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落日的辉煌^[1]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

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据统计，到乾隆终年（1799），全国耕地面积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数量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人口的1／3。

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逐渐增多。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

市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为白银3.5亿两，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则不少于白银4.5亿两。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其中茶叶出口占第一位。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价值达白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的总值。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为白银4.3万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末期，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白银85万两。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了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编纂了《律历渊源》（1713—1722年），介绍中国和西方的音乐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1719年）。

中国的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共有10个拥有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其中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华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但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

清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工商业的发展。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而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并非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www.daowen.com)

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清王朝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基础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钢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

清朝在文化上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则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

中国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接踵而来的却是长夜无歌。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以其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与其他古老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经济、政治、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内，创造了曾经领先于世界或至今仍被世人奉为圭臬的思想和理论。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认为，在公元3世纪至13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了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遍及科技领域的各个分支，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有着惊人的成就。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杰出科技成果。造纸术的发明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书写材料的重大变革；印刷术便利了文化的传播，使中世纪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火药和火器的采用，使人类战争从此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急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帮助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主义堡垒；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开创了人类航海事业的新纪元。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中华民族自夏代进入文明社会，历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自康熙经雍正至乾隆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逐渐增多，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市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育，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当历史发展到18、19世纪，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停滞，并造成难以克服的政治经济危机。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者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和族权与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以及封建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抑制力量。尤其到清代中后期，在经历了康乾盛世后，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历史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产生和发展。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在经济上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在对外关系上采取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把封建皇权推上了空前集权的巅峰，他们囿于传统、反对变革，在文化上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些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使中国失去了发展海外贸易的机会，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