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胜　柳延恒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沈阳　110866)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创业型就业意愿　Logistic模型　辽宁省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贯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第一次将鼓励创业纳入就业方针，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鼓励劳动者自主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切实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转移、创业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是拓展农民就业渠道、助推城镇化的重要形式，农民工创业问题已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人，其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人数为1286万人，仅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9%。这表明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创业资源缺乏、创业资金不足、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相对较低等因素约束，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抑或返乡的创业意愿并不强。如何科学引导在城务工过程中，那些掌握了技术、积累了资金、能够识别商业机会、有意愿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创业实践，成为实现中央加快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助推人口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环节。进而，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尝试“创业型”就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学术关注度来看，2008年以后，一些学者才开始研究农民工创业，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方面的研究始于2010年后，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研究的收录量仅为12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方面因文献量不足，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在完成初次流动从事非农工作后，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在再次职业流动进程中存在创业的倾向。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创业行为、选择留城抑或返乡创业、创业选择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取得了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潜在创业者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创业者个体特征因素、创业者拥有的创业资源和创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影响(Minnitti，1999)。进一步分析，影响潜在创业者行为的因素可从其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进城务工经历、人力资本提升和社会网络状况等4个方面来考察。

从人口学特征因素来看，潜在创业者年龄、婚否、性别、务工经历、培训技能积累、家庭成员等影响其创业选择(Todaro，1969;章铮，2006;谭永生，2011;赵浩兴，2012);从人力资本提升因素对创业行为影响来看，受教育程度、拥有技能、对创业行为发生有重要正向影响(Fafchamps等，2003;朱红根等，2010;朱明芬，2010)。

再进一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人力资本相对较高，但与其他群体的青年相比，人力资本普遍偏低。农民工通过“干中学”方式，在务工经历中积累了经验，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提升(林斐，2004)。此外，务工职业经历与创业职业选择有较强的关联性。朱明芬(2010)认为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等潜在创业者的家庭状况对农民工创业行为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外部社会关系状况因素来看，潜在创业者的亲友创业情况、每月话费、常联系朋友数、社会网络状况等社会资本对创业行为都有显著的影响(赵浩兴等，2011;全球创业观察组织(GEM)，2012)。

梳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为进一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提供了理论启发。但是，还有一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其一，在研究对象上鲜有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选择的考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从年龄上未作进一步划分。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为社会闯荡期(包括18岁以下、18～22岁两个年龄段)、职业磨合期(23～27岁)、事业起步期(28～32岁)，延伸了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段的考察。其二，现有研究存在偏重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单一视角或选取单一变量来研究农民工创业意愿的不足。

本文将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视角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在变量选取上引入有无技能(无技能工、低技能工、高技能工)变量来考量人力资本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引入与当地人的关系变量来考量社会资本对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从而拓宽了衡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维度。

综上所述，本文拟通过利用辽宁省三市五地656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不同影响。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组于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期间对辽宁省大中小三类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考察。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在城务工的就业特征(工作类型、培训、工资收入等)、家庭特征(家庭耕地面积、家庭社会资本状况、家庭在当地的经济水平等)、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进城务工亲戚朋友数量、社会关系状况等)、打工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征等方面。

研究方案的形成:首先，把1980年1月1日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在城务工人员作为调查对象;然后，课题组于2012年6月在沈阳、锦州和鞍山等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预调查，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对一些调查项目及访谈方式进行调整，让新生代农民工看得懂、听得懂;最终形成具有代表性、可行性、科学性的调查问卷。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根据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新生代农民工打工城市分为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在非省会城市中又抽样两个地级市(锦州市和鞍山市);然后又按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地级市(锦州市和鞍山市)所辖县市中抽取两个县(北镇市和台安县);最后在每个县市中按工作类型分别随机抽取农民工样本。本研究数据获取采取一对一的访谈方式，共发放问卷680份，获得有效问卷656份，有效率达到96.5%。此外，本研究对创业的界定为:创业者对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社会经济价值的过程。把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诸如注册公司或者开办企业、个体经营(如夜市摊点等)等活动均视为创业。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包括小业主(无固定地点的小摊贩和有固定店铺的小业主)、公司老板、私营企业主等。

(二)样本基本情况

在获取的656个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中，有383个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创业，占58.4%，有273个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创业，占41.6%。统计表明，近四成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创业的意愿。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5岁，样本分布区间为16～32岁，其中，介于18～27岁(处在“社会闯荡期”和“职业磨合期”)的农民工占63.0%;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绝大多数(65.3%)，说明学历层次以初中为主;性别中男性农民工有468个，占样本总量的70.6%;当前月工资收入不超过3000元的农民工有516个，占样本总量的78.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中工资收入低于3000元的占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辽宁省省会沈阳市务工人数为315个，占47.9%;在地级市(锦州市、鞍山市)务工人数为218个，占33.4%;在县级(北镇市、台安县)务工人数为123个，占18.7%。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人，%)

续表

注:工作类型:按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拥有技能情况把新生代农民工分为两类:无技能工和技能工。其中无技能工:包括力工、零工等;技能工又分为低技能工:包括司机、工厂一般技能工人、厨师等;高技能工:包括车工、钳工、瓦工、计算机操作员等。沈阳为省会城市;锦州、鞍山为地级市;北镇市为锦州市辖县级市、台安县为鞍山市辖县

(一)理论分析框架

假设新生代农民工为理性“经济人”，其是否有创业的意愿，取决于选择创业的期望收入与机会成本两个层面的比较。当选择创业的期望收入大于机会成本(当前工作抑或改变工作的收入)时，新生代农民工愿意选择创业，否则就不愿意。则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决策的表达式可设定为:

其中，Ent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期望收入，Tent为创业纳税的税率，p为从事当前工作的概率，w0为从事当前工作的收入，w1为改变当前工作、从事其他新工作的收入，C为创业成本。如果Will＞0则农民工愿意创业;否则，农民工就会继续从事当前工作抑或变换新工作岗位。

根据(1)式，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受到选择创业期望收入(Ent)、创业成本(C)、创业纳税的税率(Tent)、继续当前工作概率(P)以及在外务工收入(w0，w1)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社会资本积累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期望收入有重要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创业型就业意愿主要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特征、务工经历、务工所在城市等因素。

(二)实证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所述理论分析，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务工经历、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务工城市等因素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实证模型。其模型的函数形式可设定为:

其中，当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创业时，Will=1;当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创业时，Will=0。chai、hcapj、empk、famm、scapn分别代表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进城务工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变量。

(三)研究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或者“不愿意”选择创业型就业意愿是二元选择变量，研究方法可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其模型为:

其中，pi为被解释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发生的概率，i代表第i个新生代农民工，xj为解释变量，包括(2)式中的chai、hcapj、famm、empk、scapn等j个变量。模型中的解释变量选取、统计量及预期方向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选取及假设

注:括号内为对照组;采用软件Stata12.0处理数据

根据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656个调研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拟合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模型。在数据处理时，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人力资本4个方面可能对创业型就业意愿有影响的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中。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二元Logistic模型如表3所示。

表3　参数估计结果

注:*、＊＊、＊＊＊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对照组

(一)个体特征的影响分析

1.不同年龄阶段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与18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18～22岁年龄档次和23～27岁年龄档次在模型中均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但是，28～32岁年龄变量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18岁以下的农民工，18～27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更强，其中，18～22岁年龄的农民工愿意创业的发生比是18岁以下农民工的1.825倍，23～27岁年龄的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发生比为2.061倍;但是，28～32岁年龄变量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年龄超过28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创业型就业意愿可能会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对于28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随着从业经验日益丰富，职业技能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其选择创业的意愿也就越强。而对于28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提升而能够获取较好的就业岗位，从而工资水平得以提高，其创业动力就会下降;再者，其风险偏好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趋向稳定保守，不愿意进行创业尝试。研究结果与Blanchflower(1994)的观点相符。

2.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实证结果和预期的不一致。性别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创业选择意愿的发生比仅为女性的0.407倍，女性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相对更强。这一结果与朱红根等(2010)的观点不一致，其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进城务工过程中，各种从业技能和从业经验日益丰富，自身能力和信心不断增强，有更广阔视野和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外从事现代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是见多识广，其立志创业的意愿增强;另一方面，相对男性农民工，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随着当前进城务工人员呈现出“留守儿童”的新变化，女性农民工从家庭负担中解脱出来，有较多的时间投入到创业实践中。再者，从融资的角度看，开展的关爱女性成长的小额信贷政策，其比男性农民工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这有利于女性农民工开展创业活动。

3.受教育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对于初中以下受教育组，初中、高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变量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初中组、高中组、高中以上组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发生比分别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工的2.432倍、2.763倍和5.453倍。高中组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发生比是初中组的1.136倍，高中以上组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是高中组的1.974倍。表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创业的意愿不断增强。其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干中学”中自身人力资本的提高，更快接受新事物，其模仿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更好地识别和捕捉商业机会，因而越有可能选择创业。

4.进城前是否有技术对新生代农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进城前是否有技术变量统计检验不显著，这与前文的预期不一致。其可能的原因是，与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接受更多的培训、掌握了更多的技能来比较，进城前相对有限的技术就显得薄弱，很可能对当期进行创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www.daowen.com)

5.是否参加过培训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培训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与前文的预期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是否参加过培训这一变量选择的是农民工在不同时期职业流动时所接受培训的全集，参加过培训对提高当期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伴随工资水平的提高，创业的动力和意愿就会明显下降。另一方面，那些接受所在岗位免费培训的农民工，很可能受到单位用工制度的限制，即使有创业型就业意愿也得从长计议，这使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创业型就业意愿明显下降。

6.工作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力工、零工等无技能工种，低技能工变量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而高技能工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对于低技能工，在务工过程中学到了技术，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能和从业经验;而工资又相对低于高技能工，其风险偏好就较强。有一定技能和风险偏好较强两者互动作用影响，就很可能造成低技能工型人群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技能，去尝试“创业型”就业。另一方面，对于高技能工型农民工，相对于力工、零工等人群，其工作环境相对不错、凭借具有的相对较高技能而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与此同时，随工龄不断增大趋向保守和稳定。这些因素将导致高技能工人群创业的动力和意愿下降、风险偏好不断减弱，不愿意冒险作出创业选择。

7.月工资收入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负影响。月工资收入变量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越高，其创业型就业意愿就越弱。在调研中当前月工资收入超过3000元的农民工有130个，占样本总量的21.5%，这部分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相对就弱。其原因主要是外出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首先考虑其生存的收益和成本，当务工收入能够更好地满足其生存时，再加之创业资源及创业环境有较大不确定时，就不愿意尝试新事物，其风险偏好不断减弱，故此创业的意愿就减弱。

(二)家庭特征的影响

1.家庭耕地面积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耕地面积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拥有耕地面积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家庭耕地面积每提高1个层次，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发生比将增加8.5%。其可能的解释是，土地作为家庭最主要的资源，土地拥有量是农民创业的基础条件，家庭耕地面积更高的家庭减轻了家庭生活成本，从而减弱了农民工创业选择时的后顾之忧，同时作为最主要的物质资本，也能为创业积累一定的原始积累，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创业。

2.自己家庭在家乡收入水平不是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自己家庭在家乡收入水平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认为自己家庭在家乡收入水平为中等的比例为70.5%，而认为是中上等级和中下等级各占13.1%和10.5%，形成统计意义上的不显著。另一方面，当农民工选择创业地点发生改变时，自己家庭在家乡收入水平这一变量来度量其经济水平对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很可能不显著。

(三)社会资本的影响

1.在外务工的朋友个数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在外务工的朋友个数在模型中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外务工的朋友个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意愿越强，并且在外务工的朋友个数每提高1个档次，农民工愿意创业的发生比将增加17.3%。其可能的解释是:(1)在外务工的朋友个数的多少常用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在外务工的朋友个数越多，其获取有关创业的政策、市场状况及消费者需求等信息的信源、信道就越广。(2)在外务工的朋友个数也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状况，一方面可以通过向在外务工的朋友借贷来获得创业融资，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创业合作机会，降低创业失败的损失，规避创业风险。

2.有亲戚担任公务员、教师及医生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否有亲戚担任公务员、教师及医生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相对于其他新生代农民工，有亲戚担任公务员、教师及医生等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更强。其可能的解释是，担任公务员、教师及医生的亲戚在物质资金、情感心理、政策指导等方面给予相助。(1)担任公务员、教师及医生的亲戚极可能为农民工创业提供创业的原始资金，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创业之初，因其信用较低和社会网络不发达而较难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其创业的原始资金很可能来源于亲朋的借款。(2)担任公务员、教师及医生的亲戚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供各种创业信息特别是创业政策信息，例如在小额贷款、创业地点选择、遴选项目及创业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3)担任公务员、教师及医生的亲戚可以降低其创业的交易成本，使农民工与当地城管、工商税务、街道社区等部门更容易沟通，能够为农民工创业营造相对良好的创业环境。(4)担任公务员、教师及医生的亲戚又可以榜样的力量鼓励农民工选择创业，通过对创业成功案例的分析，分析创业的优势和创业成功的条件，引导和促使农民工开展创业实践。

3.与当地人的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与当地人不接触，与当地人一般交往和愉快相处变量都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与当地人交往、能够愉快相处对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般交往和愉快相处对创业型就业意愿影响发生的比率分别为不接触的3.142倍和2.812倍。这可能是由于与当地人融洽相处能给农民工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给予就业、创业等行为选择以情感支持，使农民工更快了解和熟知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对创业项目、地点、需求信息等提供帮扶等，可谓“远亲不如近邻”。

本文利用辽宁省656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家庭特征、社会资本视角，构建影响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二元Logistic实证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工作类型对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同时，随着受教育程度档次的依次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发生比率也依次增大;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外出务工收入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相对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创业型就业意愿更强。与此同时，进城前是否懂技术对新生代农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耕地面积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而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家乡收入水平变量不是影响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因素。

其三，在外务工的朋友个数、与当地人的关系、是否有亲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等社会资本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常联系的朋友个数越多，农民工创业的意愿越强;有亲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更强;相对于与当地人不接触，与当地人交往、能够愉快相处对创业型就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在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参加什么具体的培训项目时，选择技能类(烹饪、理发、电脑、驾驶等)和创业思维类(创业思路、励志等)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样本总数的84.6%，而选择礼仪类、基本知识、农业技术类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仅为8.8%。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类、创业类培训需求较强。调查还得到:有59.9%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得到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免费培训，表明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得到免费培训;有30.2%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参加社会专设的技能培训;有36.6%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参加企业提供的自费培训。

上述研究发现的政策启示:(1)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水平，与此同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干中学”的实际情况，举办“农民培训班”、“优秀中青年进城务工人员培训班”，注重职业技能、创业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2)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活动、实施关爱农民工计划，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3)注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成功案例、创业技巧、创业项目等信息的发布和宣传，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熟悉经济社会环境，识别商业机会，切实提高其创业能力。(4)加大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小额信贷的帮扶力度，进一步落实对女性农民工的扶持和关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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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新业

DOI：10.13246/j.cnki.jae.2014.06.001

*　项目来源: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能力、职业流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机理与实证”(编号:7127317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编号NCET－12－1014)、辽宁特聘教授支持计划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