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9 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19]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下面让我们从几个侧面看一下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
首先,传教士直接参加军事行动。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他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据他自己说:“情报处负责绘制每天的行军地图……图上标明每一村庄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获得的其他情报,包括敌方的炮位、炮数和战壕;事实上,这张行军地图对军官们的重要性如同航海图对船长一样。”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出谋划策,他在给巴黎遣使总会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传教士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680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义和团开始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馆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人员。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运动。可见,所谓“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已撕去其伪装,成为八国侵略军的一部分,直接加入了武装侵略的行列。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以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下令教徒抢劫。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的报道,樊国梁仅在一处王府立山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100万两银子。1900年12月14日,法国的《北方醒报》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上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美国公理会梅子明牧师的抢劫活动更为疯狂。他在使馆解围前就已动脑筋要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后,他就挑选了他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名教徒占领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传教士们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住户家中进行抢劫。梅子明还将劫物进行公开拍卖,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并要他们供出义和团人员的去向。他还不时地跑到乡间去强迫派粮、派食物,要他们运送到侵略军的军营中去等。
对传教士们的强盗行径,李佳白在1901年美国出版的《论坛》杂志上,发表题为《抢劫伦理学》一文为之辩护。他说,“抢劫是战争的战利品”,“抢劫是一种高级伦理学”。他还对自己未能进行更多的抢劫表示遗憾。可见这位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本质。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花甲记忆》)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丁韪良要求由各国组织“联合委员会”,通过扶植傀儡来控制清政府,并实施对中国的“改革计划”,使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共管下的殖民地。丁韪良揭开了“善良的传教士”的面纱,显现出了殖民主义者的原形。美国传教士卜方济还著文具体阐述了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1900年7月14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参考,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他们以被杀传教士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定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曾得到教皇赐于“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衔,还受到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列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目的是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宣扬奴化思想,美化侵略,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主要手段是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甚至在传教的名义下参与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等人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出谋划策。美国传教士梅子明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丁韪良等传教士荷枪实弹以武力镇压义和团运动。可见,所谓“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已撕去其伪装,成为八国侵略军的一部分,直接加入了武装侵略的行列。他们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甚至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动。以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下令教徒抢劫。美国公理会梅子明牧师的抢劫活动更为疯狂。他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名教徒占领了一座蒙古王府。梅子明还将劫物进行公开拍卖,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对传教士们的强盗行径,李佳白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之辩护,胡说什么“抢劫是战争的战利品”,“抢劫是一种高级伦理学”。他还对自己未能进行更多的抢劫表示遗憾。可见这些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本质。
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为帝国主义侵华制造舆论。在中国,报刊最早由在华的外国人创办。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止,在华的外国人创办了很多报刊。他们把报纸杂志作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以宣传宗教信仰和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为名,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为帝国主义侵华制造舆论,麻痹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仇视和反对中国革命。其中,《字林西报》(原名《北华捷报》)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最重要的一份外文报纸,是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实录。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还大力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
帝国主义者还攻击诬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鼓吹瓜分中国。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他们宣扬中国人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丁韪良要求由各国组织“联合委员会”,通过扶植傀儡来控制清政府,并实施对中国的“改革计划”,使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共管下的殖民地。这些侵略者揭开了“善良的传教士”的面纱,显现出了殖民主义者的原形。1900年7月14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
总之,从鸦片战争开始,资本—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它们以军事侵略为后盾,在政治上侵犯中国主权,经济上掠夺中国财富,文化上麻醉中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政治黑暗、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如果不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教学建议
本专题的教学目的和用途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学生应了解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奴役,从而正确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深刻领会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项基本任务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要求,充分认识近代中国的国情,进一步明确国家独立与富强、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增强爱国主义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本专题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如何看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历史与国情的重要内容。国内外的某些言论观点曾引起一些学生思想上的困惑和疑问。因此在讲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教师应特别注意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全面、客观、辩证的阐述与剖析。
在讲述“西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时,教师应注意强调说明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即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使学生懂得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以革命手段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前提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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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编自《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载《学习时报》,2000-06-19。
[2]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3]摘编自任学安、陈晋: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大国崛起》,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选集》,3版,第1卷,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摘编自徐焰:《〈南京条约〉——一道耻辱的界碑》,载《北京青年报》,2002-08-29。
[7]摘编自徐夫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二重性》,载《中学历史教学》,2002(10)。
[8]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0~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摘编自龚书铎:《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改良》,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0)。
[1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4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80页。
[13]摘编自陆元:《罪恶的一天: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是如何焚毁圆明园的》,载《中国档案报》,20041112;张菁华、李云波、刘俊勇:《永矢不忘旅顺大屠杀惨案》,载《中国档案报》,2004 1203;《八国联军劫掠清宫纪实》,载《中国档案报》,20020426。
[14]谭嗣同:《有感》,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5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6]摘编自范卫平:《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种种罪恶》,载《中学文科》,2001(Z1);陈凤民:《赫德∶操纵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8(7)。
[1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9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摘编自夏家餕:《中国历史大讲堂:清朝史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
[19]摘编自陈清:《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载《光明日报》,200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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