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名望1　史清华2　顾梦蛟1

（1．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92；2．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52）

［提 要］ 农民工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集聚是我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在沪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其中收入评价较低。工资收入、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城市适应性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居住条件、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也有城市适应性等精神因素，但比较而言，物质因素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从城镇推力视角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以及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民工荒；城镇化；有序Probit模型

党的十八大高度重视城镇化问题，将其作为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手段。同时，十八大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基本战略，并将 “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聚集，若没有亿万农民向城镇集聚，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将难以彻底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1］［2］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但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是一种“候鸟式”转移而不是“生根式”迁移。“候鸟式”转移既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冲击。［3］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工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对糟糕的城市生存状态、不公平的就业环境和苛刻的就业条件等城镇因素的不满成为制约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障碍，也是导致“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4］［5］［6］

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就业满意度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影响。就国外的研究来看，赫尔曼（Hellman）认为，决定就业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工作本身、报酬、工作环境、融洽的同事关系以及人格与工作的合理匹配［7］。奥斯和卢卡斯（Oishi and Lucas）认为，就业满意度应视为就业者对整个工作情境反应的一种感受。影响就业满意度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员工特性的人口属性，另一类是基于工作特征的工作环境。［8］阿图和金黑（Ahituv and Kimhi）以中国为例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对户口与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的满意程度会对农民工就业有显著影响。［9］提吉斯和潘（Thijs and Pan）关注了经济因素，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障碍因素，特别是考察了城镇资本、农民工工资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行为的影响。［10］梅江姆塔等人（Majunmdar et al）、德摩哥等人（Démurger et al）都认识到了城镇歧视对于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影响，他们强调社会歧视导致的不满意感会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形成障碍。［11］［12］奈特和古那替拉卡（Knight and Gunatilaka）的研究表明，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比纯农村人口和城市本地居民都要低，他们认为，较高的城镇就业满意度可以给农民工带来 “幸福感”，“幸福感”会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性。［13］尼尔森等人 （Nielsen et al）使用个人福利指数（PWI）研究了福建省进城农民工的幸福感，并从生活标准、个人健康、人生成就、人际关系、人身安全、社区联系和未来安全等7个方面测量了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满意度。［14］

就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陈鸿对全国40个城市4．3万个农民工的调查研究表明，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险、工资偿付、孩子入学、买房、劳动合同等涉及生理和安全需求的因素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最大。［15］许涛的研究也证实了较低层次的需求对农民工就业满意程度的重要影响。［16］程名望等人较早认识到城镇因素对于农民工转移决策的主导作用，提出“城镇拉力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核心因素”的观点。［17］孙永正对苏南某企业226位农民工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同事关系和领导认可方面，农民工的满意度稍高，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伙食安排方面，农民工的满意度较低。［18］张志胜和樊成指出，劳动权益遭受侵害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因素，要从户籍改革、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劳动合同管理等方面提出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方略，才能提高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19］刘辉对转型期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民工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凸现其工作特点，企业对农民工的管理应更科学化和人性化。［20］钱文荣和张黎莉对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家庭对工作产生的促进和工作对家庭产生的促进均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1］高文书和史密斯（Smyth）利用2005年中国12个城市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通过研究进城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发现，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进城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22］程名望等人以上海1 446份调查问卷为基础的实证分析表明，劳动保护、工作福利和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镇就业行为及其满意度的影响比较显著。［23］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数据，建立有序Probit计量模型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应用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作出描述和补充。本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乃至城镇化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数据来源于2009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关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调查涉及农民工在沪的居住与出行、就业与子女教育、生活消费与城市认同以及相关政策执行等六个方面，共获取有效样本1 446个。调查覆盖上海全部的城区和郊区，其中32．78%来自中心城区，67．22%来自郊区。就样本性别分布看，男性占60．58%，女性占39．42%。就年龄分布看（见表1），样本呈现典型的正态分布状，25岁～34岁、35岁～44岁两个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33．82%和30．77%。其次是16岁～24岁年龄段，比例是24．69%。占比较低的是45岁～54岁、55岁及以上两个年龄段，比例分别为9．06%和1．66%。就文化程度分布看（见表1），样本呈现以初中为中心的正态分布，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12．93%，初中占49．31%，高中占17．29%，中专占9．89%，大专及以上者占10．58%。就来源地分布看，来源地共涉及全国27个省（市区），其中样本集中度超过20%的省有两个，一是安徽，占27．04%，二是江苏，占20．54%。若从全国六大行政区角度看，华东地区是上海农民工来源地的主体，占66．04%，其次是华中，占15．21%，再次是西南，占13．21%。

表1　样本农民工的年龄与文化程度分布（样本数＝1 446）

资料来源：上海农调队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2009年），下表同。

（一）模型建立与变量设置

根据数据类型，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的建模和分析方法，建立计量方程如下：

式中，被解释变量Yi表示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总体满意度，其中，i表示第i个样本。解释变量的设定和选择是依据文献综述和调查问卷。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因素比较复杂，可以归结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类。结合调查问卷，选择了“居住与出行（X1）”、“就业与收入（X2）”、“子女教育（X3）”、“卫生医疗（X4）”、“城镇适应性（X5）”和“政策保障（X6）”6组核心变量。采取替代变量和工具变量的方法，选取系列高度相关的测量项作为分变量，以对以上6组核心变量作出替代。具体的变量设置和赋值见表2。同时引入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共有两类，一是区域变量（region），包括“输出地（h1①　本文中变量的表达，尽量采用调查问卷中的对应代码。）”和“输入地（h2）”；二是个性特征变量（personality），包括“性别（a1）”、“年龄（a2）”、“受教育年限（a3）”、“婚姻状况（a4）”和“健康状况（a5）”。εi是随机扰动项。需要特别说明的两点是：（1）本计量分析中的诸多解释变量，其调查问卷中的选项为“类型”或“种类”，应该按照虚拟变量的方式处理。但仔细分析这些选项，均包含某种“升序”或“降序”的趋势，因而采用有序序列数据的方式处理更为科学，例如：“住所类型（b4）”的6个选项，包含升序趋势，即从1到6，住所条件越来越好。基于此，凡是有升序或降序特征的有序变量，均采用有序序列数据的方式处理，而不是虚拟变量的方式处理。（2）对于“城市适应性”，不同的学者在选择衡量指标或替代变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24］［25］［26］本文是根据调查问卷选定，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选择“乐意和谁打交道（f4）”等3个变量做替代变量并不全面，或者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表2　变量设置及其赋值

续前表

（二）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是对所有解释变量的总体估计，模型2是在模型1回归结果的基础上，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得出的优化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从虚拟判定系数（Pseudo R2）、对数似然函数值（Log likelihood）、异方差检验值（LR chi2）的结果来看，模型1和模型2都较好地通过了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检验，模型有良好的显著性。分析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选定的“居住与出行”系列变量中，“上下班交通方式（b6）”、“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费用（b8）”两个变量显著，“住所类型（b4）”不显著。这表明，城镇住所不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显著因素，农民工对于城镇住所的要求不高，对于较恶劣的居住条件有很高的容忍度，只要“有地方住”，他们就知足了。而出行和交通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影响显著，表明农民工对城镇出行模式和交通费用比较关注，且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改善其出行和交通现状，将增加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

2．在选定的“就业与收入”系列变量中，只有“单位提供的培训（c12）”和“月纯收入（c9）”两个变量显著。这表明，在城镇就业与收入问题上，农民工最关注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经济因素，即收入，二是自身提升因素，即单位提供的培训。其余3个变量皆不显著，表明工作时间长短、劳动合同、工会组织等工作条件或福利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还不大。这表明，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还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因素，而反映农民工生存状态和就业环境的工作条件及福利等因素还没有得到农民工的充分关注。该结论和克拉克等人（Clark et al）的研究结论［27］基本一致。

3．在选定的“子女教育”系列变量中，只有“孩子在上海上学容易办理吗（d5）”1个变量显著，“孩子就读的学校类型（d3）”、“上学支付的费用（d4）”等变量皆不显著。这表明，对于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城市能给子女提供上学机会，他们就很知足了。至于就读何种学校、费用高低、教育质量如何、孩子是否适应等深层次的问题，他们还不奢求。

4．在选定的“卫生医疗”系列变量中，“在上海就医是否方便（e6）”显著，“在上海看病选择的医疗机构（e5）”不显著。这表明，对于卫生医疗问题，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城市能为其提供方便、基本的就医，他们就知足了。至于是否是正规的公立医院、医疗水平或服务质量等深层次的问题，他们并不计较。本文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遇到疾病农民工的应急治疗依然遵循着传统规则，即“小病自己处理，大病上医院”。在全部样本中，采取“小病买药吃”的比例高达73．65%，“大病上医院”的比例为22．54%。

表3　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所用分析软件是stata／E 10．1；＊，＊＊，＊＊＊分别表示结果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5．在选定的“城市适应性”系列变量中，所有变量均显著。这表明，城市适应性已经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因素。农民工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精神需求日益增强。他们希望能较好地被城镇和城镇居民接纳，能较好地融入城市，公平地在城市就业和生活。该结论与李迎生和刘艳霞、伍中信和徐莉萍的研究相一致。［28］［29］

6．在选定的“政策与保障”系列变量中，只有“关心上海的户籍政策吗（f8）”显著，其余3个变量皆不显著。这表明，一方面，除了关注根本性的户籍问题外，农民工的自我保护和法律意识还较弱，例如对劳动保护的要求不高，对权益被侵害和劳动合同缺失等予以忍受等。另一方面，对于政策与保障，农民工并不奢求。他们秉承了农民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习性，更多地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自身的劳动和努力，而不是寄托于政府的政策和保障。该结论同时表明，目前系列针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政策设计并不完全适应进城农民工的要求，需要做较大的完善和调整。例如，养老保险对进城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并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和政策密切相关，农民工的流动性特别强，但养老保险的可转移性还比较差。

7．就区域特征看，在两个模型中，“输出地（h1）”均不显著，但“输入地（h2）”显著。首先，来自东部、中部、西部各省份的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满意度评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输出地（即农村）因素已经不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或迁移决策的核心因素，其核心影响因素在输入地（即城镇），该结论和程名望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7］

8．就个性特征看，“性别（a1）”、“年龄（a2）”、“婚姻状况（a4）”3个变量显著，“文化程度（a3）”、“健康状况（a5）”两个变量不显著。这表明个性特征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年龄较大、女性比男性、已婚比未婚的农民工，对城镇就业的满意度较低。“文化程度”变量的不显著，则表明目前农民工城镇就业仍旧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对知识和学历的要求并不强烈。该结论和克拉克等人的研究一致［27］，而与高文书和史密斯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高文书和史密斯的研究表明，除了健康以外，教育、性别、婚姻等变量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和生活的满意度均不显著。［22］

对于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本次调查同时关注了总体性评价和结构性评价。从调查结果看（见表4），总体性评价是最高的，达到3．85分。在结构性评价中，社会治安最高，达3．74分；其次是工作环境，为3．71分；再次是居住环境，为3．37分；分值最低的是收入水平，只有3．16分。由此可见，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最关注的是收入水平，而最不满意的也是收入水平。

就样本个性特征看，男性农民工给出的分值明显高于女性。但在居住环境方面，女性的评价分值则要高于男性。年龄间的评分也有差异，随着样本农民工年龄的增长，满意度分值呈明显上升趋势。文化程度间的评分同样存在差异，随着样本文化程度的提高，各项评分呈现一种以小学文化程度为峰点的下降趋势。在全部测评项目中，收入水平一项在中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中打分低于3分，这意味着拥有较高学历的农民工对收入水平满意度处于较低状态。

就居住地比较看，郊区农民工综合评分较高，为3．86，略高于城区农民工给出的评分3．82分。其中，工作环境、居住环境以及收入水平等单项评分中，郊区农民工的评分均明显高于城区。唯有社会治安，城区的评分高于郊区。

2004—2013年，连续10个涉农“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乃至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彻底实现，离不开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特别是从“候鸟式”转移到“生根式”迁移的转变。本文从农民工城镇生存状态的视角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沪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总体评价较高，但其中收入评价较低。工资收入、交通出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城市适应性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居住条件、工作福利、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等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目前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既有工资收入、医疗卫生等经济和物质因素，也有城市适应性、户籍制度等精神或制度因素。但比较而言，经济和物质因素更为显著，工资收入等物质因素还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的核心因素，而反映农民工生存状态和就业环境的工作福利、社会保障、权益侵害和社会歧视等因素还没有得到农民工的充分关注。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有显著影响的工资收入、交通出行、医疗卫生等因素接近于货币收益，而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不显著的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等因素接近于精神收益。则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农民工对城镇就业的总体需求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物质需求是其第一需求，精神需求主要体现在城市适应性的要求上，其余的精神需求还不强烈。本文的研究同时发现，输出地（即农村）因素已经不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或迁移决策的核心因素，其核心影响因素在输入地（即城镇）。因此，减免农业税、种粮补贴、大型农机补贴、土地流转等系列农业政策，都不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关键因素，也不是影响我国城镇化的关键因素。促进我国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实现城镇化目标，其根本的动力在于城镇拉力，根本的障碍在于城镇推力。因此，一方面，城镇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要关注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满足其在物质方面的根本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从制度设计入手，尽快改善农民工城镇迁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制定基于农民工城镇安家立业的系列政策，改善农民工在城镇的生存状态、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特别是在户籍、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较公平的待遇，以适应进城农民工的诉求，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以推动我国城镇化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

表4　在沪农民工的满意度评价单位：分

说明：满意度分值：非常满意5分，比较满意4分，一般3分，不太满意2分，很不满意1分。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十分复杂，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城镇因素，也有农村因素。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本文是根据推拉理论，从城镇拉力和城镇推力视角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农村拉力和农村推力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若数据可得，充分考虑农村因素，可能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冲击。(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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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舫舸）

A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URBAN EMPLOYMENT SATISFA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CHENG Ming－wang1SHI Qing－hua2GU Meng－jiao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2．School of Anta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2，China）

Abstract：Urban employment satisfaction is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decision－making of rural workers migrant，which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realization of urbanization strategic target．Based on 1 446survey samples in Shanghai，the paper finds that wage，transport，children's education，health，urban adapta－ tion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urban employm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but living conditions，employment benefits，social security，labor protection and rights violations have not affect significantly．This indicates that，at present，factors of employment satis－ f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owns are not only material factors such as wages，but also spiritual factors such as urban adaptability．In comparison，the material factor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spiritual factors．The research is important to reveal the causes of the Labor Shortage and maintain the rural labor force to an or－ derly，smooth，continuous migrate to towns，even for realization of urbanization strategic target．

Key words：rural migrant worker；urban employment satisfaction；labor shortage；urbanization；or－ dered probit model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3）05－0035－10

［收稿日期］2013－01－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56，71073102，7127317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0YJC79003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项目（1200219177）

［作者简介］程名望 （1975—），男，山东东明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史清华（1964—），男，山西襄垣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顾梦蛟（1988—），女，浙江嘉兴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