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制度、利益与生态环境变迁

杜雪飞

摘　要: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但系统地关注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因素的文章还不多见。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黑井地区曾是云南省最大的盐产地，从元代以来一直采用柴薪煎盐的办法，使得盐井周围的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最终导致黑井迅速衰落。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云南盐矿、地方交通条件及产业发展状况的特殊性;政府管理产业发展模式下的局限性;灶户自身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性。从这个个案可以看出，技术、制度和利益等因素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关键词:环境史;黑井;生态环境;产业

我国环境史研究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立足于我国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现实的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相关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无论是被冠以“生态史”、“环境史”还是“生态环境史”等名称，这一学科都有其关注的主要内容，即探求历史的生态环境变迁过程及意义。其学科方法如今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向。我国已有的研究较多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对环境史学科的起源、定义、研究范畴和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二是对区域环境问题的关注，如对西南、长江中下游、华北以及亚洲、非洲等区域的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但正如梅雪芹所说，环境史研究应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①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如果以这样的理论来观照，现有研究还较少地涉及环境史变迁的因素和作用的过程。笔者认为，环境史研究从总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现有的和将来的生态环境，对过去已经发生的生态环境变迁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所以，在关注社会环境具体变迁过程的同时，应该关注其影响因素及作用过程。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要涉及多个因素，各种因素盘根错节，其作用过程和方式都异常复杂，在整体背景下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在这其中，技术、制度和利益等因素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从矿业生产的环境史研究来说，探讨矿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早已开始，但大多集中于探讨在矿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直接负面影响方面。②参见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谭　刚《个旧锡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1890～194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袁轶峰《清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衷海燕《明清粤东山区的矿产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学术研究》2009年第4期;等等。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对矿业生产中影响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因子的关注比较少。本文期望通过云南黑井历经数百年的盐矿生产对生态环境影响过程的研究，凸显技术、制度、利益等因素在当地环境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黑井旧时称盐兴县，其开发的历史非常悠久，唐代就有零星记载，从明代开始，黑井已经发展成云南最大的盐产地，其产量和赋税均占云南全省50%～60%的份额。由于黑井当地一直用柴薪煎盐，对森林资源形成巨大压力。明代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已初现端倪。到清代，黑井地区盐产量不断提高，生态危机也越来越严重。这从清代前期关于黑井地区柴薪日贵，多处恳请增加薪本、免除课银的相关记载中得到明证。清代中期后，在皇帝的上谕中首次提到了黑井的缺柴情况，说明其生态危机有所升级。随着供给地越来越远，柴薪价格也越来越贵。近代云南盐价飞涨，盐运使张冲提出移卤就煤，一平浪地区很快成为盐业中心，黑井则逐渐衰落。时至今日，黑井盐厂已经停产，其附近的山地也无成片森林。近年来，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建筑和盐业文化遗址，黑井成为滇中地区旅游业的新兴地之一。①《楚雄州盐业志》编纂委员会:《楚雄州盐业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93页。

矿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目共睹，以往的研究已多次证明这一点，本也不足为奇。但笔者感兴趣的是，在生态危机日益突出的明清两代400余年的漫长时间里，黑井地区为何没有发展出与矿业良性互动的造林业，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盐业生产都得到良性发展，哪些因素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呢?梳理史籍，加上实地调查，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技术:黑井地区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及地方交通条件的特殊性

黑井为高山峡谷地形，海拔高程在1 472～2 070米之间，河流深度切割，切割深度为500～1 000米，境内最高点石坡坡与最低点迤碧河口两地相距不过6公里，高差竟达1 175米。②《楚雄州盐业志》编纂委员会:《楚雄州盐业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这种地质地貌本身比较脆弱，但这并不能必然地引起生态环境恶变，只有在人为干扰过于频繁时，生态灾害才不断发生。

1.黑井盐矿生产技术的滞后

黑井地区盐矿矿床类型为内陆湖相沉积矿床，有固体矿和盐泉两种类型，但即使是以固定状态存在的盐矿，都必须先将其融化在水中，然后用火熬煎，这一是为了去除杂质，二是为了将其制成统一规格，打上记号，便于运输和销售。这种生产方式需要大量燃料，极易造成生态危机。但是不是只能使用薪柴呢?这可以和四川省的井盐生产做一比较。四川自古以来就以出产井盐闻名，生产技术一直占据行业鳌头。在明清时期，四川井盐不仅供给人口相对稠密的本省食用，还部分销往云南、贵州和西藏地区，其产量可想而知。为什么四川的井盐生产没有出现如黑井一样巨大的生态危机和产业危机呢?这有其独特的地质原因。其实在明初，燃料奇缺也已成为川盐生产的巨大困难，但四川境内开凿盐井大多要穿过煤层。凿井一般要穿过11层岩石，其中第8层就是“煤炭岩”，③转引自祁守华《川盐与煤炭》，《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这种天然的地质构造是四川用煤煎盐的有利条件。经过不断摸索，四川灶户对炉灶形制和操作工艺进行改革后，开始大量使用煤炭煎盐。因此，四川的井盐业一直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盐井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得到较好的保护。但黑井地区与盐矿伴生的只有芒硝矿，煤矿相距不近，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得到勘探和利用，因此薪柴成为燃料的第一选择。

2.地区交通条件的限制

四川水运发达，陆路交通也较云南便利，因此运送大量的煤炭到盐场成本较低。④祁守华:《川盐与煤炭》，《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黑井周边地形险峻，龙川江平时水量不大，难以长年行船，沿途也没有大型煤矿，大规模地运输煤炭必须依靠畜力和人力。而运输柴薪则相对容易，只要将其放入水中，顺流而下即可，运输成本相对较低。无怪乎近代张冲提出“移卤就煤”措施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认为“用最咸之卤，也烧不出煤之脚价”，“以煤煎盐，最伤铁锅，数日即烂。一平浪至锅厂甚远，购运不易。况且煎出之盐污秽、潮湿，不易销售”。⑤《楚雄州盐业志》编纂委员会:《楚雄州盐业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91页。这些意见当然有其保守和落后的一面，但在当时实际情况下看来，并不是完全杜撰和毫无价值的，其中提到的诸多因素都是黑井不得不一直依赖柴薪、造成附近森林难以自然恢复的现实原因。

(二)制度:官办产业和官僚体制的特殊性

在中国整个封建时期，政府是盐业发展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但政府的着眼点主要是在稳定的赋税收入上，由于盐业的高度垄断，昂贵的成本可以不断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自然缺乏为产业长期良性发展考虑的动力和规划。

1.政府官员对造林价值的忽视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罕见政府对造林的提倡，更多的是提倡垦殖的不遗余力。小农耕作模式是如此强大，它一直蔓延到从北到南的数千里的中华大地上，只有在帝国力量不能达到和生态环境根本不允许的地区，这一生产方式才被弱化或放弃。因此，造林从未成为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垦殖数量才一直是官员升迁标准的重要内容。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政府很难主动、积极地发展林业生产，来满足黑井当地产业所需和保护生态环境。

2.转嫁成本的薪本借贷制度

黑井地区生态危机既已发生，为顺利发展盐业生产，政府逐渐在清代康熙年间以后的百余年间，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薪本借贷制度。薪本，顾名思义，是柴薪成本。随着人口增殖、食盐产量增大和采薪距离日渐遥远，借贷薪本的数额也在不断加大，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云南全省由官方借贷的薪本等银，就增加到40万两。①《新纂云南通志》卷147《盐务考》，1948年刊本，第9页。这种制度部分地解决了黑井产业生产的需要，但实际上将环境压力传递到更广大地区，为产业良性发展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3.盐业官员制度的局限性(www.daowen.com)

这一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清代云南各级盐官的主要职责是顺利征收盐课(盐税)。巡抚“掌握盐政而纠其属吏征收督查之不如法者，以时审其价而酌剂之”，而盐法道则负责“督查场民之生计与商之行息而平其盐价”，盐课司主要负责管理盐井生产，并督催盐课。此外还设有库大使一员，“掌盐课之收纳而监理其库贮”。②李正亭，孔令琼:《明清云南盐务管理与盐课考述》，《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4期。从中可以看出，盐官设置基本都是围绕征收盐课这一中心。从盐官自身出发，在任期间只要认真完成上级所交办的征课任务即可，如果提倡造林，费时长，见效微，自然不会成为他们的选择。其次，盐井地区设专门的盐井提举司管理。《元史·刑法志》说，除重大刑事案件由所在州县处理外，盐井区及其灶户“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都由盐课提举司处置。黑井虽属定远县宝泉乡辖境，但明代盐区事务大都由省和楚雄府直接管理，定远县很少过问，到清代则是提举司直接对省上的盐法道负责，连楚雄府也很少过问了。地方官府和盐井提举司这种权责划分，可以说形成了“二元政治格局”，因此常导致双方矛盾的产生，如在治安管理、学童考试、钱粮差役及杂费收取上，黑井都曾分别与定远县和姚安府发生过矛盾。③《楚雄州盐业志》编纂委员会:《楚雄州盐业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45页。这种局面，既使得盐井方面很难和当地政府协商，共同解决面临的长远问题;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也不能从盐井的发展中获取相应好处，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然不愿掺和出力不讨好的造林事宜。

(三)利益:灶户和社会环境的特殊性

黑井的盐矿是由国家和灶户共同拥有的。国家负责征收盐税，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灶户负责生产。由于封建时代食盐的生产、销售和运输都由国家长期垄断，所以成本的增加可以和政府协商，由政府增加投入，这导致灶户们既缺乏改革生产技术的动力，更缺乏在盐井附近培育森林、降低成本的想法，他们要做的只是和政府博弈，保证自己的利润额。当然，灶户也分为多个层级，各层级的灶户有着自身不同的利益取向。

1.中小灶户的利益在于保证维持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基本开支的利润额

黑井地区在民国末年以前呈现“民皆煮卤代耕，男不耒耜，女不杼轴;富者出资，贫者食力，胥仰食于井”的状况。④转引自《楚雄州盐业志》编纂委员会《楚雄州盐业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91页。从户籍来说，黑井地区的灶户多是元明以后的迁入者，其除卤水资源外别无他物，自然很难培植森林。从另一方面来看，灶户收入本就不高，随着灶户子孙繁衍，丁份越分越少，绝大多数人的财力非常有限。⑤朱　霞:《民间卤水资源分配与国家灶户制度》，《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加上由于朝代更替、政府的指导思想差异等原因，各时期灶户的收入还有差异。中小灶户自身有限的财力导致其很难扩大再生产，更不要说购买土地，成为培育森林的主体。此外，据民国《盐兴县志》记载，1919年，黑井地区人均土地面积少，土地资源拥有者为满足自身和盐井上的人的日常粮食、菜蔬之需，短期作物成为首选，森林培育这种长期投入的产业自然被否定了。

2.大灶户的利益在于保护自身财产的暂时安全

在黑井的盐业发展历史上，并非所有的灶户都是小生产者，也出现过一些比较大的灶户和盐商，如当地最大盐商武维扬，虽然财力雄厚，但依然没有培育森林的意识，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利益在于保护自身财产的安全。武维扬在成为黑井最大的盐商后，与各级官府打成一片，连当时的省主席龙云请客都要邀请他。结交官府既是中国传统商业的特色，也是需要。但这耗费了商人大量的财力和精力。此外，其生活享受也需要巨大开支。除修建规模庞大的武家大院以外，武维扬还购买了云南省的第二辆汽车、昆明市拓东路的很多房产。⑥张　俊:《盐都黑井与盐商武维扬》，《云南政协报》2007年5月19日。再者，云南的矿业生产由于权属关系不明，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产权关系和维护矿产私有权的法律，导致云南矿厂生产组织及基层政权的帮派化。⑦吕昭义，吴彦勤等:《清代云南矿厂的帮派组织剖析——以大理府云龙州白羊厂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4期。对于大的灶户来说，能否组建起一个自己的帮派成为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借当时时局动荡，匪患丛生之名，武维扬养了上百名名为“保安队”的“武家兵”，这部分人员的开支虽然从盐税中有部分抽成，但其部分的武器装备和日常用度支出仍需武维扬自己付出。这部分武装虽然保证了武家产业的安全，但不菲的开支对其资产也构成了巨大虚耗。

3.对森林价值的忽视

截至近代，灶户们对森林资源和环境保护还没有有足够的重视，其认为与矿产生产直接相关的只有卤源，这可以从黑井地区的节日窥见一斑。根据史籍记载和田野调查，具有当地特色的较大节日有龙灯会、太平会、洞经会、龙王会和财神会。这些节日大多是祭祀与卤源直接关联的“卤龙王”，对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之一——薪柴资源缺乏基本的关注。在这种短视价值观念的引导下，黑井的产业危机几乎不可避免。

从前一部分的论述可知，黑井是一个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作用的社区，这一典型个案还带给笔者如下思考。

(一)打破“传统的是美好的”幻象

近年来，诸多有关传统知识的研究也是环境史、生态人类学等领域的热点之一。在这些研究中，大多呈现了一幅自然与人高度和谐的优美画卷，在这些地方，借助于生物多样性技术，资源被良性利用到了极致。而黑井的事实却打开了另一扇窗，黑井这一地域虽历经几百年的发展，但没有出现良性的发展模式，人、产业、环境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且对今天该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传统远非美好。笔者并不否认，在某些地区确实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这种图景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且大多不可复制。如果照搬同样到其他社会条件下，则很可能出现相反效果。因此，过度渲染“桃花源式”资源管理方式是对环境史研究的误导。事实上，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与环境抗争，为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不断努力，这种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分析两者的差异，即哪些影响因素在什么条件下会取得成功，哪些影响因素会导致一败涂地，才能更理性地保护生态环境。

(二)把握在研究中不断出现的新因素

从黑井的个案可以看到，诸多的因素在黑井数百年的发展中起着负面作用，影响着该地生态环境的良性保护，但是不是只有这些因素呢?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社会系统是如此复杂，个体差异是如此之大，作用于环境变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都在起作用，似乎它们都处于一个“混沌”状态，无所不在又很难看清每种因素的“身影”。在目前也有研究思维惯性的影响下，笔者只发现了前述这些因素，但如果随着学科发展或更深入研究、甚至是改换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更多新发现。这种不确定性既是环境史的魅力所在，它指引着研究者不断向纵深前进，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同时也是环境史受人诟病之处，似乎离“科学”的标准还相距甚远。不断拓宽的研究视野，给学科发展带来欣喜的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一定压力，即我们的研究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无限接近真实或事实——这个历史学学科的立身之本。然而正像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所说，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其人为地割裂，才出现了多种学科的分野，随着人类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学科自觉和自信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中不断深化，也许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多影响因素探讨也是这种“重新连接”的一个小小努力，不断地发现和研究新的影响因素，又不落于泛泛研究的窠臼，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历史。

(三)构建多影响因素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模型

在环境史发展过程中，对其不重视理论构建的批评不绝于耳。从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来看，环境史确实较多地借鉴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式，更多的是历史文献的积累，或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当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点如要改变，必须更多地借鉴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更加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在本文中，如果能构建起多影响因素的作用模型，则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影响因素怎样起着程度不一的影响作用。能够把握的因素进一步明晰，规律性更加清晰，对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才能起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借鉴经济学或社会学构建模型的方法，结合环境史研究的特色，构建起多因素影响模型、作用模型，才能使环境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责任编辑　段丽波)

作者简介:杜雪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云南昆明，650034)。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云南民族地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及其保护”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