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深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4)

[关键词]吉福德·平肖;查尔斯·萨金特;资源保护;森林;环境政策

[摘 要]发端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资源保护运动对美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其倡导人吉福特·平肖在美国环境史上开创了一个平肖时代。但是究其思想根源与政治基础,却可追溯至在前平肖时代的20年间兴起的森林资源保护思想。这一思想将森林视为文明延续的基本要素之一,强调森林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经济的、生态的、精神的及美学的价值,呼吁政府及公众对森林与文明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与平肖时代专注于森林的经济价值相比,前平肖时代追求实现森林的多重价值。但是,前平肖时代对专业化、技术化的盲目崇拜,也成为日后美国环境政策缺失整体思维的原因之一。

The Thought of Forest Conservation during the Pre-Pinchot Era

HOU Shen
(History Department,Q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rising at the turn of the 20thcentury ha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policy ma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Its leader,Gifford Pinchot,undertook an era of Pinchot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Its intellectual source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however,were found in the thought of forest conservation expressed during the Pre-Pinchot era——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19th century. This thought believed that forest was one of the major elements sustaining 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It emphasized the economic,ecological,spiritual,and aesthetic values of forest in American society,advocating that government and public should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Compared to the Pinchot era focusing on the economic value,the conservation thought during the Pre-Pinchot era sought to fulfill the multi-values of forest.But the over-admiration of expertise and technology of this thought also led to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vision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policy.

1876年,25岁的德国林业管理者伯恩哈特·弗尔诺(Bernhard Fernow)追循爱情的足迹,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当其未婚妻告知友朋,弗尔诺乃是一位林业管理者(forester)时,她们好奇地问道:“何为绿林豪杰,可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弗尔诺进而察觉,这种理解在美国民众中极为普遍。①　安德鲁·丹尼·罗杰斯:《伯恩哈特·艾丢尔德·弗尔诺:北美林业记》(Andrew Denny Rodgers,Bernhard Eduard Fernow:A Story of North American Forestry),普林斯顿1951年版,第17页.当踌躇满志的弗尔诺置身北美莽莽林海之时,他发现,规划管理欧洲森林二百余年的科学方法,在此间全无用武之地,故而被迫转行数年。

但是,仅仅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情况便已大不相同。“林业”(forestry)一词频繁出现于美国各大报刊,森林资源保护成为中产阶级沙龙晚宴、俱乐部的时髦话题,森林保护的倡导者则活跃于朝野上下。弗尔诺年轻的美国同行,甫自法国国家林业专科学校归国的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适逢其会。自1898年始,平肖担任农业部下属的林业署(the Forestry Division)主任,真正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开创了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平肖时代。平肖之秉性、爱好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皆与极具拓荒精神、爱国热忱的西奥多·罗斯福相契合,因此二人私交甚笃。后者于20世纪伊始,入主白宫,平肖则是他的主要科学顾问。在他们二人的推动下,一场以林业为起始点及核心的森林、土地、河流、矿产资源的保护运动就此展开,成为罗斯福当政期间其国内改革的重中之重。该运动敦促美国政府变更长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强调政府对国有土地及自然资源的责任,遏制私人及垄断财团对资源的掠夺和滥用;同时,凭借科学力量、专业知识,介入自然生态系统,实施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合理开发,为人类谋求长期的福利。

美国政府、舆论对林业的态度,从漠视到重用,直至奉“科学地管理和明智地利用”为金科玉律,在内战后的30余年间,其转变不可谓不巨。然而,史家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平肖、罗斯福时期,而对资源保护运动的前平肖时代或不着一字,或数语带过,鲜有细致研究。偶有文字论及此际历史,亦对它的思想脉络及它与其后资源保护运动的区别及影响分析不足。

在笔者看来,这场开美国环保先河的运动虽由平肖、罗斯福诸人在20世纪初将之推向顶峰,并变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改革,但它却绝非于刹那之间凭空出现,更非平肖时代寥寥几人之力的结果。实际上,在平肖进入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中心之前,数位先贤或跋山涉水,实地考察,或奔走游说,著书立说,彼时的进退抑扬实乃日后资源保护运动叱咤纵横之社会、政治基础,当日的忧思警言亦是这一运动的部分思想根源。因此,欲对这一运动的发展沿革有一深入了解,前平肖时代的森林保护思想则不可不察。

前平肖时代,是指自1870年代末、1880年代初——在官方,1881年美国森林署(the Division of Forestry)正式设立;在民间,1882年美国林学大会(the Forestry Congress)建立——到19世纪末平肖成为林业署主任、三个林业专科学校分别建立的历史时期。本文所要探讨的即是在此期间美国社会面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部分知识精英所阐发的森林资源保护思想。这些思想将森林视为文明延续的基本要素之一,强调森林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精神及美学价值,呼吁政府及公众对森林与文明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基于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理论渊源为何?第二,在森林与文明关系的新理解中,森林的价值究竟何在?第三,这些思想同其后资源保护运动的区别何在,对其又有何影响?

早在1846年,波士顿著名教育家、自然史家乔治·爱默生(George B.Emerson)在提交给波士顿自然史协会的报告中便已对坚锯利斧在森林中的恣意破坏提出了批评,并且指出现有的森林“应当保留与子孙后代”①乔治·B.爱默生:《关于马萨诸塞州森林中自然生长的树木与灌木的报告》(George B.Emerson,Reports on the Trees and Shrubs Growing Naturally in the Forests of Massachusetts),波士顿1846年版,第2页。。

1864年,乔治·P.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出版其名著《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旧大陆史上森林毁绝导致文明崩溃之经历,于此书中议论入微。马什指出,新大陆虽然占尽天时地利,但是近四个世纪的征掠垦伐若再不加以限制,则极有可能重蹈旧大陆覆辙。马什并非反对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但是他指出人们“在对地球表面的改变中,在对自然生产力的压制和对人为变更的生产力的刺激中,必须有某种限度”,而文明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它往往逾越此度而不察,直至天崩地陷,不可挽回。②乔治·P.马什:《人与自然》(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ed.David Lowernthal),西雅图2003年版,第38页。此书之影响至深至远,整个资源保护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其思想产物。然而内战之后美国恰在北部壮大,南部重建,向西则正式完成其“天定命运”之关键时刻,城市化、工业化洪流一路浩荡,森林、草原、河流等一应自然资源在此大潮中被理所当然地淹没,挽救、保护的声息亦随之微弱。

至1880年代,极力谋求进步的过程中衍生出的种种问题一一凸显,美国知识精英方始真正检验其隐患,悚然惊叹。资源保护的思想正是兴起于这个整体反思的年代,但是它的代言人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明进程中社会与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文明与自然的对抗与依存。在此思考中,森林,因其自身复杂多样的自然体系,和它与人类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首要的问题。

对北美拓荒者而言,森林是文明前行的障碍。伐木的声音高唱的是文明的凯歌,在森林让位于农田、城镇的同时,轰然倒下的树木也提供了最直接便利的燃料与其他基建、工业、家居的原料。在拓荒者眼中,一段躺下的原木远比一棵矗立的树有用得多。而森林,作为树木的集合,其存在的价值唯有在它成为堆放的木材时方能实现。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对森林以一种极度浪费、轻率甚而充满敌意的方式进行着盘剥。美国原始森林之中,野火肆虐,利锯轰鸣,群羊啃噬,自白人始抵新大陆以来三百余年,森林消耗之大之速,史未有之。然而,至19世纪后半叶,资源不竭之说仍被边疆拓荒者奉做圭臬,并成为矿业、铁路巨头牟利之口号。内战之后,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席卷美国包括原始森林在内的各个角落,洲际大铁路的贯通将文明的触角伸入到前工业化时代未可企及的疆域。纺织业的发展则刺激了畜牧业的扩张,数以百万计的家羊漫山遍野。这些被自然作家、博物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称为“带蹄蝗虫”的生物为主人对个人财富的不懈追求所驱使,扫荡着北美大陆一应可食的植物。采矿业,作为工业文明的另一大标志,对森林的危害同样巨大。在大机器的铁指钢臂下,悲鸣的不仅仅是一棵黄松或者红杉,而是整个山包或者半面山峰以及其上的所有生灵。与此同时,城市建设与生活带来的新型消费,为人类在森林当中的肆意妄为提供了又一所谓的正当理由。新兴文明不断膨胀的需求,佐以大机器的助力,与一以贯之的资源不竭之说的联合进攻,使得3个世纪前尚且统治北美大陆的原始森林节节退让,几至一败涂地。

在征服自然的赞歌当中,资源保护运动的倡导者发出了不谐之音。森林环境的急剧恶化已成不争的事实,资源不竭不过是执迷于既得利益的白人入侵者在填充其欲望时所制造的神话。但神话终究会幻灭,一部分知识精英意识到,“林荒”不再是旧大陆的遥远故事,也非无事生非者炮制的预言,在美国东部很多地区,这已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而在西部广袤的森林当中,如此情况若再不加以改变,他们的后代也必须面对无林可伐、无木可用的残酷现实。1890年,美国著名植物学家、资源保护运动的积极推行者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argent)在他编辑的《园与森林》(Garden and Forest)一刊中写道:“我国的民众在任何事情上都一直不愿承认有远见和自我制约的必要。浪费被视为宽广慷慨品质的标志,并且成为国家性格的显著特征。我们所拥有的种种都被认为是不竭的,而我们也如此这般地对待它们。在甚于蛮夷的肆意破坏和愚蠢中,我们屠戮、毁灭着属于国家的一切,我们的土地、森林、鱼兽。”①　社论:《森林与人口的增长》,《园与森林》(Editorial,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s Related to the Forests,”Garden and Forest),1890年7月23日,第354页。在“林荒”将至的恐惧中,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先行者所谋求的是从政府到社会在对待森林态度上的改弦更张。欲达成此目的,大众必须看到森林的价值“远大于贮满生长着的木材的仓库”。在重新定义森林与文明的关系中,资源保护思想所要保护的是一个蕴含有多重价值的复杂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的存活与健康关系着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必须看到,资源保护运动者虽然强调森林的多重价值,但是他们并不否认森林作为木材燃料来源的商业价值,也绝未反对树木的砍伐使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森林承受着来自城市工业文明的迫切压力,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必不可缺的环节。《园与森林》这一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林学杂志,在其创刊之后发表的关于森林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写道:“美国的森林在国家经济中举足轻重。就价值而言,它们的年产量远远超出任何一类主要农产品。与森林庄稼相较,金银矿产的经济价值不足一提。一旦森林的生产力整个受到干扰,我们很难去想象随之而来的商业及农业的损失。”②社论:《美国森林的未来》,《园与森林》(Editorial,“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st”),1888年3月14日,第25 ～26页。这样的思想在当时极为普遍。例如,弗尔诺在《森林:它作为国家资源的重要性》一文中写道:“原始森林是我们最具价值的遗产。它是自然为我们的未来所准备的富饶供给中的现金。在所有为我们所用的自然资源中,它是最直接可用的,因为在森林中,我们除收获之外无需花费任何力气,即可取得为人类所需的最丰富多样的材料和满足各类生活直接欲求的财富。”但是,他进而指出,森林是“一旦耗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提供的资源”,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其他资源可以取而代之。①伯恩哈特·弗尔诺:《森林:它作为国家资源的重要性》,《园与森林》(Bernhard Fernow,“T he Forest:Its Sig nificance as a National Resource”),1891年7月29 日,第357～358页。

这一纯功利性的思想,就其根本目的而言,与传统观点并无本质不同,经济发展是二者的基本诉求。但是,它与传统观点的分歧在于,一是这一思想力图破解根植于美国文化的资源不竭之想象,令国人由警惕而觉醒,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森林资源;二是传统观点认为,任由土地被森林覆盖,而不开垦成耕地,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森林所蕴含的资源不过是在转废为用的过程中间可有可无的副产品。而资源保护思想则强调森林本身作为木料燃料资源的价值,鼓励政府及个人植树护林,从中取利。

但是,资源保护思想并未止步于此。在单纯的商业价值之后,森林与它的动植物、土壤、水分、气候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其平衡与健全同文明的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早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马什便已指出,自然自有其运行之道,森林中的各种元素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破坏其中的任何一环,将触发连锁性的灾难。林荒仅仅是过度砍伐引发的最直接可见的后果,当树木消失之后,土壤与水分随之流失,干旱与洪水则接踵而至。马什警告说,人类在森林中的所作所为,会令地球的情况恶化至如是状态:“生机全失,地动山摇,气候极端,有堕落、野蛮、甚至整个物种灭绝之虞。”②马什:《人与自然》,第43页。因此,自然的死亡即是文明的终结。

马什对人类文明与森林关系的告诫在资源保护思想兴起之后,方始真正落实到北美特定的土壤之中。1879年,美国内务部组织第10次国土资源人口普查,首次决定将美国的森林状况纳入其报告之中。在萨金特的领导下,一个主要由植物学家组成的森林调查委员会成立,并在1883年提交了《北美森林报告》,详尽地介绍了北美大陆、特别是美国西部的森林生长分布情况,树种,动植物,经济价值,与土壤水源的关系,以及现存各种危害,包括过度放牧、森林大火、铁路修建、矿业开采和私人的滥砍滥伐。30年后,当萨金特回顾这一工作时,他写道:“这一报告,我认为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标志着这个国家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森林保护的第一步,我相信早期森林保护区的建立应当归功于这一报告。从任何角度上看,在这一报告出版之前,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森林,它们的组成和生产力所知无几。”③查尔斯·萨金特写给罗伯特·约翰逊的信(Sargent to Robert Johnson),1908年11月25日,Sargent Papers, Library of the Arnold Arboretum。这一自我评价显然是公允而客观的。

全然不同于《人与自然》的文采粲然,该报告全篇皆为井然有序的科学事实,但是它所传递的信息却与马什一书毫无二致。正是以如此科学报告为根据,1891年,联邦政府通过《森林保护区法案》(the Forest Reserve Act),确立总统在国有土地上建立森林保护区的权力,奠定了资源保护运动的法律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个报告,美国社会开始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有树木、草甸、土壤、水分、气候、鸟兽参与的西部。在这样的一个西部,拓荒者的坚韧不拔往往成为对自然的残暴无知,美国文化高扬的个人主义亦暴露其自私狭隘的一面。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西部,一个干旱缺水,几乎是半沙漠的西部,森林与美国文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进步从来都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目标。当这一概念被置于西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当中时,进步意味着“让沙漠如玫瑰般绽放”,水则是进步之源,如何蓄水、用水正是关系西部命运、乃至整个美国文明的关键问题。在西部,降雨量极微,且分布不均,所以工农业生活用水必须依赖河流灌溉系统。它们的源头皆在山林积雪当中,森林的根茎、落叶及腐殖质混合土壤形成天然的蓄水库,延缓积雪融化,使全年水流均匀,保证灌溉的水量。一旦森林被毁,天然蓄水库瓦解,每年春夏,积雪迅速消融,水量湍急,一泻千里,土壤、岩石随之坍塌,最终水源枯涸,无水可用。于今日社会而言,这一自然界的连锁反应早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常识,然而当日的资源保护运动者却需苦口婆心,与各界批评论战数年,方使其为政府及公众接受。

《园与森林》杂志编辑写道:“太平洋沿岸诸州很多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几乎完全依靠它们的水供给;这种依赖如此之深,以至于供给一旦失灵,工农各业都将瘫痪,从而导致整片地域的崩溃。”①　社论:《加利福尼亚的森林》,《园与森林》(Editorial, “Forests of California”),1890年1月15日,第25～26页。而水供给能否充足则依赖森林的存活,因此它们的命运“决定了西部广大疆土在未来将是沃野千里,人口众多,繁荣昌盛,抑或贫瘠无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不宜居住”②　社论:《我们的森林的利益》,《园与森林》(Editorial, “Our Forest Interests”),1889年12月18日,第601页。。

这一思想所倡导的森林保护与管理同水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紧密相关,它并未因保护某一资源而质疑对另一种资源的利用,换言之,自然的“功用”仍是其思想核心。但是,它试图让人们认识到,这两种资源,甚至自然界所有元素之间存在着非人力所能掌控的生态链条。人们或者适应这一链条,令它为己所用,或者使之扭曲直至危及自身利益。但是,无论怎样,这一链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森林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决定了它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与其作为木料、燃料的资源相比,这一价值更为重要,绝非投入与产出的数字所能衡量。与平肖时代相比,前平肖时代的资源保护思想往往置森林的这一价值于其他功利或非功利的价值之上,虽然其根本落脚点仍在美国文化的进步情结上,这一进步建立的基础却非当前的既得利益以及个人财富的增长,而是全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子孙后代的长期福祉。

在此生态链条上绑缚的也包括以森林为栖息地的禽兽鱼虫,但是它们的生存在这一特定时期却同边疆精神这一独特的美国性格密不可分。边疆精神本身充满自然与文明之间的悖论,而资源保护运动的倡导人对这一精神的态度也不无矛盾。这一精神的塑造过程,即是文明向荒野发动接连不断的战争的过程,因而此精神在极大程度上由对待自然的敌意所支撑;但是,就在此对抗当中,自然的野性也注入了边疆精神,使之呈现出刚毅、强壮的雄性特质和对自由平等的执着求索。资源保护思想从始至终激烈地批判边疆精神对自然的轻侮与浪费,但是又与边疆精神的后一种特质声气相投,将之视为美国文明锐意进取、不断革新的精神基础。19世纪后半叶,边疆迅速在美国疆土上消失,在西部,自由的可耕土地逐渐萎缩,至1890年,美国政府宣布边疆正式关闭,新的困扰随之出现。人们惊恐地发现,城市化在疏离人与自然的同时,也使得美国社会在生理上雌化,精神上软弱。如何在边疆成为历史的时代保留边疆精神?对资源保护运动的倡导人而言,答案仍需从自然与人类关系的重建中寻求。湖畔诗人的浪漫悠游无助于这一精神的延续,虽然如此体验同样重要。边疆精神所要求的是更为阳刚、富于冒险精神的经历,如登山,露营,徒步背包旅行,特别是渔猎——两种最原始不驯的活动。要渔猎,须得有鱼、兽;要有鱼、兽,需得有森林——它们赖以生存的空间。

1873年,《林与河流》(Forest and Stream)杂志出版,成为美国渔猎爱好者的必读刊物。1876年,动物学家乔治·格林内尔(George Bird Grinnell)任其主编,自1880年代中期,该杂志大量刊登关于森林河流资源保护的文章。在1887 年,格林内尔更与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共同组织布恩和克洛科特俱乐部(the Boone and Crockett Club)。这是一个以“公平追逐”这一狩猎者道德为主题的俱乐部,其主旨在于让美国社会延伸边疆精神。该俱乐部成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最早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因此,为保留边疆精神而保护森林山川,成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所独具的特性。(www.daowen.com)

但是,森林在美国文明中的精神价值并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没有堂皇巨著、古典艺术、悠久历史,经济、军事的强盛不足以抗衡旧大陆在文化上的强势。民主制度与自由精神无疑令美国人引以为自豪,但是他们仍然需要更具体、更形象的物质与欧洲大陆一争长短;毫无疑问,唯有尚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塞拉山脉的红杉古老超过雅典神庙的石柱,南阿勒格尼(Alleghany)的落叶林则宏伟超过任何一处教堂宫殿。在资源保护的倡导者看来,这些森林是国家的遗产,“它们中间的每一棵树木都是一座丰碑,应当为子孙后代神圣地保护起来。砍倒其中的任何一棵都是一桩罪行,而红杉林的很大一部分已由政府转到伐木者的掌控之下,这应当是国家的耻辱”③社论:《红杉保护区》,《园与森林》(“T he Sequoia Reservation”),1892年4月27日,第193页。。对这些资源保护呼吁者而言,保持这些森林的完整性与原始性,与森林应当被利用这一主导原则并不发生冲突。将之殿堂化与在一个新兴的城市中保留数座著名古典建筑并无二致。这些森林所占据的不过是美国森林的极小部分,但是却能向世界展示美国的传奇与光荣。

实现森林在美国文明中的精神价值直接与其美学价值相关。城市化进程极大地丰富了自然之美的含义。城市越发展,城市居民越渴求同自然发生某种精神与生理层面的交流,森林便是他们暂时逃离城市生活的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资源保护运动的倡导者将这一美学价值同美国的民主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旧大陆的佳处胜景多为私人宅第,而在美国,特别是在辽阔的西部,尚有无数瑰丽山川在联邦政府的掌握之下。如果说森林的资源保护是民主制度得以实现的经济基础,那么设立国家公园,令所有公民,无论贵贱贫富皆得平等享受自然之美,则是民主制度的切实体现。

在资源保护运动的前平肖时代,各类在平肖时代泾渭分明的概念定义尚处于未定形状态,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与国家森林保护区(forest reserve)之间并无严格界限,而以功用为目的的资源保护思想和以美学为核心的自然保护思想也未形成两军对垒之势。这些早期的资源保护运动倡导者所力图实现的是森林价值的多样性,——作为木料、燃料之源的商业价值,作为天然蓄水库、鱼兽栖息地的生态价值,以及作为自然殿堂的美学价值。如何使得这些价值取得平衡,对他们来说,并未造成那种对后世资源保护者的困扰。《园与森林》杂志写道:“木材可以被砍伐而森林的状况不会恶化,该州的工业利益则要求保护蕴有河流水源的森林。在这个州中,所有的重要利益都将在她的山林的永久性维护与明智管理中得益……”与此同时,“那些无比美丽诱人的山景的最本质最重要的魅力”都不会受到损害。这也正是他们对整个资源保护运动的乐观而自信的预想。他们的逻辑简单而清楚,林业救树种树,而树带来自然的魅力。

正是因为前平肖时代资源保护运动者的呼吁和倡导,美国社会开始真正重审森林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罗斯福政府的资源保护运动之科学基础、舆论基础以及立法基础皆在这一时期奠定,资源保护的理念也在平肖时代成为一场由政府推进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从前平肖时代到平肖时代,资源保护思想中对文明、科学、进步的乐观声调贯彻始终。在这些资源保护运动的倡导者看来,科学的林业管理,在政府的保护下,由专业人士具体实施,既可防止私人在掠取自然资源时的短视与贪婪,又可调整自然在提供资源时的迟缓与浪费,森林的多重价值均有保障,而自然与文明的和谐终将达成。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政府可以同私人一般,对森林肆意破坏,而科学并不总是为自然带来效率与秩序。环境史家保罗·赫特(Paul Hirt)指出,二战以后,当城市化、工业化的速度愈行愈快时,美国社会对木料、燃料的需要也逐年上涨。政治家、大工业所有者以及美国林业局的领导人构建出一个“乐观主义的阴谋,断言技术、劳力与资本的更大融合将保证人为高产量的可持续性并且保护森林的生态系统”。经济利益是这一阴谋的原始动力和最终目标,而一应其他非商业价值则是实现这一利益后的副产品。由现代科技所创造的简单化、人工化取代了自然以百万年之力形成的森林物种多元化。当对科学的盲目信赖与对经济扩张的偏执追逐相结合时,乐观主义则无以为继,败落在人工林的枯萎死亡之中。①保罗·赫特:《乐观主义的阴谋:二战以来国家森林的管理》(Paul Hirt,A Conspiracy of Optimism:Management of the N ational Forests since World War Two),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1994年版,第293～294页。

当我们对这一“阴谋”追根溯源时,可以发现,它在资源保护运动的前平肖时代便已有其先兆。无论他们对自然之美如何赞叹,抑或对自然的精神价值如何认同,他们的立足之处仍是以人类为中心,对科学顶礼膜拜,对政府信心十足。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资源保护运动走入科学专家的平肖时代并无疑虑,在很大程度上,也并未意识到他们所强调的森林的生态价值正在让位于森林的商业价值,他们诠释自然的整体性思维也在这样一个专精尖的时代中遗失。

但是,对待他们,仍然很难以生态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A组与B组分歧”来简单定义。根据利奥波德的分歧理论, A组认为“土地就是土壤,从而它的功能就是生产农产品”,于是A组的林学家认为“种树就和种卷心菜一样,树是一种带有植物纤维素的基本技术产品”。B组“则认为土壤是生物区系”,它的林学家则“认为林业根本不同于农业,因为它利用的是自然的物种,并且管理着一个自然的环境,而不是创造一个人工的环境”。①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蕙译:《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前平肖时代的资源保护运动者大多介于两者之间,而他们对森林的定义、对森林与文明关系的定位也在此两者之间。

与平肖时代的资源保护思想相比较,如果说平肖时代正式确立了科学专业人士(expert)在森林管理上的权威,将森林视为农田(forest fields),将树木看做庄稼(tree crop),强调投入与产出,以一种精准单一的数字系统,实际即社会的经济体系,来解读森林的自然体系,那么前平肖时代对森林的定义及对它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则较为复杂。较之其后出现的专业化时代,这一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的倡导者则更多地秉承自然博物学者(naturalist)之余绪,在森林中发现了一个由土壤、水分、植被、动物所构成的多样的鲜活的有机世界,并力图维护这一世界的平衡与完整,从而实现社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平肖时代所一意追求的是高效率管理下木料的增长,在此大前提之下,再予森林其他价值的实现以考虑;前平肖时代则更多注重森林,注重其作为一个有自身运转机制,然而又与人类社会关系匪浅的自然体系的保护。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并非是接受专业训练的林业管理人员,而是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人类学家、新闻记者和一些普通的自然爱好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长在乡村自然史传统当中,他们对自然的体验与感受来自田野中的倘徉,山林中的游荡,他们对自然的理解构建在一个虽不精确但是广博的体系之中,与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和数学公式的推导下演示的自然大相径庭。

但是,这一批人同时又站在北美科学界的最前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科学向专、精、深方向发展的趋势,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未为此感到不安,反而视之为整个社会分工细化、专门化、技术化的必然。就在他们以自然博物学者的整体思维观照森林和自然的同时,在人如何协调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他们成为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积极引入者和捍卫者,对科学在调解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种种问题的高效与大能坚信不疑。在他们对这一关系的诠释中,虽然未曾将自然之美与自然之利剥离,结合二者的却是对美国文明的审慎赞美,以及对无限进步的足够乐观,自然的主要功用依然是能为人所用的资源,其关怀的终极所在仍是人类利益的扩张与人类力量的彰显。因此,对现代科学的笃定信仰渗透进博物学者的自然观,并与爱国主义与民主理念相纠结,正是前平肖时代资源保护思想的基本内涵。

他们的不幸在于,在他们以反思的态度检验现实的文明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同时,仍然过度沉湎于对未来文明发展的乐观期待与对科学的笃信当中。但是,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还是自然的生态体系都不若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他们或者尚且对资源保护运动在政治中的斗争与妥协有所准备,然而自然体系的脆弱与复杂则远不是他们所能想象的。面对这样的一个体系,科学,很多时候也同样无能为力。森林在林业管理下的可持续生产力总将与问号相随。

即使如此,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思想时,仍然无法否认它对美国自然资源保护乃至世界环保运动的积极影响。该思想所秉持的整体思维在科学极度细化的当今世界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过程中,在解决日渐严峻的环境问题时,我们所需的基本手段与理论仍需从科学中寻求。然而,面对一个复杂多样的自然世界,科学的各个分支所做的,不应仅仅是在实验室中将之切割分裂简单化,而更应强调自然界种种元素之间的联系互动,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平衡。正如前平肖时代的资源保护思想所指出,唯有自然的勃勃生机得以维护,人类文明方可真正繁盛延续。

作者侯深,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池　豫】

Keywords:Gifford Pinchot;Charles Sargent;conservation;forest;environmental policy

收稿日期 2009—03—08

[中图分类号]K7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2-00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