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布局上，各类经济要素迅速向城市集聚，特别是向沿海大城市集中，这是市场配置资源在经济布局上的客观反映。当前区域协调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二是如何统筹城乡，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本章主要内容是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从区域和城乡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分别讨论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地区差距不仅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省和自治区之间，也表现在省、自治区内部，一般说来，区域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大于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地区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的快慢和城乡差距的问题。（王梦奎，2004）本章将通过计量模型验证城乡差距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地区差距总的变化趋势是“三落三起”，而且每一次起落均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1]。第一次起落对应的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初到“大跃进”结束，第二次起落是从“大饥荒”之后的恢复期到“文革”结束，第三次起落是从农村改革到深入的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平等程度开始大幅度上升。坎布尔和张晓波（Kanbur 和Zhang，2003）采用了1952—2000年间中国28个省的城市和农村的真实人均消费数据，计算全国的真实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和GE指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6年不平等指数相对较低也较稳定，多数年份呈下降趋势；之后，“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不平等指数急速上升，并在1960年达到第一个峰值；“大饥荒”之后的恢复时期，不平等指数下降，于1967年达到一个最低点；随着“文革”的进行，不平等指数上升，并于1976年达到第二个峰值；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不平等指数又有所下降，并于1984年再次到达一个最低点；之后，一直上升，到2000年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点，相比于1956年的历史最低点提高了约70%。催（K．Y．Tsui）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分析发现，在1952—1970年期间中国区域差异变化不明显，但是在1970—1985年期间区域差异扩大了。（Tsui，1991）莱昂斯（Lyons，1991）分析了1952—1987年期间中国各地区人均净产值差距的变化，发现在“大跃进”（1958—1960）和“文革”（1966—1976）时期差距扩大，但1978—1987年期间差距缩小。更多的研究集中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大部分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呈现先短暂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呈现持续扩大的“U”字型的变化过程。李小建和乔家君（2001）进一步发现，1990—1998年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缩小，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则出现扩大。王铮和葛昭攀（2002）发现中国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差异变化较小。刘夏明等（2004）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认为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90年代呈上升趋势，主要来自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差距。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南快北慢，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吴殿廷，2001）陈钊（1999）研究得出我国发展速度由南向北递减，南北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由南弱北强演变为南强北弱。

通过比较不同区域人均GDP的增长水平（图3－1），东部地区明显增长最快，人均GDP由1990年2200元增长到2011年的53141元，增长了23．16倍；其次是东北地区，由1990年的2383元增长到2011年的41378元，增长了16．36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接近，相对比较缓慢。但是增长最快的东部地区和最慢的西部地区相对差距从1．43扩大到了1．92，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趋势非常明显。现有的大部分研究是关于区域之间的比较，而忽略了区域内部的差异。事实上，了解区域内部差距对于解释区域之间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利用变异系数来看各个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图3－2），变异系数本身就是反映样本数据离散程度的指标，其数据大小不仅受变量值离散程度的影响，而且还受变量值平均水平大小的影响，如果变量值平均水平高，其离散程度的测度值也大，反之越小。从图3－2可以看出，东部、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反而最大，中部地区最小；但是从每个区域的纵向发展来看，东部、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距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而西部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果按照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东部地区应该处于倒“U”型曲线右边的下降阶段，而西部正处于倒“U”型曲线左边的上升阶段。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三大增长极，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当增长极的辐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就会拉动整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西部地区也会经历由低水平的均质化状态逐渐转变为内部差距先扩大再缩小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图3－1　中国四大区域人均GDP的比较

注：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②东部：山东、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北京、天津、河北、海南；中部：安徽、湖南、河南、湖北、山西、江西；西部：四川、云南、甘肃、重庆、贵州、西藏、青海、宁夏、广西、新疆、陕西、内蒙古（重庆1997年开始成为直辖市，之前的数据并入四川计算）；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③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省的数据不包括在内；④表内数据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得到。

图3－2　中国各区域内部的人均GDP差距[2]

（数据来源：1992—2012年版中国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

计算各个区域的变异系数V。

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入高，消费也高，所以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的地区差距应该表现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产出中并不是所有都分配为个人的收入，而人均收入中的一部分又转化为了储蓄（或投资），所以用人均GDP衡量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只能部分解释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

地区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组成的集合体，也可以说是地区间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的差异。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宏观研究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观点，所谓静态观点是指通过统计方法来描述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指标，如人均卫生支出、平均受教育年龄等，甚至构造了系统的指标体系。动态观点是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假说来分析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收敛假说为这类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也正是过去几十年中有关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的核心所在。这一假说的主要思想是，具有相似技术和偏好的经济体最终会具有相同的稳态，而它们暂时表现出人均产出的不同是资本劳动比不同的结果。但是由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这一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核心假设[3]，在给定的储蓄率下，较低的资本劳动比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在理论上可以预期有更低的人均产出的欠发达经济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种不以经济的任何其他特征为条件，在人均量上穷经济体比富经济体增长更快的假说，被称为绝对收敛（Barro和Sala－i－Martin，1995）。从经验研究角度看，一些以世界各国1960到1985年间经济增长经历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拒绝了这一假说，而在更为同质的经济体集团中，如OECD各成员国、美国本土各州，以及世界上最贫穷的十多个国家中，绝对收敛得到确认。这种经济结构相近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趋于绝对收敛，而与其他类型的经济体趋于发散的情形被称为俱乐部收敛（Ben－David，1997）。而如果容许各经济体之间存在异质性，也就是认识到不同的经济体可能具有不同的稳态，那么初始人均产出更高的经济体仍然有可能比更低的经济体增长快，只要其离开自身的稳态更远。当然，新古典模型确实预测了每个经济体收敛于其自身的稳态，而且这一收敛速度与其离稳态的距离成正比。所以这种在控制了稳态决定因素后，一个经济体离其稳态越远，经济增长就越快的思想被称为条件收敛（Barro和Sala－i－Martin，1995）。条件收敛的意义在于，为了分离出所预测的增长率和初始位置之间的反向关系，应该控制的决定因素，以经典的索罗－斯旺（Solow－Swan）模型来看，它们包括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折旧率、生产函数的水平以及能够有效地移动生产函数位置的各种政府政策和制度因素。那么检验收敛假说的主要方法就是回归。研究中采用的回归方程式的设定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严格按照索罗－斯旺模型将人均产出在其稳态进行附近对数线性展开，得到（3－1）式的回归方程式：

其中，yi，t－T为起初的人均GDP，yi，t为期末的人均GDP，T为时间跨度，β被称为收敛系数，它表示yi，t以怎样的速度接近yi＊，一个显著的正的β意味着初始人均收入低的地区比初始人均收入高的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快，即确认了绝对收敛假说，β越大表明收敛趋势越强。这也是这一类收敛通常被称为“β收敛”的原因[4]。而且利用e－βt＝1／2，笔者还可以计算出差异消除的半衰期t，其含义是，如果未来各地区增长仍然保持样本期间的模式，那么未来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缩小一半大约需要的时间。为了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对收敛的影响，经验研究中通常包含一个或者一组控制变量Xi，t，从而得到方程（3－2）：

由于方程（3－1）和（3－2）的估计涉及非线性回归和面板数据的处理，同时更重要的是，截距项常数α意味着各地区具有相同的稳态值和时间趋势，所以大部分试图检验条件收敛假说的经验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基本的方程式设定为（3－3）式或者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方程（3－4）：

在方程（3－3）中，gi表示第i个地区在考察期间的经济增长率，lnPGDPi是第i个地区初始人均GDP的对数值，α0为各地区都相同的截距项，Zi为那些会影响第i个地区稳态值的因素在期初的值，Xi表示一组会影响增长的其他因素，如经济结构和政策因素。方程（3－4）中各相应变量的含义与方程（3－3）相同，时间下标表示考察该变量在第t年的值。此外，如果将α0和ψZi，0合并，就会得到一个各地区都不相同的截距项αi，它代表不同地区之间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并考虑了回归方程中未度量到的地区特定因素。η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用于控制在相同时间对所有地区都可能造成影响的暂时性冲击或者政策变化。虽然此时的α1已经不同于方程（3－1）和（3－2）中的收敛系数β，但是如果α1显著为负，同样说明经济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从而确认收敛假说。

对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性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步展开，大部分采用上述框架并利用中国省际宏观数据进行研究。魏后凯（1997）运用巴罗回归方法分析了1978—1995年的中国区域收敛性，认为1978—1985年各地区人均GDP增长收敛的速度相对较快，而1985—1995年不存在收敛性，总体而言，1978—1995年存在收敛，β系数约为2%。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证明了中国存在绝对收敛，而非条件收敛，因为在加入结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后，β系数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蔡昉和都阳（2000）运用泰尔指数（Theil entropy）分解的方法证明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在内部形成收敛，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俱乐部收敛。沈坤荣和马骏（2002）对1978—1999年三大地区各自内部的经济收敛性进行了巴罗回归，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均呈显著收敛，收敛系数约为2%，但西部地区的收敛系数不显著，如果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区域虚拟变量，该变量统计上是显著的，据此认为我国存在俱乐部收敛。林毅夫等（2003）在巴罗回归的基础上，控制住发展战略特征，对1978—2000年29个省区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存在条件收敛，并讨论了其收敛机制。王小鲁和樊纲（2004）比较了改革期间东中西GDP增长率的差异，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西部平均增长率比东部平均增长率约低1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约低2个百分点。刘夏明等（2004）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对1952—2001年三大地区内部以及地带间人均产出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而中部地区和三大地区间不存在收敛性。刘强（2001）对新古典收敛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存在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但新古典收敛机制并没有起作用，原因在于劳动力迁移使得资本劳动比率没有出现应有的变化趋势，而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重要诱发因素，将有助于解决区域差距。邓翔（2004）提出国家和地区经济收敛存在四种机制：资本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一体化，并探讨了TFP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虽然上述研究在样本时期或控制变量上各有不同，但得出的基本结论较为一致。从全国水平来看，中国省际人均GDP从1952—1965年存在弱的绝对收敛，1965—1978年则出现明显的发散。因为在1978年以前是计划经济时代，地区间资本流动完全受中央政策支配，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也因户籍制度而受到限制，因此从理论上说，对1978年以后的地区差距进行新古典的收敛检验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控制各省在人口和地理、经济结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之后，平均而言，1978年至今，初始人均产出较低的省份比初始人均产出较高的省份增长更快，从而确认了改革至今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假说。在绝大部分研究中，地区虚拟变量的影响都十分显著，地区之间差异不断扩大没有显著的收敛趋势而地区内部存在俱乐部收敛。并且较高的人力资本禀赋、要素投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较高的农业比重、国有企业比重、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则不利于经济增长。正是这些因素导致绝对收敛假说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成立，其中一些变量对收敛的影响与所处阶段有关。1978年之前，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初始农业比重高的省份经济增长得慢，初始农业比重在1952—1978年间是导致发散的因素，在1978—1980年代中后期则一度成为促进收敛的力量。改革之前较高的国有企业比重往往意味着较高的物质资本存量，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改革之后它反而成为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就中国而言，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代社会实践中，区域经济发展都涉及非均衡问题，适度的区域非均衡是促使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过大的差距肯定会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一直为人们所重视。目前，分析中国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

宏观意义上的区位条件是一个地区的成长历史、要素禀赋、变动格局以及外部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反映，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东部地区临海，天然海港众多，区内江河纵横，交通条件十分优越，地势平缓，土壤肥沃，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气候和生态环境较好，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中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重工业基础好，也是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集中地。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中水资源、矿产资源已探明的储量位居全国之首，但地质地貌复杂，丘陵、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间，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脆弱，交通十分不便。东、中、西部之间的这些差异制约了各区域的经济活动和产业选择，直接影响到它们在区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由于它们之间的分工主要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价格导致中西部省份与沿海省市在初次产品交换中利益不平等，可以通过中央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在再分配时保证区域之间利益的相对平衡。改革开放后，对轻工业产品的价格改革先于其他工业产品和农产品，而原先的区际分工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所以区际贸易在东部地区处于有利地位，而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利地位，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收益不平衡。尽管在全国范围内，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有非常显著的区位优势，但是在发达地区内部各个省份的区位比较优势也不尽相同，越是临海和靠近经济中心城市的地区，经济就越发达。比如，虽然江苏、浙江只有部分区域临海，但是，江苏的苏、常、锡以及浙江的杭、嘉、湖因为靠近上海而经济最发达。沿海发达区域还有许多省份在“宏观区位”上有绝对优势，但在“微观区位”上处于相对劣势，如不直接靠海或建港条件较差（如江苏的海岸线大都是滩涂）、与区域中心城市相隔较远联系不密切，这些都制约了发达地区的欠发达省份的快速发展。

2）制度安排和区域政策的差异

国家的区域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施了以工业为主的沿海与内地均衡布局战略，初步改变了历史上形成的工业过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在设计财政体制变动时，不是以税源增长为依据，而是以1年或前几年的财政收支平均数为依据，这样无疑会使财政支出规模较大、经济增长潜力较高的东部地区获益，而财政支出较少、经济基础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受损。国家对外开放、建设资金的投向以及优惠政策不断向东部倾斜，从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到设立沿海14个开放城市，开辟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等沿海经济开放区，设立保税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同时通过大规模地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开展对外贸易，沿海地区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中西部地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获得对外开放的机会，即开放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由于开放的时间晚、范围小、程度低，加上这些地区原来的经济基础薄弱，使得对外开放政策对内地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地方政府的动态博弈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地方政府在稳定区域经济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如加强汇率管理、颁布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财政支出和税收水平、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行为等。在实践中，东部地方政府市场动态博弈能力远远超过中西部。此外，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东部沿海率先步入市场经济，建立起较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东部企业率先进行改革，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以资本为纽带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运作体系；并率先进行劳动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职工持股、技术和管理入股以及高层管理人员年薪制和最低工资标准等。但中西部地区改革的进程相对滞后，国有企业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迟缓，因此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3）经济结构转换的差异

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还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践证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对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较发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差距极大。2010年，东部三大产业的结构比率为6．3∶49．37∶44．33，中部为13∶52．4∶34．6，西部为13∶50∶37。不难看出，东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而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仍然占很大比重。从工业化进程看，东部地区各省市已大部分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基本实现工业现代化。而中西部地区各省区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或者由初期向中期转换阶段，中西部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层次比较低，产业间的关联度比较弱。范剑勇（2008）认为地区差距扩大与产业结构失衡、非农产业集聚有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已形成了资源要素“投入—产出”的良性累积循环机制，极大地促进了东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高投资率—高回报率—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成为推动东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强有力杠杆。而中西部由于投资收益率低，只能通过向东部地区输出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换取昂贵的制成品，这种不平等交换使中西部地区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

4）社会基础的差异

社会基础主要包括区域的人口状况、科教文化水平、思想观念及创新能力等。人口增长一方面为区域发展提供充裕的潜在劳动力；另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也会使人均经济总量水平降低，对区域经济增长起抵消作用。考虑区域分工定位及市场需求的影响，我国人口增长对沿海省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要比对内地省区小。人力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从数量上看，由于改革初期国家政策对东部地区倾斜使东部地区快速崛起，大量人才从全国各地涌入东部，出现“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非常严重，以至于后来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倾斜，如加大建设资金投入、财政转移支付、金融信贷支持及税收优惠，扩大对外开放等，但终因为人力资本因素的区际差异而导致部分政策的成效不明显。从质量上看，人力资源的质量可以通过教育来大大提高。区域科教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区域开放与区域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改变区域人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增强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的。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明显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商品经济的思想萌芽早，改革步伐快，现代文明程度高，人们具有很强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理念。中西部地区长期受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改革步伐迟缓，致使经济发展的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西部本身教育相对落后，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留不住，外地的人才更无法吸引过去，因此，人口增长过快和人口素质普遍低下已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5）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

城镇化水平在地区之间的差异逐渐扩大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原因。陈瑾玫（2005）专门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全国及各省的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作过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出高度正相关的关系。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有促进作用；90年代以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此外，她还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同。低收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收入较高地区。因此，加快提高落后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对于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所以解决城乡二元两极分化问题便成了解决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财、物集聚在城市区域，成为新型的城市区域经济增长极；而乡村资源相对匮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发达区域，城乡二元化在东西部地区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根据2011年统计资料表明，中国三大地区中，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是26406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是9585元；中部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是18323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是6530元；西部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是18159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是5247元。东部城镇居民年可支配年收入为西部的1．45倍，而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是西部的1．83倍；东部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5倍；而西部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3．46倍。

在我国经济布局上，各类经济要素迅速向城市集聚，特别是向沿海大城市集中，这是市场配置资源在经济布局上的客观反映。点和面的发展不平衡，己使城乡差距成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核心问题。

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个大问题。（王梦奎，2004）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步入持续增长的快车道，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均有很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绝对数从1978年的343．4元和133．6元，提高到了2011年的21809．8元和6977．3元，分别提高了62．50倍和51．23倍。人民的生活水平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由1978年的2．57拉大到2011年的3．13。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计算了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乡相对人均消费水平的算术均值，发现城乡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农村体制改革的原因而趋于缩小，但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一直呈现扩大的趋势，他们认为从表面上看，经济越不发达，城乡差距就越大。一般研究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主要是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笔者选择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之比描述城乡收入差距，并计算出中国不同区域内的城乡收入差距。从图3－3中比较发现，中国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逐年提高，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长最快，到2011年是26406元，比最低的西部地区18159元高出8247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也是东部最高，2011年是9585元，西部最低，东部比西部高出1．83倍。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都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西部的城乡收入差异一直以来都是保持在较高水平，几乎都在3．0以上，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低。

从图3－3也可以看出，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主要是由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因为区域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大于城市之间的差距，则地区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快慢和城乡差距的问题。（王梦奎，2004）城乡一体化政策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举措，它不仅与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紧密相关，更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之比为3．12∶1，2010年该收入比为3．23∶1。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人均纯收入除了用于消费和储蓄，还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除此以外，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与收入差距相对的是消费差距，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消费额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消费额从1978年的383元和132元增长到2011年15161元和5221元，都分别增长了近40倍，但是消费水平的差距没有明显缩小，2011年的城乡消费水平比仍是2．9左右；1978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345．69元、298．73元、295．11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分别为132．65元、113．51元和107．12元。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分别是22973．6元、15194．81元和15473．61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分别是8121．03元、5494．73元、4937．31元。东部的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增长了65．46倍，东部城乡居民的年消费支出比由2．60变成2．83，西部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增长了51．43倍，城乡居民的年消费支出比由2．75上升为3．13。显然，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消费水平都得到提升，但东部区域内部城乡消费差距没有像西部那样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上，还包括教育差距、医疗差距、就业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等。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足7年，相差近2倍。在教育经费方面，东部基础教育的各项教育经费指标平均是中西部的1到2倍。西部地区的农村教师队伍整体存在着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知识面狭窄等问题。农村小学教师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差，老教师不断退休，新教师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小学任教，造成农村小学教师紧缺，使西部地区教育落后的现实状况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图3－3　比较中国各区域城乡收入差距

（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全球化、市场化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加强了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集聚，造成了城乡和地区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政策上的城市倾向与区域倾向是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陈钊和陆铭，2009）城镇化作为传统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换的途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城镇化本身加强了城市的集聚经济，有扩大城乡差距的作用。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将引起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在增加城镇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同时降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从而使两部门的要素价格均等化（Todaro，1969），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多投资偏向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则相应减少，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从长期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大和更多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将使得消极影响逐渐消失，城镇化最终会使当地农村居民获益，只要他们能够充分分享与城镇化进程伴随的经济增长，城乡差距就会缩小。随着资本积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更多的需求，于是在制定城市政策的时候就会在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方面有所松动。然而，城乡政策的制定首先是保证城市户籍人口受益，使得外来务工者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上与城市户籍人口并不平等。如果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将有益于整个社会。

城市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农村主要以农业为主，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其带来的利润和收益远远低于第二、三产业，随着工业化发展，农业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也会越来越低。单从产业本身的扩张性来看，农业也处于劣势，城市内部产业的扩张性好，而农村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二产业在农村有了较快发展，但90年代以后，第二产业在农村的发展速度放缓，乡镇企业的优势不复存在，甚至出现了萎缩和停滞不前，城市内部像生产性服务业等一些高附加价值的行业快速崛起，更拉大了与农村的经济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口结构明显优化：1980年，中国出口总额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为10．8%，之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迅速提高，从2005年开始上升到50%以上，2009年达到了54．3%，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已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的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非常高，出口结构的优化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为了获得要素聚集的规模效应而集中到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从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但是，我国的西部地区却还是落后的农村经济和农村教育。传统农业代表着低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就意味着低附加价值，其带来的是落后的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而城里人先进的教育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导致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如此循环往复，城乡差距会越来越大。尽管最近几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使得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有所减缓，但仍没有出现真正的“拐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除了制度、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方面的差异，苏雪串（2002）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主要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不断下降，而城市化滞后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原因。首先，城市化滞后制约了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从农民收入来源看，主要来自农业收入和城乡中小企业的工资收入。农村居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比重虽然趋于下降，但依然是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农民来自农业的经营收入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就业人数成反比，在城市化滞后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转换速度远远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速度。其次，城市化滞后不利于城乡中小企业发展，制约农民来自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乡镇企业曾一度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在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脱节，乡镇企业竞争力低下且效率难以提高使其进一步发展遇到障碍，这也是近几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降低的重要原因。在农业社会，城市是农村的商品集散和消费中心，城市手工业与农村、农业之间的技术经济差别小，城乡相互依存。近代工业发展引起工农分离——城乡分离的基础，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和小农经济的农业在生产方式和效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直接带来了城乡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收入差距，从而引发了城乡全面分化。工业通过经济垄断和不平等的“剪刀差”，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统治和剥削，加剧了城乡分化。（陈雯，2003）目前，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即城市工业经济和传统农业经济并存，传统农业经济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在城乡不平衡增长的基础上，以农村和农业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推动了城市工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其增长路径是城乡差距带动经济增长。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使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别越来越大，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也进一步扩大，包括税收制度、福利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人口迁徙制度等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20世纪50年代是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期，当时采取的是宽松的用人制度和户籍制度，户口只有统计上的意义，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机关、团体、事业单位都可以根据生产和工作需要，自行招聘职工。在这一阶段，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并投身于城市建设，城镇化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城市面貌有较大的改观，市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此阶段内兴起了一批工业城市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中心，在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60—70年代是城镇化畸形发展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所谓的“大跃进”运动，由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出现农产品短缺，最后迫使城市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我国城镇化进程出现了倒退的状况。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家通过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和城市居民下放等措施，将城镇人口迁往农村，再加上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城，城市人口锐减，我国城镇化进程再次出现了倒退。1966年起，中国城镇化水平逐渐下降，到1972年降至最低的17．1%，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落实各项政策，纠正历史遗留问题，使各类下放农村人员大规模返城，其中仅“知青”就超过900多万。1981年，城镇化水平达到20．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1979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以农村体制改革为主，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当时实行的包产到户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不仅使粮食产量大增，也使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这为城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80年代开始，中央鼓励各地农村发展乡镇企业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要求就地安置，离土不离乡，同时，城市实行严格的“农转非”控制政策，使农村人口不能真正地转化为城市人口，这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过低的城镇化现象。回顾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虽然中央提倡发展小城镇，但是大城市的发展受到约束。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大城市、城市群都快速发展起来。2000年，城镇化发展首次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上[5]。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部分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意味着以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发展开始向城市群转变。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在内的“五个统筹”的战略思路，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乡统筹实践探索，全国各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城乡统筹规划和实践，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加快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一体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协调城乡区域发展，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在实践中，很多人将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讲，有学者认为城乡统筹是针对我国城乡之间的户籍、劳动用工、社会福利、住房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等不同政策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分割格局而提出的，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隔离，创建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融合机制。（袁政，2004）城乡统筹本质上不是纯粹的、单一的低水平均衡或平均主义，也不是转移城市资源到农村，而是促进城乡两大社会经济系统朝着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城乡差别日渐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弱化、城乡发展机会均等的方向发展（薛晴和霍有光，2010）。而所谓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其中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质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使城市和乡村建设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因而，城乡一体化应当包含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农业企业化和农民市民化等内涵。（洪银兴和陈雯，2003）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是形成统一的就业市场，城乡资源顺畅流动，共享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王开泳等，2008）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城乡两大社会经济系统从隔离走向融合的过程。城乡一体化的内容应该包括空间一体化、人口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生态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制度一体化等。（姜作培，2004）如图3－4所示，以产业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是基础，空间一体化是载体，制度一体化是保障，以人口、生态、公共服务等为内容的社会一体化是目标。统筹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其目标就是协调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6]。所以，若将城乡一体化作为城乡关系的高级状态与最终目标，城乡统筹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并围绕城乡一体化的深刻内涵采取各项措施。

图3－4　统筹城乡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

城乡关系经历了三个辩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诞生于乡村，城乡依存；第二阶段，工业革命加速了城镇化，城乡出现分离、对立，城市统治乡村；第三阶段，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乡逐步融合，走入城乡一体化。（陈雯，2003）从研究现状看，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定量研究相对比较缺乏，有不少学者根据对城乡一体化内涵的理解构造出不同的衡量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但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且统一的衡量方法。笔者主要是想突出城乡一体化当中经济层面的发展状况，但是反映经济一体化的指标很难确立。城乡一体化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城乡的协调发展，其表现形式就是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因此，可以从城乡发展差距的角度来说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即城乡差距过大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程度低，差距缩小表明城乡一体化程度提高。

统筹城乡有利于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城乡一体化则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具体实现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促进农业产业化与城乡一体化联动。农业产业化与城乡一体化的联动是二者之间内在关系要求的，是由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形势所决定的，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综合的促进作用。农业产业化与城乡一体化联动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的联动；二是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联动；三是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联动。（冯雷等，2003）其次，促进城乡中小企业和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城乡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地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扩展。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促进农村工业化、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城乡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充分利用了农村闲散的资金和资源，并吸收了城市释放的能量，为城乡之间进行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创造条件。再次，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及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非农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必然要求相应的生产和生活的空间组织形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获得规模效益和外部效益，即农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并带动城镇规模的扩大。只有通过城镇化，才能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所必需的外部环境。（苏雪串，2002）最后，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其中不仅要增加用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要增加农村道路、农村教育投入以及支持农产品储存、保险等市场设施建设。(www.daowen.com)

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是指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种动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和过程。有学者认为对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有着由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产生的动力源、动力因素和动力机制共同组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系统。内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城镇化的发展愿景和政府组织决策者的责任意识、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等。外部动力因素主要由农村城镇化与城市现代化、产业发展、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等构成。区域城乡组织和个人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获取“超额利益”被认为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也就是根本动力。（胡金林，2009）城乡一体化符合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个结构转型的过程，它既包含经济活动向空间集聚的过程，也体现工业化、城市化对城乡经济的协调作用。工业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被吸收到第二、三产业部门，并通过产业转移和分工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使传统农业向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城乡产业结构一体化就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制造业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城镇转移，同时使分散的农村工业向中小城市集聚，中心城市以发展金融、贸易、信息、服务、文化、教育等第三产业为主，中小城镇以发展制造业为主，农村以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体系支撑大中小城市对资源和要素的需求，使城市、城镇和农村在服务业、工业和农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经济体系。农村工业发展要获取集聚收益必须加快城镇化发展。具体来讲，中心城市所固有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具有引导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与重新配置的功能，是城镇化及城乡统筹的发展动力。（石忆邵，1997；郑芸，2007）城镇化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许经勇，2006），因此，城镇化可有效发挥城市和城镇在城乡一体化系统中的增长极作用，实现城乡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配置。城镇化可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他们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加深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城乡在经济、信息、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广泛融合。城市产业的扩散与转移，带动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除了工业化、城镇化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之外，空间扩散、交通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也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硬件基础。城乡空间结构是由点（城镇等点状设施）到线（交通等线状设施）构成的拓扑结构。空间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载体，在城乡区域空间结构上必须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并大力发展交通干线，构建以中小城镇为节点，交通干线为主线的区域空间结构，有效促进城乡之间商品、资金、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长期向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城市倾斜，加剧了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政府应当改变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消除城乡政策差别，实现制度一体化。根据人力资本相关理论，投资于人力资本不仅增强劳动者自身的竞争力，而且有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方式，它的不平等也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作为内因对长期经济增长甚至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一体化，可以降低人口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成本，使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领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将工业化、城镇化、政策调整、空间布局和教育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图3－5）。

图3－5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动力机制

发达国家的非农业生产大都发生在大都市，经济行为集中在城市的原因是本地化信息和知识溢出，它们使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Lucas，1988）城镇化影响了经济增长过程，影响了经济增长效率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影响城镇化进程，推动生产和人口分布的空间演化。布莱克和亨德森（Black和Henderson，1999）提出了关于城市内生规模、数量的模型，在外生人口和内生经济增长的条件下，重点考察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城镇化如何影响增长过程的效率；第二，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城镇化的本质和模式。第一个问题来源于内生增长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即外部规模经济和知识溢出。外部规模经济（Romer，1986）和知识溢出（Lucas，1988）提高了私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回报，驱动了经济长期增长。规模经济是城市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关注于规模经济的微观基础，如知识溢出（Fujita和Ogawa，1982）以及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寻找和匹配。不论是独立的、竞争的本地政府还是充满竞争的、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商都能使本地的知识外部性内部化，并且在静态背景下导致资源在国内的有效配置。（Flatters等，1974；Stiglitz，1977；Henderson，1988）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对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化的影响。通过构造与城市形成、演化的基本模式相一致的城镇化经济增长模型。布莱克和亨德森（Black和Henderson，1997）考察美国1900— 1950年间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后得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包括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在1900—1950年间，大都市区的平均人口增长了3倍并且大都市区的数量增加了2倍。除了单个城市规模的增长，受国内城镇化水平（从40%增加到60%）和国内人口增长（平均每年增长1．4%）的影响，城市数量也会增加。如果把这段时期城市规模增长和本地平均人力资本的巨大增加联系起来发现，全国满17岁并且完成高中学业的人口比重从6．3%增加到57．4%。第二种模式是考察大都市区每隔10年相对规模的分布变化。尽管有新的大都市区产生，但城市的相对分布规模是非常稳定的，在10年之间波动很小。第三种模式与前两种不同，以静态形式为特征而不是以动态演化为特征，它主要研究为什么经济支持城市向更大范围的规模扩张，通过检验跨城市之间生产专业化的存在性，他们认为是生产模式在不同的城市类型和城市规模之间变化很大。比如，在金融、贸易、服务型的城市中，其人均教育可获得性比制造业城市要大得多。

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前人已经作过大量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库兹涅兹的“倒U型曲线”的假设[7]。福布斯（Forbes，2000）利用45个国家1966—199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与帕里蒂（Perotti，1996）相似的模型设定，发现在短期和中期（5年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下期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巴罗（Barro，2000）在考察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时，使用美国和OECD国家的跨国横截面数据模型，结果则表明在人均GDP低的国家，收入分配不均有损于经济增长；在人均GDP高的国家，收入分配不均有助于经济增长。也有不少学者发现较大的收入差距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Alesina和Rodrick，1994；Perotti，1996；陆铭等，2005），理由是财富分配的不均等会影响人们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二者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人使用与帕特奇（Partridge，1997）类似的数据以及福布斯（Forbes，2000）相同的估计方法也得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的关联，并认为测量收入差距的工具不同会导致结论差别（Panizza，2002）。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研究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阻滞作用。这个结果证实了加勒等人的理论，在我国改革初期，物质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当扩大，促进了物质资本积累，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的提高，但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制约了农村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阻滞了经济增长。（Galor和Moav，2004）陆铭和陈钊（2008）用经验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城乡间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增加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却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以，在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这一对关系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良性循环，经济增长快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又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种则是恶性循环，一些非平衡发展的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又不利于经济增长。然而，大部分研究都是从时间序列角度研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拐点是否出现或者出现在哪里与选取的时间段密切相关，考察的时间长短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依赖于收入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Barro，2000；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

所谓倒“U”型假说是考查相同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笔者试图用相同的时间段上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来验证这个结论，并为目前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找到新的解释。之所以选择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林毅夫等（1998）采用泰尔指数（Theil entropy）分解法考察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及其对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发现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同时，万广华（2006）也研究发现省级层面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有70%—80%可以由城乡间收入差距来解释。

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集聚收益和规模收益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工农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会导城乡差距扩大。一旦现代产业部门吸收了农业中的大部分多余劳动力，资本的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就迅速提高，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表现为持续下降，传统农业开始转化为现代农业，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工业在城市中集聚发展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城市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陆铭和陈钊，2004）但通过国际上的横向比较表明，中国的工业集聚程度并不高，城镇化水平大大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城镇化滞后阻碍了要素市场的流通，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过剩。同时也不利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制约了农民来自农业和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长。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是信息、技术、产业、人才、资本的集聚地以及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的发源地。随着城镇化发展，城市功能的综合性以及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力都越来越强，尽管这一阶段城乡差距逐步拉大，但城市凭借其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网络结构的城镇体系对整个区域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当城区用地紧张、人口容量超载、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等城市病出现时，人口居住区向郊区扩散、加工制造产业向郊区转移，城市开始对周边乡村地区发挥辐射、扩散、带动作用。城镇化是一个由分散到集聚，再由集聚走向分散的过程，相应的城乡关系也会沿着“分离—对立—融合—一体化”的路径演化。城乡空间一体化在集聚阶段改变城乡之间的贸易自由度，降低运输成本[8]，使城市的集聚效应在累积循环机制作用下逐渐放大和巩固，而在城市扩散阶段则发挥传导作用，为农村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为城市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腾出空间，提高整个区域劳动生产率。此外，政策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也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方面，从2000年开始调整为更倾向于欠发达的省份，但简单的财政转移并未真正起效，原因是落后地区的硬件环境和人才储备使其缺乏对外生资本进行消化和利用的能力。因此，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正确措施是打破城乡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同时加强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平衡城乡发展的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城乡一体化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效果？当期经济增长一般都会受到前期经济因素的影响，为了实证检验城乡差距及各项城乡一体化措施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帕尼扎（Panizza，2002）建立的模型基础上建立如下面板模型：

在方程中，下标i和t（t＝1990，…，2007）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本书的样本包括了除西藏、重庆[9]和海南以外的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μ是残差项。某些文献用人均收入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陆铭和陈钊，2005；Panizza，2002；Frobes，2000），也有研究用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经济增长（Barro，2000；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在本书中，经济增长Growth是人均GDP的增长率，Y是人均GPD的值。Dstr是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笔者选择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之比描述城乡收入差距。在计算这个比率之前，笔者以1978年为基准，按照各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收入数据进行平减。

D：包括了一系列笔者在计量分析中控制的其他变量，而θi是这些变量的系数。笔者在研究中控制的其他变量包括如表3－1所示。

Urb：代表城镇化水平，指标采用城镇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10]。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城乡的户籍壁垒被打破，阻碍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被消除，城镇化水平将有所提高。

Hway：代表公路网密度，忽略公路等级和车道数宽度差异，用各类公路总里程除以国土面积（km／km2）。这个指标用来反映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程度，公路密度越大说明城乡空间隔离的状态逐渐消除，为城乡要素流动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Ind：代表工业化发展水平，具体指标是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产业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加快第二、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城乡产业分工、协作，从而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

Agri：这个变量用于反映政策调整的程度，指标是地方政府当年的支持农村建设的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其中支持农村建设的支出是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这三项费用加总。过去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偏向城市的，因此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支农力度就会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并且缩小城乡差距。

Edu：表示各地区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状况，由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高中程度人数、中专程度人数和大专以上人数三项加总表示。城乡收入差距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体现了统筹城乡教育的进展。

所有的数据来源于1991—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除了西藏、重庆、海南以外的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11]。

表3－1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帕尼扎（Panizza，2002）的研究使用了混合最小二乘（pooled OLS）估计的方法，笔者先不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动态结构，运用混合最小二乘、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采用F检验和豪斯曼（Hausman）检验方法来判断，结果拒绝了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参见表3－2。在未施加控制变量时，无论全国、东部还是中西部，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其中，全国和中西部的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东部产生正效应，说明收入差距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必然产物，适度的差距有利于竞争，能够产生活力与效率。如果分配差距过小或者按平均主义分配，尤其是损害了其他劳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这种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也会严重制约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上面的基本识别下，进一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以检验识别的稳健性，在引入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公路网密度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等一系列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变量后发现，这些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整体上有解释作用（表3－2中的第（2）、（4）、（6）列）。从估计结果看，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对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正的效应并且显著。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尤其是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此外，公路网密度对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对不发达地区的影响更显著。

表3－2　面板模型的OLS估计结果

注：（1）采用Eviews6．0软件；（2）括号中的数值表示t统计量，＊＊＊、＊＊、＊分别表示该估计量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在这个模型当中包含了一个滞后的内生变量Yit，帕尼扎（Panizza，2002）和福布斯（Forbes，2000）还对比采用了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oment of method，GMM）。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从而有可能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且模型具有横截面相依性，如果应用标准的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必将产生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使参数的经济学含义发生扭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雷拉诺和邦德（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基于工具变量的广义矩估计方法（GMM）。由于广义矩估计一般不具有经典的拟合优度和F统计量，一般采用J统计量来执行假设检验，当估计的模型和检验具有一致性时，则可基于估计结论解释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见表3－3。

表3－3　模型的GMM估计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表示t统计量，＊＊＊、＊＊、＊分别表示该估计量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对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其估计的前提条件是要求面板数据必须是平稳的，否则可能导致“虚回归”结果。为此，需要对所估计参数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即对面板数据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以诊断结果是否平稳。笔者利用LLC检验、IPS检验以及Breitung检验来检验面板单位根，其结果见表3－4。

表3－4　模型回归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

注：（1）所有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形式设定为含截距不含趋势项；（2）括号中的数值为检验统计量的P值。

从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所有单位根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水平上都拒绝残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残差是平稳的，这一结果所隐含的意义为滞后阶的选择具有稳健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是合适的。根据估计和检验结果，可以认为这里所建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能够揭示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一体化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因为本模型解释变量选择的是滞后一期，所以考察的是短期影响。从广义矩估计的结果来看，主要结论和静态识别一致，即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并且十分显著。对不同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而西部却是负。这验证了巴罗（Barro，2000）的结论：在人均GDP低的国家与地区，收入分配不均有损于经济增长；在人均GDP高的国家与地区，收入分配不均有助于经济增长。就全国来看，城乡一体化动力因素当中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总体上会缩小城乡差距，推动经济增长。东部地区工业化虽然产生负向作用但并不显著，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但仍处在集聚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作用也是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中西部地区确实存在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现象。公路网密度所体现的空间一体化对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支出结构的调整改变以前城镇化偏向的特征有意向农村倾斜，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以及提供其他方面的优惠措施，改变农村在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要素禀赋，既促进经济增长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农村的人力资本在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统筹城乡教育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教育并增加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投资会直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各个区域都有较快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都有所提高。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很多研究都是关于如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相对平衡的。事实上，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比西部地区快，但是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也是最大的，说明差距的存在是客观合理的，适度的差距对整体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根据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根据增长极理论，首先在低水平的匀质状态下形成新的增长点，通过集聚效应使增长点发展壮大，再利用增长极的辐射效应透过“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拉大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而不是保持低水平的均质状态。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依赖于收入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则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巴罗（Barro，2000）的结论一致。正是由于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造成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扩大。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笔者将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概括为工业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政策调整和教育。在城市集聚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会使城乡差距扩大，并形成增长极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后期会通过产业转移和扩散效应缩小城乡差距，保持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往政府政策的城市偏向性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调整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支出结构，增加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投入，改变农村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环境。在很多研究中，人力资本都被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笔者也发现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变确实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统筹城乡教育对协调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落后地区，这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和途径，即通过城镇化发展在落后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按照非均衡协调发展的路径实现赶超或者跨越式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协调发展。

[1]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可以分六个时期，分别为：1949—1956年，革命和土地改革时期；1957—1961年，“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1962—1965年，“大饥荒”后的恢复时期；1966—1978年，“文革”和酝酿改革阶段；1979—1984年，农村改革时期；1985至今，深化改革和加快开放时期。（Kanbur和Zhang，2003）

[2]先计算各个省的人均GDP以后，再按照公式

[3]新古典生产函数满足以下三个性质：第一，生产函数对每一投入具有正的且递减的边际产品；第二，呈现规模报酬不变；第三，满足稻田条件，即随着资本或劳动趋于零，资本或劳动的边际产品趋于无穷大，随着资本或劳动趋于无穷大，资本或劳动的边际产品趋于零。

[4]与β收敛相关的另一个收敛概念是δ收敛，它是指各个经济体间的对数人均产出或者收入的标准差随着时间衰减。有些文献中将δ收敛的概念与条件收敛相混淆，事实上，条件收敛仍属于β收敛。同时需要指出的是，β收敛是δ收敛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为即使β收敛发生，δ收敛仍会因为某些经济中的大的扰动而无法实现（Barro和Sala－i－Martin，1995）。

[5]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一节中提到“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并且“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6]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一体化。”

[7]以人均财富增长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分配为纵坐标，二者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农业社会时，收入分配相当均等；工业化开始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快速增长，由于劳动力迅速向高收入的生产部门流动，人均财富分配不平衡明显加剧，曲线上扬；一段时间内，工业社会继续发展，曲线相对平缓；工业化完成之后，收入分配不平衡缩小，曲线下降。

[8]运输成本是广义的，既包括有形的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贸易成本壁垒等因素。

[9]重庆于1997年才成立为直辖市，之前将其并入四川省进行核算。

[10]部分年份的省份没有提供城镇人口的数量，只好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替代。

[11]西藏、重庆、海南相应年份的数据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