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要求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国家间经济协调发展的呼声很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关注其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协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界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调整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整体薄弱，沿海和内地发展极不平衡，“一五”“二五”计划的制定确立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把经济重心从东部沿海地区内倾到中西部地区，这一战略取得了初步成效，内地的工业基础得到加强，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的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使当时工业部门不全、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改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三五”计划提出了三线建设的要求，在集中向三线地区投资的同时，将一部分工业比较密集的工厂和研究机构搬迁至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但由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存在根本上的缺陷。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对外关系的改善，中央对沿海省份的投资加大，对三线建设的投资力度减缓，新项目主要放在东部和中部的京津唐、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山东半岛、辽宁中部、江汉平原等地区。“五五”计划时期是改革开放的酝酿期，从这个时期开始，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由内地向沿海转移。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强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转向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首先提出沿海优先发展战略。随着东部沿海的发展，国内区域差距日益扩大。进入90年代，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被提出来，国家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政府的执政思路是重视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即“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1]。党的“十八大”报告[2]将“三农”的发展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报告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区域政策为基础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研究。就全国范围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经过了四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施了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使广东经济在1980—1990年迅速崛起；第二次是1990年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政策，使长三角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促进了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第三次是于1999年底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通过财政支持来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促进西部地区的开放和开发；第四次是2003年以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的区域发展政策。事实上，因为中国面积大，情况复杂，国家的任何一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对所有地区的发展起普遍的指导作用。欧盟和美国区域战略的成功实施，得益于其规范、科学的区域规划制度。而目前我国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三大块区划基础上，必须加快构建新的经济区划体系，合理定位各经济区域的发展方向，促进区际和区域内部的合作；加速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区域要素和资源整合，培育各区域经济核心增长点，推动区域要素的快速集聚，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是促进区域融合和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当今社会正处于竞争激烈的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如何融合、如何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马科斯·陶伯（2005）指出，从国际角度看，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为了享受区域内贸易的好处，区域内部国家要让出部分主权来给这个区域。例如，在欧盟内部，一方面各个成员国失去了不少原有的国家权利，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不少国家之上的权利[3]。在资本流动方面，应作出更多制度方面的创新，通过各种交流使得制度融合并且更易于接受。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新一轮区域经济整合从而实现区域共同进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许多现实因素阻碍了区域融合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步伐。

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国际间最典型的产业转移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东亚，由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劳动力供给状况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东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最先接受转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又启动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这种产业转移现象，一些经济学者称之为“雁形模式”。国外产业转移的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在美国早期开发阶段，当时制造业工厂通常设在靠近原料来源的地方，后来由于运输条件的变化，工厂更倾向于设在靠近产品市场的地方，这促进了美国工业由东部转移到西部，由北方转移到南方。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有过一次较大的产业转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沿海地区许多战略产业，特别是和国防工业有关的机械、电机、化工等重化工业部门的大批工厂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被称为“三线地区”的西南和西北地区，目的是为了实现当时中央最高决策层所决定的“备战”和“要准备打仗”的国家战略。1955年在国务院“东锭西移”的政策指导下，上海的纺织产业也将大量的棉纱生产能力（有50万锭）转移到新疆地区，这些产业转移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行为，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主导下的产业转移完全不同。（陈建军，2002）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产业跨区域发展会对产业所在地域以及转入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会成为区域经济协作的重要途径之一。

城市是集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集聚经济会产生规模收益从而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所以城镇化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则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城镇化过程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有关，第二、三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是城市产生和成长的前提，产业分工、专业化和社会化形成了产业结构的空间布局——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体系。集聚经济的规模决定城市的规模。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在于城市集聚产生的溢出效应，而溢出效应提升了创新能力。中国对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仅从单方面研究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伴随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产业集聚和扩散是导致不同地区增长快慢的根源。刘传江（1999）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的非农化、工业化和服务化，产业空间布局的转移导致了人口定居方式的聚居化、规模化和城市化。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之间高度耦合，产业集聚的规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扩散效应和产业转移又会导致城市体系结构的相应改变。城镇化发展是联系集聚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有效途径。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简称《城市蓝皮书》）指出，我国已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这一新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空间布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城市蓝皮书》还显示，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已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如果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届时中国将整体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

城市群或者都市带的形成是城镇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消除各城市之间的壁垒，加快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社会要素的配置，提高工业化效率，还可以通过各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实现单个城市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例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整体GDP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整体GDP的份额为70%，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的GDP占全国整体GDP份额的38%（陈修颖和于涛方，200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首届“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指出，应大力发展组团式城市群，已经形成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应该作为实现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战略手段来推动和发展。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中明确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推进重庆、成都、西安的区域战略合作，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振兴东北地区重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和牡绥地区等区域的发展。中部地区崛起重点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的发展。东部地区率先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重点推进河北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区域的发展。

集聚和增长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在理论界得到广泛证实。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和Ottaviano，1999，2001）将罗默（Romer，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与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Krugman和Venables，1995）提出的空间经济学模型结合起来，以集聚和经济增长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构造出集聚与增长的自我增强模型来探讨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内生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地理模型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它们解决的问题是相关的：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目标是分析新的经济活动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出现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分析这些经济活动是如何选择区位以及它们为什么在空间上集中。新的经济活动的产生和区位选择应该是一个相关联的过程。从方法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理论的假设都是反映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型产业结构。由于贸易成本和递增规模报酬的相互作用，工业部门将会向拥有较多最终需求和创新的地区，也就是增长更快的地区集聚，因而经济集聚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同时，经济集聚会降低那些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的创新成本，因而也会促进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需不需要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等问题一直没有形成共识。藤田昌久和蒂斯（Fujita和Thisse，2002）的研究强烈支持集聚和增长互相促进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政策导向的扩散会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因为甚至居住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外围地区的人们也会比在分散状态下更加富裕。集聚、增长和公平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绝对的，只有狭隘理解公平的时候才会存在冲突，如平均主义。而事实上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要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个问题深入研究必须建立一个包含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多门学科，涉及非均衡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转移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城市化以及城市空间体系演化理论等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胡佛（Hoover，1937）把规模经济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即单个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二是某个区位上单个产业中所有企业的规模经济，也称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即该产业在那个区位总产出规模的扩大；三是单个区位上所有产业的所有企业的规模经济，也称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指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产业在该区位总经济规模（人口、收入、产出或财富）的扩大。其中，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统称为集聚经济。一般来讲，新古典经济学常用集聚经济来解释城市的产生和规模。尽管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能够说明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但地方化经济对于解释城市群的形成存在局限性。更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地方化经济或是城市化经济，主要考察了单一城市内经济行为主体所获得的外部性，基本上没有考虑与外部城市之间的交易，特别是地理空间上与之邻近城市的交易。此外，它们强调的都是企业总体数量增加（规模经济）带来的正外部性，忽略了企业之间因产业选择的异同、社会分工的深化而导致的正外部性。集聚经济的本质是分工经济，杨格（Young，1928）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从斯密定理出发认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厂商或产业部门的规模所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所产生。总之，新古典经济学难以解释城市群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包括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分工与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等。

有关区域经济圈的研究，特别是与此相关联的城市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经济地理学界关心的热点话题。但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区域经济圈的意义和绩效，以及相关的空间结构和规划治理上面，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圈的内在动力结构和自组织形成机制以及区域一体化在实现区域间或者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功能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笔者在对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内在原因，寻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模式，整合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等理论，从强化区域竞争力的角度，探讨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将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双重调整结合起来实现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将城市集聚、城市功能演化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变动联系起来，探索城市等级规模的发展模式和一体化的演变趋势。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主要面临两大课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二是区域经济关系问题。显然，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涵盖了上述两个问题，它不仅要回答区域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还要回答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关系协调的问题。首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高效运行的前提。（陈栋生，2005）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制约了我国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限制了我国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如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潜力得不到释放，也势必导致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同样，东部发达地区也面临着区域内部如何协调的问题，所以，既要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又要促进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协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保证。其次，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在全国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中西部集中了我国大部分自然资源，是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工业集中，教育科技比较先进，地理上又具有对外开放的优势。目前，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压力，迫切需要“腾笼换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中西部经过多年建设，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好转，正处于大规模开发的初级阶段。在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下，东部的优势会逐步向中西部扩散，与中西部的优势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带和经济增长点。（孙祖芳，2000）再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做法，使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在同一区域内部也同样如此，区域要发展必须要在内部拉开差距，使个别条件好的地方先富起来再来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但在提高整体效率的同时，又要将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防止收入分配逐步趋向两极分化，如果不坚持这一点，就无法维持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

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是目前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现有解决思路大多更强调政府的作用。而事实上，单靠政府盲目自上而下的有限投入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因此，必须将政府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找出新的发展模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理论能单独解决目前国内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在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选择产业集聚作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是有现实意义的。从既有的研究来看，产业集聚主要存在如下作用：第一，产业集聚创造区域的竞争优势；第二，产业集聚推动区域创新；第三，产业集聚加快区域经济增长。（孙久文，2007）除此之外，通过研究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能够解释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已经对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和机理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城市是多样化产业的集聚，研究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为通过城市化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转移理论的引入可提供一个实现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新视角。不同地区产业分工的存在预示着地区经济发展的阶层性，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引起其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联动反应，就是以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作为载体，实现中心地区对外围地区的辐射和拉动作用。相邻城市之间的分工和互补的关系会在地区间呈网络状蔓延和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从产业角度很难描述其空间分布和演化，城市群的引入将有助于建立产业发展的空间维度。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机制的研究看，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乡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初级阶段。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不同时期影响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同；城市群演化的主要动力是集聚和扩散作用，这正好和产业集聚理论中集聚、扩散的作用力联系起来；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交换，是城市群形成具有不同规模和层次结构有机体的重要保障，因此，城市群体系的规模发展正好可以和区域分工以及产业转移联系起来；同时，城市群演化按照“点—轴—面”的路径，可以将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逐步放大，从而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是，以往对城市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方面，很少涉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缺乏企业微观层面和产业中观层面上的解释，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动力机制。至于东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到底在哪里，东部地区的城市群发展模式能否复制到中西部地区，区域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在城市群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从系统论角度出发，阐明城镇化促进落后地区的集聚增长作用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域协调发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4]，也是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规划纲要、“十五”规划纲要、“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国家“九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要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三大关系：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市、区积极性的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求各地区在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选择适合本地条件的发展重点和优势产业，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化。积极推动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合理交换和经济联合。纲要明确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即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长三角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西北地区。明确主要政策措施，即东部地区要多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和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依靠高新技术、集约经营，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同时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而中西部地区要加强水利、交通、通信建设，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及其加工业，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提高加工深度，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加快中部地区发展，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以长江、陇海、京广、京九、京哈等沿线地区为重点，壮大沿线城市规模，充实中心城市，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出口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广泛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增强创新优势，进一步发挥环渤海、长三角、闽东南地区、珠三角等经济区域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打破行政分割，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地区经济关系。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包括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增加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要求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的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的发展差距。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把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方向定位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便于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加强城镇化管理，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纵观国家的发展规划，始终把协调经济发展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以区块经济为核心的思想贯穿始终。从战略措施上看，从“十五”规划纲要开始考虑到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逐渐成熟，把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作为单独的一项内容，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从“十一五”规划纲要开始，区域协调的范畴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还加入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缩小的目标要求。同时，也把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列入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板块当中，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强调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理论上，区域协调发展定义为相关区域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上相互联系、关联互动、正向促进，区域利益同向增长，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的过程和状态。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和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社会共同进步。具体到我国现阶段东西部协调发展而言，它不要求人为地抑制、减缓东部发展速度以在短期内缩小地区差距，也不要求人为地继续扩大差距，而是创造平等发展的条件，促进合理分工、加快中西部发展，在增长速度、区域分工和体制、观念意识等方面实现协调发展。（王文锦，2001）

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相对更宽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区域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学术界专门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解决区域差距问题。学术界围绕着国家战略规划的指示就其内涵提出过不同的观点，从表述上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蒋清海（1995）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各区域对内对外开放条件下，各区域间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并且形成决定这种状态和过程的内在稳定的运行机制。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中，任何一区域的变化和发展都是以不损害对方或给对方发展造成障碍为前提，而且使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成为另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蔡思复（1997）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来界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含义。广义层次是相对于区域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来说的第三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赫希曼主张的“有控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但它存在一个实际运作上的困难，还需要更明确地界定。从效率与均衡关系的狭义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是效率优先，兼顾东西部地区均衡的模式；二是东西部地区均衡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三是兼顾效率与东西部地区均衡的模式。田扬戈（2000）从系统论的角度说明，协调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系统结构不断调整和演进，进而优化和增强系统功能的过程。因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就是要通过协调区域系统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关系，优化区域经济系统结构，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陈秀山（2006）则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则是一种强调坚持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相结合的动态协调发展战略，即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彭荣胜（2007）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

国家政策文件都把缩小区域差距、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与合作、要素自由流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作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即在不牺牲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从总体上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容大致分为区域总量结构协调与区域经济关系协调两个方面：一是区域总量结构的协调，即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协调和发展速度的协调；二是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其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区际产业结构的协调以及区际要素流动的协调（蒋清海，1995）。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在确保整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既兼顾“公平”又维持“效率”，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达（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到20世纪，这一名词已经风行世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开来，但由于中国词语的特点却变得复杂起来。本来“urban”（城镇）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人类各种聚落类型除乡村居民点外，就是城镇居民点。城镇居民点粗分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按这样推敲，“urbanization”直译为“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把“城市”和“镇”也统称“城市”[5]，在日本也统称“都市”。因此，同一个词也被翻译为“城市化”或“都市化”。如果这些翻译名称的含义相同，那么用哪一个都无关紧要。但是有人认为中国要强调发展小城镇，控制发展大城市，所以应该叫“城镇化”，不应该叫“城市化”。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于1982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上，明确指出“城市化”与“城镇化”为同义语。国家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出实施有关城镇化战略。为统一说法，保持与国家公布的正式文件提法相一致，不至于产生概念混淆，除了引文之外，笔者下面不加说明的地方统一使用“城镇化”表述。所谓城镇化，简单地说就是乡村变成城镇，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的过程，也是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镇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吸收乡村剩余人口，从而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逐渐转移，促使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同时也带来了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城镇化能够加强城乡之间的结合和交流，使城市的信息技术和文化向农村扩散和渗透，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而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城镇化内涵的多元性决定了其定义的多样性，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经济学对城镇化的定义是指不同等级地区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即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的转换，特别重视生产要素流动，即资本流、劳动力流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注重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探讨一国一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地理学主要研究地域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非常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人文因素在地域上的分布状况，认为城市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镇化是人口由从事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而趋向集中群居的过程。包括了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两者是可见的实体性的城镇化过程，后者是抽象的精神上的城镇化过程。（许学强，1988）人口学主要是观察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变化及其变动过程等。（秦甫，2004）社会学强调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后果。（王颖，2005）城镇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过程，既包括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甚至是人文景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2012 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13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所以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预示着新型城镇化将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的发展战略之一。(www.daowen.com)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本研究的背景、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相关概念的界定，提出研究思路、内容概要以及技术路线。

第二部分是相关理论研究。构造一个综合的理论平台，主要包括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赫希曼的极化—涓滴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新经济地理学、集聚增长理论、区域分工与产业转移理论、区域城镇化发展理论。

第三部分是研究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部分通过实证研究了中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现状和形成原因，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快慢和城乡差距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全国各个省份（西藏、重庆、港、澳、台等除外）的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实证研究，为加快城镇化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第四部分是构造理论分析框架。根据前面实证分析的结果，在克鲁格曼（Krugman；1991）、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和Ottaviano；1999，2001）、藤田昌久和蒂斯（Fujita和Thisse；2003）、亨德森（Henderson；1999，2005）及许召元（2007）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模型，引入了全局溢出、局部溢出和完全封闭三种状态，并进行分类讨论，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是通过资本溢出带来的技术转移和本地“干中学”效应可以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在深入探讨城镇化、集聚增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探索通过城镇化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以城镇化发展为动力，在集聚—扩散机制的基础上，以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为载体，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以城市群体系的空间结构演化为主要途径，再加上政府的协调措施，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部分是研究集聚—扩散机制。主要分析集聚—扩散机制的内涵和要素流动的作用机理，并通过相关数理模型说明城市体系的内生增长原理；城市集聚扩散效应的产生、新型城镇化与集聚—扩散机制的相互影响；在集聚规模基础上对城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理论研究，以长三角为例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作用于相邻地区的集聚—扩散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第六部分是研究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主要介绍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并对新型城镇化驱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以浙江省为例说明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的过程。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引发产业转移，通过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加强互补和联系，实现协调发展。

第七部分是研究新型城镇化、空间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介绍以城市为载体的区域增长极的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的战略布局；将城市集聚、区域增长极、城市功能演化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变动联系起来，讨论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的一般模式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路径；以长三角为例探讨城市群内部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和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

第八部分是结论、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梳理全书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来的研究方向。与此同时，从政府间的协调、产业转移、空间规划、法制建设、城乡一体化等多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鉴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笔者力图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来加以解决，其中涉及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区域分工理论、区域增长理论、城市群和都市圈等相关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力求做到四个结合：定量与定性结合；理论推导与实证研究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本书主要采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具体情况如下：

1）定性方法

（1）文献研究方法。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和综述，总结提炼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要素作为研究基础；在影响因素、途径、协同度等方面也将结合定性研究，如构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概念模型等。

（2）案例分析方法。重点选择长三角作为案例，总结经验，探讨城镇化发展与集聚—扩散机制、产业结构变动和空间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3）动态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区域分工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结合各地区的现实发展状况，研究我国省域之间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的变化规律以及由此导致的地域分工和对区域发展差异化的影响。从时间序列上反映出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以及演化规律。围绕发展轴或与中心城市相邻地区的发展趋同，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城市群内部联系更加密切，区域一体化的城镇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2）定量方法

（1）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通过分析区域内部的比较优势、区域内外的要素流动、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变、区域城市群体系空间结构的演变等角度进行分析，在整个经济系统内考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如何实施分工、协作，达到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

（2）统计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结合。笔者对集聚扩散、产业升级、区域一体化的空间结构演化等理论研究，采用统计学上的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灰色理论当中的灰色关联度、GIS和空间计量等技术进行实证研究。

[1]温家宝在2003年3月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24字原则。

[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3]2005年12月3日至4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区域差距、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明确指出：“本法所指的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