区培育出新型的经济增长极，才能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城市群东临长三角城市群，北靠京津唐城市群，南望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便利，资源优势突出，能够起到承接东西、纵贯南北的桥梁作用，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和枢纽。

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发展战略，笔者结合城市群的功能和作用，将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路径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图7－3至7－5所示）。

第一阶段，东部城市群引领阶段（图7－3）。东部城市群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哈长地区以及海西经济区。东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不仅是东部地区的增长极，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桥头堡。今后就是要继续发挥现有城市群的规模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其辐射范围和力度。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近1／3。根据《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综合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全部被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包揽。在综合排名前30位的城市中，东部城市占到了2／3。综合排名领衔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主要是一些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综合性城市，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两省。长三角发展定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8]。2011年，长三角GDP总量达到82022．92亿元，增速均值为11．1%；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65742．93亿元，同比增长18．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519亿元，同比增长16．9%；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738．76亿元，同比增长16．4%；实现出口总额6874．62亿美元，同比增长16．0%；到位注册外资突破500亿美元。同样作为增长极的珠三角2011年的生产总值是52673．59亿元，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4085．05亿元，增长了12．6%。京津冀经济圈处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的核心重要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8个地级市（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沧州、张家口、承德）。海峡西岸经济区（简称海西经济区）是指台湾海峡西岸，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2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

图7－3　第一阶段东部地区的城市群

第二阶段，中部城市群崛起阶段（图7－4）。中部地区是我国人口和城镇比较密集的区域，在区域经济关系中发挥着承东启西的枢纽作用。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城市圈六大城市群为主的发展格局，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也面临着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资源要素整合有限、产业集聚度不高、创新能力较弱、城市间分工协作程度较低等突出问题。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高中部城市群的竞争力，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公布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长株潭城市群等中部六大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包括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四个方面，成为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其中，长株潭城市群包括长沙、株洲、湘潭3个地级市及所辖区域，由于该城市群数量略少，经济总量偏小，不能很好地发挥出对区域的推动作用，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目前，湖南提出了泛长株潭城市群，即以长沙、株洲、湘潭3市为中心，一个半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在内的“3＋5”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以省会武汉市为中心，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8个省辖中小城市及所辖区域，其劣势是城市群体系不完整，武汉为特大城市，其余8个城市均为小型城市，城市群内的产业链条不能顺畅衔接，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中原城市群的区位优势明显，承东启西、连接南北，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共9个省辖（管）市，下辖14个县级市、34个县、843个乡镇。皖江城市带位于安徽省中部，由长江沿岸的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巢湖、宣城、池州、滁州8个城市组成。皖江城市带是中部地区最接近长三角与其他沿海省份的城市群，城镇化水平高，交通网络密集，对外联系方便，经济外向度较高，但皖江城市带内部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的经济重心逐步向东迁移。环鄱阳湖城市群处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三大经济发达地区的核心位置，是连接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枢纽，主要是以鄱阳湖为核心，由环绕鄱阳湖的城市组成。广义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总共38个县（市、区）。狭义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包括江西省5个环鄱阳湖城市，分别是景德镇、九江、南昌、鹰潭、上饶，共30个县（市、区）。太原经济圈是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中心、以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主体构成的，主要位于山西省中部和全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中京哈、京广通道纵轴的中部。太原经济圈的范围划分为三个圈层：核心圈层、基本圈层、拓展圈层。其中，核心圈层由太原市区、晋中市区、清徐县城和阳曲县城组成，是整个太原经济圈的核心区以及辐射中心；基本圈层则是与经济圈核心区联系相对紧密的地域联合体，范围包括3个地级市的16个县（市、区）；拓展圈层则涵盖太原、晋中、吕梁、阳泉、忻州5市的市域范围，是经济圈核心区辐射影响下联系相对松散的地域空间。从国家层面看，太原经济圈在空间上的发展定位是连接内陆与环渤海经济圈联动发展的主要增长极。

图7－4　第二阶段中部地区的城市群

第三阶段，西部城市群发展阶段（图7－5）。缩小区域之间差距，实现区域协凋发展的关键是西部城市群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再高，其辐射的范围和强度毕竟会随着距离衰减，西部不仅不能分享东部增长所带来的繁荣，还会因为集聚效应导致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失而逐步失去比较优势，失去跨越式发展的要素储备和动力。西部地区只有成为全国城市群网络体系上的重要节点，才能改变资源要素不对等交换的被动局面。只有在西部形成新的增长极，才能吸引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为区域的创新和发展奠定基础，也为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建立区域间的分工合作创造条件。

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目前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整体竞争力在国内主要城市群中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内部各城市之间经济关联度不高。目前，被列为重点规划发展的地区有成渝地区、关中—天水地区、北部湾地区、呼包银榆地区、兰西经济区、天山北坡地区、滇中城市经济圈、黔中经济区、宁夏沿黄地区等。成渝经济区位于长江上游，地处四川盆地，北接陕甘，南连云贵，西通青藏，东邻湘鄂，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集聚区，是引领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成渝经济区包括重庆市的万州、涪陵、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等31个县（市、区）以及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雅安等15个市。关中—天水经济区地处亚欧大陆桥中心，处于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地，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按照发展规划的要求构筑以西安（咸阳）大都市为经济区的核心，以宝鸡、铜川、渭南、商洛、杨凌、天水等次核心城市作为节点，以包茂高速公路、西包铁路、福银高速公路、宝鸡至平凉和天水至平凉等地高速公路、西安至银川铁路、沪陕、西康、西汉等高速公路和宝成、西康、宁西铁路为轴线形成“一核、一轴、三辐射”的空间发展框架体系[9]。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地区中唯一的沿海区域。依据功能定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北部湾经济区划分为城市、农村和生态三类地区。其中，城市地区包括中心城区、临海重化工业集中区和经济开发集中区。呼包银榆经济区地处我国鄂尔多斯盆地腹地，是沟通华北和西部地区的重要枢纽，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锡林郭勒盟的二连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集宁区、卓资县、凉城县、丰镇市、察哈尔右翼前旗，阿拉善盟的阿拉善左旗；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的沙坡头区和中宁县；陕西省的榆林市。兰西经济区是指以兰州市、西宁市为中心，包括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海东地区组成的经济区。兰州和西宁是全国距离最近的省会城市，仅相距220公里，交通非常发达，通过兰州和西宁的抱团发展可以打造成为我国西部地区与成渝经济区、关中经济区相鼎立的“西三角”。天山北坡经济带东起哈密，西至伊宁，该区域东西相距1000多公里，其中分布着新疆的三个大型煤田和两个大型油气田。与此同时，这一区域还是新疆现代工业、农业、交通信息、教育科技等最为发达的核心区域，对全疆经济起着重要的带动、辐射和示范作用。滇中城市经济圈，包括昆明、玉溪、曲靖和楚雄4个州（市）。通过加快推进滇中地区在产业、交通、环保、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建设，使其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区域和连接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陆路交通枢纽。黔中经济区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的重点经济区，地处西南地区腹心地带，在全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中位于包昆通道纵轴南部，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通过以贵阳—安顺为核心，遵义、毕节、都匀、凯里等中心城市为支撑，快速交通通道为主轴的“一核三带多中心”空间开发格局，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宁夏沿黄城市带，是以黄河中上游宁夏引黄灌区为依托，以地缘相近、交通便利、经济关联度较高的首府银川市为中心，石嘴山、吴忠、中卫3个地级市为主干，包括青铜峡市、灵武市、中宁县、永宁县、贺兰县、惠农区、平罗县城和若干个建制镇以及宁东基地（含太阳山开发区）。

图7－5　第三阶段西部地区的城市群

但是目前中西部城市群的竞争优势都尚未形成，还不能有效整合内部资源优势，发挥整体的协同效应。笔者只是从宏观上讨论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以及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接下来将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微观角度说明城市群发展的过程、动力以及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

长三角的经济增长多年来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长三角GDP总量达到82022．92亿元，增速均值为11．1%。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7．4%。其中，江苏省总量占比为47．3%，上海市总量占比为23．4%，浙江省占比为29．3%。分城市看，2011年长三角16个地级市中有9个城市GDP总量超过3000亿元，9个城市增速超过平均增速。总量排在前五的城市为：上海19195．69亿元、苏州10716．99亿元、杭州7011．80亿元、无锡6880．15亿元和南京6145．52亿元；增速排在前五的城市为：镇江12．3%、常州12．2%、扬州12．2%、南通12．1%和泰州12．1%。按照人口规模划分，在长三角51个设市城市中，共有巨型城市1个、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15个和小城市29个（表7－1）。同时，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日益显著，尤其是在信息一体化、人力资源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方面获得较快发展。

表7－1　长三角城市规模等级（2011年）(www.daowen.com)

注：①城市人口指市区常住人口数；②地级以上城市为市辖区范围；③本表不含建制镇。（源自：陈雯、宋伟轩、杨桂山：《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区的城市化发展态势、动力与趋势》，《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1期，第2—37页。）

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按条条块块管理，为了解决条块矛盾，解放生产力，同时，中央探索在全国逐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依托的网络型的经济区。1982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这是长三角经济圈的最早雏形。1983年，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的上海经济区的范围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这10城市。1983年，第一次上海经济区规划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当时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科委等16个部委以及10个城市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安徽省派了观察员。在这次会上，确定了上海经济区规划重点：交通、能源、外贸、技术改造和长江口、黄浦江、太湖的综合治理。建立了两省一市的“首脑”会议制度和10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并在会后召开了第一次两省一市“首脑”会议。1984年，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安徽省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与会。1986年，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在杭州召开，基本同意《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纲要》，通过《上海经济区章程》。此后，江西、福建也先后加入。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同年7月，上海经济区最后一次省（市）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处理各项善后工作。因为上海经济区掺和着各省各自的地方利益，作为无实权的机构是很难做到这种跨省区的行政协调，但对打破区内各自为政的局面，促进经济协作、产业合理布局等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协调作用。通过规划办公室的联络和沟通，江浙的许多工业企业与上海的知名产品生产企业挂上了钩成为“定牌企业”，专门为上海的企业加工零部件。当年上海“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等名牌产品，有许多零配件都是由江浙企业加工生产的。当时上海约有50%的企业与浙江、江苏有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1997年，在原上海经济区城市经协办的牵头下，成立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一次明确提出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2003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浙江台州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使“长三角”城市由传统的15个扩展为16个，首次突破长三角的地理概念，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圈概念。2004年11月2日在上海召开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五次会议，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把经协会由每两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城市经济协调会区别于行政管理机构，但是可以在区内跨省界进行联络、协调和信息沟通。

“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外延进一步扩大。2007年，长三角经济区发展又进入到一个关键之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上海举行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专题座谈会，这是近年来就长三角区域协作和发展举行的最高规格的座谈会。随后，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交通部等10多个部委组成的调研组围绕协调区域发展的大政策开展密集调研。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政府签署了《长三角区域大通关建设协作备忘录》，决定建立长三角区域“大通关”建设协作机制。同时，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也已开始运作，围绕《长三角“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推进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重大科技项目的联合攻关，推进区域科技政策对接与资质互认，推进长三角技术市场交流网络系统建设，加强国际科技合作。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将长三角范围扩展到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区域空间为主体的发展新格局日益显现，特别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体系发展已经逐渐成熟，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等优势的区域，其城镇化发展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目前，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会议主要有三个层次：副省（市）长级别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长三角16城市市长级别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以及长三角各城市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会。副省（市）长级别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主要是进行决策。而长三角16城市市长级别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则侧重于落实决策。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渐渐演变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和方式。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成立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驻地上海，负责协调、组织和实施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日常事务。2010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提出要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努力提升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加快现代化、一体化进程，形成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主体，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网络化城镇体系，成为我国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同时要优化总体布局，形成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的“一核九带”空间格局。

1）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1994年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此后国家统计口径变化小，统计指标一致性较好。为了考察不同时期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因素，笔者从经济发展、人口、就业、产业结构、政府、环境等多个角度出发，选取包括GDP（万元），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地方财政收入（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万元），科技教育支出所占比重（%），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人均生活用电（千瓦小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货运总量（万吨），客运总量（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万美元），医生数（人），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邮政业务总量（万元），本地电话用户（万户），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人）共22项经济指标，选取1995年、2000年和2011年三个不同年份进行时间序列纵向比较。除了百分比之外，其余指标再除以各个城市的年末总人口得到人均指标。本章数据来源于1996年、2001年和2012年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计算城市综合发展指数

这里笔者仍然使用第六章所采用的复相关系数法、赋权法计算长三角的综合发展指数。从计算的结果看（表7－2），浙北和苏南地区的一些城市发展较好，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等城市一直处在前列。有一些城市发展水平表现为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比如，江苏的连云港1995年的综合发展指数为0．1966，排名第13位，到了2011年则降到第21位；扬州综合发展指数在1995年是0．2201，排序是第7位，到2011年是0．362，排在了第15位，也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浙江省的衢州在1995年综合发展指数是0．1509，排在第17位，2011年发展指数有所上升为0．1761，但位次下降到第24位，说明这些地区相对于其他城市发展较为缓慢。而浙江的温州、嘉兴、湖州则出现较快的发展趋势，温州从1995年的第15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10位，嘉兴从1995年的第19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12位，湖州则由1995年的第22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19位，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可能与其紧邻增长极的优越地理位置有关，因为它们受到了来自中心城市辐射和扩散的带动作用。

表7－2　长三角的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及排序

续　表

（源自：1996、2001和2012年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根据多指标评价体系的原理，评价指标与其他评价指标信息重复越多，说明该指标的变动越能被其他指标所解释，因而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小，赋予其权数也较小；反之其权重越大，说明这些指标是导致城市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所占权重非常大，都在0．1以上，其次是货运总量、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的权重也相对比较高，都在0．05以上，说明政府、FDI、人力资本以及物流和文化发展状况是形成区域内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影响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而非农业人口比重，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居民生活用电这些指标所占权重都低于0．03，尤其是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的权重低于0．01，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长三角区域内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不存在显著差异。电信业务总量和邮政业务总量所占权重也在下降，交通和生活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交通和通信网络体系已开始形成；此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这两个指标虽然所占比重并不大，都低于0．05，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意味着环境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3）空间相关性分析

为了研究城市群内部的发展是否受到空间结构的影响，笔者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的方法。空间相关性（spatial dependence）指不同位置的观测值在空间上是非独立的，而呈现出某种非随机的空间模式（Cliff和Ord，1981）。产生空间相关性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相邻空间单元的测量误差，另一方面是由于相邻地区间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空间自相关分析包括了全局空间相关性（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和局域空间相关性（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笔者分别采用的统计指标是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和局部自相关指数Local Moran’s I。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为：

方程（7－1）中Wij是二元空间权重矩阵W的元素，在此空间权重矩阵定义的标准是邻接标准，即相邻时Wij＝1，不相邻时Wij＝0；Xi、Xj为位置i和j的某一个属性值，－为n个位置的属性值的平均值，。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使用单一值来反映该区域的自相关程度，Moran’s I的值介于－1到1之间，大于0为正相关，小于0为负相关，值越大表示空间相关性越大，即空间聚集分布越明显，值越小表示空间相关性小，趋于0代表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

局部自相关指数：

方程（7－2）中Zi、Zj分别为中心区和与其相邻区域的观测值标准化，表示观察值与均值的偏差，即Zi＝（Xi－－X），Zj＝（Xj－－X），其结果主要通过Moran散点图（Moran scatter plots）来进行分析。笔者利用前面计算得到的反映城镇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可以计算出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10]（表7－3）。

表7－3　长三角城市发展水平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都为正，且都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相邻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高度相关，意味着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显著的聚集分布特征；随着时间变化，Moran’s I系数有所上升，表明聚集趋势不断加强。局部自相关指数反映每一个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在某一属性上的相关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包括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LISA）、G统计、Moran散点图。笔者选择LISA和Moran散点图进行分析，考察长三角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况（表7－4）。Moran散点图用于研究局部的空间不稳定性，常以平面坐标表示，横坐标是变量的标准化原始值，纵坐标是变量的标准化空间滞后值，回归直线的斜率就是Moran’s I。Moran散点图的四个象限分别代表一种类型的空间集聚：位于第一象限的城市表明自身和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均较高，二者呈正相关，笔者把它定义为“热点”区域；位于第二象限的城市表明自身发展水平较低，但周边地区较高，二者呈负相关；位于第三象限的城市意味着自身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水平均较低，笔者把它定义为经济“冷点”区域；位于第四象限的城市说明其自身发展水平较高，而周边地区较低，二者呈负相关。

表7－4　1995年、2000年和2011年长三角城市发展水平的Moran’s I分布

将Moran散点图与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的显著性水平相结合，可获得所谓的“Moran显著性水平图”，从中可以查询对应于Moran散点图不同象限且LISA显著的相应区域。为识别1995年以来局部空间集聚发生的位移，笔者分别计算1995年和2011年长三角城市发展水平的Local Moran’s I值及其显著性，并将结果表现在空间联系局域指标集聚图（LISA cluster map）上，如图7－6所示。

图7－6　1995年、2011年长三角城市综合发展的LISA显著性水平

① Z值检验的计算公式为

由图7－6可知长三角城市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1995年除几个显著的“低－低”型城市以外，大量的不显城市（空白区域）居主导地位，并且“低－低”型城市主要集中在苏北和浙南地区。到2011年，高显著性水平的城市（包括“高－高”型和“低－低”型）数量增加，并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的趋势，其中显著的“低－低”型城市靠近原来的“低－低”型城市周围，主要集中在苏北地区的徐州、连云港、宿迁、淮阴、扬州、盐城，在空间上形成连片分布的格局。同样，显著的“高－高”型城市集中在原来的“高－高”型城市周围，位于浙北和苏南地区，包括上海、苏州、嘉兴等城市，浙南地区的温州发展水平则显著提升。这种情况表明，城市发展在空间上更多地趋于集聚，而非随机分布。

4）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机制

城市群是区域城镇化和城镇区域化的必然结果，其本质是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城市空间形态的表现。因此，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直观反映了区域一体化的形成，那么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前文的结果表明，区域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是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FDI、科教、环境、物流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空间相关性分析也证实了相邻城市之间存在互相影响和集聚发展的趋势。从动态角度分析，城市群一体化是在通信一体化、空间一体化、政策一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微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中观的产业发展和区域分工、宏观的政府协调和推动以及科技进步和环境改善。

第一，区域城镇化和区域工业化是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一体化首先建立在产业一体化的基础上，产业一体化加深了区域分工和专业化。此外，产业结构变化和城镇化是相互促进的，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增强。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在长三角已经达到普遍发达的水平，这意味着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具备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由于核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得到升级，产业和人口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从而推动了外围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随着各城市产业的空间演化与重组分别形成了差别化的、具有互补性质的主导产业。同时，城市与区域必然在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形成互补。

第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主要是集聚—扩散效应。根据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有很强的空间依赖性，尤其是相邻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作为区域增长极的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产生扩散和辐射效应，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发展并缩小与中心城市的差距。随着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演化成区域次中心，原来的增长极沿“梯度”向多核方向动态变化，在“空间邻近效应”和“等级扩散”规律的作用下，区域组织向均衡化、网络化、等级规模合理化方向发展。

第三，FDI和政府支持是外向驱动力。在计算城市综合发展指数时发现，FDI和政府的财政收支都占有很高的权重，可见FDI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是决定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FDI主要是由投资环境所决定，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对外开放程度将直接影响FDI的流向。除了投资软环境的制度保障，政府部门加强公共交通体系、电力通信体系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条件的改善外，发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道、通讯干线、运输管道、电网等设施形成了城市群空间一体化，不仅加快了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信息传递，而且加强了城市功能的衔接和匹配，促进了城市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此外，地方政府共同制定协调机制，对城市的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进行统一规划，通过产业政策及其他配套政策引导企业的区位选择，打破行政壁垒所形成的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制约。

第四，生态环境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环境指标的权重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意味着环境将对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系统客观上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城市的环境变化都会通过生态网络影响到其他地区。因此对城市群发展的总体规划上要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降低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建立生态一体化的保障机制，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从区域整体协调的角度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科技创新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新动力。前面的分析表明代表人力资本贮备的普通高校学校在校学生数占权重较高且有增加趋势，说明人力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不是来自物质资本的规模扩大，而是来自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科技进步。区域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城市群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定位为人力资源的集聚和发挥作用提供了环境，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知识创新等相关活动，而城市群交通网、信息网的建立为人才流动和人力资源共享创造条件，使得知识溢出和溢出更加便利。此外，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将为人力资源的优化和整合提供软性机制。总之，科技创新使城市群向着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方向转变。

模糊聚类方法采用了系统分析技术中的聚类技术，该方法可以依据客观事物间的特征、亲疏程度和相似性，通过建立模糊相似关系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隶属度矩阵中的数值代表每一个样本属于某一类的隶属度，最小为0，最大为1。算法的输出是C个聚类中心点向量和C×N的一个模糊划分矩阵，这个矩阵表示的是每个样本点属于每个类的隶属度。根据这个划分，矩阵按照模糊集合中的最大隶属原则就能够确定每个样本点归为哪个类。聚类中心表示的是每个类的平均特征，可以认为是这个类的代表点。

设样本空间X＝｛x1，x2，…，xn｝，将X分为c（c＞1且c∈Z）类，分类结果μij为X中的任意样本xi对第j类的隶属度，μij满足条件：

目标函数J（μ，A）记：

其中，b（b＞1）是模糊指数，Aj（j＝1，2，…，c）是聚类中心。

FCM算法是将目标函数最小化的迭代收敛过程，在迭代过程中的取值公式：

其中，

从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图7－7），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遵循“空间近邻效应”和“等级扩散”规律。在1995年，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南京、杭州为次中心的空间格局已经形成；到2000年，城镇网络体系日趋完善，宁波利用海上通道的区位优势在长三角的地位不断提升，与上海、南京、杭州共同构成菱形的城市空间格局，并以“点－轴”模式带动周围城市的发展，比如，沪宁城市发展轴聚集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京等城市；沪杭城市发展轴聚集了上海、嘉兴、杭州等城市；杭甬城市发展轴聚集了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2011年的聚类结果表明，围绕发展轴或者与中心城市相邻地区的发展趋同，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城市群内部联系更加密切，区域一体化的城镇网络基本形成。

图7－7　1995—2011年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聚类结果

通过比较发现，浙南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比苏北地区提高得更显著。由于温州的快速发展已成为长三角区域的二级增长中心与杭州、宁波形成三角型的空间结构，伴随着这些城市的对外经济扩散，迅速带动了金华、台州、衢州这些位于二级发展轴上城镇的发展。而苏北地区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增长较快的区域次中心城市，无法吸引集聚中心的势能向北迁移。未来长三角将进入高速公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快速发展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长三角城市空间格局还将发生重大变化。2006年7月，连接南通、盐城、连云港三市的沿海高速公路江苏段全线贯通，将有助于长三角经济发展轴向北部地区延伸。同时，已成为二级增长极的苏锡常城镇群将形成向南至嘉兴方向、向北至苏北方向、向西至湖州方向的三条二级发展轴，尤其与快速崛起的泰州、扬州相接壤，强力推动苏北地区的增长中心建立起来。近年来，泰州市的城市综合水平有较大提高，尽管从现实角度来看，泰州与南京、杭州等城市不可相提并论，甚至与苏锡常这些二级中心城市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但是其地处江苏中部，位于沪、宁两大都市圈和苏南、苏北两大经济板块之间，区位优势突出，加之成长潜力和基础较好，因此泰州将发挥桥梁作用推动苏北地区的发展。

本章首先介绍了区域增长极的几种开发模式，包括圈层型模式、极核型模式、点－轴型模式和网络型模式。一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总是由均衡到差异扩大再到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那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地方可以看作区域增长极。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选择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中心城市或者城市群作为增长极的载体加以重点培育。城市群则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接着本章论证了以城市群发展为载体的空间结构调整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和协调区域发展的路径。城市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依次可分为五个阶段：低水平均质化阶段——点状布局的小城镇、集聚发展阶段——单中心城市形成、扩散阶段——多中心城市形成、成熟阶段——网络型的城市体系形成以及高级阶段——区域呈一体化发展。之所以将城市群作为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城市群的发展将加强资源整合，提高整体效益，突出核心城市的带动力，促进各城市间的横向联系从而缩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打破区域内部的行政壁垒，要求在较大区域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在空间结构上的协调发展。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发展战略，同时结合城市群的功能和作用，本书认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路径可以分为东部引领、中部崛起和西部发展三个阶段。最后，以长三角为例研究其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及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实证研究的结论如下：区域城镇化和区域工业化是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集聚—扩散效应是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FDI和政府支持是一体化发展的外向驱动力；生态环境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科技创新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新动力。与此同时，通过聚类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遵循“空间近邻效应”和“等级扩散”规律，围绕发展轴或者与中心城市相邻地区的发展趋同，城市之间差距逐步缩小，城市群内部联系更加密切，区域一体化的城镇网络基本形成。

[1]孙海鸣、赵晓雪、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249页．

[2]成长三角（growth triangle）是由前新加坡副总理的吴作栋提出，当时是对由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组成的新—柔—廖三角形经济合作开发区的定义，后来得到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的确认，认为成长三角是包括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精心界定的、地理毗邻的跨国经济区，通过利用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来促进外向型的贸易和投资。

[3]《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地重大课题，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8年，第16—18页（未正式发表）。

[4]“二片”即沿海片和内陆片，其中沿海片城镇体现“面向海洋，突出两头，全线并进”的战略，内陆片城镇突出“培育中心，注重边城，形成特色”的战略；“三核”即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区，建设成为基础设施完善、辐射能力强、要素集聚程度高、功能齐备、运行安全高效的现代化省域中心；“四类”即按大都市区、城镇连绵区、城镇点轴发展区和城镇点状发展区四种类型组织城镇发展空间；“五级”省域城镇职能体系，第一级是杭州、宁波、温州三个一级经济主区中心城市，第二级是金华、台州两个一级经济亚区中心城市和十个二级经济区中心城市，第三级是县（市、区）域中心城镇，第四级是县（市、区）域次中心城镇（经济强镇），第五级是一般建制镇。

[5]“四区”为杭州、宁波、温州以及金华－义乌四个都市区；“七核”为以嘉兴、湖州、绍兴、衢州、舟山、台州、丽水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特色城乡网络发展片区；“五级”是指由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县（市、区）域中心城市、重点镇和一般镇构成的五级城镇体系，是支撑全省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空间节点；“网络化”以航空、轨道交通为骨干的人流网，国家干线铁路、高速公路、海港和航空交通为主的物流网，宽带、电信为主的信息网，电力、燃气管网为主的能源网为支撑；以山海连通的生态廊道为纽带，形成串联“四区”“七核”的城乡网络化发展格局。

[6]刘卫东：《中国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7]“双核五带”包括重庆、成都双核，沿长江发展带，成绵乐发展带，成内渝发展带，成南（遂）渝发展带，渝广达发展带。

[8]2010年，国家发改委：《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的发展定位。

[9]200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10]笔者在计算空间相关系数之前对数值进行了对数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