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志敏*

摘　要:环境史目前已成为一门热学，从全球环境变化的角度来审视这门学问，一定会有不少的启迪。环境史研究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研究的对象，环境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廓清自然环境的变化，进一步讨论人类社会与变动着的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二是学科属性，环境史从属历史学范畴，“史”是历史学占优势的论述概念，环境史主要依赖文献记载进行研究;三是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可归结为三大命题，即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文献记载的特征和分析方法;四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统的研究手段、理念都不敷应用，这需要从其他学科(包括理科)借助新概念和新手段，才能促使环境史发展成熟。

关键词:环境史;全球变化;理论方法

环境史中“环境”的概念，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给出的解释，是指影响生物机体生命、发展与生存的所有外部条件的总体，当然这里所谓的“生物机体生命”包括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本身。而“史”的概念，总体上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概念类似通常所说的“变化”，因为只有“变化”，才能构成“史”，如果没有变化，也就没有了研究“史”的必要。如此说来，似乎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已经比较明确了。其实不然，因为这样的概念过于笼统，只能说具有总体把握的概念，但很难构成可以操作的对象概念，这对环境史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按一般的理解，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的划分自然是从上述“环境”的“外部条件总体”的基本概念引申而出的分类。由于引申分类的需要，这里“自然环境”实际上是纯自然的人类社会生存的地球要素，包括大气圈、水圈、土壤圈、岩石圈和生物圈。而“人工环境”是指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经过人的加工改造所形成的环境，或人为创造的环境，因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很难找到纯自然的地球要素，由此也就有了“人工环境”单独划分的需要。至于“社会环境”，更是“环境”这个定义在社会和人文要素中的引申，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治安、邻里关系等。从学理解读来看，它应该是社会人文研究面对的问题。

环境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在不同学科，或不同语境中，常常有不同的含义。由于环境一词是学科术语“环境史”的主导指向，因此在讨论环境史的时候，需要对环境一词的含义，即环境史所指含义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作为一个学科的含义，如果缺少了界定，或者说是缺少了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可能引起不少的麻烦。试想，在研究论述中，所指的对象本身有不同的含义，要想寻找到明晰的比较与异同无异于缘木求鱼。当然，这个问题需要展开讨论，这里仅仅给出概括性的看法，即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环境。它不应当把目前所有涉及环境的引申含义统统包括在内，否则环境史将变成一个难于驾驭和清理的大篮子，环境史的学科术语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从概括性的含义来看，环境史一定程度上接近环境变迁。而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廓清事实，无论气候变化还是其他的环境问题，这个研究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些研究内容是评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重要出发点，只有明确这些基本事实，才能评估哪些现象是自然发生的?哪些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对于自然发生的变化，社会又是如何应对的?而人类活动的结果又是怎样调整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不属于环境史的研究范畴，确实，从研究对象来说，它已经越过了历史学的定义，但是，这些研究的基本资料仍是历史文献，除了历史学外，其他学科能熟练地驾驭它们吗?就从历史地理的研究来看，这些自然方面的环境变化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我想环境史也应该有勇气面对这些本来不太熟悉的领域，这也许就是跨学科研究的魅力和挑战。

环境变迁的基本要义是研究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问题，这就涉及时间问题，而“史”的概念当然与其在时间上的变化有关。两者是否相同?这就涉及其含义的差别。环境变迁本身针对的是科学问题，它并不限定学科的范围，一切可以涉及和解决环境变化问题的学科都能为它作出贡献。我们关注目前活跃在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中的学科，如岩石学、地理学、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海洋学、年代学等等，就不难找到环境变迁跨学科研究的特点。而“史”的概念，仍是部分学科领域中的特征，而且在不同的学科中，“史”概念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举例来说，气候变迁研究的是单一的自然对象，无论是现代气候还是历史气候都不例外，但问题源于对“历史”的诠释。气候的历史与地球的年龄一样长，自从有了地球的大气后也就有了相应的气候。而如此长的时间，研究气候的资料来源、手段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地质时期的气候问题，如震旦纪冰期、第四纪冰期等，沿用的地质手段，从考察岩层出发，探求当时的气候，因此，在地质学上所说的气候史，是指几百万年至几亿年前的气候。而在气象部门，除了近数十年的现代气候外，也常常用过去的观测资料研究过去的气候问题，这些气候问题相对现代气候也是历史的，有时也冠以历史气候，它的时间尺度就只有近百年。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领域里，更注重文献记录中的气候问题，这同样称为历史气候，当然是指的人类历史时期。显然，不同学科所讲的历史气候，无论从空间尺度还是时间尺度看都不是同一个内容，仅仅是历史气候中的一个子集。

当我们把眼光放到历史学的范畴，其实有关“史”的问题有史学史专门的研究。通常所说的广义的“史学”就是“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其实环境史中有关史的含义应该继承这个定义，不过是把“社会的客观存在”替换成“自然环境的客观存在”。因此，从理念来看，环境史从属历史学并没有什么相抵之处。

其实问题并不局限在理念上，更重要的是研究的资料依据。环境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文献记载。应该说历史学对文献资料的理解和运用最为透彻，如版本、文字训诂、释义解析、背景分析，历史学在文献资料研究中已经着力精深，这为充分和准确地利用资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基础。尽管古代文献资料是用我们今天熟知的汉字写成的，但认识这些汉字不等于就能理解章句的寓意，并把握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基本信息。任何文献的产生都有特定的背景，这对理解文字记载的意义和使用范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恐怕很难在运用上做到得心应手。因此从研究依据的资料来看，环境史应该是从属历史学，因为只有历史学在文献资料的把握上最为成熟和老练。

当然，有论者以为环境史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仅仅把研究对象作为考察的内容，确实如此。因为环境史所面对的问题是传统历史学所不擅长的，也可以说是新的命题。但就学科发展而言，在新形势和新需求的推动下，任何一个学科都会面临此类挑战，历史学也不例外。因此不能仅仅从研究对象来判断其学科归属，否则在今天学科交叉发展的背景下，很多问题会让人困惑。笔者认为，如果从依据的基本资料来源出发，把环境史归属于历史学是恰当的，而历史学也应当担当起这个责任，因为历史学具有的文献资料运用手段将对环境史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www.daowen.com)

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三大命题:其一是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其二是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三是相关文献记载的特征和分析方法。

为了清晰地了解这三大命题，这里简要地回顾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情况。1998年9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1999年5月在日本进行的第二届IGBP大会为标志，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正在步入新阶段。因为在这两次会议上，IGBP提出了“集成”①集成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环境的协同性。自然系统的协同性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环境过程及其产物之间彼此协同;其次是环境要素及环境过程之间的协同性;第三，地区之间的协同性;第四，时间上的协调性。集成方法就是从上述各方面的协同关系出发，把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同地区的研究结果集成在一起，从代用资料到环境变化特征逐级集成，减少各个环节中的不确定性。的新概念，并提出在全球层次、核心计划层次以及区域层次等三个层次上开展集成研究。这代表了此后10年间全球变化研究的主要方向。实现在地球系统概念指导下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目标，需要一系列区域尺度的研究来补充，Berrien Moore曾指出:区域尺度上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人地关系问题，即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环境变化各方面综合研究;区域变化与全球变化的关系。①Berrien Moore，“Meeting tomorrow’s challenges”，IGBP Newsletter，1999，p.38．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发表第四次评估报告，②《IPCC第四次评估(AR4)报告》，见官方网站http://www．ipcc．ch/。该报告由三部分组成:自然科学基础、社会影响、应对策略。虽然这个报告的主题目标是针对当前的全球变暖问题，但其内容构成值得环境史研究参考，因为它提出的主要目标与环境史并没有特别的差异。在IGBP的核心项目PAGES计划(过去的全球变化)中，也明确提出:“关于全球变化的决定性见识不仅来自对那些当代过程的研究，而且来自于对过去全球变化历史的重建。”此后PAGES强调需要加强过去2000年全球变化的研究，而这个时段正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覆盖的时段。鉴于环境问题的国际影响日益显著，并越来越多地与全球政治、经济、贸易、外交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交织在一起，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参与协同攻关。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盟理事会(ISSC)发起IHDP(全球人文因素计划，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该计划认为，当前全球变化的核心是人类活动，社会本身确定了其环境的特征和边界，同时社会对其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受到有限与偏见的理解。为了有效地理解和作用于目前的变化，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活动和作用做出全面的理解。该计划目前的主题包括: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海洋带、环境管理、极端事件风险、绿色经济、健康、粮食安全等，下设11个核心项目(Core Project)，即地球系统管理项目、全球碳项目、全球环境变化与粮食系统项目、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项目、全球土地项目、全球水系统项目、集成地球人类历史、集成风险管理项目、工业转型项目、海岸带海陆交互作用项目、城市化与环境变化项目。③该计划详细内容，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www．ihdp．org。

从上述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简要动向中，其实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环境史研究内容在其中的投影。尽管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主要针对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但只要把眼光向历史时期延伸，就不难知道环境史研究的命题如何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相衔接。这里我们把眼光回视到前面提到的环境史研究的三大命题中。

命题一，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自然环境变化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气候变化，1972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开创了利用中国特有的文献资料辨析历史时期的气候问题之先河，至今该论文仍被奉为经典，其建立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在广泛地运用。目前历史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过去2 000年冷暖和干湿变化序列的重建和集成研究、特征气候时期(中世纪暖期和明清小冰期)的气候特征以及全球气候背景研究、近2 000年气候突变事件的识别及其成因、极端气候事件的重建、气候特征值和天气系统的重建和分析，④更详细内容可参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报告》，1999年(未刊)。这方面的论著已有不少，主要成果可参见三种著作。⑤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除此之外，历史上的河流系统和海岸线也是环境变化的内容。尽管河流问题一直是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从乾嘉学派对《水经注》的校订到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的集大成，此后现代水利史和历史地理重建了黄河的历次改道和分期，成果可谓丰沛至极。但是否终结了这方面的研究潜力呢?其实未必如此，在新技术的运用下，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主要包括:遥感技术支撑下的河流重建、水系格局变化的重建。⑥参见满志敏《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和前沿问题的思考》，《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当然，自然环境变化不仅仅是上述两大方面，但从资料的有效性来看，这是最能发展出成果的内容。其他如渔业资源、疾病和瘟疫等仍有不少研究，其中的自然因素也是值得仔细辨析的。

命题二，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可简称为人地关系。在农业社会中，人地关系一直是萦绕社会发展的大事，这里无需展开论述，目前许多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就是从这个命题开拓的。但如果站在全球环境变化角度，我们仍可从中获得许多启迪。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可由三方面构成:其一是影响，自然环境变化无论是缓慢渐变的还是突发性的，对于传统农业社会一定会有影响，只是显著性的程度差别而已;其二是适应和调整，一个社会面对不断变动的自然环境，总会有其独特的适应和调整的方式，适应和调整的能力又与社会本身的弹性和脆弱性相联系。面对自然灾害，各种社会类型都有其独特的适应方式和调整措施;其三是作用，人类社会在生存和发展中改造了自然，其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环境本身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当今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工业化以后，二氧化碳无节制的排放，造成全球气温增高的后果。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社会同样存在这样的状况，如土地利用随着人口增多而扩展，其造成下垫面植被覆盖状况的变化。这方面我们应该回答:过去2 000年特别是300年以来，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覆盖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单元，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文因素是什么?人文和自然过程是如何影响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的承载力的?等等。人地关系研究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如果说自然环境变化研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实验和数学模拟实现的话，人地关系则更显得错综复杂，也许目前最好的研究方法仍是依赖过往的经验总结，尤其是从历史案例中分析今天社会没有遇见过的特殊状况。IHDP计划有关历史上的人地关系专门设立了核心项目，该项目指出:历史上充满着环境压力促使社会和经济崩溃的故事，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这种直接的社会崩溃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适应方式，例如极度干旱可能导致社会崩溃，也可能引发创造性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响应实际上在时空中构成复杂而多方向的网络。

命题三，相关文献记载的特征和分析方法。历史学以文献资料为研究的基础，长期积累的学术经验奠定了理解资料的独特长处。从环境史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比较不同特征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和过程，文献记载本身在时间上的特征就是做出这种比较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上，笔者曾提出“记异不记常”的观点，①参见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主要针对见诸文献的气候事件都是异常事件，而正常年份因为过于平常而无人关注。这在统计特征上表现为分布的差异性。例如，按现代记录的统计，旱、涝和正常年的比例大体上是在3∶3∶4，在指数形态上表现为单峰型的正态分布，但实际上文献记载的旱涝和正常年份的分布为双峰型，主要原因是正常年份很少见于记载。又如，历史气候异常事件中由远逐近数量在增加，同时在改朝换代之际又形成数量低谷，这个特征是客观的变化过程，还是文献记载本身造成的，此中意义值得仔细琢磨，否则很容易得出“明清以来灾害越来越多”的简单结论。此外，由于环境史面对新的观察视角，需要探讨新的问题，传统的分析方法是否足够，这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如前所述，IHDP提出的“适应和调整”问题，涉及社会系统的弹性和脆弱性评估，这些内容并不是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何在文献资料中提炼出这些概念和相应的数据，目前并没有可以充分借助的成功案例，仍需要研究者继续努力。

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起的学科，面对新的研究对象，传统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其他学科成功的方法充实，以使学科真正成熟起来。这个多学科的方法，不仅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例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手段，更需要借助理科的处理方法。例如，处理数据问题，历史学尚缺少自己独特的方法，而物理学和数学在这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数据误差是数据产生后的必然现象，没有绝对正确的数据，只有不同误差的数据。而不同误差的数据，在简单的运算过程中，也有不同的法则，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把精确到万位数的数据与精确到个位数的数据直接相加，显然这样相加的结果毫无意义。又如，处理长时期的现象比较，最直接的方式是构建指数序列，这在理科研究中经常见到，但还很少有从事环境史的学者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方法。当然，作为多学科方法的借鉴，不是这里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这里主要想表达，面对诸多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环境史目前拥有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备，只有在充分利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学习诸多学科的成熟方法，才能促使学科真正走向广阔的天地。

(责任编辑　廖国强)

*作者简介:满志敏，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