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2)

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风趣地说过,“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并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1、103页)沃斯特的这番论说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环境史的定义。环境史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虽然我们需要对它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但又不可能将定义归于一尊。或许,这正是一门新学科的活力所在。总的来说,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作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就此而言,尽管西方环境史学家大都不承认甚至公开否认他们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实质上,环境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已成大势。如何加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当前中国史学界必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①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研究范式,当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想途径。

人类文明的乐章不外乎两大主题的交响、变奏: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类与自然并存、交流、共生的发展史。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对立的两种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老庄的“道法自然”、“齐同万物”的思想,又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既持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又怀抱“人定胜天”的理念。同样,在西方文明中也一直贯穿着“田园主义”(Arcadianism)和“扩张主义(Imperialism)”两种不同的观点。前者是一种人与自然亲密相处的简朴的乡村生活理想,后者是一种认为人在地球上的适当角色就是尽量扩大控制自然的权力的观点。(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 545～546页)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这两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西方出现了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或不同的环境价值标准:一种是把自然看做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另一种则把自然看做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扩张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征服和主宰自然的认识和态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以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武器,上演了一出出沧海变桑田、荒原成沃土、沙漠变绿洲的威武雄壮的活剧。人类“点石成金”,让沉睡千万年的地下矿藏终见天日。人类“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创造了城市、工业等人文景观,大大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

随着文明的步子越迈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复杂化。人类在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后,已成为自然环境变化的一种巨大驱动力量②。这时候,人类是否不再受自然环境制约了呢?

其实,人类与自然环境永远是互为制约、相互作用的,二者之间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愈强烈,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愈显著。当然,自然的反作用可能与人类的作用同时发生,也可能滞后于人类的作用。而且,自然的反作用可能发生在与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同一区域内,亦可能易地发生,或在更大更广的区域内发生,甚至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可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呈现着复杂多变的面孔,而且人类的实践常常以良善的愿望始,却又常常以不如人意的结果终。鉴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把注意力转移到自然环境的命运问题上来。那种认为人类可以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摆脱自然界的影响并征服自然的论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资源的需要量日益增加,资源利用所引起的环境变化也日益扩大和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甚至比过去更大,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更趋紧密、复杂和广泛。在19世纪,除了个别科学家,担心温室气体效应问题的又有几人?

因此,在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史无前例地干扰了自然环境,却又更密切地与自然界产生种种联系的现时代,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以至未来走向,已是正当其时了。在此背景下,20世纪晚期,一门从人与自然之互动来探讨人类历史的学科应运而生,这就是环境史。它不同于已往的偏重于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的。

环境史学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整合起来,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因此,环境史研究必须借助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已取得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综合。这样,环境史与这些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上述各学科都看到了当前人类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都感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都希望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它们正行进在殊途同归的道路上,研究某些类似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都要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或研究人类—环境系统,或研究环境与发展等问题,因而都在努力从当代有关学科中吸取新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成果,以促进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在这里,关键之处是都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24～30页)因此,这些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和交叉域。但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具体研究,环境史学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各自的侧重点或角度又有所不同。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历经统一、分化和统一的演变过程,但其研究对象——“地球表层”、“人地关系”和“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却始终未变。地理学对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正、负效应都很重视。由于地理学侧重于研究空间地域分异规律,它在研究人地关系时就十分重视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在时间序列中所表现出

①“自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然包括天然自然(或称自然环境)、人工自然(或称人工环境)以及人类社会(或称社会环境)。狭义的自然,指的是天然自然,或自然环境,由地球表面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参见黄鼎成、王毅、康晓光:《人与自然关系导论》,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本文在讨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时,所讲的自然是指狭义的自然。

②　新兴的地球系统科学称日地作用、地核驱动和人类活动是影响“人类—环境系统”变化的三个驱动力。(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页)来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异、空间耦合、空间运动、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优化,统称为空间组织问题。有专家明确指出:“涉及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学科不限于地理学,但以地域为单元,着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惟有地理学。也就是说从地理学入手来研究人地关系,是明确以地域为基础的。”(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地理科学近期发展战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与地理学相比,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命名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生态学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以及互为环境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态学研究一直以生物为主体。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人类生态学”一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客观现实的要求才使得生态学的研究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参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人类生态学是关于人类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人作为生物人的生物生态适应和作为社会人的社会生态适应。因此,人的生态适应及其结果是人类生态学的基点。

环境科学是近二三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学科,中国的很多学者自始即参与了其中不少领域的实践。陈静生在《环境地学》一书中曾指出,环境科学虽以“人类—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但它并不研究这一系统的全面性质,而侧重研究环境危害人类,以及由于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对人类反作用而危害人们生产活动的那部分内容。(陈静生:《环境地学》,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86年版)简言之,环境科学侧重于研究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其基点是环境质量,由此而展开关于人类活动怎样影响环境质量,以及环境质量变化怎样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许鸥泳:《论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国家教委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2次会议资料》,1991年。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30页)

那么,环境史学怎样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研究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的人、人群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它类似于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其中的“环境”主题,不同于在传统的历史、地理或其他学科中的自然环境,它不只是作为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而且还是作为自主的或半自主的历史过程或动力来发挥功能的;(詹姆斯·奥康纳著:《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因而环境与人类互为主、客,交相作用。硬币的另一面,着重于研究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所构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乃至这种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反作用,以此来认识和理解自然环境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人和人类文明出发,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也是环境史学的基点和归结点。

这样,“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等关键要素,就将同样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学科从侧重点或角度上区分开来,从而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①

历史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对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关注与分析并非始于当代,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在中国历史上,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地理条件与经济区划、人口分布、政治兴亡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详见瞿林东:《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载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卷《导论》,第99～111页)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其实就包含了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欲求。不过,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从星象祸福、山水吉凶等角度,为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寻求自然属性者居多,而科学地分析历史发展中的人地关系的例证则较为罕见。

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近代以来,法国学者博丹提出了更为详备的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参见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的产生。孟氏从论证法律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地形、土壤等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既有合理的,也有荒谬的。(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227～303 页)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指出“地理的基础”与“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认为温带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黑格尔还把地形条件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大河大江流过的平原流域”以及“与大海相联接的海岸区域”这三类,认为它们分别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业民族的故乡和航海与商业民族的祖国。当然,“地理的基础”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被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因此,正如瞿林东先生所分析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

①　笔者因研究环境史的需要而开始涉猎这些学科,但所知甚少。因此,这里谈论的仅一孔之见,难免错误和不当。望这些学科的专家批评指正和史学界同行切磋交流。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9页)瞿先生还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阐述做了总结,它们分别是: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地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8～130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界(地理基础)的关系这个古老而又有现实的课题。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说明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纠正了唯心史观本末倒置的缺点,为探究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的基石。说它是辩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指出: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www.daowen.com)

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的事实,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而且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人为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自然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了人对于自然界的巨大的能动力量。恩格斯的这一论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了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自然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同样,马克思在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时,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的,因而也成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重视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加以说明。紧接着,他明确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着眼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认识上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所反对的,正是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机械自然观。它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并将整个人类的历史置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明确地宣称“以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己任,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而,环境史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取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原则的。不仅如此,笔者认为,环境史学能够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贯彻到底。一方面,环境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关于历史主体的认识。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有活力的人——个人、集团和阶级。因此,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注重的主要是人类这个“超自然”物种的政治史,漠视自然环境要素并把它排斥在历史叙事之外。现在,环境史学家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惟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vol. 17,no.3(1993),p.18]环境史学者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自然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的要素。在环境史研究中,自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自然从后台走上了前台。这样的历史观念,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的思想的反映。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被生产者“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 (2)是客体的自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显然,环境史学对自然的认识和定位是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吻合的。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诞生于对现代环境问题的反思之中,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醒人们注意的自然界的“报复”。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自然界的这种“报复”不断上演,且愈演愈烈。英国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探讨“绿色”层面的世界史,揭示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论证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那种“报复”。(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恩格斯所阐述的思想和引证的材料并未进入庞廷的视野。这不只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西方环境史学的一种通病。

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那么,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在对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上历经曲折。前40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借鉴孟德斯鸠、黑格尔、拉采尔①、亨廷顿②等西方学者之思想的基础上,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而且开始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注意人地关系的分析。(参见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第21～31页)50年代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孟德斯鸠、黑格尔、普列汉诺夫③等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视作“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予以彻底的否定。同时对三四十年代以前有关人地关系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批判。此后直到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大多讳言地理环境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避而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人地关系理论上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以充分肯定和论述。(参见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还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譬如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和中国文化特点的影响、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大趋势变化的影响、环境变迁与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区的衰退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迁南移、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文化差异的影响,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象,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制度和区域历史等。

上述各种研究均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它们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都局限于“自然”对“人”的单方面的作用,研究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对人类文明的制约和影响者居多,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者却很少。这就难免落入恩格斯所批判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窠臼。

今天,我们倡导和推进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不仅要继承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人地关系的悠久传统,而且要加以创新和发展。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在于真正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摒弃人定胜天或天人交相胜的传统观念,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当代意识,将地球上的各个系统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尤其是要把人类看成是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人与自然的互动为核心,加强对包括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

由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的人类,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自然的;而自然在不同方面受到人类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与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统一的系统,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简称人与自然系统。关于人与自然系统的相关因素的构成,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黄鼎成、王毅、康晓光:《人与自然关系导论》,第17页)

该图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人或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具体表现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灾害、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等问题上。因此,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可以并且应该就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大的范畴内,从特定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周边

①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德国地理学家,被认为是人文地理学的创始人,在其《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著作中,阐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国家等的支配作用。参见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亨廷顿(E.Huntington,1876～1947),美国地理学家,在《气候与文明》一书中,特别强调了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影响,提出人类文明只有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有所发展等观点。

③　关于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普列汉诺夫也作过一些精彩的论述,这主要见于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两书。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环境的互动着手,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加以具体的研究。这里,时间序列可以是阶段性的或时代性的,如采集—狩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等,或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斯大林时代、1930年代等;(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空间地域可以是区域性的、国家性的或地方性的,如地中海、东北亚、北欧等区域,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淮河流域、泰晤士河流等地方;不同人群可以按职业或其他什么标准划分,如制造业阶层、渔民、牧民、农民、知识阶层、决策者和管理者,等等。当然,具体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学者们结合各自现有的历史专业背景,选择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因此,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可以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要“百花齐放”,而不必强求一致,这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规律。

鉴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建设任务,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十分严重,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一方面,需要从比较的角度,加强对一些先行的发达国家所曾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借鉴他国在处理发展与环境问题上的有益经验。同时,需要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实践与后果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汲取以往我们的经济实践中因违背自然规律而留下的种种教训。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历史时期各文明中的环境保护思想的研究,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独特作用。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利于环保的思想内容与历史实践的研究。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环保”的说法,但我们的先人懂得欣赏并尊重大自然,因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被视为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这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并运用于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实践之中。

美国生态学会于1991年提出了生态学认知(ecological understanding)观念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圈(SBI)”的创议,确定了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三个应优先研究的领域。(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序言”,第vi页)这些研究涉及近年来困扰着人们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环境史学在这些领域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从性质上说,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对自然资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占有、利用和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反思和批评,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对于这类问题历来存在着相持不下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看法,但环境史学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既不能盲目乐观,更切忌破而不立。明确地说,环境史学不能只关注对各种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性,散发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就环境论环境,而应该就环境问题展开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的透视和多学科的研究,尤其要检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弘扬发展与环境双赢的积极思想,探索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革。今天,由于人类拥有了非常高的控制自然的能力,相比之下,人类控制自身的能力却弱得不成比例,恰如一个婴儿挥舞一把利刃。这是人类的危险之所在。而拯救的力量,在柯林武德看来,将来自历史学。柯林武德“特别强调20世纪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其中史学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可以方之于17世纪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教导人类控制自然力量,史学则有可能教导人类控制人类自身的行为”。(何兆武:《译序——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为了承担这个使命,柯林武德强调,需要对史学进行重建。环境史正是新时代史学重建的具体体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对“人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等古老的哲学、科学和伦理命题,从历史学的角度、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做出思考与回答,以便人类认清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身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进而控制并重新规划自身的行为。由于现代中国史学曾经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历史一度成为史学的惟一主题,我们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环境史研究,无疑是适时的。

(本文已被收入《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梅雪芹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作者简介】 梅雪芹(1964—),女,安徽太湖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世界近现代史、英国近现代史和环境史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0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