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产业跨区域转移，这种情况下转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相对被动的；另一种就是伴随本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引发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区域内的产业分工，这种调整是内生和主动的。本章首先讨论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以及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接着以浙江省为例，梳理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并对其作相关性分析。最后，实证研究通过产业转移改变地区产业结构，加强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城镇化进程将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大且可持续的动力。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大规模转移和产业空间布局重组的过程，就是新产（企）业不断产生的过程，是工业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工业化进程就是通过形成大量的新产（企）业，不断创造新供给，为满足城镇化发展的新需求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撑。同时，也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吸纳就业的产业基础，以此形成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动力。（钟清流，2010）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的城镇化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从1952年至1978年，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7．6%上升到44．4%，提高了2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城镇化率仅从12．5%提高到17．9%，只提高了5个百分点。抑制城镇化发展、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政策虽然一开始迅速提升了工业化发展的水平，但造成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导致经济布局不合理、城乡隔绝、收入差距扩大和就业不充分等一系列问题，反而阻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从1980年开始，国家的城镇化战略从限制城市发展，转变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在1978—1998年，城镇化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达到33．3%，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这20年期间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迅速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了城市平均规模显著下降，大城市数量偏少、发展滞后等发展不均衡现象。尽管中小城市的发展为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城市规模过小，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这一时期，针对以前长期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产生的严重结构性矛盾，中国进行了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放弃单纯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进入轻重工业同步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也由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央放弃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城镇化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到2008年，城镇化率达到45．7%，比1998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大中型城市数量和人口都显著增加，2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100万—200万人的大城市和50万—100万人的中型城市分别有30%—40%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轻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连续上升，到1981年，该比例首次超过50%；1982—1999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低于重工业，但两者大体相当；从1999年开始，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工业增长再次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在1999年以后，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重工业的该项比重差距扩大，重工业化的趋势显著。但这是由于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发展、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结果。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动力，工业化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任何一方滞后或者超前，另一方都会产生矛盾并且阻碍经济发展。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太低，大城市数量偏少，平均城市规模仍然太小，主张中国应该改变限制大城市而重点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优化城市规模，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王小鲁，2010）事实上，无论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都不能简单地判断对错，城镇化同样也经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处在城镇化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小城镇如果能够承载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能发挥积极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曾提出过发展小城镇战略，这些小城镇为各类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所谓的专业镇和块状经济体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影响至今，也为后来这些地区的快速崛起打下良好的基础。到了工业化后期，当城镇集聚效应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时，中小城市必然向大城市方向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一城镇化战略布局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城镇化发展也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建立在中小城市和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以周边中小城镇发展为腹地，需要环境、土地、产业、交通以及基础设施的配套和跟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孤立地发展大城市、城市群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应根据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制定不同的工业化战略。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要把目标定在如何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将产业规模做大做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或产业集群。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其目标是先打造好产业发展的基础，再考虑做大做强，它们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再由粗加工到深加工逐步提高。城镇化发展的科学合理定位也需要结合本地经济的发展水平，符合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的发达地区可依托城市群，而落后地区则可通过中小城镇构建相关工业增长极，以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在《各国增长的数量方面》和《现代经济增长》两部著作中，继承了克拉克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收集和归纳了20多个国家的数据，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分布两个方面考察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认为有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经济增长：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结构变化。结构变化的趋势是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均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同时，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国民收入比重总体是上升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迅速发展，如美国硅谷的迅速崛起表明，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顺序也可能被打破。一般而言，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国民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推动；在工业化后期，服务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既要考虑产业更替的一般性规律，又要关注其特殊性。新型工业化发展不能顾此失彼，要有前瞻性；不能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牺牲农业来支援工业，也不能片面强调制造业特别是重工业而忽略服务业。应当看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地区或城市之间的竞争焦点将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的发展牵动着人力、资本、物流、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的配置，成为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制定本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规划时，要把加强服务业放在充分重要的地位，注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同步发展和相互协调。同时，应把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建立在新型工业化纵深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大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的支撑作用，尤其是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建设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存在两个主要特点：第一，绝大部分城市目前仍处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阶段；第二，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的相互推动作用随时间的推移在增强。（陈钊和陆铭，2009）亨德森（J．V．Henderson）等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城市最佳规模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图6－1），图中横轴用城市就业量来反映城市规模，纵轴用劳动生产率来反映城市的集聚效应，劳动生产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这是由于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峰值以后再缓慢下降，这是因为当城市规模过大时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不能弥补规模过大所造成的拥挤效应。因此，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关系呈倒“U”型变化，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的最优规模也有所不同。当城市制造业与服务业产值之比（MS）为2．7时，城市的最佳就业人数规模在20万左右，当上述比值为1时，城市的最佳就业人数规模在127万左右，相当于最优人口规模250万左右，当上述比值为0．6时，最优人口规模为290万—380万人。这表明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在生产环节服务品的投入更趋多样性，经济集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发挥的规模效应越来越重要，表现为曲线向右移动。（Au和Henderson，2006）

图6－1　工业化、后工业化和最佳城市规模

（源自：Au C C，Henderson J V：《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年第73卷第3期，第549—576页）。注：MS表示制造业与服务业产值的比值。

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要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差距的协调机制，首先要明确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造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很多，主要概括为两方面，即外力和内力。外力包括产业转移和区域分工；内力包括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意味着新型城镇化下的地区经济发展要转变增长方式，由过去追求数量的增加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创新驱动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依靠科技进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产业结构主要依靠改变土地、投资和人力资本对城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土地和资本两大要素，产业结构通过影响要素在市场上的回报率来引导资本投入方向，从产业更替过程中置换出来的土地和资本可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产业结构的变化本身具有联动性，通过乘数效应改变整个社会的投资结构和就业结构。同时也改变人们当前的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引导人们加强教育投资和提高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城镇化发展。同样，城镇化也会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城镇化使生产技术得到改进，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进入城市成为第三产业的就业后备军。城镇化发展也会通过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为产业结构的演变创造外部环境，兴建这些设施本身也会对相关产业发展起到拉动作用。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扩大了城市中消费市场的规模，有助于商业、服务、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的兴起。城市成为信息、文化、经验、技术等要素的集聚中心，促进科学、文化、教育、娱乐等知识型产业的发展。

斯科特（Scott，1986）提出垂直和水平解体导致规模报酬递增并转化为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反过来同样的过程也会导致垂直和水平解体，伴随着连锁变化，规模调整，非技术化等的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促使产业分解和扩散。也有学者认为国家政策偏向或者通过对政府部门组织结构调整来影响城镇化，即通过关税、价格控制和补贴调整农业、现代工业或小城镇之间的传统产业（纺织、食品加工）和大城市的高科技产业，进一步影响城乡或者大中城市的人口分布。（Renaud，1981；Fay和Opal，1999；Davis和Henderson，2003）贝克汉姆（Beckham，1973）研究了65个城市地区的产业特征，发现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会逐步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与人口的分布与重新分布有关。因为在先进的工业化系统中，人口分散的过程可以看作一个社会更有能力将其城镇化的好处在所有领域范围内扩散的产物，没有地方被孤立并且所有地区都整合成一个集合体。（Hawley，1971）国内关于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但也不乏一些有代表性的定量研究成果，如张雷和朱守先（2008）通过对中外现代城镇化产业结构的演进对比研究，发现第二产业发展在国家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着由强变弱的趋势；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发育的影响则要强烈得多。刘艳军和李诚固（2009）首先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城镇化响应的概念，通过分析1953—2005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镇化响应的过程与偏差，构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化响应强度系数模型、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化响应机理模型，探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化响应形态及空间效应，并划分产业结构演变城镇化响应的地域类型。总体上看，以往的定量研究大多数以单一指标衡量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如非农业人口比重，显然不够客观和全面，对城镇化的研究应该建立起综合的指标体系，从质和量上全面地评价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城市是各类资源要素包括产业、资本、技术、人力、文化、知识等的空间载体，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单纯的产业集聚可以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其发展容易受到产业周期的影响，其产生集聚效应的辐射范围也是非常有限，仅限于周边地区的相关产业。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更大的优势，包括了更加齐全的产业门类、更加专业的技术人才、更加丰富的物质保障、更加发达的基础设施，能使各个层面产生规模收益，形成包括产业内和产业间的网络式分工，加深多元化知识和技术的融合，大大节约信息传播的成本，对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增强，城市区域化、区域城镇化发展格局的出现，城市与区域必然在发展要素、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形成互补和整合，并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李铁立和李诚固，2003）。城市群是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经济与空间组织形式，是区域整体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尤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城镇化发展是同步进行并且相互促进的（图6－2）。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离不开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心地区的产业升级使衰退产业向外围地区转移，而外围地区由于制造业的进入使得当地的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使外围地区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由原来的乡镇向中小城市迈进，在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下的“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结构的不断复制、演化，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并向着区域城市体系的更高等级发展，逐渐成为城市群内的次中心。原来的核心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摆脱了依靠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从而转向依靠第三产业发展推动。

图6－2　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从追求产品数量的增加转向注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优化产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产业链的升级，就是要从生产制造向研发、销售方向升级；另一种是跨产业链的升级，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如果是制造业的升级，既需要相关的发展环境和配套服务，也需要资本、人力、文化、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支持。只有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能够提供相应的资源和环境，为产业扩张和发展提供空间载体。

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起到优化作用，使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由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多元化的现代化产业结构转变。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依然比较低，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要改变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根本出路就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通过城镇化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新型城镇化要求加快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在扩大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非农就业者迁移到城市并在城市中生存下来的能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对土地的依附，有助于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有助于开发农业在生态、旅游、文化等方面的特色服务功能，发展与第二、三产业相融合的现代农业。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也在明显发生变化，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高级化趋势。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市场、劳动力等重要支持，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促进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相协调，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目标，这不仅推动了农业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传统的工业化主要特点是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低能效。新型工业化的特点之一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高工业效益和质量。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推动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面覆盖，加快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产业竞争力。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同时城镇化又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加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可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工业化发展的支撑作用。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城镇化是自工业革命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始终滞后于工业化。导致我国城镇化发展落后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以前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随着工业化发展，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向由资本、技术密集型占主导的阶段演进，城镇化发展能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并增强城市竞争力，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优化内部结构，为第二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第三产业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发达程度的标志。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服务业是作为一个与工业发展配套的行业而存在的，它对城市工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当城市发展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时，服务业开始作为独立的第三产业走向成熟，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涉及的领域很广泛，具有消耗能源少、拉动增长作用强等特点，尤其是传统服务业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就业的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要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不断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和商务服务等，促进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从原始的以吃、穿、住、行等为主要内容的商业流通领域扩展到广告、运输、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等生产性服务行业，以及旅游、文化、娱乐等生活消费服务行业。随着第二产业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投入数量也被资本和技术所替代，第三产业就成了第一、二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从工业化发展的趋势来看，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看，第三产业也明显超过第一、二产业。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工业化发展也刚刚进入中后期，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果说第二产业带来的是城市在“量”上的扩张，即城市规模扩大和数目增多，那么，第三产业则促进城市“质”上的进步，即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只有城市才能提供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会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增加社会资本的投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需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按照国家发改委2013年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同时，为推动信息业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把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战略基点，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继汽车、房地产后的重大投资消费领域，加快建立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促进电子信息制造业与软件业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集中突破高性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电子元器件、材料和基础软件、信息安全软件、行业应用软件等核心关键技术，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通信业的转型发展，统筹信息网络的整体布局，构建下一代国家信息技术设施，推进三网融合，重点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等领域的发展。

城市是多种产业聚集的集合体。城市的现代金融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非常发达，它们与文化创意产业存在前向或者后向关联，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与这些产业的渗透和融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促使追逐人力资本的企业接踵而至，各类服务业随之兴起并推动了地区就业和提高了城市竞争力。城镇化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城镇化发展加快要素集聚为创意产业带来规模收益。城镇化发展加快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要素在空间集聚，由集聚导致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带来了规模收益。文化创意产业正是从集聚产生的整体品牌效应中获益，在面对面接触过程中社会与文化产生互动，产生的社会资本使交易成本降低，如降低企业搜寻成本、缩短议价和谈判过程、通过人际关系维护和宣传企业的声誉等。社会资本非常强调人与人互动的重要性，通过空间上的接近，面对面的接触，建立互动的网络关系，加强彼此信任，形成特殊的文化氛围，提高集体学习和创新的能力。从需求方面看，城市的经济文化水平提高，激发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由消费者偏好产生的向心力使得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创意产业向人口高度密集、知识文化和技术水平高度发展的大城市集聚；从供给方面看，大城市拥有丰富的创意型人才是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创意人才和创意产业的集聚又会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无论是从资源导向型还是市场导向型角度考虑，文化创意产业都会选择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集聚发展，并通过“累积循环效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二，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城镇化是一种包括第二、三产业的区位形成、聚集和发展以及与其相伴而产生的消费区位的形成和聚集过程。城市的成长主要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的成长，产业本身的聚集效应及产业之间特有的关联效应使第二、三产业的聚集还会产生乘数效应，进一步促进资源集聚和城镇化进程。（苏雪串，2004）城镇化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一方面完善了城市的基础设施，优化了城市功能，创造优雅舒适的生活环境吸引创意阶层向城市集中，有利于积累创新元素，加快创新进程；另一方面，网络型产业，如通讯业、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给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尤其是网络产业的飞速发展，使文化创意产品如数字化产品有了物化的表现形式和更便捷的传播途径。

第三，城镇化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保障。根据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源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假设认为企业会选择定位在有大量需求的地方。克鲁格曼认为源市场效应是产业集聚过程中向心力的重要来源。大的市场更容易吸引企业进入该区域，这又促进了该地区市场的扩大，进而增强产业的集聚。（张华和梁进社，2007）创新经常发生于集群当中，因为集群可以提供弹性和能力，可增强产业间的扩散效果（spillover），同时增加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外部化效果（externalities）从而提升创新的成效。（Porter，1990）默化的知识、互动的学习构成了创新氛围，所谓创新氛围是指在一定区域內，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决定了外在形象与内在参与者的归属感，通过互动与相互学习的过程，渐渐强化地域的创新能力。（Camagni，1991）创意和灵感的产生非常追求环境和氛围，在信息和人才集聚的城市里，创意来源更加丰富，企业更容易发现目标市场，减少搜寻成本。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出壁垒比较低，每一个企业面对的是特定的消费群，但又不可能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方能够降低企业宣传和营销的成本，提高了买方和卖方的选择机会和议价能力，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凭借它对外界的影响力能够为创意产业通向国际化市场提供对话的窗口。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三角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素有“鱼米之乡、丝茶之府、文物之帮、旅游圣地”的美誉。2011年，浙江省城镇化水平达到62．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居广东、辽宁之后，列全国各省区第3位。浙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全省城市和县城建成区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达到2758平方公里。2011年全省33个设市城市实现生产总值近2．5万亿元，其中11个设区市的城区实现生产总值1．5万亿元，较2005年分别增长了1．34倍和1．36倍。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文化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城市公共交通不断改善，城市供水、供电、通讯等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高。浙江城镇化发展历程总体上经历了由中小城市、小城镇到大城市主导发展的格局转变，城市群已成为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目前，随着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机制的不断完善，城市建设由注重数量、规模开始向注重质量转变，城镇化已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浙江城镇化发展缓慢并出现过波动，当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着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生产力布局、城乡人口的流动、城市规模的确定以及城镇化道路的选择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并投身于工业建设，城镇化水平也有较大提高，随即也兴起了一批工业城市成为地区的经济中心。但很快受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工业发展停滞，政府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对城乡人口流动进行严格限制，同时“文革”时期大量的知识青年和干部下放农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的城镇化进程受到抑制，发展缓慢，城镇化水平在13%左右徘徊。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调控产业布局和人口流动的力度减弱，依赖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动力使小城镇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小城镇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的增长，城镇化进程也明显加快，由1982年的25．71%左右增加到1990年的31．17%（人口普查数据），年均增长约0．68个百分点，使浙江省城镇化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90年代，城镇化的相关政策开始注重引导产业集聚，以“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开发区建设”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空间组织力量成为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动力。这一时期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1998年浙江省在全国最早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并于1999年印发了《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纲领性文件。至2000年，全省城镇人口增加到2236万人，城镇化水平达48．67%（人口普查数据），年均增长1．74个百分点。2000年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城镇化发展由小城镇推动转向由大中城市引领，多元化的发展动力共同影响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浙江省的城镇化水平由2000年的48．67%提高到2005年的55．0%，年均递增1．27个百分点。200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后又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和任务。2004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明确提出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任务。2005年，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以占全省6．7%的面积集聚了全省16．6%的人口，创造了全省32．7%的地区生产总值，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在规划的统领下，城乡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全省城镇体系呈现出集群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全省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由原来的1个（杭州）发展到3个（杭州、宁波、温州），50万—100万人口城市由原来的2个（宁波、温州）发展到6个（绍兴、台州、义乌、湖州、金华、瑞安）。全省设区城市数、市辖区数分别从1998年的10个和24个提高到2005年的11个和32个。这一时期，大中城市的集聚和带动作用明显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城镇体系趋于合理，初步形成了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随着全省城市整体功能不断提升，杭州、宁波、温州三大地区的经济实力、创新能力、集聚和辐射能力都显著增强。1980年到2006年，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的人口总量从301万人上升到770．6万人，占全省比重从7．8%上升到16．6%；地区生产总值合计从38．5亿元上升到5114．3亿元，占全省比重从21．4%上升到32．5%。至2007年，浙江省城镇人口约2894万人，其中中等规模以上城市的城市人口占全部城镇人口比重的56%以上，大中城市成为吸纳人口的主体。与此同时，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通过优化城乡发展空间，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以中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为主体、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2006年，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城市工作会议，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意见》，提出了“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其核心是把城市转入科学的发展轨道，不再是追求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而是关注城市功能的提升和环境的配套与改善。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更加重视和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集约发展、和谐发展、创新发展。将城市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优化人口生产力布局相结合，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表明浙江省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有了重大转变，标志着城镇化工作开始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2004年以来，根据全省城乡规划建设发展的需要，浙江省开展县市域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实现了城乡规划在县市域的全覆盖，并通过创新工作措施，实施了县市域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规”衔接专题报告制度。省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工作的意见》和《转发省建设厅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县市域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若干意见》等文件。在县市域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浙江省加快了中心村、保留村规划编制的工作进度，编制率达到56．4%。以村庄规划为指导，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地开展了村庄整理、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使得农村人居环境大为改善。同时，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推进了给排水、公交、环卫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区域性网络化建设，提高综合服务功能和共享化水平。2007年底，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已累计覆盖人口1035万人；全省累计建设镇乡垃圾中转站1221座，镇乡垃圾中转设施覆盖率达61．2%；2007年底，全省县以上城市已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并且通水试运行，成为全国第一个县县都有污水处理厂的省份；2007年底，全省客运班线通达行政村30546个，通村率达到88．5%，城乡客运一体化率达到40%。2008年，浙江省建设厅共核发建设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327件，类型涵盖交通、电力、燃气、水利、产业等方面以及风景名胜区、湿地等特殊保护区域的重点项目。在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省城镇化进程健康有序地推进，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城市的核心地位显著提升。2008年，全省城镇化水平为57．6%，设市城市和县城建成区面积达到2315．6平方公里（2007年底）。全省城镇以1．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45%的人口和85%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城镇体系日趋合理，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相协调、城市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城镇格局。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功能明显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城乡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农村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率达到67%。

2010年底，浙江省挑选了11个地级市下辖的27个镇进行小城市培育，期限为3年。培育之初，规定省财政3年内每年下拨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27个试点镇的发展，并给予试点镇所在县（市、区）土地指标切块总量2%的倾斜。2011年通过切块指标安排新增建设用地5280亩，各级下达给试点镇用地指标10684亩。通过“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改革人事权、保障用地”四种方式，在城市规划、产业转型、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体制改革等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根据规划，被赋予县级权限的试点镇，到2015年要实现年财政总收入超10亿元，建成区面积8平方千米以上。同时，规定在试点镇工作满3年、居住和缴纳保险达到一定要求，本人、直系亲属及配偶可以直接在当地落户。统计数据显示，试点以来，27个试点镇总共新吸引48．3万人落户，城镇化率提高了5．8个百分点；镇里供职于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达88．9%，高出全省5个百分点。2011年，27个小城市试点镇平均GDP增长17．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2．2%，财政收入增长26%，城镇化率提升2．7个百分点，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就业比重提高3．6个百分点，呈现出超常发展态势，城镇的特色也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之所以规划“小城市”试点，主要是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瓶颈。比如，浙江省有些镇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由于档次低、规模小、布局散，造成了城镇综合实力的不足，也难以进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不能承载更多的人口和劳动力，阻碍了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以诸暨店口镇为例，店口镇是“五金之乡”，全镇有2家中国500强企业，7家上市公司，经济体量抵得上中西部地区一个县的财政。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中，店口镇得到了多项政策倾斜，近年来大力实施新城建设计划，已经完成了城镇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一系列专项规划。目前，正在着力打造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拓展产品市场，2012年财政收入15．38亿元，综合经济实力多年稳居该镇所隶属的绍兴市乡镇第一。

近几年来，浙江省各地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大力推进城乡规划体系建设。编制了新一轮《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新编了《浙中城市群规划》，并研究了27个小城市和200个中心镇的发展问题，目前2／3以上的中心镇完成了新一轮城镇总体规划修编，全面完成县（市、区）域村庄布局规划编制工作，村庄规划编制率达到80%以上。2012年，又出台了《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发展“十二五”规划》，这标志着全省城乡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该规划提出优化和完善全省城镇空间结构、功能结构、规模结构，形成空间分布合理、不同能级城市功能互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分类推进城镇化，促进城市和产业转型共同发展。加强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的建设，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加快城市及郊区轨道交通建设，带动周边县市一体化发展，形成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经济圈和浙中城市群[1]。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引导有条件的县城加快建设成为中等城市。“十二五”时期，要把培育发展中心镇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和节点，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一批人口数量多、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区位条件优、带动能力强的中心镇，积极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全面提升小城市的功能和管理水平，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子。

浙江经济一直以来都走在全国前列，依靠乡镇企业“内生为主”发展起来的浙江模式、苏南模式，曾一度被认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典范。近年来，浙江省不断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乡村为基础的互利互惠的新型城乡关系。根据《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2）》，在全国省域宏观经济竞争力排名中，浙江排在广东、上海、江苏、北京之后位列第五。2011年，浙江的经济总量处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之后，全国排名第四；浙江省人均GDP处于天津、上海、北京、江苏之后，在全国排名第五。浙江也是长三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总值大约占到整个长三角生产总值的1／3。如图6－3所示，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一二三”，到了2011年底呈“二三一”，第一产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38．1%下降到2011年的4．9%，下降了33．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18．6%上升到43．9%，上升幅度较大；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动不大，只提高了15个百分点。

图6－3　浙江省产业结构变动情况（1978—2011）

（源自：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

笔者进一步用霍夫曼系数[2]来估测浙江省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图6－4）。1996年以前，浙江省的霍夫曼系数都在1．6左右上下波动，轻工业所占比重较大。随着经济增长，浙江省制造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向着重化工业化方向发展，工业化水平逐步提高。2003年开始，霍夫曼系数下降到1以下，由1978年的1．66下降到2011年的0．64，下降了61%，说明浙江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较快。

图6－4　浙江省霍夫曼系数的变动趋势

200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又公布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从产业布局角度对浙江省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定位和分工进行细化，既要求同存异又要发挥优势，既要竞争又要融入，要充分利用和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基础，努力成为国际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强与上海、江苏的交流协作，开创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江浙沪三地的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通，在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方面也存在高度相似性。在长三角的产业分工当中，上海占据产业分工高端，江苏次之，浙江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上海产业层次最高，除了在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方面保持优势外，通用设备、汽车、电子、精密仪器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成为其发展重点。江苏的产业层次相对均衡，一方面在苏南等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在沿江地区加快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同时继续保留纺织等传统产业。相比之下，浙江在电气机械、通用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临港重化工业有较快发展，但是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仍然占很大的比重。总的来说，浙江的产业层次与江苏和上海有一定差距。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得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浙江的主导产业。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工资的较快上涨，劳动力要素的优势有所下降，对浙江来说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浙江产业发展模式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块状经济。浙江以分散布局的农村工业化带动乡镇企业、专业化市场和块状经济的兴起。浙江省块状经济的发展起源于改革开放以后，1984年至1988年出现了浙江农村工业化的高潮。传统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逐步被打破，浙江农村开始以市场为导向来调整自己的生产活动，农村商品化率大大提高，包括劳动力、技术、资金等在内的农村生产要素发生剧烈的集聚、分化和组合。通过专业市场、家庭企业、挂户经营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专业户向专业村、专业乡镇转变，块状经济开始起步，构成了浙江“小商品、大市场”“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1992年，浙江省步入全面市场化改革阶段，浙江各地推进股份合作经济、国有与集体企业的改制等制度创新，企业的产权关系开始逐渐明晰，为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环境基础，同时激励了一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与技术人员自主创业与创新，进一步促进块状经济的发展。从1998年开始，浙江省大力推进特色工业园区与乡镇工业专业区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集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浙江省块状经济形态基本形成，这些传统块状经济源于“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主要在县域的框架内发展。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WTO），浙江块状经济的市场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空间结构进入快速调整阶段。块状经济通过大量引进先进设备，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同时抓住国际市场开放的契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把扩大生产规模与拓宽销售网络有机地结合起来。块状经济的外贸出口迅速增长，带动了浙江省出口依存度的高速增长，截至2007年，浙江省出口依存度达到52．3%。2001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确定了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战略。2003年全面部署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进一步推动了产业集聚，使产业空间布局走向有序化和规范化。2007年，浙江省块状经济的区块是以县（市、区）为基本单位，以工业总产值5亿元以上为统计范围，总共有462个。块状经济实现工业总产值2．52万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3．4%。浙江的大多数块状经济都发展于中心镇内，就拿27个小城市试点镇来说，它们集聚了一批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如柳市镇的工业电气、分水镇的制笔、织里镇的童装、壶镇镇的带锯机床、钱清镇的纺织服装、横店镇的磁性材料等。据统计[3]，2008年全省年销售1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有312个，共实现销售收入2．81万亿元，出口交货值6122亿元，从业人员831万人，分别占全省总量的54%、62%、56%；年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块状经济共有72个，其销售收入、出口交货值、从业人员和利税总额分别占全省工业总量的36%、39%、32%和49%。尽管这个时期块状经济随着国际市场的逐步开放而加速调整，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尚处于产业集群的初级形态，大量企业在同一区域、同一产业领域扎堆，还没有构建起完善的区域创新系统和社会网络合作体系，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不高，缺乏较强的产业竞争力和综合经济实力。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浙江块状经济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充分显现，大量块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产能过剩与产业竞争力不强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快块状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大部分块状经济开始积极探索主动转型之路，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助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200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在全省范围内确定了2批共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开展试点，如图6－5所示。

从空间上看，大部分产业集群集中在浙北地区和沿海地区，分散在各个中心镇或者县，尤其在杭州这一类大城市周围更是呈现出集聚状态。从集群的产业结构看，靠近大城市附近的产业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皮革等，这与产业集群发生的背景有关。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或者产业链本身的升级，这对高端人才、产业空间布局、物流、信息、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产生了更高的内在需求，大城市完善的城市功能以及强大的集聚扩散效应足以支撑现有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规模总量上看，2010年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数据下同）实现销售收入18489．7亿元，出口交货值3828．5亿元，利润1045．4亿元，分别占全省工业总量的36．3%、35．8%、34．8%。从个体规模上看，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的示范区数量从2008年的3个增至2010年的5个，分别为杭州装备制造、绍兴县纺织、萧山化纤纺织、永康（含武义、缙云）五金及宁波服装产业集群。另有4个示范区介于500亿元—1000亿元之间。从利润水平看，2010年共实现利润1045．4亿元，比2008年增长30．6%，平均销售利润率则从5．5%上升到5．75%。从集聚程度看，销售收入占当地工业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为31．8%，比2008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在创新投入方面，2010年实施R＆D投入280．4亿元，比2008年增长23%。在创新产出方面，实现新产品产值3131亿元，比2008年增长32．9%，较销售收入增速高出8．6个百分点，新产品贡献率提高日趋明显，提交专利申请数21629件，获得专利授予数18152件。在创新载体建设方面，共拥有高新技术企业393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省级204个。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显现，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品牌梯队，共有中国名牌产品96个，浙江省著名商标395个，浙江省名牌产品415个，出口名牌89个。共拥有各类全国性集群名片100多个，如宁波服装、绍兴县纺织、永康五金、嵊州领带、瑞安汽配、乐清工业电气、温岭泵业、黄岩模具等产业集群均获得了全国性产业基地荣誉称号[4]。

图6－5　浙江省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

1978年以来，浙江的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一是改革开放大大加速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得益于相关政策的调整。设市建镇标准的放宽，使得撤县建市、撤乡扩镇高潮迭起，城镇数目急剧增加；各类开发区的竞相建设更是带动了原有城市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浙江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顾朝林，2004）。据统计分析，浙江省的城镇化人口比重从1995年以来一直比较高，处于40%—50%之间，2001年略有下降，随后逐年上升，到2011年浙江省城镇人口比重达62．3%。接下来，笔者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变动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

1）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城镇化水平测试方法有很多，其中主要有复合指标法和主要指标法，主要指标法包括城镇人口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城市用地比重等，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对城镇化水平的测度都往往更偏重于将人口城镇化作为测度的关键指标。为了系统、全面地反映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克服用单一指标反映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局限性，本章在顾朝林（1999）和管卫华等（2008）研究指标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从经济、社会、人口、环境、文化五大方面，选取21个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组成各个反映城镇化水平的特征向量（表6－1），进一步计算出浙江省各个城市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关于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包括两个层面：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2001年、2007年、2012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

2）计算城镇化发展指数

（1）原始数据的处理

表6－1　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分类

由于原始数据间的量纲不同且指标间数量级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进行比较，需要统一指标量纲和缩小不同指标间的数量级差，笔者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指标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有直线型、折线型、曲线型三种。根据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指标体系的特点，这里采用直线型处理方法，即原始数据与处理后的数据属于线性关系，其标准化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时，采用上限测度：

反向指标时，采用下限测度：

其中，xij为i指标历年的原始数据，Xij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这类转化属正规化［0，1］转换，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使各指标原始数据经转换后，其幅度压缩在［0，1］之间，且各指标内衡量数据间离散程度的特征值最小。

（2）确定指标权重

在多指标评价体系中，指标权数的确定方法有很多，基本上归为两大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有专家评判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熵值法等等。一般来说，某评价指标与其他评价指标信息重复越多，说明该指标的变动越能被其他指标所解释，因而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小，所以应赋以其较小的权数；反之其权数应大些。鉴于此，可根据指标所重复信息的大小来确定权数。两个指标间的重复程度可以由它们的简单相关系数来反映。对于多指标综合评价中要用一个指标与其他指标间的复相关系数来衡量，能消除多个指标间的共线性影响，能较准确地反映单项指标与其他多项指标间的总的重复信息量的大小。（陈述云，1995）用复相关系数法赋权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先求出p个评价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R：

第二，假定要计算第p个指标xp与其他p－1个指标间的复相关系数，则对矩阵作如下分解：

其中，Rp－1是其他p－1个指标x1，x2，…，xp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p＝（r1p，r2p，…，rp－1p）′是一个p－1阶的列向量。此时，xp对x1，x2，…，xp－1的复相关系数为ρp：，方程（6－4）中是相关系数矩阵Rp－1的逆矩阵。仿照上面的方法求出其他p－1个复相关系数ρi（i＝1，2，3，…，p－1）。ρi越大在评价中的作用越大，反之越小。将复相关系数求导数并作归一化处理得到指标的权数wi。(www.daowen.com)

（3）比较浙江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通过对浙江省11个城市的21个指标计算得出这些城市在2000年、2006年以及2011年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如图6－6所示。整体而言，浙江省所有城市的城镇化水平都是在逐年提升的。从发展速度来看，杭州的城镇化水平在全省最高，发展速度也最快，从2000年的0．501上升到了2006年的0．97；其次是宁波，城镇化综合指数从2000年的0．39上升到了2011年的0．78，仅次于杭州；温州排在第三位，超过0．60；嘉兴、绍兴和金华发展水平相当，分别为0．48、0．49和0．48，其中绍兴的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主要动力来自于杭州和上海的辐射效应。衢州、丽水、舟山与其他地区相比，发展相对缓慢一些，尤其是丽水从2000年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是0．17，到2011年也只有0．30，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0．51。

图6－6　浙江省各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比较

3）浙江省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联度

本章采用灰色关联度法来分析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对态势发展变化的分析，也就是对系统动态发展过程的量化分析，它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者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之间的强弱、大小和次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设系统行为序列为

对于ξ∈（0，1），令

其中，ξ称为分辨系数。γ［x0（k），xi（k）］为Xi与X0在k点的关联系数，γ （X0，Xi）称为X0与Xi的灰色关联度。（刘思峰和谢乃明，2008）

通过计算结果发现，浙江省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省内的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转移密切相关（表6－2）。工业化初期由于城市的集聚效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都在大城市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大城市集中。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城市的第三产业开始兴起，加上比较成本上升和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在省内出现了从大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城镇的产业转移，这种转移的结果导致浙江省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传统制造业发展重心从大城市转移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地区转移，由于城市外围地区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并使得大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产业、人口的聚集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商业、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第三产业带动各种专项市场的建立，直接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同时，大城市在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内部的主导产业，这类产业所吸纳的外来人口已经不再是跨省转移过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那些属于高级生产要素的技术人才。特别是浙江省的轻纺工业非常发达，轻工业相比于其他重化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对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更显著，这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6－2　城镇化与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及就业比重的灰色关联度[5]

从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是如果没有产业集聚，人口集聚也很难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已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反过来，城镇化发展必然要求产业结构随之相应调整。城镇化发展的不同水平预示着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一般情况下，工业化的早中期，城镇化发展主要是依靠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拉动；在工业化后期，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速度开始快于第二产业，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第三产业也越发达。

投入产出表又称部门联系平衡表，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Leontief）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并研究和编制的。投入产出表是反映一定时期各部门间相互联系和平衡比例关系的一种平衡表。根据不同的计量单位，分为实物表和价值表；按不同的范围，分为全国表、地区表、部门表和联合企业表；按模型特性，分为静态表、动态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经济理论界和一些高等院校尝试研究投入产出技术，但在“文革”期间被迫中断。1974年，由于研究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需要，由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原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联合编制了1973年全国61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投入产出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为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管理，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明确规定每5年（逢二、逢七年份）进行一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同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198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成功标志着投入产出技术在我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编制了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全国投入产出基本表。除西藏以外，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国家同步编制本地区的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技术不仅在我国宏观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应用也在逐步开展。目前，已有一些企业编制了企业投入产出表，并运用于企业计划、生产、成本等管理工作中。

米勒（Miller，1963）最早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研究不同区域间的反馈与溢出效应，他提出通过两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度区域间反馈效应的差分算法，为后来研究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奠定了基础。朗德（Round，2001）提出了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溢出和反馈效应因素分解的加法分解式和乘法分解式，并得到广泛运用。米勒模型建立在两区域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上，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矩阵如下：

其中为区域j不同产业单位产品中来自区域i各产业的中间投入分别为两区域的最终产品，X1、X2分别为两区域的总产出。下标d表示国内产品的流动，说明只讨论国内区域间的溢出和反馈效应，进出口因素没有放入矩阵。对方程（6－7）运算后整理得到Miller模型的初始形式：

把方程（6－8）看成是一个包含了两区域总产出的方程组，求解可得到两区域总产出的表达式：

两个方程的右边分别有两项，以方程（6－9）为例，表明区域1的总产出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项是为满足本区域最终需求而诱发的本区域总产出增加，其包括区域内部门间的相互作用效应与区域间的相互作用效应；第二项是为满足区域2最终需求而诱发的本区域总产出增加，即是区域2最终需求的变化对区域1总产出的一种溢出效应。以方程（6－9）为例，将区域1的列昂惕夫（W．Leontief）逆矩阵提出，则模型变化为如下形式：

方程（6－11）右边第一项说明的是区域1最终需求通过区域内乘数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带来的本区域总产出增加，第二项说明的是区域2最终需求对区域1总产出的影响。令

其中，M1为区域1的列昂惕夫逆矩阵，用于测度区域1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反映了区域1最终需求增加时，区域内不同部门间相互影响所带来的区域1总产出的增加；M2同解。S12考察区域间的溢出效应，表示区域2对区域1的溢出效应；同样，S21表示区域1对区域2的溢出效应。F1考察区域间的反馈效应，F2作同解。由此可见，区域间溢出效应依赖于区域内乘数效应，而区域间反馈效应依赖于区域间溢出效应。将上述相关项代入方程（6－11），即可得到其简化形式：

由此可将方程（6－7）变换进行乘法分解：

朗德（Round，2001）进一步对方程（6－14）进行加法分解，更直观地把三种效应表现出来：

方程（6－15）最后的等式包含的三项分别表示区域内乘数效应Mi、区域间溢出效应Sij Mj和区域间的反馈效应（Fi－I）Mi。在两区域的投入产出模型中，三种效应计算出来都表现为一个n阶矩阵，反映了一个区域的每一个产业对本区域或另一个区域各产业的影响。参照利用列昂惕夫逆矩阵测算产业后向联接系数方法，对n阶矩阵列向量求和即得到每一个区域各产业的三种效应。

以往对产业转移的研究侧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定量分析。一方面是由于数据可得性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太多。为什么要转移？怎么样转移？哪些产业转移？这些都是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厘清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是有效实施产业转移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投入产出技术一直是研究区域内和区域间产业关联的一个有力工具，国家信息中心于2005年编制了我国第一份8大区域[6]17个产业部门[7]的投入产出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联系的研究。在这个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潘文卿和李子奈（2007）对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8]间的溢出与反馈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但他们把全国划分为两区域过于简单和粗糙，无法更详尽地剖析区域之间的产业互动关系。随后，彭连清（2008）也是基于这个投入产出表分别对中国8大区域的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以及增长溢出效应进行研究。他们都是采用Miller－Round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是：①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溢出效应总体上还比较弱；②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有着较强的区域内联系，表明沿海地区产业的高度集聚促进分工和产业协调，内陆地区的产业分布相对分散，降低了产业间的关联性，也降低了对整个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③内陆地区对沿海区的外溢效应高于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外溢效应，说明沿海地区大多数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内陆地区的贡献；④中部区域与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都较紧密，获得的溢出效应最大；⑤东北和西南地区则相对封闭，外溢和受溢效应都很小。

本章根据《2002、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投入产出表并采用Miller－Round模型计算了2007年的8大区域17个产业部门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如图6－7所示。乘数效应越高意味着这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较强，溢出效应越高说明这个地区对外界的影响程度越大，反馈效应越高说明外界对这个地区的贡献越大。整体来看，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的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都是比较高的，说明它们不但自身经济发展较快，与外界产业关联也比较密切。根据产业关联的紧密程度看，东北地区和北部沿海对京津地区的溢出效应较高，分别是2．74和12．08；东部地区对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比较高，分别是5．32和4．23；南部沿海对西南地区的溢出水平比较高是5．25；中部地区对东部沿海的溢出效应也比较高是5．39。西北和西南地区由于受到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都较低，部分解释了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同时，地理位置上相邻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程度要比不相邻的区域高。

彭连清和吴超林（2009）专门测算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和区域间的溢出与反馈效应。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内部各区域之间产业关联度较高，区域内乘数效应大；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各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度较低，尤其是西部地区产业分布分散，区域内乘数效应小；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中西部地区溢出效应较低，而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溢出效应较高（图6－8）。

图6－7　2007年中国各区域内外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

（源自：根据《2002、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2012）计算得出。）

图6－8　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内外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

（源自：彭连清：《我国区域间产业关联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的视角》，《工业技术经济》2008年第4期，第62—68页。）

根据区域内乘数效应的大小，可以辨别出三大区域的主导产业（表6－3）。通过分析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发现，东部地区轻工业占主导，中、西部地区是重工业占主导；东部地区主要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相似的产业特征，并且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

表6－3　中国8大区域内的主导产业

（源自：根据《2002、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2012）计算得出。）

从区域间产业溢出的种类看（表6－4），东部地区对中部地区溢出主要都是资源密集型产业，中部对东部溢出效应最大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表明东部对中部地区的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中部对东部的技术有很强的依赖性。西部地区除了对东部地区有较强的技术依赖性外，对优势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较强的依赖，而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溢出效应比较大的也是资源型产业。中部与西部地区虽然同为内陆，地缘相近，但彼此经济联系却很弱，相互带动作用很小，甚至各自与东部地区的联系都要强过彼此间的联系。相比而言，西部对中部的溢出效应要大于中部对西部的溢出效应，并且溢出的产业特征非常相似，说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同构性强，互补性低，缺少协调和分工。研究还发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向内地欠发达地区溢出的产业不一定是溢出地区的主导产业，但溢出的产业大多是受溢地区的主导产业，内地欠发达地区向沿海发达地区溢出的产业主要是溢出地区的主导产业，并且与受溢出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成互补。这充分说明东西部或者沿海内地的产业结构存在水平差异，发达地区没有向欠发达地区溢出主导产业是因为那些知识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欠发达地区缺少发展的基础，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待升级，高级要素有待集聚。

根据上述分析，对未来产业转移的启示：一是东部要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加强对中部和西部的溢出效应；二是中、西部之间要加强产业联动效应，降低低水平的产业同构；三是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内部要提高产业集聚效应，同时要增强集群间的分工与合作；四是中、西部地区要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由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

通过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能够加深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效带动落后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资源全面紧缺的状况。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土地、水电等生产资源出现瓶颈，沿海地区开始以“腾笼换鸟”为主要动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这对中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来说是个契机。东西部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属于东西部互动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陈栋生（2008）认为东部发达地区附着于既有产业上的资金、技术等资源，由于当地要素成本上升或市场渐趋饱和，要素报酬率呈下降趋势，追求要素高报酬率或开拓市场成为驱使要素外溢、寻求投资新空间的动力。事实表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越大，市场主体越发育，要素外溢的愿望就愈强烈，外溢规模就越大。东、中部地区的资金、技术等进入西部地区，不仅带动了西部地区投资的增长，加快了西部优势资源的开发步伐，盘活了部分闲置的存量资产，推动西部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还使那里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理念不断与时俱进，促进了西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收缩和使用方向的调整，今后西部大开发的资金将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社会资本，除了西部本土民间资本的培育、外资的引进以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东（中）资西进，特别是东（中）部民营资本西进的强度。

产业转移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9]。

第一种模式是“众星捧月”式的群体投资模式。就是以龙头企业为核心，联合配套的中小企业进行群体投资，在该模式的企业成员中，只存在一个中心成员，其他成员都为该成员提供配套和服务，核心成员专注于上游产品的技术研发和下游产品的市场开拓与销售服务，类似于卫星平台式的产业集群投资。这种模式的现实操作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从分散走向集中的群体投资模式。将原来完全分散的供应链企业通过核心企业的带动吸引到同一个地方，在那里实现供应链企业的集聚发展。第二，从集中走向集中的群体投资模式。将原来集中发展的供应链联盟企业共同向同一个地方投资，实现集中发展。如重庆璧山县有80多年的制鞋历史，但长期陷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低档鞋的困境，温州奥康集团进入后建立“鞋都工业园”“西部鞋材交易中心”等集聚平台，吸引浙、闽、粤等地的数十家制鞋厂和数百家商户入驻，使璧山一跃成为集制鞋、展示、交易、物流、储运于一体的“西部鞋都”，为当地提供了数万个就业岗位。2007年，全县财政收入达到10亿元左右，是2002年的3倍多。第三，介于两者之间的群体投资模式。一些龙头企业带动一部分供应链的主要成员企业共同到一个地方投资，通过抱团经营的方式不断壮大规模，并引起当地企业产生联动，在当地产生许多新的配套企业。比如，浙江宁波的奥克斯集团带领省内的10家空调配套企业在江西南昌集中投资，结果南昌和其他地区的配套企业应运而生。

第二种模式是以价值链为主导链接的群体投资模式。这种模式中的内部企业之间表现为“供应商—用户”关系，企业之间有明确的专业分工，从最初的企业到最终的企业之间不断进行产品的深加工，群体企业之间有连续追加价值关系的活动。这种模式有利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一般机械、食品加工、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文化用品等实现跨区域投资。由于这些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都相对较低，属于工业化初期应该主要发展的产业，比较适合中西部地区一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

第三种模式是以生产要素共享为主导链接的群体投资模式。这种模式的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流程不长，产业价值链比较短，没有必要产生复杂的产业加工，群体企业共享共同原材料，生产相同或者相似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技能也要求具有相似性，所以在共享原材料的同时，更可以共享无形资源，如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等。

2008年初，胡锦涛同志到安徽省视察时指出，“安徽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主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不断加强同兄弟省份的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和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从2009年2月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安徽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式启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编制工作。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范围为安徽省长江流域，成员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9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县、金安区，共59个县（市、区），辐射安徽全省，对接长三角。2010年1月，国务院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这是安徽第一个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规划，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而制定的第一个专项规划，是国家促进产业转移、加速中部崛起、协调区域发展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提出了构建“一轴双核两翼”的产业布局：“一轴”包括安庆、池州、铜陵、巢湖、芜湖、马鞍山6个沿江城市，构筑沿江产业“发展轴”；以合肥和芜湖为“双核”，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提升产业集聚和创新能力；“两翼”包括滁州和宣城，充分发挥两市毗邻长三角等优势，形成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沿。在合肥的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开工才半年的京东方第六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正加紧建设。随之而来的八代线建设也将启动，使合肥成为液晶平板显示器生产基地。2009年，合肥创新能力进一步释放，家电业的专利申请量已居全国前列。在芜湖，依靠自主创新发展起来的奇瑞汽车已发挥出对产业转移的“牵引力”，集聚了300多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其中70%来自长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不是简单复制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重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2012年，示范区生产总值11396．7亿元，增长12．9%，占全省的66．2%。示范区全部工业增加值5709．4亿元，增长15．6%，38个行业中增加值同比增长的有34个，14个行业增幅超过20%。示范区规模以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41．7%和42．5%，产业承接成效显著。示范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8亿美元，增长25．6%，占全省的70．4%。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3202个，实际到位资金3535．8亿元，占全省的67%，增长23．1%。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390个，占全省的67．8%，到位资金1461．2亿元；加工制造业项目2150个，到位资金2186．4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270个，实际到位资金458亿元。歌斐资产管理项目、高铁站南现代服务产业园项目、第8．5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香江商贸物流项目、皖中国际商贸城项目、宝湾国际物流中心项目等一批超过百亿元大项目先后落户示范区[10]。

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为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指导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完善合作机制，优化发展环境，规范发展秩序等提出意见。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以下简称《转移目录》）。通过《转移目录》明确各地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产业区（带）和优先承接发展的产业，引导产业流向比较优势更突出的区域，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落实。着力强调对产业转移的引导性，体现区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与现行政策取向的一致性，避免盲目转移和无序承接的现象，指导区域间错位发展，推动产业转移从无序走向有序。在主体功能区战略框架下，综合考虑能源资源、环境容量、市场空间等因素，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工业生产力布局。《转移目录》支持依托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重大项目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鼓励沿海地区积极承接利用进口资源和技术的重大项目。以产业链为纽带，以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为主要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建设一批承接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合作的典型示范园区。

江西的鹰潭工业园区成立于2001年6月，于2002年7月动工建设，是省级开发区。鹰潭工业园区地处城区西南3公里处，属城规高桥新区组团，规划区面积31．49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8．5平方公里。目前已基本完成水路、电路、排水、排污、通讯、有线电视及场地平整等“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鹰潭工业园区现有企业380家，其中工业企业134家，非工业企业246家。在工业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57家。初步形成以光宝科技、万宝至实业、金田铜业、兴业电子为骨干的铜精深加工及铜关联产品生产，以三川水表为龙头的机械制造，以梦娜袜业、美运鞋业为重点的服装织造，以中粮公司、天施康药业为核心的医药食品，以同人电子为主导的新能源五大产业集群。2006年以来，鹰潭工业园区强势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主要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发展面貌日新月异。200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亿元，比上一年翻两番，财政收入4700万元，比上一年翻一番。201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4．9亿元，同比增长37%；工业增加值37．8亿元，同比增长11．4%；财政收入12．05亿元，同比增长74%；固定资产投资53．8亿元，同比增长40%；外贸出口17400万美元，同比增长50%；新增就业岗位8000个。鹰潭工业园区五大产业集群中，铜产业是支柱产业，也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中铜材加工占90%。目前已集聚的铜加工企业，已建成或在建的铜材加工能力60万吨以上，特别是中国企业500强之一的宁波金田铜业集团公司、国内铜板加工前三强之一的宁波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落户，大大强化了鹰潭工业园区铜产业的集聚度和辐射能力。接下来将大力引进电线电缆、水暖卫浴等铜精深加工企业，动工建设铜期货交割仓库，加快培育铜现货交易市场，建立铜科技研发平台，投入使用国家铜及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大力发展铜文化创意产业，努力打造世界级铜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在鹰潭工业园区的300多家企业中，有1／3是浙商投资创办的，如江南金田、鹰潭兴业电子、宏磊铜业、海燕实业、瑞兴铜业、同心铜业、江南铜业、龙飞铜业、江南梦娜等；在鹰潭工业园区历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当中，浙商投资企业占较大的比重；在支撑鹰潭工业园区的铜材加工业中，有90%左右的铜材加工量是浙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因此，鹰潭工业园区既是鹰潭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承接浙江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

本章主要介绍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很多，主要概括为两方面：外力和内力。外力包括产业转移和区域分工；内力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动力，工业化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任何滞后或者超前都会产生矛盾并且阻碍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心地区的产业升级使衰退产业向外围地区转移，而外围地区由于制造业的进入使得当地的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使外围地区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由原来的乡镇向中小城市迈进。在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下的“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结构的不断复制、演化，是整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并向着区域城市体系的更高等级发展。原来的核心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摆脱依靠第二产业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路径转向依靠第三产业发展推动，不仅体现了人口城镇化，即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同时，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地域空间结构都向更高层次迈进。以浙江省的城镇化历程和块状经济发展为例，说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如何助推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就不同区域而言，城镇化水平较高且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引发产业转移，通过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加强互补和联系，实现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加强产业联动，既增加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也可降低中西部之间低水平的产业同构。中西部地区要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应当加速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同时提高产业集聚效应，增强集群间的分工与联系。

[1]浙中城市群范围为金华市行政管辖区，包括婺城区、金东区、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兰溪市、浦江县、武义县、磐安县9个县市区，土地总面积约1．09万平方公里。同时，考虑到城市群功能的完整性，缙云、龙游和诸暨南部被列为浙中城市群协调区。浙中城市群的空间布局模式为“培育核心区域、主轴线适度聚合、网络型发展”，其中核心区域由金华、义乌城市和金东－义西南战略培育区为主体构成，金义为主轴线，基础设施网络连接。

[2]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中通过分析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生产与资本资料工业生产的比例关系，得出了霍夫曼系数：霍夫曼系数＝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实际计算的时候通常用轻工业增加值与重工业增加值之比，数值越小表明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化水平也就越高。

[3]“浙江省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

[4]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吴家曦、陈建忠、陈利华：《加快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浙江经济》2011年20期，第36—39页。

[5]灰色关联度计算是由2000年、2006年和2011年的城镇化水平与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灰色关联系数加权得到。

[6]东北区域（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区域（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区域（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区域（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区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区域（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和西南区域（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和西藏）。

[7]农林牧渔业，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化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品冶炼及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及蒸气热水、煤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货物运输及仓储业，其他服务业。

[8]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陆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藏。

[9]根据“赣浙产业互动论坛演讲辑录”中徐维祥教授的讲话整理得出。

[10]统计数据来源于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公布的《2012年皖江示范区经济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