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天国之梦[1]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便开始了寻找使中国重新走向强大、恢复昔日大国尊严和历史光荣的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民族之梦。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是近代中国的一批早期寻梦者。他们在寻求近代中国前途命运的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太平天国之梦。
洪秀全,本名仁坤,字火秀,1814年生于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6岁以后,他一边种地、教书,一边希望通过科举寻找出路。但一连四次赶考,他都名落孙山。世事的不平、朝廷的腐朽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终于激起了他的革命之思。他曾病倒40多天,据说梦中见到了“独一真神”的上帝。上帝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赐给他金玺和宝剑。他于是在病中高喊“斩妖”,还吟出了“手握乾坤东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诗句。他弃绝了科举,根据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中的一些教义,创立了拜上帝教。1845年后,洪秀全又陆续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奠定了拜上帝教的理论基础。许多烧炭工、矿工、农民、挑夫等,成为拜上帝教的信徒。
1850年7月,风云聚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的38周岁诞辰,拜上帝教的教众大集金田,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队称“太平军”。3月,起义军大败广西提督向荣率领的各省清兵,在武宣的东乡共推洪秀全为“天王”。9月25日,起义军攻克广西重镇永安州。在这里,洪秀全颁布了天历、制定了制度,下诏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东、西、南、北、翼王。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外城,翌日,攻克内城。29日,洪秀全率部入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随后,太平天国建立了一套中央与地方政权,颁布了各项政令,并派兵北伐、西征,对清王朝的统治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洪秀全占领了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便考虑把天国理想付诸实施。1853年冬,太平天国制定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的基本思想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共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天下人按照同一数量分配产品,过着同一样式的生活,再把多余的和节省下来的钱谷上缴给国库,由国家统一使用。洪秀全提出的平均主义理想社会方案,绘制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的太平天国图,它既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所希望的平等富裕的理想,也表现了一种对近代中国发展前途的探索。但《天朝田亩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以及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计的那一套方案,因为不切合实际,最终未能付诸实施。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改革方案——《资政新篇》,体现了太平天国寻梦者们的另外一种思路。《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一份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蓝图。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个先进的施政纲领。但很遗憾的是,《资政新篇》与当时的太平天国实践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除博得洪秀全的若干条“此策是也”的朱笔御批外,并没有付诸实施。太平天国后期日趋危急的军事、政治危机,已经不能给洪仁玕提供施展政治理想的机会。
正当太平天国的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它的领导层却因争权夺利发生了内讧。在天京,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日益走向腐化,开始背离他们原初的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建立皇权主义的等级制度。随着太平军西征的胜利,杨秀清的权力欲急剧膨胀,促使洪秀全下决心除掉杨秀清。韦昌辉在杀掉杨秀清的同时,借机铲除异己,大肆杀戮,被杀者达两三万之众。石达开回到天京后,对韦昌辉的滥杀无辜极为不满,韦昌辉又杀向石达开,石达开被迫逃走,其家室全部被杀。韦昌辉的疯狂暴行引起广大将士的极大愤慨,洪秀全下诏诛杀韦昌辉,才使内乱平息下去。此时石达开回到天京,但却没有得到洪秀全的信任,于是石达开率部20万人离天京而去,单独作战,最后兵败大渡河,全军覆没。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使太平天国遭到巨大损失,损伤了元气。
到1864年,天京形势已是十分危急。天京城被湘军四面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1864年6月3日,洪秀全忧劳而死,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城,万余名太平军坚持顽强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
历时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天京的一片火海和鲜血中极为悲壮、极为惨烈地失败了。“天国”留下的是寻梦者们的一片遗恨。然而,太平天国代表了近代中国人一种寻梦的理想和实践。多少年以后,天国之梦还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力量。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和以往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相同的。但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也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的背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中国人开始寻找使中国重新走向强大、恢复昔日大国尊严和历史光荣的道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在19世纪50年代,这时,鸦片战争结束已经近十年,原本已经十分尖锐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因外国列强的侵略而迅速激化。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农民早已不堪重负,而列强的入侵又给农民套上了新的枷锁。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去生计,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洪秀全利用基督教作为发动农民的工具,也反映了这次农民起义的时代特点。鸦片战争后,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的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合法传播,洪秀全有机会看到了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洪秀全原本指望通过科举寻找出路,但一连四次赶考,都名落孙山。世事的不平、朝廷的腐朽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终于激起了他的革命之思。洪秀全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加上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某些仪式、传说,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军队称“太平军”。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洪秀全颁布了天历,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六省。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将其改名为天京,并定为首都,正式建立起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使自身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太平军占领了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洪秀全便考虑把天国理想付诸实施。《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这两篇纲领性文件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特点,反映了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为寻求国家出路而作出的努力。(www.daowen.com)
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纲领,又是太平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建国制度和政策。它包括土地制度、国库制度等内容。
《天朝田亩制度》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其基本精神是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以实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天下田,丰荒相通”的平均主义理想。制度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九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国库制度主要是分配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1“两”。生产所得,“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圣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鳏寡孤独废疾等丧失劳动能力者“皆颁国库以养”[2]。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3]的人间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它既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平等富裕理想,也表现了一种对近代中国发展前途的探索。它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的农民起义,这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而《天朝田亩制度》恰恰触及了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天朝田亩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反映了广大农民渴望土地、渴望摆脱压迫与贫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集中地体现了太平天国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有力地调动了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反清斗志,具有进步意义。这是《天朝田亩制度》的主流和本质。但另一方面,《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将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水平上,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
《天朝田亩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以及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计的那一套方案,因为不切合实际,最终未能付诸实施。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等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颁布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方案——《资政新篇》,它体现了太平天国的寻梦者们的另外一种思路。《资政新篇》的提出者洪仁玕在香港住了近七年,是一位对西方有所了解、讲求实务、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新式知识分子。1859年,他从香港来到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不久,他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希望太平天国政权能通过改革变得更有活力。
《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银行、邮政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4],即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严禁鸦片入口。
《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方案,它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提出了改造中国的设想,比维新派早得多,从学习西方的角度看,也比洋务派要早。《资政新篇》集中反映了当时以洪仁玕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与努力,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个先进的施政纲领。洪秀全看到后,对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表示赞同,并下令镌刻颁布。《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亮点,它使这次农民战争明显地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战争,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为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国家出路所作出的努力。
但遗憾的是,《资政新篇》与当时的太平天国实践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没能同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发生共鸣,特别是没有涉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除博得洪秀全的若干条“此策是也”的朱笔御批外,并未在太平天国的军民中产生积极的反响,也未能得以贯彻实施。太平天国后期日趋危急的军事、政治危机,已经不能给洪仁玕提供施展政治理想的机会。
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点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太平天国无法克服农民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长期分散的个体生产方式,使农民革命的领袖们很难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很难处理好革命进程中发生的各种内外矛盾,也难以改变农民政权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趋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思想不断蜕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日益走向腐化。东王杨秀清大权独揽,飞扬跋扈,洪秀全只保持名义上最高领袖的地位。杨秀清曾多次假装“天父下凡”,以杖刑威吓洪秀全。领导层之间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了严重内讧。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在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出走败亡。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使太平天国遭到巨大损失,损伤了元气,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
为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但是,这些努力已无法从根本上挽回败局。在中外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太平军锐气大减。到1864年,天京形势已十分危急。天京城被湘军四面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洪秀全拒绝了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的建议,坚持死守天京。1864年6月3日,洪秀全忧劳而死,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城,万余名太平军坚持顽强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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