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基层党建^[3]

国外政党比较突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建设，它从一个传统的威权体制型的一党独大，逐渐转移到采取开放的党组织建设形态，以求得不断适应新加坡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执政，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其基层组织的成功的适应性变迁。以大历史的脉络观之，在人民行动党六十多年的执政历程中，它的基层组织网络经历了从政治功能，到管理功能，再到服务功能为主的发展。

基层组织与人民行动党的二元互动博弈，推动了新加坡威权体制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张原有的紧紧依附于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网络，也变得更加具有主动性和参与性，能够自下而上地促进人民行动党对其威权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新加坡行动党与它的基层组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之间的单向领导关系，而是一个二元互动的政治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组织自下而上地积极主动释放需求改变的信号，促进人民行动党进行改革与调整；人民行动党自上而下地主动进行部分适应基层组织的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调整；经过人民行动党与其基层组织的互动、协调，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在发生渐进的、稳定的，并且是制度化的过渡。

与所有的威权体制政党类型一样，新加坡行动党成立基层组织的初衷与最主要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政治动员功能。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其执政期间，对社会进行整合的最大亮点在于，它成立了诸多基本能够涵盖所有新加坡公民的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在其成立之初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其政治功能，尤其是在每次大选时期的动员功能。这种政治动员功能的发挥，在长时间内促进了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延续与巩固。

然而，政治功能的发挥离不开社会基层组织网络的发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基层组织主要分为两类：（1）人民行动党的所有党支部；（2）人民协会领导下的所有基层组织。(www.daowen.com)

人民行动党与其基层组织的关系并非单线意义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虽然基层组织在经济上依赖于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上具有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人民行动党掌控人事权，然而基层组织并非单一的受人民行动党掌控，因为它发挥重要的政治中介作用，亦即作为国家整体与居民个体之间的中介；作为国会议员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依托；亦即作为居民参与政治最直接的中介。以此中介作用为基础，基层组织作为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工具，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保证了人民行动党的选举胜利与连续执政。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人民行动党的这些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也随之发生重要转变。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直接与一线选民接触，造成它的组织网络多元纷繁，功能近似并且重叠现象严重，因此，它的组织网络在数量上虽然得到快速的成长，但是发展却不完善。同时，它的组织网络在覆盖面上虽然不断地扩展，但是却呈现严重的去政治化趋向。

基于新的社会时代对人民行动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提出的新挑战，人民行动党与其基层组织开始了新的适应时代的变革。例如新加坡居民委员会就是社区管理的直接产物：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开始从政治功能向管理功能转变，因为从新加坡政府开始执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之后，原有政府组织结构无法适应新的社区的产生与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新型社区的管理，更好地治理全新的社区，就需要一种新型的且具有管理功能的基层组织。

随着社会的日益多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已经不仅仅具有政治与管理功能，而是作为与居民直接接触的组织的服务功能发展。长期以来，新加坡各个基层组织也已经开始根据居民需求进行筹划安排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娱乐、体育和社交活动，以此吸引社区各种族居民参加。同时，基层组织安排活动的目的更多地强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需求，为居民提供服务，由此，服务功能成为基层组织存在并发展的重要理由。

基于时代的要求与功能的转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其基层组织的关系开始了二元互动的政治博弈，并推进着新加坡民主进程的开展。随着新加坡公民的代际更替，新一代选民产生，他们更为鲜明地要求反对党的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强大，使其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通过基层组织，影响人民行动党乃至整个新加坡的整个政治形态。由此，基层组织与人民行动党的关系开始从依附性到参与性转变，从自上而下的接受命令式到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式转变，并逐渐呈现从政治社会化到去政治化的趋向。正是由于基于人民行动党与其基层组织的关系的重要性转变，它们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并且呈现良性的二元互动和政治博弈，在这种博弈的过程中，新加坡的整体政治形态也在发生着令人期待的渐进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