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关键词]环境史;中国环境史研究;物候学;历史地理学

[摘 要]中国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与环境史相关的研究主要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内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环境缺失”是一突出现象。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环境史研究方面有很大的推进,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环境史已具备了作为一门学科而从自然科学和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中独立出来的强劲势头,其学科理论体系也基本成型。在环境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中国学者围绕什么是环境史这一核心命题,对其定义和研究对象、理论、治史原则与方法、学科任务与研究意义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通过讨论,中国学者认识到,环境史具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以及相对独特的学术目标,完全有资格成为历史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和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广泛的统摄性特点,举凡人类与环境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关系的内容,都属于其研究对象之范围;其立足点则在于自然与文化之间。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项目批准号: 06JJD770004)中期成果。

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MEI Xue-qin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radically different phases.During a long time period after 1949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was confined to natural sciences while the phenomena of“lacking environment”in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were serious.Since the 1990s,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and many new changes have appeared.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them is that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been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field separated from natural sciences and tradit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y,an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of discipline has taken in shape.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Chinese scholars have had broad and deep discussion on many issues of the field such as its definition,object,theory,principle,method,aim,and significance focusing on the central theme——“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Through the discussion,Chinese scholars have recognized that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its particular object,theory,method,and comparatively unique academic aim;thus,it is undoubtedly qualified to be an independent subject and field in history.Furthermore,as an independent field,environmental history applies a method which has typical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s,and covers various and comprehensive objects.Thus,all the aspec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belong to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whose focus is on the continuum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环境史,作为一门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关系变化、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分支学科,最早是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冠名并组织起来的。①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尔后,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得到重视,并在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今天,在中国史学界,环境史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了解,环境史研究甚至被列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②《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07年1 月16日。那么,中国环境史研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可以按照一般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思路,对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和阶段性特点加以勾画,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态势进行思考和展望,故而笔者应《史学月刊》编辑部周祥森编审之约,撰著此文。本文重在分析问题,而非综述文献;并且,由于笔者尚不能很好地驾驭林林总总的中国环境史著述,因此,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概述难免挂一漏万,对相关成果的理解也可能存在不妥之处,祈望学界同仁不吝批评、赐教。

就中国环境史研究而言,“以前”到什么时候或“过去”从何时开始,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处理上,环境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美国环境史学者J.唐纳德·休斯的做法或许会给我们以启发。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写到:“环境史,作为对从前人类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自觉探索,也就是说,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始于20世纪晚期,是最前沿的学术活动之一。然而,环境史家所探寻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古老的,它们延绵数世纪直到现代,曾引起了胜过古代其他民族的希腊与中国的作家的兴趣。”①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8页。休斯依照三个主题,在具体梳理环境史的先驱时,从古代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开始,一直谈到20世纪的年鉴学派;这三个主题分别是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反过来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以及人类关于自然界及其运行之思考的历史。我们本应像休斯那样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历代史家及其著述中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思想,②　中国史学界已开始了这类课题的研究工作。譬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培华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生态环境思想研究——以农业与生态环境为中心的考察》(项目批准号:08JJD770100)。但因能力和篇幅所限,本文在涉及90年代以前或“过去”之相关问题的分析时,暂以20世纪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限。

由于环境史聚焦于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the intersec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它具有将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历史发展联结起来的学术品格,人们在追溯环境史的学术渊源时,就不能不关注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及其历史变化研究的众多成果。我们在考察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时,同样需要了解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各自作出的涉及自然和社会历史关系的许多成就。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同仁已做过较多的梳理和分析。③　参见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汪志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包茂宏:《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环境与历史》(BAO MAOHONG,“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Environment and History)2004年第4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 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这些工作使我们广泛地了解到,就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而言,中国学者已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对于先前相关研究的特点或局限,也有不少学者做过剖析、总结。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伊懋可就说到:“从总体上看,在我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中,中国在与环境史有关的领域的学术研究强项在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这即他所谓的“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也就是以自然为中心、仅仅把人作为偶然参考的“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④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128、129页。他认为,在这一领域涌现了许多优秀著作,其研究主旨在于技术分析,而不是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今后要做的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更多地协调和配合。⑤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128、129页。

伊懋可所说的他的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⑥伊懋可于1938年生于英国,现已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退休,回到英国。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大体相当于1949年之后的时期。他对这一时期中国环境史研究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未来中国环境史研究走向的判断,总体上会得到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赞同。因为正如夏明方在分析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时所说的,1949年后,有关气象、水利、地震、农林等各级研究机构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其目的也主要集中在如何描述环境的变化以及灾害的规律,对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连他们整理的资料,其有关社会反应的部分也常常被舍弃了。一些边缘学科如历史地理学,也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归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在他看来,这一倾向赖以滋生的最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是由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环境缺失”现象。①　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此外,王利华还指出,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环境史”的旗号。②　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上述评论表明,在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环境史相关的研究更多地是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内进行的,其研究旨趣主要在于认识和把握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规律,相对淡化了有关问题的社会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环境缺失”则是一个长期的突出的现象。这样,在中国学术界,虽然气象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地理学以及科技史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气候演变、森林和草原等植被变迁、野生动物分布和变迁、江河湖泊变迁、沙漠成因和变迁、海岸线的推移、农林牧业开发之于环境的影响、水土保持等等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同时,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学者还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以及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做过颇为系统的论述和阐释,但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严重分野的情形下,一直没能发展出跨学科意义上的环境史概念和作为一种明确的交叉综合研究的环境史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对于9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在没有环境史概念的语境下,各自从本学科角度做出的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关系的种种研究,我们仍可以将它们置于环境史范畴内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以弄清它们与今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尤其是环境史学科建构的关联。概言之,先前自然科学的环境变迁研究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知识,准备了各有所长的方法,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的论述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论思考,这些方面是进一步开展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学术资源和思想源泉。在此,笔者拟以例证的方式,略加论述。

首先,丰富多彩的知识。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曾指出,环境史“涉及的学科之多,达到了知识追求所能达到的地步”③　约翰·麦克尼尔:《论环境史的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理论》(John R.M 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2003年第4期,第9页。。这表明,从事环境史研究需要具备丰富的自然与工程科学知识以及深厚的人文社科学养。对今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来说,前人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积累,是我们赖以拓展新的研究课题的基石。这里以文焕然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④文焕然等著,文榕生选编整理:《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特别是其中关于历史时期中国野象分布与变迁的内容为例,来说明它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作用。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1919～1986),是“开辟我国历史植物地理和历史动物地理专题研究新领域的先驱之一”⑤侯仁之:《期待着文焕然先生关于历史动植物地理研究的专题论文能够以论文集的专著早日出版(代序)》,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第i页。。其专题论文中有二十多篇探讨了我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的变迁过程,在身后得到整理出版,即为《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一幅探索中国近几千年来大自然变迁过程的轮廓与画卷。按照史念海的看法,“焕然先生对于历史时期动物分布的研究”更值得称道,因为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地形、水文以及植被等和气候、土壤等,研究者甚多,成就亦殊不少,独于动物的变化问津者却甚稀少。这当然是较为困难的工作。焕然先生却奋力向这方面发展,而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可以说是补苴了这个学科中的缺门项目,如何不令人称道?”⑥史念海:《史序》,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第iv页。

在这样的“补苴”中,文焕然揭示并首先公布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在7000多年前的历史时期,我国野象的分布曾北自河北阳原盆地(北纬40°06′),南达雷州半岛南端(约北纬19°),南北跨纬度约20°;东起长江三角洲的上海马桥附近(约东经121°),西至云南高原盈江县西的中缅国境线(约东经97°),东西跨经度24°许。野象曾在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的广阔地区栖息繁衍……分布地区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缩小。”①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第207、211、214页。他还总结了我国历史时期野象分布变迁的总趋势,即虽有反复,但分布北界在不断南移,其变迁经历了时、空大致分明的8个阶段。这使我们不仅清晰地看到各阶段野象的分布概况,而且了解到野象在我国境内如何一步步从最北地区逐渐缩小到滇南5县以南的部分地方。此外,他也探究了野象分布北界南移的原因,认为这不外乎野象的自身习性的限制,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等,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是综合作用的结果。②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第207、211、214页。

由此,文焕然明确地指出:“野象的分布变迁是我国珍稀动物资源巨大变化的代表之一。野象这种盛衰变化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将是研究古今多种生态因子变化的重要资料,也将是研究社会科学诸多问题的重要侧面。”③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第207、211、214页。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迄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环境史著作——伊懋可的《中国环境史》,要从大象的退隐入手,并以此为主题贯穿全书。伊懋可所绘制的大象退隐图是以文焕然的研究为基础的。从他关于大象在时空上退却的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定居的扩散和强化的说法中,④伊懋可:《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M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页。我们也可以看出上述文焕然之见解的影响。

今天,由于世界上大约有近乎半数的动物和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被视为一场在过去6000万年中最大的生态灾难,⑤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4页。对“构成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物种大乐园的保存或毁灭”的关注,就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按照唐纳德·休斯的看法,这一方面在未来几十年将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人类在与无数种动植物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塑造了诸如狩猎和农耕的历史发展。人类活动既减少了物种的数量,也减少了大多数物种内部个体生物的数量,由此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复杂性”⑥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24页。。这一过程由来已久,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它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加以认识。

以此观之,未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因为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时期因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变迁乃至消失的例子有很多。譬如俗称“四不像”的麋鹿(Elephurus davidianus),我国地理学家曾指出:“更新世初期它们曾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谷地广泛分布,全新世仍是北方动物群的主要代表之一,但在历史时期由于人类的捕猎和农垦活动,渐归毁灭,1894年左右尚有最后一群残存于北京南苑的猎苑内,后也为八国联军所盗走。”⑦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这之后,中国的麋鹿不得不客居异国他乡,直至1985年才得以回归故里。若延用文焕然的看法以及伊懋可的做法,我们也可以说,麋鹿盛衰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传奇经历,既是研究我国古今多种生态因子变化的一份重要资料,也是研究社会科学诸多问题,尤其是认识近现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因而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环境史、特别是其近现代部分的重要主题之一。⑧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罗桂环研究员的《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入门著作。

其次,各有所长的方法。环境史既聚焦于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其研究的开展必然有赖于涉及自然与文化的多学科方法的运用,这是环境史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在这方面,唐纳德·休斯特别强调:“环境史学家应该运用历史和科学这两种工具,然后努力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为了理解环境——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标题中的第一个术语,我们必须熟练地掌握自然科学的语言,并能够利用科学就我们选择研究的历史领域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⑨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中文版序,第2页。休斯所说的利用科学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之中,除上文提及的丰富多彩的知识以外,最重要的是认识自然及其文化关联的方法,它们是帮助我们开启人与自然关系之门的钥匙。这里谨以竺可桢在我国开创和推动的物候学研究为例,分析其研究本身及物候学对于环境史研究的方法意义。

竺可桢(1890～1974)系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造诣精深,物候学是其呕心沥血而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21～1931年记载了南京春季物候,1950年起开始记载北京春季物候,1963年发表《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同一年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出版。在“文革”被迫“赋闲”期间,他潜心研究,撰写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并与宛敏渭一道共同完成了对《物候学》的修订。对于《物候学》一书,伊懋可作了如下评价:“从严格意义上看,它不是`环境史',但它是以竺教授重建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的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气候史是环境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竺的著作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的书架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①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128页。伊懋可的评价清楚地点出了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当然,这不仅是因为“气候史是环境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还在于其物候学研究本身。

概而言之,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不仅明确地解释了什么是物候和物候学,系统地介绍物候记载在古今中外的发展情况,而且具体运用物候方法,通过解读古史书及其他文献所载的物候材料,对我国的气候史做出了独到的研究,从而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今天,我们在环境史范畴内也可以说,其物候学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方法意义,这里从资料和问题意识两方面略加分析。

从资料来看,竺可桢在其物候学研究中,广泛搜集、拣选并运用了含有丰富的物候知识的文献资料,这包括正史、农书、医书、诗歌、方志、游记、日记、农谚等。于是他明确指出:“我国文化遗产异常丰富,若把前人的诗歌、游记、日记中物候材料整理出来,不仅可以`发潜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学材料的宝库。”②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303、303、497、147～151页。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来说,他的这一工作不仅为我们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而且有助于我们把握进一步整理和运用资料的方向。

从问题意识来看,竺可桢在其物候学著述中反复说到,物候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而异,因为“地有东西南北之不同,有山岳平原之不同,海滨大陆之不同;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物候即因之而异”③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303、303、497、147～151页。,这样,如果“把战国时代中原的物候来千篇一律地施用于全国,那真是所谓削足适履了”④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303、303、497、147～151页。。他还强调,为了解我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有物候的差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讨论,方能收到相得益彰之效。⑤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303、303、497、147～151页。因此,他考察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从而为帮助人们了解古往今来欧美日俄的物候知识和物候观测情况做出了贡献。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来说,他的这种意识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把握中国自然和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途径,而且有助于我们增强对中外比较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

还需要指出的是,竺可桢通过物候学的研究以及资源考察工作,较早地注意到了环境问题,晚年则对此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并且,“与源于西方的工业忧患不同,他表达的乃是源于本土的农业忧患”⑥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前言,第11页。。这样,将他的物候学研究拓展到中国环境史研究,也是合理而必然的要求。

不仅如此,由于物候现象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候知识是一种文化创造,这样,以物候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承载物候知识的材料为文献基础,以物候现象与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等)的周期变化间相互关系为探讨核心的物候学,也是一门很好地立足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科学,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一种分析工具。它既可以指导我们去了解古人如何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并利用自然,又可以引领我们自己去阅读“鸟语花香、秋山红叶”等大自然的语言⑦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303、303、497、147～151页。,以便更好地把握自然的历史面貌及其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再次,富有启发的理论思考。在历史理论的层面上,环境史理论包括关于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因果律和历史动力机制的总体思想,以及将生态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对色彩斑斓的历史现象进行有效分析的具体理论。以此观之,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问题的重新研究和讨论,不仅一般地论述了人地关系理论,而且分析了中国的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从而留下了许多颇具分量的理论成果,①这一时期有关的重要著述有: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2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5 页;宁可:《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载《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 页;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徐咏祥:《论导致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理论根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杨琪、王兆林:《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严钟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章清:《自然环境:历史制约与制约历史》,《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这对于我们以中国的地理条件为依托,认识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以及人类历史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都是富有启发的,因而可作为我们今天进行环境史理论建设的宝贵资源。这里主要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的有关内容做一些分析。

1981年6月,《史学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白寿彝主持拟定的《中国通史》导论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和346个问题,其中第2方面也即第2章是地理环境。这一章后来由瞿林东起草,由白寿彝“修改、增删、定稿”,作为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的第2章,分两节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问题。

第一节题为“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首先系统梳理了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到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等,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人口和地理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政治上的兴亡得失的关系等。不仅如此,作者还特别注意辨析中国历史上的有关看法的辩证因素,指出: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上书所提迁都建议中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这一见解包含着辩证的因素;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对“秦亡汉兴”之因的指陈“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他物质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也带有相当辩证的因素。②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99～105、113、117、118～130、132～154页。

在这一节里,作者还提到了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不仅注意了解具体内容,而且注意分析、评论。就孟德斯鸠的论点而言,书中说到:由于他“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③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99～105、113、117、118～130、132～154页。。就黑格尔的论点而言,作者非常注意分析批判,譬如,在肯定黑格尔以全球眼光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不同作用的做法时,既指出了他强调温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具有比寒带和热带更大的优越性这一事实的正确性,也指出了他把寒带和热带“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运动之外”的论点的谬误。在认识到黑格尔强调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以及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殊作用的合理性时,也指出了黑格尔针对中国的说法的片面性,④　黑格尔认为中国虽然也是“以海为界”,但是中国人却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陆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 卷,第116页。以及对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的过分夸大。⑤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99～105、113、117、118～130、132～154页。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阐述,这一节则从五个方面做了总结和分析,它们是: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⑥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99～105、113、117、118～130、132～154页。

第二节题为“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五大方面的问题,即:中国地理条件的概貌和特点,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⑦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第99～105、113、117、118～130、132～154页。

总的看来,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部分的这些内容,不仅对中外历史上有关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的思想做了广泛的梳理和分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阐述做了深入的研读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还对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探讨。这种分析、总结和探讨不仅使我们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地关系论述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历史上关于人地关系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推进中国环境史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而在环境史视野之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作更全面更辩证的研读和总结,对中外历史上有关人地关系的思想作更广泛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特点,尤其是各族先民在这片热土上创造的文明持续不断的动力机制,作更具体更准确的探寻和把握。此外,我们更需要下大力气研究和认识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侵袭下出现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于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其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机制——这是已有的理论思考和论述中比较缺乏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总结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作出新的解释。①近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志刚博士在与笔者的交流中谈到,他拟就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当中的几朵作些环境史的回顾,比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此外,还有科学史上著名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李约瑟难题”,等等。如从中国特有的人与环境关系模式的角度,予以回顾和关照,将会得出不少有价值的认识。比如,能否把中国没有或很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看成是一个“进步”,而不是“落后”的过程?能否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看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典型?能否把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看成是充分考虑了“天人关系”的典型?他觉得,由环境史视野出发,反思此类问题,似乎能有些新的收获。笔者认为,王志刚博士对于如何将环境史与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研究与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现象和问题,作出了颇有意义的思考。

综上所述,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界与环境史相关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它们在知识、方法和理论等方面的积累,是我们向中国环境史领域进发的起点和基石。对此,尚需要更多的人做更全面、更深入的整理和研究。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之前的相关研究,大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环境变迁研究,又称为“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在历史学领域,不仅长期存在着“环境缺失”的现象,而且其理论思考呈现出“地对人”或者说主要关注地理条件对人类历史之影响的单面倾向,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史的研究并从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角度认识人类历史发展及其结果的环境史概念,一直是不存在的。

比照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局限,可以看到,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环境史研究方面有很大的推进,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譬如,包茂宏提到,年轻一代的历史地理学者自觉地吸收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内容,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②　包茂宏:《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环境与历史》2004年第4期。王利华则以复旦大学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为例,说明了其更多地采用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与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的情况。③　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此外,王利华还对90年代以后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以及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相关研究所出现的新变化作了分析;张国旺、佳宏伟、汪志国、高凯、陈新立等人的综述性文章也对近十多年中国环境史研究在内容拓展与方法和思考角度上的革新作了说明。而在9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变化中,作为历史学新领域的环境史的出现,是我们必须倍加重视的重要方面。

实事求是地说,环境史这一概念对中国史学界来说是个“舶来品”,也可视为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外学术交流上结出的一个果实。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包茂宏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总结,认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是在环境恶化的现实状况的刺激以及中外学术交流与知识融合的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和中国史学者尤其是历史地理学者共同追求的结果。④　包茂宏:《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环境与历史》2004年第4期。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中国学者之间因误解而出现了所谓的“商榷”,具体情况见《南开学报》2009年第2期登载的笔者的同名文章。具体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引介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的环境史作品,使得中国史学界接触到历史地理学之外的另一个涉及人地关系研究的概念、领域或学科。在面对外来环境史学术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学者纷纷对与环境史相关的本土学术资源自觉地挖掘,并有意识地向着环境史的方向加以整合。从此,借用包茂宏的话说就是,“许多学者把他们的著作称为环境史,或者自觉地将他们的论文归属到环境史类别之中”①　包茂宏:《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环境与历史》2004年第4期。,这显然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我们先考察关于国外环境史成果的引介情况。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大陆方面的学者当中首推美国史专家、青岛大学的侯文蕙。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最早踏入美国环境史这一国内尚鲜为人知的领域,迄今在环境问题和环境史著作翻译以及美国环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成就。②　侯文蕙的译著有:《封闭圈》,巴里·康芒纳著,甘肃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199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时书名改为《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沙乡的沉思》,奥尔多·利奥波德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时书名改为《沙乡年鉴》;《自然的经济体系》,唐纳德·沃斯特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唐纳德·沃斯特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正如包茂宏说的,侯文蕙是我国环境史的拓荒者。③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0页注②。此外,1990年,高岱发表《当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一文,在国内最早介绍了美国的环境史研究。④　高岱:《当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2000年,包茂宏发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不仅第一次系统地将国外环境史介绍给国内史学界,而且第一次规范地作出了中国学者对于环境史的定义。此后,他又连续发表研究国外环境史学史并对国外环境史学家进行访谈的文章⑤　包茂宏:《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南非环境史研究概述》,《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年第1辑;《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辑;《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 辑;《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10 期;《英国的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辑;《东南亚环境史研究述评》,《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4期。,为国内学者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国外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稍后,夏明方、笔者以及高国荣在引介和研究国外环境史学成就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⑥2002年夏明方和笔者共同主编了《生态与人》译丛,其中,笔者译校了《尘暴》,翻译了《火之简史》(三联书店2006年版);2007年笔者又翻译了《什么是环境史》。2005年高国荣撰写了题为《环境史学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研究》的学位论文。

在台湾,刘翠溶与曾华璧的相关工作成果引人注目。刘翠溶于1993年12月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伊懋可在香港共同举办了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或提交论文的学者中,除部分中国学者外,有很多是国际环境史学界以及海外中国环境问题和环境史学界的知名学者,会后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论文集。⑦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Mark Elvin and Liu T s'ui-jung eds.,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这次会议及会议文集,刘翠溶在《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 期)一文作了介绍,包茂宏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和《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两篇文章中也有涉及。对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包茂宏评论说:“这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却从世界和亚洲的视野基本界定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定义、范围和方法,为促进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国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国际通用的范式和启示。”⑧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辑,第93页。这次会议的召开及会议文集的出版,业已成为海外学者认识中国环境史兴起的一个清晰可辨的事件⑨马立博:《中国为何》,《环境史》(Robert Marks,“Why China?”Environmental History)2005年第1期。。与此相比,曾华璧则侧重于介绍美国环境史研究,她于1999年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上发表《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论著为例之探讨》一文,从而作为台湾学界第一个真正研究和评介美国环境史学史的中国学者⑩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0页注②。,受到大陆同行的重视。

对于上述译介、交流和研究工作的成就和意义,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估量。可以说,通过这一工作,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或学科的环境史概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国外传入,对之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不仅在于使广大的中国史学工作者接触到了一批国外学者的环境史作品,以及环境史概念及其理论与方法,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促使他们深入地思考环境史与先前同环境相关的各种研究的区别,以及环境史与以往历史研究的旨趣的不同,由此环境史学科意识才能够在中国史学界萌生。

关于环境史与先前同环境相关的各种研究之区别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作出了思考与回答,其中以对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之关系的重视和分析最为突出。具体而言,2003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环境科学系的马宝建和雷洪德翻译了牛津大学地理学院的迈克尔·威廉斯的《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一文; 2005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研究员在《环境史续论》一文中谈论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朱士光在《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一文中同样就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问题作了说明。更令人欣喜的是,也在2006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王琳还专门以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撰写了题为《紧张与亲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硕士学位论文,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既然有了历史地理学对历史环境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有环境史这样一个历史学的分支?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能够代替新兴的环境史吗?或者说,环境史存在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①王琳:《紧张与亲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电子版,第15页。

上述这些文章梳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之关系的一个目的,显然在于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②　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区别,王玉德在《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一文中也做了阐释,见《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以更好地认识环境史的学科属性。关于这一点,朱士光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③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他进而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为地理学,将环境史归属为历史学,并指出,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④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就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问题而言,包茂宏的分析和总结更具典型意义。他认为,“环境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某些方面是重叠的,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地理学发展起来的人地关系研究,与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基本上是重合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两者仍然不可等同,或者说不可互相替代。因为历史地理学有它的学科归属,有它的方法,有它的研究目标。同样的,环境史也有它的学科归属,也有它的独特的方法与研究目标。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而环境史可以肯定属于历史学的范畴……”⑤　袁立峰:《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6页。在《英国的环境史研究》一文中,包茂宏还以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克利福德·达比的历史地理学思想为据,总结了英国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研究两者之间在议题相当接近的情况下所存在的明显的不同:“前者强调使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进行过去地理环境的复原,后者强调使用历史学叙述的方法表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前者因为要避免环境决定论而刻意强调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改造,而后者并未回避环境对人的影响,强调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前者主要研究前工业时代的农村历史地理变迁,对城市里和工业时代的环境变化很少涉及;后者研究的是地球之史,从大爆炸一直到现在的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变化;前者具有强烈的地理学的科学取向,后者却是以后现代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辑,第136页)

此外,笔者曾通过与人文地理学的代表性思想的比较,从定义、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对环境史与人文地理学的联系和区别作了一些分析;⑥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3页。并通过与自然史和社会史中的两类环境历史的比较,而对环境史研究的内在限度和认识特征作了说明。⑦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这些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环境史学科属性加以认知的一种努力。

与此同时,关于环境史与以往历史研究旨趣之不同的问题,也为一些学者所深思和回答,其中以基于美国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的一个说法而进行的阐发最为典型。克罗农说到:“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也作用于历史,大的自然变化过程同样如此。这样,忽略它们之影响的任何一部历史,都可能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①威廉·克罗农:《环境史的作用》,《环境史评论》(William Cronon,“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1993年第3期。从国内史学界来看,这一说法最早在包茂宏于2000年发表的《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得到引用,此后,它在较大范围内对于人们考虑环境史不同于已有历史研究的特点产生了影响,这在李根蟠和王利华的相关阐述②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以及高国荣的专题论文中都有体现。高国荣说,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并未对自然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一局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史兴起以后有了很大改变。环境史重视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作用,强调自然本身就是人类历史舞台上同人一样重要的活跃角色,是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③　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第124页。他进而围绕这一思想,对自然长期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缘由进行了深思,对历史学重视自然环境因素的变化情况作了梳理,对环境史将自然世界纳入历史写作范畴的意义作了分析,从而对环境史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区别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同样,笔者也受到上述克罗农观点的影响,因而在著文时多次加以引用。此外,笔者在翻译休斯的《什么是环境史》一书,并整理他的环境史理论时,特别就他关于环境史与其他历史门类之区别和联系的阐述作了总结。休斯将那些历史门类称为“旧史学”(the Older History),认为环境史与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态度和认识的不同,他还从三个方面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其一,旧史学很少与自然建立联系,它关注的主要是人类的政治活动;环境史则承认生物层面的事实,即人类依赖于自然要素,隶属于生态原则。这样,环境史就认可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发展的限度。其二,旧史学认为人类根据农业和文明用单一种植取代自然的多样性是可取的;环境史则认可生态学对生物多样性之价值的强调,将大地连同其上的人类和非人类居民看成在时空中变换面貌的多姿多彩的图景。其三,旧史学除了人类社会内部的那些关系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重要关系;而环境史在其叙述中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之相互联系的重要性,以及使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这样,旧史学在认识自然和环境的存在时,把它们当做一种背景,而环境史则把它们当做一支活跃的力量。④梅雪芹:《什么是环境史?——对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理论的探讨》,《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笔者分析休斯有关环境史与“旧史学”之区别的思想的目的,即是为了思考环境史与以往历史研究旨趣之不同的问题,并积极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

上述两大方面的思考及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未必十分明确,也未必人人赞同,但这些思考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思考者就具体问题提出或总结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这一思考行为本身。其实,无论是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区别,还是环境史与以往历史研究旨趣的不同,都是没有标准答案或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提出并思考这些问题本身比这些问题的答案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即表明了中国史学界环境史学科意识的萌生或觉醒。这是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学术界诞生并加以建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此意义上,一些学者先后就环境史本身所做的思考与探索,就显得特别有价值和重要。

总的来看,迄今,中国学者围绕什么是环境史这一核心命题,对其定义和研究对象、理论、治史原则与方法以及学科任务和研究意义等问题作了有深度的探讨,这显然是在他们接触国外环境史概念之后出现的重要变化和结果。以下将逐一总结这些方面的内容,以期更好地把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一) 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的认识和界定与国外学者一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包茂宏第一次规范地作出了中国学者对于环境史的定义:“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①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1～72页。对于包茂宏在此处给环境史下的定义及有关观点,景爱认为“有些矫枉过正”。他这样说到:“近年有人提出,要构建全新的历史体系,即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历史体系,可以简称为生态中心论。这种意见的提出,是基于对传统史学的不满和抗议,不过仔细考虑这种意见,发现有些矫枉过正。”(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第153页)如果我们全面而完整地理解包茂宏对环境史下的定义以及他对环境史之阶段的梳理和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之主旨的分析,可以看出,景爱归纳的所谓“即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历史体系,可以简称为生态中心论”的意见,并不符合包茂宏的原意。后来他又给环境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它研究的是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的历史关系”②　袁立峰:《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包茂宏访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他还在一些论述中强调了环境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以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为例对此作了说明,认为“狭义的环境史就是具体研究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史,可以弥补旧历史研究中没有环境内容或者仅仅把环境作为人类历史展开的铺垫或背景的缺陷。广义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个定义虽然读起来有点拗口,但蕴涵着深意,那就是它把人看成是环境的一部分。这种环境史除了研究狭义环境史的内容外,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历史思维方式和构建新历史的思路。”③　包茂宏:《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2页。

景爱、高国荣、王利华和笔者本人对环境史也作了定义。景爱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它的对象“不是环境变迁,而是人类与自然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④　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高国荣认为,“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推动之下在美国率先出现、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一门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新学科”⑤　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王利华认为,“环境史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它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⑥　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笔者认为,环境史“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⑦　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第46页。。

上述对环境史的种种界说表明,目前中国学者的有关认识基本上是清楚的,在他们看来,环境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或新分支,又是考察人类历史的新思维或新视角。尽管他们的表述相互有所差异,但其中包含的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共识还是清晰可辨的,简言之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历史关系。这正如笔者在《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一文中所总结的,“环境史研究要紧紧围绕`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来展开,不仅要具体地、历史地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要深入认识和揭示这一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联与矛盾”⑧　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在论述环境史的研究对象时,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们还进一步就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作了具体的理解和规定,他们的看法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

环境史研究中涉及的与自然互动的人,包括个体的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是“人及其社会”,对此,学者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另外,笔者还撰文集中讨论了如下问题:环境史到底如何认识人的存在?环境史中人的存在又有什么不同?环境史关注和研究什么人的活动?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认识和研究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讨论这些问题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明确我们在环境史研究实践中的发展方向。⑨　梅雪芹:《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

环境史研究中所涉及的与人互动的自然,一般而言还有另外两个称谓,即环境和自然环境,关于它们的指代或界定,学者们的理解不完全一致。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所涉及到的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不包括社会环境。10他还指出,有人将人工环境称作社会环境是很不

10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 辑,第153页。准确的。①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他具体解释了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含义。自然环境,主要是指地球的自然环境,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没有生命的阳光、空气、水、土地,另一部分是有生命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统称为生物”。人工环境,“即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基础上所创造的环境,例如水利灌溉系统、人工湖泊、运河、人工林、人工草地、耕地、城镇、道路等等”。社会环境,“是指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全部,包括生产关系、生产力、科学文化、观念形态和社会组织等等”。②　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 辑,第153页。这样,按照他的理解,环境史中与人互动的自然也即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www.daowen.com)

高国荣认为:“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③　高国荣:《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这样,按照他的理解,环境史中与人互动的自然也即自然环境,指的是包括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在内的地球表面。他的这一理解基本上一以贯之。④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笔者在论述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的关联时曾说到,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人类”、“环境”的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确和丰富的过程,笔者也对它们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一番辨析。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即“人类社会”,则由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所构成,它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着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⑤　参见拙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第46页。

可见,对于自然的含义,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们的看法并没有异议,关键在于从什么意义上界定与人互动的自然,这在不同学者的不同著述中,甚至在同一学者的同一或不同著述中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有些含混。这是我们在今后的环境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 关于环境史的理论、治史原则与方法

按照笔者的理解,环境史理论既包括环境史学者对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变化的因果律的探寻和认知,也包括环境史学者对其研究工作性质的思考与定位。就此而言,目前中国学者在环境史理论方面的作为,更多的在于解释和总结,同时也开始了创建的尝试。

在对环境史理论的总结上,包茂宏作出了最早的努力。他撰文指出:“所谓环境史理论就是要找出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因果律。这种普遍的、逻辑的因果关系是从一个个具体的、特殊的事件中抽象出来的。否则,环境史就变成了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具体事件的堆砌。当然,在抽象过程中也不能忽视人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最终形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统一的因果关系即环境史理论。”⑥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以此为指导,他总结了人们认可的国外环境史学家对色彩斑斓的历史事件进行组织分析的基本历史理论和各种专业理论,并发表系列文章介绍了除美国环境史理论外的非洲环境史的主要理论和观点,法国、德国、英国学者的环境史理论思考,以及美国学者马丁·麦乐西和朱尔·塔尔的城市环境史理论。⑦包茂宏:《马丁·麦乐西(Martin Melosi)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辑。2007年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讲学时,还明确地总结了环境史的两大理论基础——整体论和有机论。⑧　袁立峰:《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包茂宏访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包茂宏还分析了环境史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的世界史编撰思想形成的强大挑战,总结出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变化,即从前现代的循环史观、现代的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逐步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他在强调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之缺陷的同时,指出了可持续发展史观已初显的新优势,这表现为,“它把人类历史放回发生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以生态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撰写人类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和断裂性;它能正视科技和理性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反对狂热的科技和理性崇拜,进而重评人类历史发展;它以人类为历史的主角,以生态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相结合来组织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编史模式,它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读者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①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包茂宏对环境史理论内涵的解释和总结,使中国史学界初步领略到国外环境史学者是如何探寻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因果律,如何将生态分析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对历史现象作出新的阐释。之后,有更多的学者在环境史理论解释和总结方面作出了贡献。譬如,侯文蕙在总结环境史的理论基础时说,环境史学家们尽可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对这个新学科进行诠释,亦能尽情地描述各自视野中的特点;唐纳德·沃斯特、威廉·克罗农、卡罗琳·麦茜特以及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等人都是各有侧重并自成一家之言的权威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特别强调文化和生产模式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克罗农则更注重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社会因素,麦茜特视女性为自然环境的第一要素,克罗斯比则是生物帝国主义论的首位阐述者。②　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同时,景爱、朱士光、李根蟠、王利华、高国荣以及笔者在环境史理论思考和总结方面也都先后作出过努力。而笔者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中提出的一个看法——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还受到了一些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学者的重视。李根蟠说,他赞成这个提法。他在一篇文章中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史研究,认为环境史研究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的支持和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的学术实践获得丰富发展。他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含义,认为这“并非单指马恩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论述,更加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认为,对于“反文明”倾向、脱离人与人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倾向,以及某些环境史家因生态学理论的变化而产生的困惑等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锐利的分析武器。从而强调,“为了保证我国环境史学科健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不可或缺的”。③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史学者当中,王利华对于环境史理论建构问题的思考令人瞩目。他撰文对“究竟什么是环境史?它是否应当成为历史学中的一种`专门之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对它进行学科定位?”等基本问题作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其中,他所提出的引进“人类生态系统”概念并将它作为环境史的核心概念的主张,是颇具见地的。④　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上述内容基本上是在人与环境关系这一历史理论层面上的剖析。同时,中国学者在对环境史研究工作性质即史学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定位上,也已阐发宝贵的思想,这体现在环境史是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或新思维、新的历史叙述和新史学等提法当中。由此既可以看到他们努力借鉴的痕迹,也可以看到他们富有创见的思索。

环境史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视野这一提法,最早于2002年出现在包茂宏的《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一文中,2004年他在评述伊懋可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时,又将环境史看成是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到2007年初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讲学时,对环境史引起历史思维变化的思想做了更加全面的阐述,他说,环境史不是简单地以人为中心,也不是完全以生态为中心,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为中心,是把原来历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那一部分重新融入到历史研究中来。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我们的历史思维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指我们以前缺环境这块内容,那么现在就把它补上;环境史的兴起促使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讲创造历史,指的是历史是人有意识创造的结果;研究环境史后,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不仅仅是人创造的,参与创造历史的或者说出演历史这幕大戏的,还有其他因素。①　袁立峰:《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包茂宏访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包茂宏对环境史的提法或看法已产生不小的影响,这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体现得很明显。譬如,朱士光在比较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差别时就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这之前,他在评论赵珍的《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时,就表达了这一看法。②　朱士光:《清代西北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开篇之作》,《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5日。李根蟠也明确地用到了环境史“给史学带来了新思维”的提法。③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此外,王利华、高国荣等人也多次引用过这一提法。

环境史是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和叙述类型,这是笔者近年提出来的看法。笔者撰文指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结果,是使史家的视野从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察扩大到了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探询,由此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自然史与社会的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模式。这样,环境史在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与文化史之后,成为了历史编撰和叙述的新类型。”④梅雪芹:《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笔者的这一提法受到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和威廉·克罗农的共同影响。奥康纳对环境史在西方历史书写谱系中的位置作了分析。他认为,环境史是资本主义时代所有历史书写模式的一个顶峰;从理论上说,它是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的兼容(和扬弃),从而位于历史书写这条“食物链”的顶端。⑤　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臧佩洪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92、106页。克罗农则对环境史叙述及其规范作了阐述。他认为,将人与自然勾连起来的环境史叙述,其主角和对手依然是人,它体现的是人类的价值之战。这些价值其实就是我们为可评判的人类行为所赋予的意义,这样,“我们故事的中心将依然聚焦于人类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他还总结了环境史叙述的三点强制规范:第一,故事不能违背已知的历史事实;第二,故事必须具有生态意识;第三,历史学家是作为群体的一员而写作的,他们在开展工作时必须考虑这些群体。⑥　威廉·克罗农:《故事上演的场所:自然、历史和叙述》,《美国历史杂志》(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2年第4期,第1369～1370、1372 ～1373页。无论奥康纳的分析还是克罗农的阐述,所涉及的莫不是环境史研究工作的性质,他们的看法令人折服。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笔者先后将环境史理解为继社会文化史之后的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第四大类型,⑦　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第6页。以及一种新的历史叙述。笔者还将环境史叙述模式抽象为“天地人生”,其含义是:环境史叙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种要素,人们通过讲述这些要素之间因相互影响、分合交错而演绎的各种故事,构建出一种立体网络状的历史画面。⑧　梅雪芹:《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

环境史是一种新史学这一提法,在中国史学界始见于《世界历史》刊发的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的《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一文。沃斯特说:“21世纪必须有一种新史学。它应当以承认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的环境危机当中为起点。”“在我所论及的世界危机的推动下,有些历史学家终于开始接受生态学以及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时开始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我们所构想的人类事务。我们将这种重新定义称为`环境史',或者可以简称为21世纪的`新史学'。”⑨　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此后,环境史是一种新史学的提法在中国史学界不胫而走,并为学者们所接受。2006年王利华在《南开学报》新设的生态环境史专栏的“主持者言”中说到:“新旧千年交替之际,又有两股西方新史学风潮呼啸而来,令中国史家再次兴奋和躁动:一曰`后现代主义史学';二曰`环境史学',又称`生态史学'。”10他还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和环境史学各自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史学界的不同境遇。之后,他继续深化有关看法,并撰文特别分析了作为最近一次新史学之组成部分的环境史的新意,认为环境史将是有史以来涵盖最全面、视野最辽阔的一种历史研究,并且是一套全新的历史解释体系;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学分支相比,无论就其将人类与环境视为统一整体的思想观念来说,还是就其兼跨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的研究

10《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对象而言,环境史都更加具有整体史的特征。①　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上述关于环境史的各种提法的共同之点就是“新”;而环境史的一个新颖之处,则在于其研究对象横跨社会和自然两大领域,因此,环境史的治史原则和方法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创新,对此,中国学者也进行了比较精当的的概括和论述。

关于环境史的治史原则,笔者从环境史研究对象出发,结合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原则而将它概括为“上下左右”②　梅雪芹:《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一方面,“上下左右”是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即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总括。“上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中的上层、下层,二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围的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要素。另一方面,“上下左右”是对传统史学的英雄史观和新史学的“自下而上”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继承”可以从人及其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可以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因此,笔者认为,环境史通过对上下左右的有机联系及其历史变迁的认识和研究,将社会史和自然史勾连起来,从而比传统史学和新史学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或揭示历史的存在。

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点所致,环境史研究必然打破一贯的学科分野,跨学科研究也就成为了它的基本方法。对此,许多学者都有过论述,并且他们还就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作过分析。

关于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中国史学界最早的论述见于包茂宏的《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他说:“跨学科研究是环境史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史本身是多学科知识积累的结果,自然也继承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环境史不但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和生态学的知识。另外,由于人类行为很复杂,环境史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给历史学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启示,使之精确化、科学化。社会科学给分析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提供有益的概念系统、调查和统计资料。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互相借鉴和融合,达到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史的目的。当然,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因为历史学在整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发生时最具优势、困难最少。”他还认为,虽然“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易融合的问题。各学科因差异而存在着张力,也因差异而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③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此后,一些学者分别就环境史何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含义及其运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对于环境史何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高国荣从三个方面作了集中、深入的论述:一是复杂的研究对象,二是相关科学的影响,三是史料利用范围。关于第一个方面,他说:“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他接着对这两类复杂性作了具体的分析。关于第二个方面,他说:“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更深刻明显。”随后他着重介绍了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关于第三个方面,他说:“环境史的跨学科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对此,他以美国环境史研究为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文章最后总结到,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环境史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环境史研究需要利用的多方面的资料,都决定了环境史应该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④　高国荣:《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

对于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含义问题,王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利华说:“我理解:`跨学科'首先是指环境史兼跨社会和自然两大领域,不仅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而且需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这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所决定的;`跨学科'还应包括另外一重含义:由于环境史关涉自然领域众多方面(如气象、水文、土壤、生物等等)的专门问题,单个历史学者几乎不可能拥有如此博杂的科学知识储备,因此重大环境史课题研究的展开,往往需要通过不同学科(专业)学者之间的密切对话、交流与合作。”①　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这之前,笔者曾撰文表达过类似的看法。②　见拙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第13页。

对于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笔者曾撰文以泰晤士河污染及其危害为例作了一些分析,认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泰晤士河污染及其危害,就不能不对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作深入的探究,这就要求我们超出史学的范畴,跨入包括生物学、医学在内的其他众多学科领域。在从事环境史研究而运用跨学科方法时,除了要一般地适当熟悉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外,更要根据具体的主题研究的需要,有针对性地作深入、系统和较为全面的拓展。只有这样,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才能落到实处,并富有成效。③梅雪芹:《水利、霍乱及其他:关于环境史之主题的若干思考》,《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6期。

除跨学科方法外,学者们还对环境史研究的其他方法作过很多论述。包茂宏认为,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学叙述的基本特点,必须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④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侯文蕙通过分析《尘暴》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特别阐述了个案研究在环境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⑤　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景爱在谈论环境史研究的方法时,明确指出了实地考察对于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王玉德同样强调了这一点。⑥　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王玉德:《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石楠集中论述了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分层研究方式的意义。⑦　石楠:《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这些方面的论述对具体从事环境史研究来说,将会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三) 关于环境史的学科任务

前文在谈论环境史与以往历史研究旨趣的不同时,已涉及环境史的学科任务问题。由于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合法性与功能,因而有必要再做辨析。让我们从王利华的一个主张说起。

王利华基于自己对中国农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以及对在他看来脱胎于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生态史研究的理解,⑧他的原话是:“正在迅速兴起的生态史研究,主要考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万年来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就学术背景来说,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其中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社会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3期)在尚未接触西方环境史之前,就已经在考虑生态史和社会史的嫁接问题。⑨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社会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3期。他在接触到被引介的环境史并开始使用这一新概念之后,仍主张“生态史”概念更加合理。10他之所以这样主张,除了从“生态史”的学术目标和理论基础立论外,还因为他一度认为“`环境史'不仅仍然明显保留着`人类'与`自然'二元分离的思想痕迹,并且在字面上很容易被人误解成一种仅以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学术”11。他的这一看法显然涉及了环境史的学科任务问题,因而很值得重视。那么,环境史是不是像他曾认为的那样,仍然明显保留着“人类”与“自然”二元分离的思想痕迹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回答,当然应该以中国学者引介的环境史、他们对环境史的界定以及他们自己对环境史旨趣或学术指向的认识为基础,而不能从字面上加以理解。

从中国学者引介的环境史来看,尽管国外学者的相关定义莫衷一是,但无论他们怎样表述,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一对象实体。美国学者J.唐纳德·休斯作为环境史的一位开创者,十分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一项研究除非既考虑人类社会中的变化,又考虑它们与之接触的自然界中各方面的变化,并将这两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否则就不能称为环境史。”①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中译本序,第2页。侯文蕙翻译的环境史经典作品《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即因为对生态灾难与社会文化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深刻批判,为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树立了榜样。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对国外环境史理论和环境史研究作品的引介是恰当、准确的,其中所反映的对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统一性的认识也是清楚明了的。同时,从前文可以了解到,中国学者在引介和研究国外环境史的基础上,也对环境史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尽管他们的定义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些定义对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的强调却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相关联,环境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指向,不只是“环境”变迁,而且更主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变化、发展的历史运动过程,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译介和研究环境史伊始就有所表达并日益清晰的一种认识。譬如,侯文蕙在翻译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时,不仅特别强调“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沃斯特的这本书可谓开风气之先。他认为,任何科学思想都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而且注意介绍“沃斯特是从一个环境史学家的角度,力图以生态学作为理论根据来探讨西部史的。他所注重的是西部地区种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西部环境的特点及人与自然的关系”。②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译者序,第2、6页。她自己在《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一文中,还具体分析了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的体现,那就是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她解释说:“所谓整体意识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和自然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人文情感是指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因为只有在认识了自然的价值时,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③　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前文也谈到,包茂宏在他的一些论述中强调环境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他还以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为例,对此作了说明。至于他对环境史研究旨趣的看法,则清晰地体现在他接受访谈时所说的那段话之中,其中突出之点是:“环境史不是简单地以人为中心,也不是完全以生态为中心,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为中心,是把原来历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那一部分重新融入到历史研究中来……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我们的历史思维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了避免人们从字面上对环境史产生误解,他在接受访谈而对环境史定义作解释时还特别强调:“说`自然的其他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讲人与自然,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整体论的思想,即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的思想。所以,我所讲的环境史不是以二元论而是以整体论为基础,研究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区分自然史和环境史。自然史就是讲自然的历史演进,它也涉及人与自然其他部分的关系,但是很少。”④　袁立峰:《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包茂宏访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笔者在最初对环境史所做的思考中也说到: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术语日益被历史学家以新的方式来使用。他们不仅探讨历史上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间的辩证关系,而且着重于分析人类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乃至这种影响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⑤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2003 年8月提交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会议的论文),《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第6页。对于环境史及其获致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除了必须指出其具有过分强调环境作用之嫌,更应该看到它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反对割裂人与自然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之有机联系的积极意义以及它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⑥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第18、25～26页。。在笔者看来,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研究的是特定时空下现实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变化的历程。⑦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第18、25～26页。后来,笔者借用布罗代尔的提问方式而表达“环境史探索和解答的根本问题是历史学家怎样看待环境”这一见解时,旨在说明环境史学家所要探讨的“环境”的含义,并依此而论述环境史与史学的其他学科,尤其是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年鉴学派的异同。①　梅雪芹:《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人”及其活动在环境史中的体现》,见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0～72页。拙文《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和《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对上述见解做了进一步的阐述,由此明确了自己对环境史之创见的认识,即:环境史的创见主要在于更新了认识人及其活动的视角。它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或者说以现代生态理念来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从而突破了“人类唯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反对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种种不当作为以及少数人的特权,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公正。②　梅雪芹:《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

这样说来,我们从一开始所接触、引介和研究的环境史,其学科任务显然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从事的环境变迁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环境史”和“环境的历史”这两个术语反映出来。对此,伊懋可在接受包茂宏的访谈时清楚地谈到:“人是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中心,这与以自然为中心、仅仅把人作为偶然的参考的`环境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不同。(后一种历史著作的例子是吴忱的《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演变》(1992年))。”③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128页。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从事环境史研究,理解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固然十分重要,“但环境史并非只是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这对关系中常常包含了人类一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家关注的是人类进化之前地球这个行星的年表的那一大段,但环境史只有在这些主题影响到人类事务之时,才将它们纳入自己叙述的部分”④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3页。。此外,包茂宏也着重指出,环境史所研究的自然的演变过程与纯粹的自然史不同,环境史研究中会涉及自然本身的运动,但更注重人的活动。自然史和环境史两者的侧重和学科属性是不同的,在英文语境中,其区分比较明显,自然史所研究的环境变迁的历史叫做History of Environment,环境史的研究则叫做Environment History。⑤　袁立峰:《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包茂宏访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为了明确环境史研究的任务,笔者还特别撰写了《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一文,不仅从语词结构上对“环境的历史”和“环境史”这两个术语本身作了辨析,由此指出二者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前者重在环境,后者重在历史,而且从研究类别上对“环境史”与“环境的历史”的区别加以理解,以把握环境史研究的内在限度和认识特征,由此说到:“虽然环境史研究的范围可以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来接近它,但无论如何,它不能孤立地研究自然史或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不能孤立地认识人与自然的矛盾或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矛盾,而只有从这几组矛盾的相互联结中才能求得对历史运动的合理解释,否则,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工业垃圾毒害了这些社区而不是那些社区'这样的问题。所以,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其实是以人的实践为纽带而建立的人—自然—社会三维因素交织的立体结构,因而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认识特征。”⑥　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至此,关于环境史的学科任务问题,可以说已交代清楚。笔者注意到,王利华对环境史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在对环境史的定位分析中准确地把握了环境史家的意图。他认识到,环境史不同于仅以非人类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史”(比如植物史、动物史、气候史、地球史等);“环境史家力图超越`自然'与`人类(社会、文化)'二元分离的传统思维模式,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和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全部历史,将人类及其所处环境视为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人类生态系统,着重探讨系统内部众多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历史关系、过程和动力机制。”⑦　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他还多次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史”或“从属于历史学范畴的生态环境史”,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环境变迁研究,甚至认为对人类并未产生任何影响的自然事物和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变迁,不是历史学的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对象。①　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上古生态环境史研究与传世文献的利用》,《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5期。

(四)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

厘清环境史的学科任务,有利于我们把握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关于这一问题,前文同样有所涉及。一般而言,人们是从学科发展和社会作用的角度考察和认识环境史研究的意义的,这里也从这两个方面做一总结。

就环境史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意义而言,一些学者围绕环境史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历史解释的新视角这两点多有论述。比较起来,李根蟠的总结最具高度。他说,环境史以现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由此形成了一种把世界看成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的新世界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人和自然被汇入同一历史长河之中。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在环境史那里,自然环境作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因素,参与了历史活剧的演出。他进而用“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概括了他认为的环境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并认为明确地从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统一和互动去考察历史,在人类认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对纠正某些长期流行观点的偏颇,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这种理念研究历史,会产生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结论。②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李根蟠的概括在中国史学界已获得很大程度的认同,中国大陆第一家环境史学网站——王利华主持的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以他概括的那句话作为学术宗旨即是明证。③http://history.nankai.edu.cn/sts/.

就环境史发挥社会作用的意义而言,景爱的总结是比较到位的。他在论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时说:“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性非常强,这是与一般的史学研究不同的地方。环境史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向广大公众传播环境保护知识,二是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环境史研究工作者不仅要撰写学术著作和科普知识读物,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人的需要,而且要为各级政府制定宏观的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意见和科学依据,以减少政府决策的失误。④　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第157～158页。

以上四个方面所涉及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即是环境史的学理所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在中国史学界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从思考和讨论的结果看,中国学者已认识到,环境史具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以及相对独特的学术目标,完全有资格成为历史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和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实践亦表明,环境史已经发展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积极开拓的一个新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史对中国史学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生事物。⑤　包茂宏:《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环境与历史》2004年第4期。今天,中国的环境史著述层出不穷,不仅环境史论文大量涌现,⑥　《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学术研究》、《南开学报》等刊物陆续开辟了环境史研究专栏,其他刊物如《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也不时刊登环境史文章。有学者还专门统计了自2000年以来的6年间,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国外环境史研究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增长幅度[陶婵娟:《中国大陆学者关于国外环境史的研究综述(1999～2006)》,《红河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而且环境史著作也逐年增多。⑦例如,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敏:《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十六国北魏兴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钞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版;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三联书店2006年版;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包茂宏:《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由此,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范围在扩大,主题在推陈出新,⑧近来,包茂宏的《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毛达的《垃圾: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都是这方面的上乘之作。同时,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队伍也在壮大,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正在成长。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史学的“环境缺失”现象已大为改观,历史学的环境史研究呈勃兴之势。而今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勃兴,与本土学术资源的深厚积淀①这一点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参见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 期;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王利华:《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约翰·麦克尼尔:《世界史视野中的中国环境史》(J.R. McNeill,“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载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第31～49页;马立博:《中国为何》,《环境史》2005年第1期。以及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外来学术影响下的积极应对是密不可分的。

当中国学者正式竖起环境史旗帜,并且很多人纷纷介入环境史研究之时,有识之士也不断指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存在很多的问题或急需加强的方面。譬如,包茂宏就此总结了四点,即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薄弱,中国环境史学者大都缺乏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专门知识以及对当代环境主义的道德关怀,对中国现当代环境史(1912年至今)的研究急需加强,对其他国家环境史的研究以及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也急需加强。②　包茂宏:《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环境与历史》2004年第4期,第491～493页。钞晓鸿也讨论了中国生态环境史“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③　钞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第50～53页。。王玉德还指出,环境史是一门尴尬的学科,历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中根本就没有环境史这个分支,绝大部分高校都没有开设环境史这门课程。④　王玉德:《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的确,如果细数中国环境史所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发展的不足,我们还可以罗列很多,尤其是与其他一些国家环境史的发展势头相比,中国的环境史显得很滞后,甚至必要的学术团体和专门的学术刊物都还缺乏。

上述这些问题,有的事关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有的见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本身。像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这样的大问题,并非短期内一人或几个学者之力所能解决,甚至远非学者所能解决,这显然有待于学界内外多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就此而言,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环境史仍在孕育之中,确实需要一番规划和设计,并予以精心呵护和培养。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本身的问题,如包茂宏所总结的那些方面,在我们的研究中,是可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慢慢予以解决的。而他多年前提出的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步骤的具体设想,⑤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也正在逐步地实现之中。笔者认为,就中国环境史研究本身而言,目前我们仍然面临一些最基本的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⑥　对于环境史和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中国学者在2008年7月于南开大学召开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上,做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参见王利华:《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这里仅围绕环境史的主题和立足点等再做一些思考和分析。

就环境史或中国环境史的主题来说,这虽不能说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中外学者普遍论及过它,却也是事实。笔者再次提及,是为了讨论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是否一定要寻求环境史的所谓的专属领地?

前文已辨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它聚焦于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将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历史发展勾连起来,绘制那天、地、人、生各种要素交错演绎的立体网络状历史画卷。可见,环境史研究属于典型的交叉综合研究,就其主题而言,恰如王利华所认为的,凡是人类与环境彼此发生过历史关联的方面和问题,都可以设题立项进行探讨。⑦　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他还说到,环境史家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入手而讨论难以数计的问题,比如森林植被、野生动物、河流湖泊、气候、土地、污染、人口、饮食、疾病、灾害、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性别、观念乃至政治事件、战争动乱,等等。这之前,笔者也指出,我们可以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大的范畴内,从特定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周边环境的互动着手,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加以具体研究。⑧　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后来,笔者在《水利、霍乱及其他》一文中又进一步思考了环境史的主题问题。2006年,刘翠溶还专门总结了中国环境史研究尚待深入的十大课题,即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和地理信息系统的运用等。细细想来,这种种问题,有哪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和工程科学不可以涉及的?极而言之,它们甚至是人人都可以问津的。既如此,哪里有环境史专属的地盘?

从实践看,现有的环境史成果涉及的主题极其广泛,以至会让人产生什么不是环境史的狐疑。譬如《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由全球范围内环境史领域奠基人和相关领域著名学者共同撰就,3卷、520条,涵盖17大主题,包括:(1)艺术、文学和建筑;(2)生物群落区、气候和自然事件; (3)经济制度;(4)能源;(5)时代和文明(古代的);(6)开发和工序;(7)关键概念和哲学;(8)法律、法规;(9)民族和地区(现代的);(10)非生物资源;(11)组织;(12)人;(13)地方和事件;(14)动植物资源;(15)宗教;(16)社会文化资源;(17)科学、技术。①克雷奇三世、麦克尼尔和麦茜特主编:《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 rech III,J.R.M cNeill,and Carolyn Merchant ed.,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 ironmental History)第1卷,“导论”,纽约:劳特利奇2004年版, 第xv页。通过这些主题,这部环境史百科全书对从远古至今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作了动态的考察,范围包括整个地球,内容涉及事件、人物、自然资源、人类文化和自然史的方方面面,对环境史所致力探讨的许多问题来说,这是迄今为止一部全面深入而必不可少的指南。从那17大主题来看,有哪个专属于环境史呢?同样,今年8月4～8日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首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在“地方生计与全球挑战:对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理解”主题下提供的关键词,以及王利华主持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网站列举的关键字不仅十分广泛,而且没有一个能为环境史所专属。

这样说,无非是想表明,在现今学科越分越细但又以跨学科为要旨的多元化、一体化时代,任何一项研究要想追求绝对的所有,并画地为牢,都将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在对环境史或中国环境史之主题的考量上,我们的想法和要求也不能绝对化。环境史研究因其跨学科本性,更需要以开放的精神,遨游于“天人之际”,会通那古今之变。我们当然也要看到,环境史研究并不是也不可以不着边际。那么,对于上述并非环境史专属而为很多学科共享的主题,环境史如何贡献有特色的研究,而不至让人担心它仅仅成为已有的历史地理学、农牧林业史以及非人文化倾向的灾荒史等研究的延展?这就需要进一步考虑环境史应立足于何处的问题。

关于环境史的立足点,中外学者同样多有论述,其中王利华在伊懋可和沃斯特的相关论述基础上的总结,值得重视和分析。他说,尽管环境史家游弋于“天人之际”的广阔空间,似乎可以享受比以往史家更大的思想自由,但也不能毫无目标地进行冥想神思,其思想旅行的空间不应过分偏离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界面,以人类为主导的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自始至终都是环境史研究的关注焦点和叙事主线。②　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第7页。这里,“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界面”和“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即划定了空间广阔的环境史的边际和立足点。也就是说,在环境史领域,无论选择哪一主题进行研究,都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关联,都要围绕它们的双向互动展开分析的思路,从而求问这一互动对双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结果。

在研究实践中,可以看到,环境史成果尤其是被视为成熟的环境史文本,无不贯通自然以及人类创造的文化的联系,这在美国学者怀特于2001年发表的《尾随环境史:见证一个史学领域的成熟》③理查德·怀特:《尾随环境史:见证一个史学领域的成熟》,《太平洋历史评论》(Richard White,“Afterword Environmental History:Watching a Historical Field Mature,”The Paci fic Historical Review)2001年第1 期,第103～111页。一文所梳理的美国环境史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在这篇文章中,怀特将17年前他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环境史:一个史学新领域的发展》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变化情况,作了及时的分析和概括。他的基本看法是,环境史这个研究领域如今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这不意味着它有什么根本的改变,80年代之前环境史学者所强调的立场和他们的关注依然如故,环境史的基本主题业已积淀下来。但90年代以来,由于生态学理论本身以及美国历史研究之变化的影响,环境史研究的路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现在,历史学者在从事环境史研究时,不只停留在探讨眼前这片林子有多久、1650年的景观是什么样、这个地方的污染有多严重等较为狭窄且直白的问题上,而往往会把它们与更广泛的社会潮流联系起来,对更加多样化的因素加以考察。另外,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也标志了环境史研究的最新趋势。同时,他也强调,由于对物质世界的关注,文化转向的环境史呈现出独具特色的版本,那就是在不脱离既有主题的前提下,从文化的角度把对它们的研究推向深入。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很多,譬如罗什曼的《魔鬼的交易:20世纪美国西部的旅游》(Devil's Bargains:Tourism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West)、普莱斯的《飞行图:现代美国的自然探险》(Flight Maps:Adventures with Nature in Modern America),以及戴维斯的《公开展览的自然:公司文化与海洋世界体验》(Spectacular Nature:Corporate Culture and the Sea World Experience),这些成果的共同之点,即是在新的方向上推进了对美国西部自然之商品化的讨论。对于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变化,包茂宏也有专门的论述。他在归纳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时指出,新的、深度交叉的次分支学科的形成,使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他接着从城市环境史、环境种族主义史、环境女性主义史、环境技术史和综合研究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①　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此外,高国荣也梳理了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轨迹,不仅涉及传统的环境政治史和环境思想史,而且涉及新兴的城市环境史和环境社会史。②　高国荣:《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轨迹》,《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6期。

上述对美国环境史研究实践的追踪表明,以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为根本对象的环境史,无论其怎样变化,都离不开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关联。立足于自然与文化之间,探讨非人类产物与人类创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结果和意义,实乃作为历史学新领域的环境史的存在之本。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项研究,无论从自然或社会的哪种要素或哪个方面切入,只要它将人类社会的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并探索这两种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它就是环境史。并且,只要记住并牢牢把握了这一点,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都可以作出带有历史感的环境史研究成就。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譬如西华师范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主编的《大熊猫历史文化》一书,③胡锦矗主编:《大熊猫历史文化》,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因其翔实可信的史料,由远及近、溯古涉今的时间纬度,对自古以来中国人有关大熊猫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之认识的深入剖析,以及对大熊猫如何走出森林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进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具体阐述,即可视为中国环境史佳作。

这样,由于环境史将自然与文化联结起来,其研究领域极其广阔和全面,使我们第一次看到,在史学的历史上,人们早就追求的把现实中所有表现都纳入同一运动的“全面史学”④⑤ 参见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82页、封底。已然出现。依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想,当“年鉴学派先是夺取了社会学家曾试图控制的领地,并在其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帝国,然后又借助天时地利,加上其诱人说服力,收编了所有人文科学”⑤,从而使历史学奇异地复兴,但继之又因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而陷入危机之后,环境史,因以探寻人与自然双向互动之历史关系为鹄的,必将以其尽收上下左右的自然与文化景致的学术视野,立足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研究路径,而收编所有自然和人文学科,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再放异彩?

最后想说的是,环境史,就像它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人与自然一样,是有着内在生命的机体,因为学术本身的发展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它正处于快速成长的生机勃勃的状态,并变得日益重要。⑥参见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42～143页。在此情况下,中国学界应该尽快打破一贯的学科分野,因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通力探索中国环境史发展的合适途径,走自然和文化结合、科学和历史并举的必由之路。对个人的研究工作来说是这样,对环境史组织建设、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工作来说,更是如此。

作者梅雪芹,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责任编辑　池　豫】

Keywords: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Phenology;Historical Geography

收稿日期 2009—02—27

[中图分类号]K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6-00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