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琼*

摘　要:多学科交叉是环境史研究中被广泛关注及提及的方法，恰当选择、把握及应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是环境史研究中应当重视的研究理念。瘴气是跨学科研究法应用较多的学术问题，但田野调查及非文字资料搜集法一直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及使用，成为影响瘴气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原因。在文献基础上，采用田野调查并搜集非文字史料，是深化瘴气研究、突破研究桎梏的重要途径，也是环境史研究中值得重视和推广的方法。

关键词:环境史;研究法;瘴气;文献;田野

作为一门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关系、具有极大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环境史已经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研究实践及其成果，正展现出环境史研究的蓬勃生机与无穷魅力。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视野或涵盖的内容、论点，都已超出了传统史学力所能及的范畴。环境史研究法也在不同场合、不同论著中不断被提及。其中，多学科交叉是环境史研究法研讨中被普遍遵循及应用的基本法则。但深究起来，环境史研究法的探讨及应用似乎还处在零星、不成熟阶段。对一个不断发展及构建中的学科及其研究领域而言，研究方法的深入探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本文从学界关注较多的瘴气研究中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探讨入手，在文献资料及对云南瘴气区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用瘴区民众的口述史料，从文献及田野资料相互印证、补充的视角，探讨文献与田野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环境疾病研究领域中解决具体问题、得出客观结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对环境史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法及其必要性、可行性进行探讨，请方家指正。

环境史作为历史学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其兴起既是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学日趋贴近现实、环境变迁强烈并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结果。环境史研究的对象，除了生态环境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后果、影响外，探究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动因以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更成为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而对此进行的研究，如果仅靠历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既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环境史研究的需要。如何进行环境史的研究，尤其是采用什么方法研究，日益受到环境史研究者的关注。

目前，在谈及环境史研究法时，人们提及最多的名词，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方法”，又被称为“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虽然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已因过分的炒作及只重其名无视其实的泛用而失去了其本真的特质，但透过学界有关多学科交叉方法应用的各类泡沫，我们依然无法否认其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冲击、突破而带来的无穷魅力，无法否认这种方法对研究者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的巨大挑战所引发的忧患意识及其促进下的学科拓展与深入发展，也无法否认这种研究方法使用所导致对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的解决而被赋予的强大吸引力，更不能否认这种方法对传统历史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颠覆性刷新而引发对学术视维的革新与冲击。因此，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客观、科学的学术研究面前，依然充满了盎然生机和巨大魅力。

这样说，并非是想无限扩大或拔高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史学地位。客观地说，很多史学问题的研究并不一定都要、或都有必要使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功能不是绝对、万能的。但对历史学中某些随历史演进及现实问题凸显而涌现的新兴学科，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目前解决很多学术难题的不二法则。

这就会导致对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的认知及思维的误区，即从粗略、表象的层面看来，似乎越多的学科交叉，在研究中就能得到更客观、更科学的结论，也会使相关研究获得成功并得到相应赞誉。因此，很多论文及研究，无论是否使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会将此名称冠于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之上。长此泛用甚至是滥用，致使原本是一个较好、较有新意和理性的名词，成为一个令人反感的名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浅薄和粗疏的代名词，以至于到了真正需要使用这一专有名词的时候，都不得不慎之又慎。在面对客观、严谨而又科学的学术研究并在涉及方法论探讨时，这种现状就应该因更理性、客观的研究而改变。具体到环境史而言，作为一门可以融自然、社会、工程、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成果于一体，并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套全新历史解释体系的学科，其研究及学科的发展必将建立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体系之上。从这一角度而言，交叉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法已成为环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

因此，冷静地看待环境史研究的具体问题时应该承认，不是所有用了多学科交叉方法的研究及其成果，就一定会是精品;也不是学科交叉的越多，研究的成果就越好越有质量;更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必须要用到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但这并非意味着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环境史研究中独特性及普遍性的丧失，而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个名词及其所具有的内涵，在具体应用时不能简单地照搬套用。

学科交叉的“多”、“少”，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面对一个具体的、必须采用跨学科研究法的环境史问题时，“少”或“单一”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意味着研究视野的不全面及研究结果的不客观、不科学;但“多”或“泛”的研究方法，也不等于好，这将会使研究流于粗疏、浅薄。因而，恰当把握学科交叉时的“多”与“少”，就成为研究结论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客观准确的关键。

环境史领域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就凸显了这一特点。历史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无疑是环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尽管环境、生态是近现代的专有名词，虽然中国古代众多的文献记载并未以“环境”、“生态”的栏目或字样出现，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留下的内容及类型丰富的文献史料，还是能够提供环境史不同侧面、不同问题研究所需要的基本资料，这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可行性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环境是一个不断发展及变化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环境都存在差异，对环境史具体问题的深入、细致研究，仅靠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根据不同时代、区域的具体问题，选择合适、合理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就成为环境史研究中得出客观、科学结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对中国历史、对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来说，自汉晋以降，瘴气就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现当代环境史、疾病史研究领域而言，瘴气及其文化象征意义、地理空间指代范畴，也已经逐渐在研究中明晰。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及推进，有关瘴气最基础的一些问题，如瘴气到底是什么?是否就是一般认为的水土不服或高原反应?瘴气与彩虹是等同的吗?瘴气病的内涵及其指代和对应的疾病是什么?现在还有瘴气吗?……这些人们最想了解且看起来不太难回答的问题，恰恰成为学界很难明确解答的难题。因此，尽管目前的瘴气研究成果不菲，但这些问题不能明确，瘴气的进一步研究就很难深入及展开。

由于中国历史文献传统记载方式的局限，到目前为止，发掘有关文献进行的瘴气研究，几乎已穷尽了可能涉及的史料范畴，但都无法找到明确解决这些问题的依据。因此，要在瘴气研究中有所突破并使瘴气的解释更贴近其真实面目的话，只靠历史文献或相关文本记载，几乎没有突出重围的可能。

首先，瘴气文献记载存在不详细甚至缺失的问题。如在文献记载中，瘴气是花花绿绿的五色云雾，让很多人误认为瘴气是彩虹，而从其他文献可断定，瘴气与彩虹肯定是不等同的。但二者为什么不是等同的?我们找不到任何文献依据来说明。再如，文献记载把人们的思维引向了一个认知误区，即瘴气只对南来的北人或外地人有危害，故瘴气就是水土不服，是平原地区的人到西南、西北高原地区后发生的高原反应。但除极少数记载瘴气太盛而使本地人迁徙或不敢靠近瘴区的史料，可推断瘴气不是水土不服、高原反应那么简单的疾病外，也找不到更多的文献依据。

其次，瘴气文献记载存在笼统、模糊的现象，给人似是而非的感觉。文献对瘴气的记载，大多从外在视角，对瘴气外形、颜色、症状等进行初步分析及记述，但其名、实存在诸多模糊、笼统之处，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就说:“南人凡病，皆谓之瘴。”若说瘴气文献还有明确之处的话，主要是对瘴气产生区、瘴区环境及气候情况的记载。文人、仕宦多从中央王朝征讨、经营瘴区时的伤亡状况进行记载，其内容多为瘴区有毒气、瘴气是红绿相间的五彩色等，瘴气产生于偏僻、人烟稀少的所谓“蛮夷蛇窟”之所，那里气候炎热潮湿，生态环境原始，生物种类繁多，无广泛深入的人为开发和破坏，是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空气流通较少的崇山峻岭间的江河流域区、山间坝子(小盆地)等地。

一般而言，正史、地方志是记载瘴气较多的史籍。如《后汉书·马援列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此后，随着接触瘴气频次的增多，记载逐渐增多，瘴区认知逐渐具体，涉及瘴区生态环境、生物类型及生存状况，如唐代樊绰《云南志》记:“自寻传、祈鲜已往，悉有瘴毒……冬草木不枯，日从草际没，诸城镇官惧瘴疠，或越在他处，不亲视事”，“大赕……有瘴毒，河赕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中筑城……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旧唐书·南平獠传》记:“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瘴气对中原王朝的统治及经营的影响，史籍中多有涉及，如唐诏间的天宝战争就是典例，《册府元龟·将帅部·生事门》记:“天宝十三载(754年)奏征天下兵，俾留后侍御史李宓将十余万辈……涉毒瘴，死者相属于路。”此类记载看似具体，但实际上依然模糊。

诗文对瘴气也多有涉及，如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曰:“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骆宾王《军中行路难》曰:“川原饶毒雾，溪谷多淫雨……三春边地风光少，五月泸州瘴疠多。”李京《过金沙江》诗曰:“雨中夜过金沙江，五月渡泸即此地……三月头九月尾，烟瘴拍天如雾起。”杨慎《元谋县歌》道:“遥见元谋县，塚墓何累累。借问何人墓，官尸与吏骸。山川多瘴疠，仕宦少生回。”①王清贤修，陈　淳纂:康熙《武定府志》卷四，《艺文志上·五言古诗》，康熙廿八年(1689年)刻本。诗文中的瘴气直观、形象了很多，但依然是个看似形象但实际上模糊而遥远的影子。

医学文献及文本的记载也让研究者彷徨不绝。中医、西医的文本记载及观念的差异，既给研究带来了障碍，也使瘴气研究在拓展研究方法及视野的同时充满了挑战的乐趣。医典记载的瘴气病相对较多，但传统中医多将瘴、疟分开对待，虽然认为瘴疠的某些症状与疟疾类似，用治疟药方治疗有时成效显著。在医典医籍中，瘴与疟从来都是不等同的，它以“瘴疟”的名称出现及存在。对瘴气病源也有具体记载，分类也不同，如有暑湿瘴、毒水瘴、黄茅瘴、孔雀瘴、桂花瘴、蚯蚓瘴、蚺蛇瘴等。病症不同，治疗方法也随之不同。西医的瘴气认知及研究与中医有较大区别，西医一般认为瘴气即疟疾、恶性疟疾(malaria)，由蚊虫传播疟原虫引发。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瘴气病还包含了伤寒，瘴气是综合性疾病，这些人除中医外，多是20世纪50年代后开发瘴区时的疟疾防治工作者。正是由于中、西医的不同观点，使研究者在科学的旗帜下争论、徘徊了近90余年的时间，依然没有定论。

由于文献及文本的记载大多只涉及瘴气分布的大致区域、瘴区的气候及地理、生态环境状况、瘴气病的大致症状等，不仅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困扰，也给非瘴气区普通民众的瘴气认知带来障碍，出现了认知误区。这种认知误区源自于非瘴气区的民众(大多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大部分没有接触和经历过瘴气，道听途说之后，理所当然地认为瘴气就是毒气、沼气、高原反应，是北方人到南方后的水土不服，是南方落后的少数民族误将彩虹说成是瘴气等。这类认知存在诸多错误及显而易见的局限，首先是瘴气区的模糊性问题，一般认为瘴气存在于荒芜的边疆民族地区，但在这些地区的哪个区域、哪个位置却不甚明确。其次是瘴气认知多为直观、抽象的印象，即瘴区是征战和充军发配之所，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不毛之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再次，瘴气影响的认知结果是简单、片面的，只知道瘴气会置人于死地、到瘴气区会九死一生，其原因及瘴气死亡率、瘴气对本地人及外地人的影响是否一致等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的理性思考。同时，瘴气出现的具体时间也多是模糊、不清楚的。

很多似是而非的记载，对科学、准确的瘴气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束缚，不仅不能提供充足、科学的证据，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研究者对生物本质的探讨和生态环境及其疾病的研究停留在表面层次，使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环境疾病，未能在中国学术界及医学界有客观准确的认识。在瘴气存在时期的记载及研究，因为缺乏实地的探索及实践，未能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瘴气消失后的研究者依靠文本及文献进行的研究，难免就存在抽象及笼统之处。

目前对瘴气主要进行了5个方面的研究:瘴气是文化、地理概念，以龚胜生、张文等为代表;瘴气是疟疾、流行病、地方病、地理环境疾病，以范家伟、萧璠等为代表;瘴气是文化心理层面的意象，以左鹏为代表;瘴气是毒气，以吴长庚、金强、陈文源等为代表;瘴气(冷瘴)是高原反应，以邓锐龄、丁玲辉、冯汉镛、于赓哲、左鹏等为代表。①详见周　琼《瘴气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5期。研究者在文献的基础上运用了一定程度的跨学科知识、理论及方法，从疾病、社会、经济开发、文化等视角进行理性、全面的分析，使瘴气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但这些研究及结论多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及思考范式，对瘴气本质进行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其真实面目还未被探知。研究者多只从各自学科视角进行研究，结论难免单一，这就显出了文献及文本资料在瘴气研究中的局限。瘴气作为一定历史时空下的范畴及概念，其内涵是复杂的，不仅是个史学范畴的名词、文化符号、地理空间的代称或疾病的概念，还是个涉及医学、生态学、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毒理学、化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名词。②参见周　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故据文献及跨学科文本资料得出的研究结论依然存在片面之处，说明瘴气的研究方法亟待拓展及深入。

若研究者一味地专注于文献，并只在瘴气文献的海洋里搏击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走进了文献组合及拼装的误区。故对瘴气进行的研究，无疑是环境史(环境疾病史)研究中必须使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才能获得客观结论的典型例证。但瘴气研究进入到一定阶段后，仅靠文字资料或多学科的文本资料及其研究方法，很难在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一些常见的瘴气认知误区的研究中有实质性突破及进展，也很难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www.daowen.com)

目前的瘴气研究缺失了三种研究方法，即田野调查法、民族史研究法及非文字史料发掘研究法。其中，田野调查法及非文字史料发掘法是缺失较为严重的两种研究方法。瘴气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很多地区的瘴气存在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80年代，其中很多人见过、经历过瘴气的影响、发病具体症状、产生区域等，至少听祖辈父辈说起过瘴气，若在文献基础上发掘此类资料，对瘴气研究无疑会有推动及助益。

瘴气研究想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方法的拓展及其对史料内涵的重新界定与应用，是一个重要的途径。通过到瘴区进行长期、广泛的田野调查及访谈，将研究方法从前期的文本研究转向到文本与田野的、非文字资料结合之后，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瘴气与彩虹的关系、瘴气与水土不服的关系、瘴气与高原反应的问题、瘴气与现当代疾病的对应关系等，就有了突破的空间和余地，研究结论离历史时期瘴气的真相就更近了一步。

从田野调查中可知，很多瘴区民众对瘴气有很深入细致的了解，这些了解多属于文本及文献未记载的、尚在流传的民间口述史范畴，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瘴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民族关系等情况的真实记录。这种非文字的口传史料，虽然也存在偏颇之处，但对完善及深入的学术研究而言，却具有尤其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意义。

田野调查及非文字资料的收集，在很大程度上是弥补文献记载不足及片面的重要研究方法，这将使瘴气认识逐渐清晰、明确，瘴气的名、实逐渐合一。2004～2011年间，笔者在云南原瘴气地区进行了累计10余次、7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调查在瘴气持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区(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保山、怒江、大理、楚雄、文山、红河等地)进行，找到了瘴气残存时间较长的40余个民族村寨的100余人访谈。访谈对象一般选择民族村寨的老人(见过、经历过或听过、熟悉瘴气的人)、村医或民族医生，其次是疟防所、卫生院、皮防所、血防的医疗人员，或开发瘴区的老工作人员(本地、外地)、修纂地方志的老同志等。

从调查中首先了解到，瘴区民众对瘴气病的症状及其影响群体等的认知更具体、形象。他们因长期与瘴气临近而居，并常与瘴气相遇，其瘴气认知与非瘴气区民众存在极大差异，虽也有相同之处，但却相对准确，如对瘴气形状有具体描述，认为瘴气是“灰旰”、“黑旰”，虽然“旰”是彩虹在民族地区的别名，但他们对属彩虹的“旰”与属瘴气的“旰”的认知有明确的区分。

其次，瘴区民众的瘴气认知较为鲜明、准确和客观。与非瘴气区的民众认知相比，瘴区民众绝不会认为瘴气是水土不服，因为他们知道当地人(其中有自己的亲朋好友)也会受瘴气的毒害和影响;对瘴气影响后果的认知较明确，认为遇到瘴气必定是九死一生;他们对瘴气区域及颜色的认知是清晰的，认为瘴气一般存在于湖泊、潭溪里、江河边、山边、坝子边、山洼里、低洼地区、靠山脚的旱坝塘(或烂坝塘)里;对瘴气的直观印象也极为强烈，认为瘴气是有颜色、形状的，大多是灰色、黑色、花花绿绿的气冒起，遇到必须躲避，否则，轻者发病、重者丧命。

由于有现场的观察和经历，对瘴气出现及存在时间的认知比较准确。见过瘴气的民众认为，瘴气存在时间一般为20～80分钟左右;于一天的时间而言，瘴气主要存在于上午10点至下午三四点钟之间，有时延续到下午五六点钟;于季节而言，瘴气主要存在于春季、秋季、夏季。冬季是瘴气收敛及隐藏期，也是非瘴区民众到瘴区生活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最佳时期。故瘴区民族就随瘴气起伏进行季节性、规律性迁移，傣、哈尼、基诺族地区流传着“芒蒙(芒果)开花，汉人搬家”的谚语。故在南方民族史上，瘴气成为影响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由于书写及记载能力的不同，很多这类接近瘴气真实面貌的珍贵资料，仅极少部分被载入史籍，影响了对瘴气的准确认知。故田野调查及非文字史料的发掘，对瘴气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从两方面来看:

其一，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发现，文献与田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瘴气区域及瘴区实际地理环境与文献记载的吻合。实地调查后发现，以前瘴气活动频繁的地区，确实是一些地理空间相对封闭的小坝子、小盆地，或是一些河流从中穿过、地势低下的、狭窄的江河谷地，或是低洼封闭的山脚或山腰。二是与文献记载中的瘴区炎热潮湿的气候特征吻合。瘴气的分布区，一般与纬度、海拔有密切关系。清代以来，瘴气主要集中在北纬25度以南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这些地区一般都是季风性气候，降雨丰沛，降雨时间相对集中，河谷、沟渠、塘潭众多，地下水源极其充足。这些地区气候炎热湿润，非常有利于各类生物的繁殖，也是各类生物及其释放物发生物理、化学及生物反应的极佳场所。中国历史上的气候经历了温暖期及寒冷期的交替，温度带及干湿带发生了逐渐南移的现象，因此，清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瘴气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有存在的气候及生物条件。三是与文献中瘴气区原始的生态环境状况吻合，生物多样性特点显著。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原瘴气区一般是植被茂密的区域，动植物种类、巨型生物众多，尤其是有毒动植物、微生物种类繁多，与文献中瘴区生态环境原始、人为破坏较少的记载相符合。

其二，田野调查及非文字史料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和完善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瘴气研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是对瘴气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关系问题上的补充。一般认为，瘴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就造成了民族分布格局的认知误区，即一般认为，少数民族都是生活在瘴气区的。但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能在瘴区生活，瘴区民族聚居呈现出了鲜明的立体分布格局，这与瘴气及其对少数民族的强烈影响密切相关。在低海拔瘴气产生区聚居的民族主要是傣族，还有部分哈尼族、基诺族、壮族、苗族等。很多民族如景颇、阿昌、彝、回、汉、傈僳、拉祜、独龙、怒、德昂等则居住在高海拔的、寒凉的无瘴地区，偶尔下坝，也要在天黑前赶回山上，或选择在冬季无瘴时节下山。

二是对瘴气与彩虹关系问题上的补充与完善。调查前，虽然知道二者是不能等同的，但找不出更有力的文献证据。从田野调查及非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中逐渐发现，二者在形状、产生地、存在时间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别。1.视觉效果不同，瘴气只是颜色像彩虹，但形状与彩虹是不一样的。瘴气是成片成块地、呈烟雾状地从沼泽地腾腾上升弥漫;而彩虹则呈弧线弯于空中。2.成分不同，彩虹是雨后水汽在太阳照射下发出的七彩，不含毒素，不会伤人。瘴气色彩则是各种腐殖物及有毒生物、细菌丛生繁殖，释放的毒素随水蒸发而呈现，颜色以红、绿、灰白、黑灰为主，对人畜有极大的毒害作用。3.出现及存在时间不同，彩虹只在雨后出现，阳光透过空气里的水颗粒出现折射，是光学现象，从外至内的颜色呈规则地分布。瘴气虽然也在雨后温度升高时出现，但只要温度、光线适宜，随时可能出现，以早晨或午后频率为最，在雨水大的雨季，毒素溶解稀释，颜色较彩虹单一。瘴气存在时间一般几十分钟，最长达到一两个小时，其消失是缓慢的。彩虹存在时间仅一二十分钟，随温度升高迅速消失。4.产生地点不同，彩虹一般出现在水库、湖泊、江河的一端，瘴气既出现于水库、湖泊、江河上方，但多在沼泽地或生物多样性突出的潭、溪、塘里;水域面积较大、水量多、流速缓的江河地区或死水区，或是山腰、山脚的低洼积水地带。5.动态效果不同，彩虹不能被风吹动也不会被风吹散，其消失原因是光线及温度条件的丧失。瘴气能被风吹动，被吹得像帐幔一样左右来回摆动，也能被大风吹散。

三是对瘴气与水土不服关系问题上的补充。从瘴区民众的认知及流传的多种俗语中可知，瘴气绝不是水土不服这么简单且偏颇的问题。瘴气不仅危害外来人群，也对长期在本地生存的土著民族有巨大危害。瘴气使瘴区民族人口长期徘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额内，也使瘴区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习俗受到巨大影响，土著民族因中瘴气而死亡的人有时会占村寨人口的一大半，瘴区长期流行着“要走某某坝，先把老婆嫁”、“要下夷方坝，先把棺材买下”、“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赶街”、“只见娘大肚，不见儿走路”、“芒布①芒布河在文山(开化府)麻栗坡县，是瘴气浓烈的地区。两条河，住着寡公和寡婆”等谚语。

四是对瘴气与高原反应问题上的补充。南方、西南方的热瘴与高原反应无必然联系。就青海、西藏、滇西北等地的冷瘴而言，部分病症是高原反应，但绝不等同于高原反应。因为冷瘴同样对当地民众造成危害，他们熟悉冷瘴(雪瘴)及其具体症状、分布区域，并尽量不涉足这些区域。

五是对瘴气与疟疾关系问题上的相互补充。瘴气与疟疾是不能画等号的，瘴疠不是单一的疟疾就可以包容得了的疾病。疟疾只是瘴疠的主要症状之一，从不同地区瘴气病的症状中可粗略知道，瘴疠是一个疾病群，还包含伤寒、血吸虫病、皮肤病及其他一些已知或未知的疾病，绝不是疟疾或伤寒就能代表的。从文字起源及疾病的发展来看，疟疾和伤寒早就存在。瘴是在中医学发展到相当程度、疟疾和伤寒被普通民众熟知后，人们才在逐渐进入和开发边疆的过程中发现和认识，并重新制造“瘴”字称呼这类疾病的，其原因之一，应当是发现其间存在差别。近现代的寄生虫学家及医学家进行实验的瘴气区，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瘴疠处于整个发展史上的末期，瘴源、瘴毒素、瘴疠症状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疟疾仅是瘴疠症状中的一部分，不对瘴病的起因、特征及实质进行仔细深入分析和区分的结论是不完全科学和准确的，其结论无疑有补充和完善的余地。从形成及发病看，瘴疠也不是简单的传染性疾病和瘟疫，不到瘴区，不中瘴气、瘴水或感染瘴毒的人是不可能得瘴病的，瘴病本身不存在传染性，只有感染了瘴水中的瘴毒素或被瘴区蚊虫叮咬后，发展成疟疾或伤寒，才具有了传染性。

因此，只有在文献与田野调查及非文字史料发掘等方法结合、补充的基础上，瘴气的形象才有可能逐渐丰满，研究结论才能逐渐接近历史时期瘴气的真实面目。

环境史研究中多学科交叉方法的恰当把握及应用，对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及客观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目前的环境史研究中，在关注文献记载的同时也应用到了自然科学的文本结论及方法，这对环境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很有成效。但对一些特殊而具体的问题，如本文所探讨的瘴气，只有这些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还需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拓展及延伸，如采用田野调查及非文字史料的收集、整理及研究，才能达到研究目的，促使瘴气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田野与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具体环境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由于民族地区的历史在汉文史籍中记载有限，很多民族没有文字，不可能有相关的历史发展变迁的记载。同时，因为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对滞后，其生态环境在20世纪之前受人为破坏的几率小、程度轻，环境变迁缓慢，环境史研究的要素如动植物、微生物种类保存较多，很多地区的环境到了现当代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环境变迁史的一个缩影或案例，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及非文字资料的收集，可以弥补文献记载及历史传承上的缺憾。以瘴气研究为例，研究及调查中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有没有瘴气?”据最初的研究及思考，笔者认为现在中国境内已经没有瘴气了，但田野调查后意识到这个结论有失偏颇和客观。在个别湿热封闭、生态原始、人烟稀少的地方还存在部分微弱的瘴气，或残存着瘴气的部分特征，如腾冲的扯雀塘及与缅甸、越南相邻的一些地区。即使这些地区瘴气类型和成分与历史时期未开发区的瘴气有所不同，无论是特征还是组成要素都不能与历史上的瘴气相提并论，但瘴气的某些微弱特征或成分应当会有保留，对其成分进行生物、化学等的化验后，对了解瘴气的组成要素当有极大的裨益。

因此，环境史是一门需要广泛、恰当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瘴气及其研究方法的实践是广泛应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的典型案例，值得引起更多学科的关注及参与。而采用多学科交叉法时，学科选择及应用的多与少、方法的适当选择及拓展、延伸，则是应当注意讲求和采取的。

(责任编辑　廖国强)

作者简介:周　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清代云南生态变迁与环境灾害研究”阶段性成果(B09003);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第12批培养项目“西南环境史”阶段性成果(W801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