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强　王春蕊　刘嘉汉

【内容摘要】文章利用多项选择Logit(MNL)模型，通过2009年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年龄每增加10岁，其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将会降低3．67%;与本地县域就业相比，技能优势主要体现在跨省就业选择中;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越高、非农收入比值越大，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就越低;居住地经济越发达，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此外，人均耕地、就业途径、居住地类型、交通便利度以及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多项选择Logit模型

Authors:Liu Jiaqiang is Professor，Center for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Wang Chunrui is Assistant Researcher，Institute of Rural Economic Research，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Liu Jiahan is PhD Candidate，Center for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Email:liujq62@yahoo．com．cn

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非农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日益明显①　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2008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已达到38．94%，较1990年提高了18．71%。。受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周期性变动引发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趋势变化的影响，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大体经历了“民工潮”、“民工荒”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短暂的“返乡潮”，横向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由中、西部向东部转移。在农业部门“蓄水池”功能弱化和非农部门“比较收益”吸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工离开农村流向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行业。据农民工监测报告统计，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2978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1．9%。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为14533万人(不包含本地转移)，较2008年增加了3．5%(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形成的迁移流动，都是由农民工个体通过迁移选择的聚集或是扩散形成的群体迁移流向，这种大规模迁移流动的背后都有着一种可以解释的经济关系和逻辑。就个体而言，不同就业地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迁移者能否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并制约着其后续迁移选择行为，同时，众多个体的迁移选择汇聚成的迁移流向势必对我国人口城镇化推进模式、产业整体布局、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探析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加深对农民工迁移选择行为的规律性认识，进而为优化农民工就业环境，合理引导其迁移行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有益借鉴。

伴随农民工城乡流动的加速，中国农村家庭就业结构和收入构成在经济转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信息通讯技术广泛普及，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这些发生在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巨大变化究竟会对农民工的迁移选择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农村硬件环境的改善在农民工迁移选择决策中发挥着多大作用?表征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对其迁移选择决策又有着怎样的制约性?本文将利用实地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2．1　研究框架

迁移的过程即为选择的过程，如何在可支付成本约束下实现最优选择，长期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已有文献从多个层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和经验探讨。传统经济学假定理性行为人在决策环境中具有完美的预见力，总能在给定偏好和预算约束的基础上，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最优选择决策。然而，在现实决策中，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影响，使得决策者往往不能够做出最优决策，转而寻求“满意”选择(Simon H．，1955)。正是考虑了诸多现实因素，使得实际决策者总是以有限理性为约束条件，以认知偏差作为过程影响变量，以实现有限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决策，决策者有限理性的高低就意味着目标函数效用值的高低(何大安，2004;李广海等，2007)。因此，如何破解形成有限理性的内外部因素，成为决策者实现最优选择的关键。

迁移选择的过程也是对迁移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的过程。从迁移就业工资收益角度，Todaro (1969)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劳动力城乡迁移的动因，指出迁移者将会选择工资收益较高的地区就业。人力资本理论从迁移成本——收入视角来分析迁移就业的区域选择，认为个人对于地点的选择将根据其拥有人力资本报酬的概率分布和迁移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情感成本等)做出判断，而收入的差异可能是用以解释这种效用差别的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变量(Schultz，1961)。

随着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学术界对迁移决策问题的研究更注重实证分析。就迁移个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的最小单位，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是影响个体迁移决策的主要变量。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关系，开始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迁移决策行为(Stark，O．＆Taylor，J．E．，1991;蔡昉等，2002)。有学者从理论上论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跨省迁移选择决策的影响，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与流入地工作匹配程度决定了流入地的选择，社会资本存量决定了其集聚的程度(白积洋，2009)，还有学者从地区社会经济、制度等宏观环境层面分析对人口跨省迁移的影响(段成荣，2001;周皓，2006;唐家龙等，2007)。在迁移的选择性方面，易君键、耿龙波(2007)将个人、家庭特征、就业途径和户籍等变量纳入模型，检验了各种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过程中3种部门选择的影响程度，得出搜寻渠道和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迁移就业中的部门选择影响显著，而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不明显。但也有学者认为家庭类型、社区村经济水平、村地形对农民工就业空间选择有着显著影响(高更和等，2009)。

已有研究对人口迁移决策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解释和多层面的实证检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从研究内容看，多数文献侧重于迁移决策(迁与不迁)或两种迁移选择(跨省迁移)决策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多种选择决策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多种选择下人口迁移决策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研究方法看，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二元离散变量回归模型，周皓(2006)使用的条件Logit模型以及易君键等(2007)的多项选择Logit模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2．2　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9年9～12月笔者主持的“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问卷调查数据。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3份，其中发生迁移的样本所占比例为80．31%，为412份。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农民工个人、家庭特征，家庭成员就业情况，以及与就业有关的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情况。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数据获取方面，主要采用定点随机抽样调查，以河北省11个地市为主，根据农民工在各市的分布状况，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共获取调查样本281份;同时，按照地域邻近性原则，选取东北部地区的吉林长春(45份)、中部地区的河南安阳(51份)、西部地区的陕西商洛(35份)进行随机调查，共获取调查样本131份。数据获取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委托某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利用假期社会实践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进行的随机调查;二是委托部分劳务中介机构对寻找工作的农民工进行的集中调查。从调查地点的选取看，这4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处于中等或中上游，因所得样本主要来自这4个地区，未能涉及更多的地区或农民工个体，调查样本数量较少，尽管如此，但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调查群体就业地选择决策的规律性。因此，本文所得结论更多体现了这一级别地区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一般性特征。

就调查情况看，农民工就业地类型共分成4种:本地县域、本省中小城市、本省大城市和省外①　调查问卷设计中，省外就业分为省外县域、省外中小城市和省外大城市，由于省外样本数量较少，为了方便起见，将三者合成一类。文中4种就业地类型是按照就业地行政级别划分，县域是指包含中心镇在内的县城，中小城市是指地级市，大城市主要指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分别占样本总数的比例为40．29%、16．50%、26．46%、16．75%。调查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分别占63．83%和36．17%，以19～31岁的青年农民工为主，所占比例为57．77%。从文化程度看，以初中文化为主(48．06%)，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6年。①　文中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按照小学以下为3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5年乘以相应受教育程度人口进行求和，并与总人口相除得到。从家庭情况看，调查的农民工家庭以3～6人为主，家庭人均耕地最少为1亩，最多为41亩，差距明显;其农业生产方式以“半机械化”为主(56．06%)，以“全部机械化”和“人力、蓄力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11．17%和32．77%。调查的农民工来自山区农村、平原农村、山区城镇郊区、平原城镇郊区所占比例分别为60．44%、30．58%、7．03%和1．94%，有30．10%的人认为居住地的交通条件便利，57．28%的人认为交通条件一般，12．62%的人认为交通条件较差，大多数人认为家庭、居住地经济水平“一般”。可见，多数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既不是农村中最低收入者也不是最高收入者。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注:在回归过程中，由于来自平原城镇郊区和山区城镇郊区农民工的样本数量较少，将二者合成一类，定为城镇郊区=3;工资收入在回归过程中取了对数;经济资本以当前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表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因变量为不同类型的就业地，是一个多项选择变量。经过长时期在居住地的生活、实践，每个迁移者都融入了代表个体、家庭和社区等诸因素相互作用、彼此耦合形成的特质，必然会作用于农民工的迁移选择决策过程。受二元结构的约束，户籍制度也会对就业地选择产生影响。因此，自变量的选择应包括农民工个体特征变量(性别、年龄以及表征就业能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无技能、个人经济资本)、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赡养负担、非农收入情况、农业生产方式、耕地面积、就业途径)、社区环境(居住地类型、交通条件、本地经济水平)以及户籍制度变量(见表1)。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此消彼长，最终形成了以农民工个体拥有的人力资本为基础，以家庭(社区)物质资本和经济资本为支撑，以迁移网络(社会资本)为导向，综合权衡不同类型就业地的预期收入，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迁移选择的决策机制。

2．3　研究方法

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选择”理论、“托达罗模型”、“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家庭决策模型”等在分析人的行为决策时，都暗含了一个很强的假定:迁移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人。不论是迁移决策还是迁移选择决策，都是由迁移者个体做出的，其最终实现都隐含着一定的约束条件和迁移选择的目标函数。那么，面对多种就业地选择，农民工又是如何做出迁移决策的呢?多种选择变量中有两种决策集:有序和无序。无序变量如对某个候选人的态度(赞成、反对或弃权)的选择，有序变量如对客户的信用等级评价(如1、2、3等类别)的选择。无序变量多元选择模型主要分析选择中的随机效用问题，更适用于对随机调查数据的分析。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不同类型的就业地之间并不存等级上的优劣性，属于无序变量。研究中我们假定:农民工在不同就业地选择过程中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特征做出就业地选择决策，这4种选择都是效用极大化的结果。根据Mc-Fadden(1973)，我们设定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行为的随机效用方程表达式。

假设有J个选择，第i个农民工的第j种选择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i=1，2，…，n，j=1，2，3，4;Uij表示第i个农民工选择第j个就业地带来的效用;zij表示影响第i个农民工选择第j个就业地行为的变量，包括个人年龄、性别以及家庭、社区特征;εij为误差项。

如果对于面临J种选择的第i个农民工选择了j，说明对此人来说J种选择中第j类选择的效用最大，即Uij最大。那么，统计模型选择j的概率为

其问题转化为求Uij最大的顺序统计量。为了简化起见，进一步假定εij(j=1，2，3，4)相互独立且服从极值分布，由于不能提前获知哪种迁移选择下的最大化效用，本文假定不同就业地之间的选择是相互独立的。在上述假设下，将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这一事件看成事件(Yi=j)，可以推导出农民工i选择j类就业地的概率:

该公式即为多项选择Logit的概率公式。利用极大似然法，通过对(3)式的似然函数最大化可求得模型参数β的解。

Hausman and McFadden(1984)的研究表明，MNL模型和条件Logit模型的大样本一致性估计性质强烈的依赖于备选方案不相关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IIA)的假设。IIA的原假设认为两种选择的机会比与其他选择的概率无关，因此在使用MNL模型和条件Logit模型之前需要进行IIA检验。本文使用了Hausman检验对回归结果展开检验，其未受约束和受约束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之差为非正定，Hausman检验失效，进而使用广义Hausman展开检验，得到的卡方统计量=35．232，p值为0．5981，不能拒绝IIA假设，表明使用MNL模型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行为的分析是合适的。

在4种不同的就业地选择中，本文将本地县域就业=1作为对比组，分析农民工个人、家庭、社区状况等变量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农民工就业地多项选择Logit概率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2　Multinational Logit Probability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of Employment Destination for Rural Workers

注:表格括号中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性标准差;＊＊＊、＊＊、*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计量分析所用的软件包为STATA10．0。各自变量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边际概率的计算方法如下:连续变量的计算公式为mfx=dy/dx，mfx表示边际概率，y=Pr(本省中小城市=1)、y=Pr(本省大城市=1)或y=Pr(省外=1)表示选择不同就业地的概率，x为某解释变量并在其样本均值处取值计算的;离散变量表示0、1之间，mfx=Pr(=1，x=1)－Pr(=1，x=0)，　。

从回归结果看，个人特征变量对就业地选择的影响程度较小，家庭特征、社区环境以及就业地状况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

(1)从个人特征变量看，年龄、有无技能、个人经济资本只对农民工跨省迁移有着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不明显。相对于本地县域就业，年龄对省外就业有着显著的负影响，年龄每增加10岁，省外就业的概率将下降3．67%，年龄越大农民工风险规避的意识越强，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就越低。务工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民工选择省外的概率将会降低7．98%，如果在省内就业能够满足迁移就业的预期收入，将会极大地降低其省外就业的概率。与无技能相比，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将会降低省外就业的概率(－6．36%)，技能遴选的择优效应充分体现在跨省就业选择中，成为农民工就业地类型选择的重要资本。有技能的农民工更容易选择本省大城市就业，而无技能者只能选择小城镇或中小城市就业，因此，我们应关注技能遴选效应导致的迁移选择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www.daowen.com)

(2)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影响显著。家庭非农收入比值体现了非农收入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诱导性因素。与本地县域就业相比，上一年家庭非农收入比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显著地提高农民工选择本省大城市就业的概率(2．77%)，降低其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2．01%)。较高的务工收入是大城市容易形成农民工群体聚集的一个重要原因。较“人力、畜力为主”而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将降低7．07%～18．30%，选择本省中小城市就业的概率将会提高9．93%。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一亩，其选择本省中小城市就业的概率将会增加1．57%，选择本省大城市就业的概率将会降低2．25%。即，随着家庭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民工远距离务工的概率将会显著降低。与其他就业途径相比①　本文中的其他就业途径包括企业直接来村里招工、跟随工头进城、政府机构组织进城、由民间中介机构组织进城等形式。，“自己进城”、“跟随亲朋好友进城”的农民工选择本省中小城市就业的概率将会分别降低8．37%和9．10%。

(3)居住地环境变量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重要因素。与本地县域就业相比，相对于平原农村而言，居住在山区农村的农民工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将会降低7．57%。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居住地交通条件一般、较差的农民工选择本省中小城市就业的概率将会增加，其边际影响分别为9．66%和15．80%。村附近小工厂数量每增加1家，农民工选择本省中小城市、本省大城市就业的概率将分别降低1．04%和0．32%。可见，随着居住地经济水平和交通设施状况的改善，农民工更倾向选择短距离务工。认为户籍制度对就业有影响的农民工将会降低选择本省中小城市就业的概率(－10．20%)，更倾向于选择省外就业(10．30%)。这似乎与现实情况相悖，其主要原因是省外就业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说明获得较高的收入预期仍是现阶段我国农民工选择远距离迁移的主要诱因。

本文利用2009年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选择Logit模型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农民工就业地选择中的年龄特征明显，且存在一定的技能遴选效应。年龄越大，其选择远距离务工的概率就越低，技能已成为农民工就业地类型选择的重要资本，且这种遴选优势主要体现在跨省就业选择中，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更倾向选择本省大城市就业。(2)经济因素在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无论是个人经济资本、家庭非农收入比值、居住地经济水平，对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3)私人迁移网络在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对就业地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就业中。(4)家庭农业生产条件和居住地交通状况等外在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农民工选择本地中心城市就业。(5)户籍制度依然是影响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制度因素。相对于本地县域就业，户籍制度只对本省中小城市和省外就业影响显著，尽管如此，为了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民工更愿意选择省外就业。综上可知，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并不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自发决策，而是在对个人、家庭、社区状况等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基础上的理性决策，家庭、社区特征变量在其迁移选择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基于本文实证结果，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充分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农民工的迁移流向。农民工的迁移选择性引领了我国人口城镇化推进的主体方向。从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到“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将破题城乡统筹、构建城镇化新政作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之一。作为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先行者，农民工群体既系“三农”又连“城镇化”，其迁移行为的多元选择特征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道路势必遵循大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同时也决定了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必定是多极核心型同步发展，而不是单极核心型辅助发展。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大构架下，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方面，需把握农民工个体的迁移行为、明晰农民工群体的迁移流向，根据农民工群体的迁移选择性特征，分重点、多渠道、全方位地增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民工群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重点加强县域经济对农民工群体的吸引力。针对县域经济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劣势，地方政府应依托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出台优惠政策，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主导产业，成为拉动就业增长的重要支撑，提升县域经济的就业吸引力，实现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

第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契机，积极营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环境。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结构转型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打破制约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制度藩篱，进一步加快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降低农民工就业门槛。在渐进式改革模式下，我国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朝着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加速其融入城市的方向努力，在推进中小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应辅以与户籍制度配套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跟进，依托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做好与农民工市民化紧密相关的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制度衔接，为农民工城市融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应区分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差异性，根据农民工迁移就业的年龄选择和地域选择性，采取多种有力措施，重点做好“4050”农民工就地、就近的城市融入，使其从游离状态的城市“嵌入”转变为市民化的城市“融入”。

第三，着重培育农民工技能素养，重构以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软环境。实证研究表明，技能具有遴选效应，同时也是影响农民工就业收入的重要因素，而文化素质整体偏低且具有同质性是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特征，低技能、技能单一或无技能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化的市场需求。因此，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整合教育资源，夯实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重点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构建适合农民工就业灵活性、需求多样性、技术实用性、市场导向型、成本低廉型的多元化梯次培训机制。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强其就业能力，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市场竞争能力，避免出现农民工内部分化。只有通过就业能力的不断提升，才能够保障其就业稳定性，从而实现农民工群体由无技能、低技能的“亦农亦工”向高技能的“新型产业工人”转型。

第四，多举措改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硬环境，合理引导农民工的迁移流向。一方面，非农就业是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的主要途经，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加快农业用地的组织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释放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人口城镇化、增加农民收入之根本;另一方面，加快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设施条件，打造“村村通、城乡通”的便捷交通枢纽带，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向城镇和中小城市的层层延伸，来带动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有序流动。同时，还应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培育和完善省、市、县三级劳务中介市场，为外出农民工提供更多方便、快捷的就业渠道，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迁移。只有破解制约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各种因素，改善其迁移就业的内外部环境，才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民工由“农村转出”向“城市融入”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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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Factors Affecting Decision on Employment Destination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Liu Jiaqiang　Wang ChunruiLiu Jiahan

Abstract：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in 2009 covering four selected areas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choice in employment destinations．There are individual，family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employment destinations:age，skills，mechanization of famil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income ratio of the migrants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ir place of origin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selecting outside province employment．Economic factors have a dominant role in selecting employment destinations．Migration network，transportation facilitation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re also among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employment destinations．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words：Rural 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Destination，Multinational Logit Model

【作者简介】刘家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春蕊，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嘉汉，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成都:610074

*　本文得到西南财经大学“211工程”第三期优势学科建设项目: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资助，项目编号:211D3Y03。

收稿时间：(责任编辑:沈　铭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