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建构社会纵向与横向的组织网络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邱柏生教授

我们学院有一批教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党建特别是基层党建问题，同时也研究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林尚立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就是其中最精干的一支力量，林尚立教授已研究党建多年，而陈周旺、韩福国、郑长忠、刘春荣等青年新锐则在近年来持续耕耘，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引起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实务领域的关注和重视，社会上邀请他们主持和介入社会实务问题研究的情况也日渐频繁，他们也在这种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交相呼应的历练中显得越发稳健睿智。我本不是研究基层党建的专门人员，只是多年来在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有时顺带也关注一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问题，这就成为陈周旺、韩福国、刘春荣等副教授邀请我参与他们承担横向研究课题的某种机缘。

2012年上半年，复旦大学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中心刘春荣副教授等，受邀到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开展有关社会建设，特别是居民自治的调查，发现古美路街道在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育的过程中，始终有党组织的正确引领和悉心关注，从而产生着社会建设和基层党建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好效应。之后，古美路街道再次邀请研究中心专门调研古美路社区基层党建的状况，研究中心指派韩福国副教授负责这项课题研究，同时，研究中心也希望我能协助和参与这项目研究。鉴于一个行将退休的老教师面临有新的学习机会，我欣然应诺参与本课题研究，于是跟本课题研究人员一道，几乎一次不拉地参加各种调研座谈会、专门人员访谈、实地实景考察等，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掌握了大量鲜活的基层党建素材。在经过多次研讨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最终形成了课题研究报告。现在，课题研究报告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种时刻，作为一个主要目的在于熟悉基层党建状况和研究参与者的人员来说，我感到自己承担作序的角色比较合适，因此请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韩福国副教授承担更较劲的角色，这样我们复旦两个中心的力量都参加其中。

我们在古美路社区的调研中发现，古美路社区近十年来，在社区（街道）党工委历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积极大胆地探索城市社区基层党建的有效方式，在“1＋3”党建框架下，勾连社会建设与基层党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形态。我们将这种社区基层党建形态称之为“开放式党建”，其主要特征就是将基层党建与社会建设并举相依，不再将基层党建看作是一个机械封闭的、自我循环的体系，而是一个紧密结合社会组织培育、发育社会，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同时又接受广大群众和党员民主监督这样一种有机开放的、动态平衡的体系。

为什么这种“开放式党建”是可行的和必要的？我在序中不可能先行详尽论述，韩福国副教授会在本书中对此问题作深入全面的理论阐述。在此，我仅仅从常识的视角，来说说社区基层党建必须结合社会建设，特别是通过建设社会公共组织来凝聚社会力量和各种资源的重要性。只有在这种过程中，党组织才能不断增强自己的感召力和领导力，才能真正体现引领社会、培育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充分浸润社会生活之中，完全融合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中去，真正实现执政党与广大群众水乳交融的局面。

举一个北方生活中才有的现象，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喻示着某种社会组织结构及其建设的重要性。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我曾经在北大荒的乌苏里江畔生活了多年，目睹并了解到乌苏里江每年十一月间江面封冻和来年四月份“开江”及“跑冰排”的情况。每年大约十月底十一月初，北大荒的气温开始转冷到零度以下，一开始，乌苏里江边水浅且流速较慢的地方开始冻冰，但大流和二流的江水还会缓慢流淌。再接着突然有一天的气温骤降，原先流动的江水表面会在某个时段迅速冻成一层冰盖，于是整个江水仿佛全部凝固了（这就是俗称的“封江”）。但实际上冰下的水还在流动，它们每天都会被冻结一部分。随着气温的逐日下降，冰层就一层一层地冻结加厚，仿佛不断添加着一张又一张横向延展的“冰毯”，等到冰层冻结到普遍都有八九十公分甚至更厚的时候，乌苏里江冰面上就可以承载满载货物的近十吨重的解放牌卡车了。那时候起，拉货卡车就可以在乌苏里江的这条“运输捷径”上飞快奔驰（当然会受到苏联边防部队以“江道已超越边境”为由的拦阻）。到了三九严寒季节，这种“横茬”结构并不断增厚的冰层甚至可以承担几十吨重的苏制T62坦克（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到了第二年四月上旬，气温开始转暖，白天的最高气温开始爬升到零度以上甚至更高，这时，日渐强烈的阳光照射着乌苏里江冰面，冰面表层的冰雪开始融化，融水因重力作用向下渗透，经过连续十多天甚至二十余天的融化渗透，原先“横茬”结构的冰层终于渐渐被渗水切割成“立茬”结构的冰面，这时候的冰面就无法承重了。乌苏里江江边的冰面往往融化得很快并现出水面，但整个江面的冰盖依然存在。终于，到四月中旬（最晚到四月下旬）的某天，在温暖南风连续劲吹和冰面下江水涌动的共同作用下，乌苏里江面的冰层终于发出了“啪啪”的巨大断裂声，整个“立茬”结构的乌苏里江冰面在某一瞬间开始解体，即原先浑然一体的整个冰盖分裂成无数面积大小不一的冰块，开始随着江流向下游流动，并且流动的速度逐渐加快，还不时发出相互挤碰的巨大爆裂声，这就是著名的“跑冰排”。而处于“立茬”状况的大块冰块间的每次碰撞，又会使它们不断解体甚至变得粉碎，它们完全经不住撞击了。逢到乌苏里江的大拐弯处，前面的冰排还没来得及转弯，就被后面涌来的冰排推挤到江岸上，隆隆响声传出几里之外，还堆垒起几千平方米大小、十几米高的冰山，但用不了几天，它们就塌成一堆冰碴并化成水。这就是说，“横茬”结构的冰层可以承载较大的压力，而“立茬”结构的冰层就很容易松碎。

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形态可能也存在着相类似的情况。在我国计划经济形态的传统单位制条件下，整个社会基本上仿佛是一块“立茬”结构的冰块，从直观上看它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这个整体却由一个个相互联系并不紧密、各自保持着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独立单位所构成，这些单位个个都仿佛是一个功能齐备，具有综合解决“吃、喝、拉、撒、睡”问题，呈“立茬”结构的“小社会”，它们就是一个个国营工厂、学校、医院、商店、农村人民公社等，它们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上级部门管理，这些管理部门又有更高一级的管理机构，它们也相应分成许多“条状”的部门，如国务院曾经设置过的工业管理机构，也会划分成“一机部”、“二机部”，一直到“七机部”等若干部门。尽管当时也有块状的各行政区，但条状特征即“立茬”现象十分明显。当时的城市街道办事处，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是作为条状权力体系中的“末端”存在并不为人们所关注。至于作为群众性议事组织存在的居委会，更因其管辖着一大遭婆婆妈妈的事物而被人们理解为“一地鸡毛”，大部分人员都不会料想这块领域以后会成为重要的“神经末梢”。(www.daowen.com)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到来，许多单位改制了、重组了、消解了。这些单位将原先承担的众多社会管理职能或主动卸载、或自然转移、或因单位解体而被动流散。这些众多的社会管理功能一时间无法流转到预先设定的某种组织接口中，于是只能流向人们户口所在地的居住区域——街道及其所辖的居委会，并由这个最初发挥管理居民、上情下达等简单功能的组织形态，成为不得不承接众多社会管理职能的“大盘子”。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地方如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社区建设的相关问题，如福利性的社区扶贫，90年代初上海开始文明小区建设等。当时的“社区”，已有原先街道和居委的纵向（行政条线）承接社会管理职能转为必须同时承载社会横向管理职能两者兼具的状况，社区逐渐发育出将条与块两者有机结合的新形态，社区的社会管理功能越来越复杂，横向连接社会的面也越来越“宽”，但那时必要的管理资源和管理权限却严重缺乏，于是人们就不得不考虑改革原有的体制和机制，如上海就开始实施“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举措，使得社区建设获得必要的管理权限和相应资源。城市社区的这种社会结构特征，使其在稳定社会的诸多方面发挥出日益明显的作用。

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定要依托社区，紧紧抓住社会建设与社会发育中诸多仿佛“横茬”功能的因素。当然，在任何条件下，经与纬、“立茬”与“横茬”、条与块等现实关系，都是不可割裂理解的。古美路社区基层党建的经验表明：“开放式党建”既是为了汲取资源——合法性资源，又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和竭诚服务群众，实现执政党的领导影响力。这种过程是扩大党组织的社会联系面与做实社会组织两者相结合的过程，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理解发育社会和建设社会组织仅仅是一种构建“横茬”的过程，其实它同时也是一种有效构建“立茬”的过程，即建设好新社会组织这样一个一个的“预制件”，这些社会“预制件”多了，也就可以将它们连接起来，构建广泛社会联系的“横茬”状况，因此它也是一种“条”与“块”两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说，这种结合的状况实际上对“条”与“块”之状况都有较高的要求，原先社会中是“条”很强显，但“块”比较赢弱，人们对此也表述为“大政府、小社会”，这些年随着城市社区的建设，社会的规模开始壮大，但总体还是发育不良。因此，做大社会需要先行发展社会组织这一社会“预制件”，它们应该有内在活力，有自主性，有自组织能力和自我更新自我修复能力。只有由这样的社会组织“预制件”连接起来、即“条”与“块”有机统合的社会，才是一种社会有机体。如果仅仅有一些赢弱的社会传统单位，即便将它们通过行政手段生硬地连接在一块，形成所谓的社会“横茬”，这种机械“横茬”最终也是不起作用的，仿佛三国赤壁大战故事中，曹操因所辖北方军士不习惯坐船，居然将战斗舰船首尾连锁，以使人马在船上如履平地，最终导致对手用火攻方式击溃自己的水军。在这种机械横向连接中，任何作战单位都丧失了自主活动的能力，成为没有任何活力甚至连逃生能力都没有的死物。

我们还需要看到，我党基层党建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有一种依托行政组织的支架或组织边界开展党建的惯习，即总是在一定的组织边界的范围内开展党建。而在新中国建立前则没有这种路径依赖情况，尽管前后秉承的都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当时我党却善于在没有任何行政依托的地方，如一盘散沙的农村中建成党组织。后来，我们基层党建的能力式微了。面对着今天社会发展中许多情况下已经没有行政组织了，那么在没有行政依托的情况下又如何开展基层党建呢？重要的出路就是充分依托新社会组织，即如果依托不了行政边界，就必须注意依托社会，尽管这种新社会组织有时仅仅是一种非正式组织，有时表现得没有明显的组织边界，人员也不够稳定，但它们却有着最基本的因素：鲜活存在的个人，他们就是党组织开展影响工作的对象。问题仅仅在于党组织开展影响工作的根本在于组织属性和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的社会形象，它们是最终决定基层党建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基层党建的支撑因素不外乎两种：一是人心支撑；二是组织形态（其中既有行政组织，又指新社会组织）依托或支撑。在没有行政支撑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着雄厚的人心支撑，党建也会比较顺畅容易，甚至可以轻易浸润到新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群体中去。而如果缺乏人心支撑，那么即便有强大的行政依托，党建也会变得困难。对此，人们自然期望既有旺盛的人心支撑，又有强大的行政依托，还有各种新社会组织的支撑，这样形态下的基层党建，应该是最理想的状况。古美路社区的开放式党建无非就想建构这样的意境。也就是说，基层党建必须解决诸如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社会化和个性化这样的矛盾。

社区基层党建还面临如何在依法治国执政方略下开展的问题。必须看到，随着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日趋明显，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关切也日益增强，这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形成对党的信任和关心的一种真切表现。在这种过程中，广大群众对党组织的监督也是随影而至的。而群众监督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批评。因此，党组织必须善于听取广大群众的批评意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才能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持续拥护。一旦人民群众对党组织连批评都懒得开展的时候，那就表明是对党组织完全失望了。这是执政党需要高度警惕的现象，重视“开放式党建”，就是让我们的党组织始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并随时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开放式党建还需要面对和正确处理一系列关系，如党组织体系中“神经中枢”与“神经末梢”两者的开放关系、依靠群众和引领群众的关系、政治动员手段和方式的丰富化、有效性问题，等等，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当然，“开放式党建”的这一命题，如果从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的视角看，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它是定位于“体制内”的立场，是从内往外看，因此称之为“开放式”。但这种“开放”究竟能受到外界多少的呼应与积极反馈，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可测定的变数。如果从体制外的立场看，是从外往里看，就可能称之为“包容性”，而包容又与宽厚、宽容、襟怀坦白、大气、兼收并蓄等品行相连。于是，“开放式”应该与“包容性”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