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8　汪洋大海中的小岛^[18]

从道光二十年（1840）起，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止，东西方列强用军舰和大炮，一步一步地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半封建化、半殖民地化。光绪晚期，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三根绞索——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更是越勒越紧了！

鸦片，自始至终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法宝之一。从道光年间到清朝末叶，它使中国几百万人身体直接受害。外国商人拼命向中国倾销洋货，疯狂地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矿产。中国的茶、丝出口贸易，越来越受到外国资本家的控制。19世纪70年代，中国茶、丝的出口，占全部出口品的80%，而到90年代，下降为不到60%；而90年代倾销到中国来的洋货，竟比70年代增加了100%以上！外国的棉布、棉纱、煤油、钢铁、五金、机械、颜料、呢绒充斥了中国的沿海和内地；中国的蛋类、皮毛、猪鬃、山货、桐油、食糖、大豆以及矿石、矿砂，却被廉价地运到外国。经营这种掠夺性贸易的，是外国人经办的大大小小的洋行。这种洋行，到19世纪末已有933个。它们通过这种不对等的贸易，获得的是高额利润。美国的大来洋行，垄断了中国的进口木材，40年中，获得纯利7亿美元。

外国的银行资本逐渐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设立最早的外国银行，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同治六年（1867），英国又在上海设立了汇丰银行。法国设立了东方汇理银行、德国设立了德华银行，俄国、日本、美国则分别设立了华俄道胜银行、正金银行、花旗银行。它们控制着中国的海关行政，还发行纸币、经营外汇、发放短期高利贷款，同时还进行大量的投资。清朝的借外债，开始于同治四年（1865）。到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共借六次外债，总额约4000万两。中国除了付给高额利息之外，还要用海关、盐税、厘金作抵押，并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修筑铁路、经营铁路、开矿采矿。甲午战后，法国修筑和经营了滇（龙州）越（同登）铁路，夺取了滇、桂、粤的开矿优先权；德国修筑和经营了胶济铁路；英国修筑和经营了九龙铁路和沪杭甬铁路。光绪二十三年（1897）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野心最大的俄国，竟通过所谓华俄道胜银行，修筑和经营了从满洲里到乌苏里江及旅顺、大连的全长2437公里的“东清（中东）铁路”，在这条横贯纵穿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沿线，居然还设置了俄国的行政、司法、驻军、巡警机构；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俄国通过这条铁路，占用了东北200894垧土地，霸占了沿线的森林、矿山的开采权和内河航行权。它还在沿线建立了松脂厂、火柴杆厂、木材蒸馏厂，一系列的发电厂、面粉厂、榨油厂、糖厂、烟厂以及罗西安洋行和秋林洋行，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把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走。

外国的工业资本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命脉。各国银行的大量投资，使各国控制了中国的矿山、工厂、铁路、航运等。俄国控制了扎赉诺尔煤矿，英国控制了开滦煤矿，日本控制了抚顺煤矿……英国开办了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德国开办了瑞记纱厂，美国开办了鸿源纱厂，日本也开办了东华纱厂，光绪晚期，日本还控制了“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开办还嫌不够，外国资本又在中国人开办的厂矿中投入股份，以便对中国的新兴工业进行间接操纵。英国的怡和、太古，美国的旗昌等轮船公司，控制了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航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在内蒙、外蒙地区，俄、日著名的洋行，即有二十几家之多。

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摧残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十分曲折缓慢。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后下令：“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这就是说：中国民商，只能附股于官僚洋务派的企业中，不许自办大企业。因此，直到19世纪80年代，民间工商业者自办的小企业，资本不过几千元，最多也不过几万元。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年（1872—1894）间，中国商办的新式企业，一共只有54个，总共才有500多万元的资本，还不到官办、官督商办或地主开办企业资本的1／3。而且这些企业，在外国资本的“竞争”下，还随时有垮台的危险。

甲午战争之后，部分官僚呼吁振兴，清廷被迫宣布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织等局，广为制造”，民族资本主义才有了一些发展。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间，全国新办企业50多家，资本约有1200万元；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增至136个，资本达到2700万元。其中以纺织业的发展最为显著。此外，面粉、火柴、水泥、烟草、玻璃、机器制造、采煤、冶铁、炼油（煤油）等企业，也都纷纷开办起来。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已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但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它的力量很弱，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经济相比，它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岛。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并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

帝国主义列强把通商口岸变成其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通商口岸是近代中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的。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十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www.daowen.com)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首开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进出口税率的降低，方便了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使华商和洋商处于极其不公平的竞争地位。

不择手段而又靠不平等条约享有了不对等贸易特权的外国资产阶级，拼命向中国倾销洋货，疯狂地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矿产，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鸦片，自始至终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法宝之一。直到1883年，毒品鸦片一直占进口货物的首位。从道光年间到清朝末叶，它使中国几百万人身体直接受害。90年代倾销到中国来的洋货，竟比70年代增加了100%以上！外国的棉布、棉纱、煤油、钢铁、五金、机械、颜料、呢绒充斥了中国的沿海和内地；中国的蛋类、大豆等农产品以及矿石、矿砂等原材料，却被廉价地运到外国。经营这种掠夺性贸易的，是外国人经办的大大小小的洋行。这些洋行，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外国的银行资本逐渐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发行纸币、经营外汇、发放短期高利贷款，同时还进行大量的投资。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迫使中国通过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到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共借六次外债，总额约4000万两白银。中国除了付给高额利息之外，还要用海关、盐税、厘金作抵押。关税和盐税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帝国主义列强还要求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修筑铁路、经营铁路、开矿采矿。帝国主义在从中国掠夺的各种利权中，对铁路利权尤为垂涎。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占6.9%。光绪二十三年（1897）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野心最大的俄国，竟通过华俄道胜银行，修筑和经营了从满洲里到乌苏里江及旅顺、大连的全长2437公里的“东清（中东）铁路”，在这条横贯纵穿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沿线，俄国居然还设置了行政、司法、驻军、巡警机构。俄国通过这条铁路，霸占了沿线的森林、矿山的开采权和内河航行权，并在沿线建立洋行和工厂，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把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走。

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各国银行的大量投资，使各国控制了中国的矿山、工厂、铁路、航运等。直接控制、开办还嫌不够，外国资本又在中国人开办的厂矿中投入股份，以便对中国的新兴工业进行间接操纵。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入中国投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大部分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列强用从中国勒索到的资金作为其对华资本输出、掠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本钱。

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摧残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十分曲折缓慢。到19世纪80年代，民间工商业者自办的小企业，资本不过几千元，最多也不过几万元。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年（1872—1894）间，中国商办的新式企业，一共只有54个，总共才有500多万元的资本，还不到官办、官督商办或地主开办企业资本的1／3。而且这些企业，在外国资本的压迫摧残下，许多都逃脱不了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因此，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经济相比，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小岛，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

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走向富强，相反，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为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相反，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