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史料学刍论

周 琼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昆明650600）

摘 要：环境史是正在构建及完善的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史料学是其亟待建构的基础领域。环境史学建立于传统史学基础上却又突破其框架及范式，具有既普遍又特殊的特点及视域。环境史史料学既具备传统史料学特点及基本理论、方法，也具有跨学科研究独具的特点，不仅重视传统史学推重的“二重证据”，也重视实地调查（田野考察）资料、非文字资料及跨学科资料。在民族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研究中，将不同类型史料结合应用，使环境史尤其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建立在可信可行的基础上，构建一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

关键词：环境史史料学；实地调查；非文字史料；跨学科资料；特点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6－0150－12

DOI：10．13718／j．cnki．xdsk．2014．06．022

收稿日期：2013－08－23

“二重证据”指古籍记载的资料及考古发掘的资料，王国维称其为“纸上之材料”及“地下之新材料”，认为地下材料能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在环境史尤其古代环境史研究中“二重证据”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文献史料是史学存在及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环境史研究及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历史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环境史当然也离不开文献史料的支撑。

传统文献分类的经、史、子、集部的史料无疑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基础，随后的起居注、档案、奏章、实录等相对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以及各类地方志、公私文书、碑铭墓志、笔记、私人书信、家谱、账簿等是环境史研究必需的、基础性文献史料。甲骨文献、金文文献、敦煌文献、汉晋书简等专门类别的文献史料是环境史尤其是区域、断代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丛书、类书、政书等为环境史专题研究奠定了基础。西南地区早期环境史史料也大多集中在这类史料里，尤其诸如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云南志》）、李京《云南志略》等早期地方志是民族环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

由于环境史研究的视角、视域及切入点与传统史学的不同，所需文献史料也不同于传统史学，资料范围要宽泛得多。很多对环境史研究具有极大价值的文献资料往往不被传统史学看重，长期以来备受冷落。而一些传统史学认为价值不大的文献如文学艺术色彩浓厚的小说、诗文、游记、戏曲、散文、杂文及近现代内容庞杂的报刊、音像等资料，都对环境史研究具有极大价值。地方志、笔记、诗文集、游记、公私文书、信件等文献包含的祥异、灾害、动植物、天文气候、地理、地质等的环境信息相对集中，如“物产志”详细记载了动植物、粮食与经济作物、矿产与开采冶铸等内容，虽得到传统史学的某些领域如经济史、社会史的珍视，但大部分研究者仍很少关注和使用这些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人口、移民等相关度较少的史料，这些史料实则是研究历史时期环境状况、物种生存及发展变迁史的宝贵信息及重要依据，尤其是研究生物种类生存发展及其生态链乃至生物圈发展变迁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借助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生物化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法学、环境工程学、海洋性、土壤学等学科的方法及成果，不仅能复原环境变迁的历史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也能探究历史时期不同生物及其环境的具体变迁状况。

（二）考古资料对传统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存在及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出土资料为很多学术悬案及长期争议的史学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证据，环境考古史料及其成果成为上古、先秦乃至唐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出土文献再现了历史时期的生态要素及环境状况，无论是战国琴瑟、汉代式盘、魏晋天禄、唐代铜尺等实物，还是甲骨文、简牍、写本、石刻、铭文、帛书、盟书、封泥、玺印、泉文等文字，或是不同形制及类型的器物、遗址等考古学、史学研究的确凿证据，其实物、文献及器物本身的材质、制造及其工艺等蕴含了丰富的科技史、环境史信息。如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及方法进行出土实物的材料化验，检测其生长环境、生存及其群落状态、气候及干湿状况等信息，能为研究出土实物所处时代的环境状况提供详实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发掘了大量新石器、青铜器遗址，为研究区域民族早期发展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也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如据出土的动物骨骼、遗骸及碳化粮食、植物等，可研究遗址所在地的农作物栽培、动植物种类、数量及其生长状况，了解与这些种群相关的生态链中的物种及其自然、气候、生态环境状况，这些实物资料在没有文献传承及记载的地区，成为历史学各分支、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证据。如据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稻谷能了解当时水稻栽种的区域、品种及其气候、水、光照等情况，再据其他文献及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就能探究该区各生态要素及其生态环境的具体状况。1995年黔西吴家大坪遗址窖穴中发现大量距今3100年左右的碳化稻谷［1］，2011年湖南临澧县新安镇杉龙村新石器前期遗址发现距今约八九千年的碳化稻谷及动物骨骼［2］，结合相关资料可知，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动植物种类丰富，气候温暖潮湿，年降雨量高于800mm，适合野生稻的繁殖，孕育了茂密的常绿阔叶的原始植被，为新石器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也为进一步确定当地的生物群落、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提供了证据。

云南元谋大墩子、滇池流域及其他新石器、青铜器遗址中都发现了碳化稻谷；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碳化稻谷遗迹；宾川白羊村新石器窖穴中发现碳化稻谷颗粒及灰烬；剑川海门口新石器遗址出土过成束的稻穗（均属粳稻［3］）及雕绘有大量老虎、野牛、豹子、熊、猴、鹿、大象及驯养家畜等图像的青铜器。从这些实物及图画可知，当时滇池流域、洱海区域、金沙江流域气候炎热湿润，年均气温12～14℃，降水量850～1 000mm，常绿及落叶阔叶树郁郁葱葱，剑齿虎、豹等猛兽在林间出没，森林边缘住着大象和鹿，兔子、小灵猫等动物生活在矮小的灌木和草丛中；河水经年不断，山麓上有不少冲击扇，河流与冲击扇间分布着片片湖沼，马、牛、羊、爪兽等动物生活在河滩或浅草湖畔，湖泊和河流是鱼类、蚌螺、介形类和龟的领地。晋宁石寨山贝丘遗址证实了秦汉时期滇池区域广袤的水域环境及水生生物状况。故民族考古资料是民族地区先民农业生活状况的珍贵物证，也是气候、温度、降雨量、植被状况、动物种类等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的实物证据。

（三）文献史料及出土资料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传统史学及环境史学的研究都离不开二者的相互补充及印证

考古资料在史学研究中，开辟了在性质和意义上完全不同于传世文献的资料来源。用地下完好保存的实物证据去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史料，使很多悬疑问题有了突破性进展。相关、邻近区域的文献及文物也能对无文献、无出土资料的区域及时代的相关问题研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边疆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中甚至能产生纠正错误认知及结论的惊人效果。如由于长江上游多地发现了碳化稻谷的新石器遗址，其中以云南较多，西南考古学者及日本人类学者对云南作为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的观点期望甚高。学界一度认为云南是亚洲稻发源地。著名的《稻米之路》、《倭族之源》等著作及风行一时的日本“云南寻根热”即缘于此。但李晓岑对《山海经》、《三国志》等记录野生稻的文献进行分析，并据云南新石器考古发掘并分析考古资料后认为，仅凭云南的生物条件不能确定云南在稻谷起源问题上有优越地位。云南不具备栽培稻的起源地条件。因云南新石器发生时代晚于中原、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最早的栽培稻发源地可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东南部寻找。云南的可能性应排除。

因此，“二重证据”完全适应了20世纪科技飞速发展时代学术资料来源的巨大变化及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的全新要求，丰富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使中国传统文献及史学研究进入到全新阶段。史学研究因之呈现出崭新局面。诸多学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互证，取得了显著成果。环境史研究离不开“二重证据法”的理论方法及实践原则的指导，并能据此对生态群落、生物种类及其分布变迁、气候变迁史、灾害环境史、区域环境史、环境疾病史进行更深广的研究，得出更符合、更贴近环境史真实状况的结论。

田野调查又称实地调查、直接观察、实地工作，是研究者到被研究对象所在地了解、调查、收集相关问题的历史、社会形态、文化结构、生态环境、发展变迁等资料的方法。这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前置步骤。在调查中遵循以原文、原意、原事的原则进行记录，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弥补了二重证据在区域环境史研究中的局限及缺憾。

20世纪以来是学术研究视域及方法日趋拓展的时代。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获取研究资料不再是民族学、人类学、语言、文学、艺术等学科的专利，在史学领域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其直接性、目标明确性及资料的真实客观性、高价值性，还受到了社会学、生物学尤其是古生物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地质、地貌、地球物理、考古、行为学、文学、哲学、民俗、建筑等自然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推重及厚爱。很多宝贵的资料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掘及应用，完善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及不足，为科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环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依据。

在区域环境史及其具体问题研究中，以“二重证据”为基础，通过田野调查，将收集、整理的资料应用到区域、民族、专题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打破了“二重证据”独领风骚的局面。历史研究本身和田野调查都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二者虽然具有共通性但其互补性特点更为突出。中国文献收藏量虽然极其丰富，但很多问题若不进行田野调查就无法弄清楚。历史学只有全面摄取与之相邻的地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已确立的田野调查方法及成果，才能开辟新的未来［4］。而要给环境史开辟新未来，必须在“二重证据”的基础上，借助田野调查的理论及方法，才能让所研究的问题更深入、更符合客观实际。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活动也对自然界及生态环境产生了强烈冲击及破坏。中国内地的生态环境在历史进程中已被多次破坏、恢复和重构，加上气候的变迁及干湿带、温度带的南移，原有的生态要素、自然生态循环体系及发展脉络完全被打断。虽然史籍众多，考古资料也极为丰富，但历史上很多消失了的生态状貌在史籍及考古资料中只是零星的片段。更重要的是，并非每个区域、每个时代都能有文献或考古的资料。

中国是个区域性、民族性特点突出的国家。中原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差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口密集、开发时间悠久的中原内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生物种类减少和灭绝的速度越来越快、几率越来越大。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由中原内地向周边民族地区不断拓展。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出同步性的剧烈变迁。但由于地理、气候、地质、自然环境、交通、民族、区域文化等因素的限制，生态破坏的程度相对较弱，速度较慢。很多生态要素、生态环境的具体状况甚至生态系统在人口稀少、发展相对迟缓的边疆民族地区保存了下来。这些地区的文献记载及保存较少，古文化遗址及墓葬保存不多，只依靠“二重证据”进行研究显然不够，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难以顺利开展，其生态环境及其发展变迁史的研究难度就更大。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特点极为显著。在一些人类活动较少的区域，保留了历史生态环境某些发展阶段及变迁过程中的特点及状貌，为环境史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在这些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搜集相关资料，不仅是该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也是其他区域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可用回溯、推理、归纳、类比、演绎、因果联系等方法研究邻近区域乃至内地的环境变迁史。从这个角度而言，环境史是一门可以切实有效地应用田野调查法进行研究并将解决很多悬疑问题的典型的史学分支学科。

在气候及水热条件较好的滇、黔、川、桂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因地理及整体环境的影响及制约，社会发展进程相对缓慢，生态环境受到的冲击、破坏较晚。这里优越的气候及水热条件使部分被破坏的环境在适当条件下能以较快速度恢复，并建立起新的生物链及生态循环系统，因而大部分生态要素、物种得以留存下来。如明清以来云南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其天然的生态自我恢复及更新能力，使其到20世纪都还保留了中国一半以上濒危生物物种及其相应的生态环境状貌。云南仅以4%的陆地国土面积就孕育了中国植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物种的50%以上；约17 000种高等植物中，一半以上的物种为中国仅有，包括大量珍稀濒危和特有植物。这就为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也为环境史尤其是动植物种类及其生物群落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考察阵地。这里保存下来的客观真实、无可替代的生态环境及物种信息，除了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整理外，目前还没有一种较好的、能替代并满足不同学科研究需要的方法。

田野调查也对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补充及推动作用，尤其是与传统文献、考古资料、跨学科证据结合起来进行更深广的研究并解决许多重要且争论不休、进展迟滞的问题时，得到了众多学者尤其是环境史学者的认同与欢迎，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其资料就成为环境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第三重证据。如考古学家宋兆麟将考古学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纠正了以往学者认为东巴文是唯一象形文字的观点。他从田野调查中发现，四川木里俄亚村耳苏人母虎历书的象形文字，纳木依人有象形文字，摩梭人也使用象形文字，只是远不及纳西族东巴使用象形文字广泛。彝族祭司毕摩数量不少的手抄本经书有不少象形文字，普米族也有象形文字，藏族也使用象形文字，从而提出了西南民族地区有一个象形文字链的重要观点，提升了人们对西南少数民族象形文字的认识。

又如，历史上因中原内地对边疆民族的歧视，西南各民族的文献仅民间传播。中原文献体系中，无论是官方或私人均未对其做过系统调查和整理。许多民族文献在传承中湮没，西南各族的文献种类及数量不为外人所知。20世纪初中国民族学家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才意外发现了很多少数民族存留的文献，遂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大亮点。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在四川大小凉山彝族地区、桂北龙胜县和平地区白水源头村进行调查，搜集到大量的彝族与瑶族文献；陶云透、吴泽霖在云南搜集到大量的纳西东巴文献；岑家梧在荔波县水族农村搜集到水族的水书、在荔波县驾欧乡拉欧村搜集到布依族经书；1956年费孝通在云南大理凤仪县白汤天法藏寺发现了两大橱古代佛经，内有南诏、大理时写本20多卷及宋元时期用“白文”批的写本、刻本，推进了对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故田野调查资料不仅推动了民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及研究，还促生了彝、么些、瑶、水等民族的语言文字、文献流传及民族迁徙与融合、哲学思想等领域的创造性研究，填补了民族历史文化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分析这些文献、经书的内容及其材质，就能发现该地区历史时期的植被及其环境状况。

因此，在环境史尤其是边疆、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中，在很多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并辅以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成果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无疑是上溯、复原历史生态要素、物种状况及其生存环境，乃至生态系统及其变迁状况的最佳方法，也是一种能搜集到最完备的资料及信息、建立系统的生物及生态环境发展变迁数据库的最好途径。以这些资料、数据为基础，可建立起环境史的GIS数据库及其系统。当然，应用田野调查资料时，必须进行必要的分析、考辨后才能应用。这类资料必将在相关问题，尤其是没有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的区域环境史研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运用这种方法对濒危物种及其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的抢救性调查研究，就成为现当代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非文字史料是指不以文字方式表现的诸如图画、音像、歌舞、实物、口头传说等资料信息，包括古代建筑、家具、衣物、器物、雕像、饰品、钱币、墓葬、遗址、遗迹等实物资料，还包括绘画、壁画、刺绣图案等图像类史料，民族歌舞、图腾、传说、神话故事等口传史料及近现代的照片、唱片、电影、光盘等音像史料等。从这一角度而言，其范围几乎无所不包，诸如乡风民俗、俚语弹唱、杂耍庙会、法事等也成为非文字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非文字史料在没有文字及文献记载的民族及区域历史的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成为环境史尤其是民族区域环境史、现当代环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第四重依据。

20世纪初，梁启超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史料观，认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各有长短，应结合使用，不可偏废。并指出史料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以往不被看做是史料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成为史料。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文明古国，但边疆很多少数民族既无文字，也无文献，汉文史籍有关记载也极为有限，有的区域、民族甚至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也无相应的考古资料。要探究这些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环境史，发掘、辨析非文字史料中有用、可靠的信息，就成为不能回避的方法。应用非文字史料进行创造性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的环境史史料学价值观及评价标准，无疑是值得推广和肯定的。应用这种方法抢救性地搜集、记录、整理及研究民族地区的历史，不仅能拓展及深化中国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更能对环境史尤其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口传史料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虽然口传史料被很多学者归入到文字史料的范畴，但鉴于其特殊的流传方式，尤其在没有文字或文献记载的民族中长期依靠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医生等用各民族的语言代代口耳相传，应将其归入非文字史料的范畴。

中国边疆多民族聚居区流传着丰富的历史传说、故事、民间史诗。这些口传史料包含了民族起源、迁徙、发展及其生产生活的状态与经验、民族斗争、村落形成、等级制等民族发展史的重要信息。其中的民族英雄史、民族智慧、生产资料、生存环境及生物物种、生态现象与生物链的状况以及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禁忌习俗、婚恋等内容，为民族区域环境史尤其是环境思想史、民族环境制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及素材。

各民族民间世代口耳相传的资料虽然以饮食、建筑、起居、出行、婚丧、节庆、宗教信仰、祭祀等民族社会生活及文化方面的内容为主，但也包含了民族聚居区及迁徙区的动植物种类及其生存状态、猎杀动物、砍伐树木的时令季节或方式、保护水源及水源林等内容，以及民族间的交往及其生产生活、贸易、民族交往等活动时必须遵守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很多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习俗禁忌，大量具有浓郁民族生态风格和特色的生活习惯、信仰、村约寨规等自形成后就以习惯法的形式被各族群众长期遵守和沿用，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及生态环境变迁的轨迹，为没有文字及文献记载民族的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旁证。

各民族的宗教首领、社会事务管理者世代口耳相传的有关民族生存、迁移、医药、宗教信仰、风俗禁忌及生存区域的环境状况、生产生活等信息，对古代民族环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很多经历了近现代历史变迁的民族老人对民族聚居区周围的动植物种类及其生存生活状况、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口头传承了环境变迁史的大量信息，对他们进行抢救性采访，发掘辨析其中有价值的史料，可服务于近现代民族环境史的研究。因此，有效地发掘、整理、辨析各民族关于气候、地理、动植物及自然环境等内容的谚语、说唱词曲、歌舞文艺中的环境信息，可推动近现代民族环境的研究。

（二）民族实物资料最具实证价值

在民族地区留存的器物、生产生活用品、建筑物等种类、形式及内涵各异的实物资料中，蕴含了丰富的环境史信息。如很多实物的材质、制造工艺、技术等蕴含的动植物种类、分布及其气候、生存环境状况等信息，直接反映了该实物存在时代的生物种类及其群落状况、水热状况、生态系统及生态链状况，为环境史尤其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证据。

（三）图像史料独具生态形象价值

民族图画、歌舞、雕刻等艺术图像资料包含了环境史的形象信息。很多民族描绘、刺绣或雕刻在服饰、墙壁、岩石、山崖等场所的图画、壁画、图案，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等，其形式、内容、类型、风格特点随时代及区域差异而各不相同，保留了很多自然环境与动植物种类及其生活情态的信息。彝、纳西、傣、哈尼等族的非文字史料极具代表性。服饰、装饰品及建筑物、家具都绣着或雕刻彩绘着各种类型、色彩艳丽明快的图画，既有数量众多、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龙蛇、虎豹、雄鹰、狐狸、豺狼、大象、燕雀等动物飞禽图案，又有花草树木、山河溪涧等植物及地理图案。不同时代及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种类生物的形态状貌都有极大差异，从中可发掘区域性生物生存及分布、变迁的珍贵信息，对民族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四）影音资料是近现代民族环境史研究中最形象、直接的证据

近现代以来，随着影音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有关民族风俗、文学、艺术、建筑、节日等文化素材的资料不断被收录到不同类型及题材的影音作品中。与民族文化传统及生态环境有关的、不同形式及内容的民族资料在不同时期的电影、摄像、录音、纪录片、电视剧中得到了鲜活、形象、准确生动的保留；这些音像摄制的时代、地点的生物种类及其环境状况也被全面、真实地保留了下来，为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

跨学科研究又称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尽管各名称的具体内涵及要求存在差别，但在一个宽泛和模糊的层面上，几个概念被作为一个大致相似的含义在混用。简言之，就是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论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这是多个学科间的“合作研究”。它能使科学研究本身趋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发展。

多学科交叉研究一般是社会科学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自然科学间的交叉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与同类学科间的交叉研究相比依然处于弱势。很多交叉只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尤其是社科学者在使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时更是如此。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却需要切实系统的学科交叉才能取得新进展、获得理想的研究成果。这使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内涵及外延处于深化及扩展的态势中。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将成为跨学科研究最活跃的领域。

目前，学科分化的趋势在加剧，但联系也愈来愈紧密。在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渐被重视、自然环境的破坏对地球生物包括人类的生存发展产生更大反作用时，跨学科研究就更为必要。很多问题如果不使用跨学科研究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得出客观可信的结论。只有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广泛应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将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工程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交叉结合，才能取得突破性、创新性成果。环境史是人文社科研究中广泛、深入应用跨学科研究的领域，凸显了跨学科资料在环境史史料学中的价值。

随着环境问题、环境危机向跨区域、跨国界方向的发展，环境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再是一门学科或技术、也不是一地一国能完成的。很多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性，使整合多学科力量、应用多学科理论及方法开展集成性研究成为必然；使研究规范从以往的“无学科”阶段，经由学科研究为主导和学科间交叉渗透的阶段，进展到了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层次和高度上。跨学科研究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种为库恩所称道的新“范型”［6］。这在环境史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即现当代学术研究及探索的“新范型”特点日益广泛地被应用到环境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如在环境疾病史、物种变迁史、环境法制史、环境考古史研究中，需整合文献学、考古学、法学、古生物学、生物地质学、生物地球物理学、生物化学、环境科学、医学（中、西医）、毒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才能取得突破性及创新性成果，使研究结论在深入、细致中趋向客观真实。

随着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及研究视野的拓展，未来环境史研究中，更冷静地看待并客观切实地应用跨学科资料为研究服务成为最迫切、最基本的要求。但具体应用这种方法时不能将其泛化或表面化，也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因为不是所有问题都必须要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也不是学科交叉越多越好，恰当把握学科交叉的“多”与“少”就成为研究结论是否科学合理、客观准确的关键［7］。

如进行史前环境史研究时，因文献资料缺乏，只能依据史前考古资料。但考古资料只能进行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和分期断代等问题的研究。要复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体质发展和社会组织变化，不仅需结合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方法及结论，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为分期断代提供更具体的论据，更需要应用以研究古代气候、地质、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并探讨古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为目的的环境考古学的方法及研究结果；而环境考古数据及结论的得出，又需要借助植物学、孢粉学、植硅石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同位素、碳14年份测定、磁学等学科的方法、理论及结论。如运用孢粉分析法不仅可确定遗址年代，推断古人类生活的环境，还可了解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据孢粉中栽培作物的花粉阐述社会发展及某些作物的起源和发展，据地层中的孢粉种类推测遗址的植被面貌及其气候、生态特征［8］。植硅石分析法在黄土地层研究中可弥补花粉分析的不足，在恢复古气候方面具有极高的分辨率和灵敏性。通过植硅石组合带的阶段性特点所反映的古气候演化具有明显的冷暖波动和周期性，作为恢复古植被和古环境的有效手段［9］，去恢复古人类的活动环境，研究当时的环境及变迁状况；通过磁性地层学及磁性调查法确定古遗存、古人类化石的生产或保存的时代、遗址的年代，了解考古对象所处的古气候、地势、水流向等环境因素［10］；利用空间遥感技术，为古城、古水利设施、大型陵墓群及大江河等地遗址、环境变迁等考古调查研究服务［11］，对古人类生存的古生态环境的虚拟与数字化重建，明确古环境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对云南沧源佤族崖画时代环境状况的研究，就充分说明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考古，进而在考古时期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通过此种方法得出了不能从文献及考古发掘中得到的植被种类及环境、气候状况等的科学结论。考古工作者最初在沧源县境先后发现了10处古代崖画，因文字记载和附属遗物的贫乏，年代断定一度困扰着考古界：虽用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3 030±70年，并据画面动物图形及崖画的遗物推论其为新石器时代产物，但具体环境状况依然不清楚。胡雨帆、吴学明等用孢粉分析方法对崖画年代及其自然环境进行考证，分析融合在崖画颜料中的孢粉组合，发现当时木本植物以栎属居首位（占木本植物花粉的32%），其次是松属和紫杉属植物（18%和11%）。草本植物以蒿属植物最多（74%）。5种硅藻化石中双壁藻占54%。说明当时的植被属中亚热带落叶阔叶、常绿针叶混交林和以草本植物蒿属组成的森林草原，为温凉的中亚热带植被类型。湖泊沼泽和河谷中大量繁殖着各种硅藻，按今中亚热带气候带年均气温15～18℃计算，3 000年前沧源地区的气温较现今属南亚热带气候的气温低2～4℃。后据布列特——色南德尔的冰后期气候和森林演化分层表可知，崖画颜料中的孢粉组合属亚北方期。从而确定崖画产生年代为青铜器时代，距今3 000年左右［12］。(www.daowen.com)

在边疆民族地区瘴气的研究中，长期以来瘴气被医史学界认为是疟疾。由于瘴气在有历史记忆及文字记录以来，大多分布在边疆民族地区，部分人文社科研究者认为瘴气是边疆、落后、贫穷、荒远等文化层面的代名词，甚至被认为是想象、意象等思想层面的东西。这与人们长期以来只靠文献进行研究，但很多文献却语焉不详有关。瘴气研究者周琼应用了生态学、生物化学、医学（中医、西医）、毒理学等学科理论及研究结论后发现，瘴气是一种在生物多样性特点浓厚的湿热环境中产生，含有尸胺（1，5－二氨基戊烷，1，5－戊二胺，NH2（CH2）5NH2）、腐胺（1，4－丁二胺，1，4－二氨基丁烷，NH2（CH2）4NH2）等有害化学成份及多种动植物毒素并以气体及液体形式存在的实体，在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存在；先有实体，才由实体存在的区域与民族而衍生出文化层面、地理空间等虚体的内涵。当人接触瘴气及瘴水发病进入瘴疠（疾病）阶段后，瘴疠才成为瘴区疾病群的代称。此种瘴疠既包含尸胺、腐胺及动植物毒素所致之病，也包含携带疟原虫的按蚊叮咬人体后传播的疟疾，还包含血吸虫、钩虫、伤寒及其他热带疾病［13］。至此，长期困扰研究者的瘴、瘴疠的真实面目通过多学科研究得以揭开。

又如，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考古学界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涉及商周历史和中国冶金起源的重大学术课题受到重视。郭沫若、唐兰、容庚、闻广等学者都进行过热烈讨论。闻广先生还号召在中原找锡，以期解决中原无锡而商周青铜器中有大量锡的矛盾。1984年，金正耀用现代同位素光谱技术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示踪研究，发现14件青铜器中有4件的铅同位素属比值极低的异常铅，并与滇东北永善沙厂的异常铅同位素特征一致，与中国其他矿山铅同位素分布场有很大差异，断定殷墟青铜器矿料应来自云南永善金沙厂，使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问题有了初步结论，即三千年前云南金属矿产就已得到开采并运至中原。李晓岑对甲骨文、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商周时期滇东北矿产输入中原，并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考证后，推断滇东北是中国最重要的冶金发源地。其早期冶金技术高度发达，并创造了很多冶金史上的伟大发明，在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有助于对商周王朝势力范围和中国金属早期生产真实面貌的了解，还有助于推进对云南作为冶金王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并熟练掌握其研究方法、运用其资料并非易事；尤其在中国长期单一学科培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更是如此。从事跨学科研究不仅需要具备传统科学研究需要的专业素质，还要具备跨学科的意识、视野和情怀，并经过训练及培养，具备必要的学术规范品质［14］，团结、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及其研究理论、方法、成果，才能将更客观、详实的资料应用到环境史研究中，从而在重要问题的研究中做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及现实借鉴意义的成果。

但跨学科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把几个学科拼凑在一起，也不同于各学科围绕一个共同问题独立地同时工作或依次工作的研究，而是不同学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它不挑战学术共同体的结构或功能，也不要求研究者的学术观发生任何改变［15］，而是各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的融合；在具体研究中通过学科间的对话、商讨与合作，建构共同的研究框架，以获得全面系统的资料及客观准确的成果。从这个角度而言，环境史研究更需要跨学科的资料，才能得出更科学、完整、客观的结论。

尽管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但古代还没有现当代语境下的“生态”、“环境”概念，文献类目中根本没有“环境”或“生态”等专门、专题的史料。这给环境史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天（自然）人关系的国度，与生态思想、生态环境相关的制度、法规的记载很多。史籍中有大量没有刻着“环境”签而实质上反映环境内容的史料。若仔细深入地发掘这些零星分散且数量众多的史料会发现，环境史料是极为丰富的。目前，环境史料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挖掘、拓展及利用。在文献及考古资料、田野调查及非文字资料、跨学科资料为研究提供有力支持的情况下，环境史史料学逐渐发展起来。它具有传统史料学的特点，也有其独特性。“五重证据”在环境史不同研究阶段中应用的程度、方式各不相同。

（一）具有传统史料学的内涵及特点

环境史作为历史学新兴的分支学科，虽然研究方法、内容、范式都与传统史学有极大差异，但其研究依然建构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以传统史学的方法、内容及框架为基础，必然具有传统史料学的内涵及特点，也具备跨学科研究所需的特殊类型史料的特点。分析、考辨并恰当运用宏观性与微观性史料，是环境史料发掘应用中最基础的工作。在保证文献的全与真、充分注意史料关联性的基础上，将具体问题置于宏阔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深化环境史研究。

（二）具有分散性、残缺性特点

主要表现在分布及反映的信息零散残缺。虽然环境史料常在实录、正史、地方志、游记、笔记、文集、专题档案等与环境史联系较密切的文献中出现，尤其在地理、灾异（祥异）、气候、物产等类目中相对集中，但绝大部分史料则零星地分散在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古籍中，搜检耗时费力，也很难使用，即便是研究同时期、同地区的同一生态对象，都需要应用不同时期、邻近地区的不同类型、不明确的零散史料才能完成。残缺性主要指环境史料的时代、区域、内容尤其各生态要素内容的不系统、不完整。虽然不同类型、特性的史籍中都散布着环境史料，但信息极不完整，往往只有零星的一两句话或简短的几个字词。这些一鳞半爪的资料既不可能反映生态环境的准确信息，也很难证明环境及其变迁的状况。而且很多史料几乎没有办法确定其时间、地点，虽有一定价值，但不能发挥其价值及优势，“完整的史料破碎得越早，散落的范围越广，重新发掘与重组的难度就越大，正确认识它本来面目的概率就越小”［16］448。即便是在大部分史料信息化的时代，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辨别依然存在难度，往往耗时无功；其零散、残缺的特点也不便于进行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只有发掘其他相关史料，综合各种信息进行考辨分析，拼合串联相关史料的内涵，才能确定其具体价值，重构环境发展史，此即发掘重组破碎的历史碎片的工作。“通过史源性考证，理清史料碎片的所属脉络及其在相关枝节中的具体位置”、“将一件件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定位拼合成一幅完整的可以理解的图景”［16］444、447。并使用相关学科的结论及资料，才能使这些分散、残缺的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发挥切实的作用。

（三）具有隐蔽性、模糊性特点

主要指史料中的环境史信息及内容并非直截了当地以文字、语言、实物等形式直接、明朗地反映出来，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躲藏在文字的背后。有的史料似是而非，模糊不清。大部分环境史料还隐蔽、模糊地存在于不同史籍中。无论是文献史料、考古资料，还是田野调查资料、非文字史料，概莫能外。这就给环境史料的整理及研究提出了新要求。研究者要从不起眼的、零散的，无明确信息的资料中捕捉其中隐藏的环境史内涵。只有环境史信息被准确理解、应用时，其史料价值才得到了完好的体现。如面对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史料中隐藏的环境信息，只有心怀“环境”及环境的具体要素并用心体会、琢磨，仔细、反复地研读，才能明了其中的环境史内涵。这与考古工作者发掘遗址时“心中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的深刻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环境史料的整理与应用正需要这种精神，只有心中想到，眼里才能看到。因此，环境史研究者最需要具备的就是一双搜集、选择、识别、整理、考证史料的慧眼，不仅要具备文献学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要具备从杂乱繁芜、分散隐蔽、破碎模糊的资料中发现并搜取、考辨与环境史相关的、哪怕是零星点滴资料的能力，并恰当地运用这些资料来为研究服务。

（四）具有主观性及有限性特点

即历史记录的选择及其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及局限性。各类史料是不同时代的记录者或著史者在对社会及过往历史进行认识与思考基础上加工、改造与重构而成。无论是当代人记当时事，或后人的转述和记载，即便是对前人经历与传闻的记录、对当代留存的史籍及档案等的整理记录等，记录者不可能事事亲历亲察，其内容难免有道听途说及编纂者或统治者伪造篡改的成份，存在着极大的主观色彩。且历代编纂、解释、考订的丛书、类书、政书、实录、起居注、会要、会典等史籍都是由不同学者所选择的史料组成，史学家再据此修史及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受记录者及著史者主观目的、政治态度、历史观、文化水平、思想观念、观察判断能力及个人经历与阅历、生活经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无不蕴含着个人的感情与主观见解。建基于传统史料基础上的环境史料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特点，反映的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历程的信息也受记录者主观意志及其环境视野的影响。尽管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丰富具体、多姿多彩，留存的史籍汗牛充栋，但与漫长的历史过程相比，史料的记载极其微少，根本不可能穷尽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及每个精彩瞬间。留存的史料还存在重复、类似的情况。其囊括的历史信息远远小于历史的全貌，且史籍因自然及人为原因常遭毁损散佚，很多地区、时段的史料大量残缺，决定了史料的有限性特点。建基于环境主导观念缺乏的传统史学基础上的环境史料就更为有限，尤其相对于整个环境的发展变迁史而言，有限性就更为凸显。

（五）具有分布不均衡、无规律的特点

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环境史料在不同类型史籍中分布的不均衡及无规律最为突出。一般说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史部的环境史料相对集中、记载较直接；经部、集部中的诗歌、散文、笔记、游记等对生态环境及其具体状况的记载较直观、形象，但数量相对较少，很多内容较抽象，准确性较小；子部主要记载环境思想及环境伦理观念等的信息相对集中，环境思想的承袭性及时代性特点相对凸显。如明清时期的奏章文稿、实录、档案、会典等史籍中，环境史料一般集中在与灾害及矿冶业、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及生活相关的类目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生态环境的状况；文集或全集、合集、丛书、传记、年谱、碑传、宗谱、方志、信札旧记、报纸、杂志等史籍中的环境史料一般以相对具体、形象及直观的状态存在，但较分散且不完整；为便查检、征引而集中采集、分类辑录资料的类书及分门别类、以事类为中心、按类编排的政书等史籍中，环境史料相对集中、直接，其他史籍中相对较少。

其次，环境史料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布的不平衡、无规律，即便同一朝代记录的资料也存在前后期的不平衡，不同时期史料的详略、类型及重点取舍不一。如先秦、汉晋时期史籍中环境思想的史料多、环境变迁的史料少，与早期生态环境没有受到严重破坏有密切联系；唐宋尤其是明清以后，生态破坏日益强烈，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冲击及破坏，史籍的记载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有关史料就在史籍中多了起来。

先秦时期被视为中国环境变迁史上的黄金时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先秦思想家深邃厚重的生态思想，各类史籍中留下了水草丰美、森林茂密、物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信息，为先秦环境思想史、环境变迁史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先秦史籍留存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最少的，环境史研究难度极大，只能借助考古资料，故出土文献运用的概率在各历史时期中位居最高。

两汉、魏晋是中国气候史上的温暖期及寒冷期。随两汉人口的增长及垦殖范围的拓展，生态环境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魏晋时期游牧民族南下及五胡十六国的建立，农牧交界地带南移，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减少，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恢复。在社会及环境的剧烈变迁中，环境思想及环境变迁信息进入史籍，但数量依然不多，考古资料的应用比例较高。

唐宋以降，随气候的变迁、温度带及干湿带的南移，北方生态遭到自然因素及人为开发的强烈干扰及破坏，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生态环境的破坏态势随之移到南方。原来瘴疠充斥、疾疫流行的南方原始环境逐渐被开发为耕作区，生物种类减少乃至灭绝的现象及环境灾害在南方上演，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冲击，相关记载多了起来，出现了动植物种类、分布及其生活状况以及生物生存环境的变迁及其群落生存状态的记载。在一些早期区域性地方志中，地方环境状况及其变迁内容记载颇多。唐宋文献保留比汉晋完整，环境史料相应地多了起来，但文献数量依然有限。“二重证据”在环境史研究中交互应用，既有数量相对多但覆盖面小的文献资料，也有保留较多的古迹、遗址、遗迹等资料可供利用。

明清史料绝大部分都留存至今，史籍数量及其涵盖内容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高峰，环境史料也随之达到巅峰。将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记录入史者，已不仅限于史官及相关衙门，官员、士人、普通知识分子乃至民众也成为了史料的书写者、记录者；尤其官员的奏章文稿，游人骚客的诗词歌赋、游记、文集，私人撰修的志书、家谱、日记、书信、手札乃至账簿、契约文书等，都保存了大量环境史信息，为专题研究提供了证据。“二重证据”依然是此期环境史研究的基础，但权重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期遗址、遗迹、器物等保存较多，但发掘较少，考古资料应用也较少，各类详实的、易于搜集的文献资料的应用就占了绝对优势。

民国时期，近代科技被广泛应用到文化传播行业，史料记载及流传方式呈多元化发展，其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历代史料不能比拟的。数量庞大、内容详尽的档案资料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数量及类型丰富的笔记、文集、全集、合集、信札、丛书、日记、游记、地方志、家乘谱牒、契约文书、传记、年谱、碑传等均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小说、曲艺、诗文辞赋等文艺作品记载了丰富的环境史信息；数量众多的全国性、地方性报纸、杂志成为记载及反映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史料的重要载体；照片、录音、录影材料等音像资料成为反映环境史最直观、最具体形象的载体。民国地方政府在各地进行的对土地、人口、森林、水利、种植业、工矿业等的调查及其资料，为近代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最集中、真实的资料。民国人物访谈的口述资料、民族地区留存的可发掘利用的非文字资料也成为研究的直接证据。这是环境史研究中“五重证据”兼用的时期，但各部分应用比重不同，考古资料相对较少，非文字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多学科资料、文献资料应用逐次增多。

现当代的环境史资料最为丰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环境问题及环境危机的加深，环境及环保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环境史料随之达到巅峰。在当代人记当代事极为普遍、电子科技信息及印刷传播、文化教育飞速发展的时代，不仅统计调查资料、档案资料、笔记文集、诗词歌赋、契约文书、家谱志乘、碑刻书信、日记信札游记等文字及音像资料的数量巨大，且资料保存的载体也呈多元化发展，日新月异的电子信息技术使资料留存的量及质达到极致。通讯及交通的发达及日新月异的更新换代，各类进入记载者视野的、分工较细的专题与专业性环境信息以海量速度飞升，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但现当代环境文献资料的利用难度较大，如档案资料或未开放或因涉密、涉及当代人事、属敏感问题、未有定论或未能解决而不能使用，或因种种人为或制度原因导致文字资料及数据虚浮不确而难以进入研究层面，使一些原本可以也是最有条件进行的研究不能展开。考古资料极少使用，只在特殊问题如灾难性环境事件研究中，地下发掘、出土的资料才显出其可贵性；田野考察资料因直观、具体性特点而发掘应用最多，获取了很多现当代环境状况及其变迁史的详实、客观信息；非文字资料的发掘也因其直接具体及可操作性，或因民族特征在现代化迅速推进中的急速流逝而具有了民族文化的抢救性功能而被普遍应用；跨学科资料更因学科间日益广泛的联系及其在重要问题研究中的突破作用而受到重视。民族区域环境史料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再次，环境史料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性。一是环境史料的种类及内容的区域不平衡。这与不同区域的史籍数量及其环境与生态价值观有关，也与各地生态环境的特点及其变迁状况、变迁趋向有关，更与记载者的生态认知程度密切相关。故有的区域环境史料多，有的区域少；某些区域动物生态环境的史料详实，其他区域则是植物生态环境的史料详实；有的区域只简单记载环境及其变迁状况，有的区域除记载历史时期生物环境之外还加记了作者生活时代的环境状况，反映出区域环境变迁的广阔状貌。二是史籍分布的区域不平衡。不同地区的文献资料留存数量及内容的差异，与各区域及其个体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教育、思想意识等的差异有关，也与各地文化发展、修史及记史观念及实践、史籍传承及保留程度有关，使史料的记录及选择方式与标准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反差，致其类别、内容及其详略存在区域性差异。一些区域因记载者关注而详实具体、因修史风气浓厚及史籍保留传承较好而使环境史资料较为完整，另一些区域则简略单薄，或根本没有环境史料的踪迹。一般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较发达的中原内地，环境史料相对较多；边疆民族地区因汉文文献记载较少，民族文献典籍也少，环境史资料就更少，无文字及文献的民族的环境史料几乎为零，环境史研究只能依靠田野资料及非文字史料。

同时，民族地区的图像、雕刻、牙花、壁画、歌舞等非文字环境史料也存在分散性、不均衡性、隐蔽性特点。很多环境史信息和内容不可能集中在一幅或几幅图像或雕塑上，也不可能集中在一个舞曲和一部史诗中，而是分散在众多不同类型的非文字遗存中；部分民族的环境史料多，有的民族少；一些民族的环境史料还隐藏、分散在文学、医学、哲学等资料中。需要研究者深入实地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搜集这些从类型到内容都比较零星的史料并分类整理、分析辨别、考证，在综合各类信息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成果，得到民族环境史发展演变的相关信息，“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17］。应用梁启超整理史料的五种方法（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来鉴别此类史料的伪真性、发展性及演变性特点，去除此类史料受调查访谈者感情倾向、记忆力、利益驱动及其他人为因素影响而出现“偏见”的成份，探寻不同史料反映的生态现象及真实的生态环境状况，使其最大限度地反映或接近民族区域环境及其发展变迁史的真实情况，才能揭示各民族地区环境变迁史的轨迹。

总之，在环境史研究中，应熟悉和掌握环境史料的不同特点，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史籍中发掘环境史信息，充分研究并用好五重证据，建立完善环境史史料学，使环境史研究结论建立在客观、可信的基础上。参考文献：［1］ 孙华．滇东黔西青铜文化初论：以云南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的考古材料为中心［J］．四川文物，2007（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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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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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Qiang WU Jian－hua（162）

ZHANG Ri－yuan（169）

基金项目：“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第12批培养项目（W8011303），项目负责人：周琼；云南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南环境史研究”，项目负责人：周琼。环境史是历史学领域一门新兴的、最具生命力的分支学科，在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及完善中，环境史史料学成为其中最重要、也是亟待建构的基础领域。环境史学及其具体研究已突破传统史学的框架，在研究视域、方法、理论等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式，其史料学在具备传统史料学的特点及基本理论、方法的同时，具有跨学科研究独有的特点。最受传统史料学推重的“二重证据”①　虽有学者提出异议，也有方家补充修正，如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期）、宁可《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文史哲》2011年6期）、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期）等，但“二重证据”的基础作用从未被忽视。无疑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环境史研究应该“五重证据”②　叶舒宪于2009年后提倡由“三重证据法”推及的“四重证据法”，唐启翠、张玉、张丽红等也进行了探讨，如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4期）、《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社会科学家》2011年11期）等，以及从神话学、图像学、文明史、文化人类学、人类学、国学传统等视角的五论、六论“四重证据法”等论文。——“二重证据”、实地调查证据、非文字证据及跨学科证据相结合，研究及结论才能可信、可行。在环境史学科理论及体系的发展及构建中，尚无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以民族区域环境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及前期思考为基础，力图对环境史史料的构成、特点及应用进行初步阐述，作为环境史研究及其学科构建的引玉之砖。

作者简介：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