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 爱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100029)
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国内外都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由于环境史研究起步比较晚,是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因此,对环境史研究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当此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应当对这项研究的性质、目的、内容、重点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明确环境史的研究方向,加快环境史研究的前进步伐。
环境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别,本文所说的环境系指自然环境而言。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界(地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具有自然的属性,其生理活动(如新陈代谢、性欲、生殖)与其他哺乳动物并无太大的差别。人们常说人有兽性,如果抛开其中的侮辱成分,就人类的生理活动来说,确实与兽类(哺乳动物)有相同、相似之处。人类必须从自然界中索取食物,才能保证正常的生理活动需要,维持生命的存在和种群的延续。人类永远离不开自然,自然环境的优劣、自然环境的变迁,都会对人类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人类有语言文字,能够从事劳动,创造财富,这是其他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所不具备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又是同自然相对立、相分离的。人类要永不停顿地向自然索取,如果这种索取停止了,人类也就不存在了。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将废弃物归还自然。这是一个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过程——人类与自然种种关系的本质,即在于此。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不是环境变迁,而是人类与自然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出现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单纯依赖自然发展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然后转变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这三个阶段的产生,与人类智慧的开发、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是人类对自然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人类在出现之初尚处于童年时期,对自然的认识相当肤浅。由于人类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而生存,认为大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是有神灵的。这种自然崇拜是人类智慧未开、软弱无力的表现。人类以采集、渔猎为生,其索取食物的方式,与灵长类动物很相似。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约占人类历史的98%以上。考古学上的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期,都属于这个时代。
利用自然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金属的出现,特别是铁器的应用,使人类能够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耕地。铁器造就了人类的古代文明,同时也加快了对大自然的破坏,如水土流失、沙尘暴相继出现。到蒸汽机、内燃机出现以后,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空前高涨,从而造就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破坏为基础的,旧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工业污染引发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
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研究人员的努力,人类对自然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发现许多自然灾害、生态危机的发生是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界过度地开发利用紧密相关的。破坏大自然,迟早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在许多自然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人类的活动。例如,全球干旱化,与人类毁坏森林、森林大面积减少有关;大气变暖(温室效应),是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使用矿物燃料所造成的;沙尘暴增多,与人类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和过度开垦有关。于是,人类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爱护自然、保护自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环保学说和环保组织,由政府出面采取环保措施。
既然人类与自然之间有种种的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我们就应当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按照我的认识,环境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寻找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得与失,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今日的借鉴。因此,环境史研究不仅有严肃的科学性,又有明确的现实性,做到古为今用。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和功用,即在于此。
“关系史”这三个字,已经点明了环境史研究的内容之所在,即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就一般的意义来说,人类处于主动地位,自然处于被动地位,这是因为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主动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人类的衣、食、住、行,无不来源于自然。在人类看来,自然界的一切有用之物,都是为人类准备的,可以任意索取,不能让它浪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常常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
上述只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有时自然对于人类也有主动影响的一面。例如,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连续不断的地震、山区的泥石流和滑坡、洪水泛滥、沙尘暴、草原上的“白灾”(雪灾)和“黑灾”(冬季干灾),常常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受此影响,居民被迫迁徙。汉代因北方草原赤地千里,匈奴被迫西迁。清代黄河泛滥,曾迫使河南、河北、山东的许多居民失去家园,被迫“跑关东”谋生,被称作流民。
研究环境史,既要研究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和灾害,人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所采取的种种自卫措施,同时还要研究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所造成的次生灾害和生态危机。换句话说,就是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影响,去揭示那些表面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这后者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揭示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背后的因果关系,人类便可以预见未来,主动地校正自己的行为,避免或减缓自然灾害和生态灾难的发生。这样,人类便可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这是一项很高的要求,惟其要求高才能表明环境史研究的崇高目的和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点,环境史研究必须目标清楚,方向明确,重点突出,精力集中,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研究与探索。
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山河大地远非其旧貌。只有恢复了自然环境的初始面貌,我们才能知道其变化的幅度,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和坐标。这里所说的初始状态,是就人类历史时期而言的,不包括地质时期。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不相同的,它是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的。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
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只靠文献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手段。孢粉分析、C14年代测定以及考古中的文化地层,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变化,既有自然本身的原因,又有人类的影响。自然变化的本身原因,不是环境史研究的重点,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影响:人类活动在哪些方面影响了自然环境?这种影响的幅度有多大?如果能确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但又不破坏自然的“度”(即临界值),便可以保护自然了。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识,认为开发、利用即破坏。其实并非如此,对树木的合理采伐(间伐),有利于树木的更新;然而,把树木全部砍光,就会出现水土流失。这类现象很多,不胜枚举。(www.daowen.com)
自然科学家由于知识结构的原因,往往强调自然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忽略人类活动的作用和影响。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观点有失偏颇。有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呼吁社会科学家参与自然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这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与个人爱好没有多大的关系。历史学家应当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研究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这是历史学家应当承担的使命。
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人类要生存,要延续后代,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地发展,就必须永不停止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然而,过去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表明,人类既取得了积极的结果,又造成了消极的结果。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属于积极的结果;空气、水资源和大地的污染,属于消极的结果。积极的结果,人们容易看到,而消极的结果,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甚至视而不见,这是造成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环境的不断恶化,反过来又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史研究,要充分揭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以提醒人们不要竭泽而渔,要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以往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途径。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而且必须保证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保证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可续性、再生性。人类要给自然以喘息的机会,使自然不断复苏。笔者无意站在自然的角度去批判人类,然而人类需要反省自己的过错,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走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之路。这应当是环境史研究的崇高目标和任务。
上述只是环境史研究的要点,而非环境史研究的全部。其他有关的研究,应以此为中心,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
环境史研究,既涉及到人类社会,又关系到自然环境,就其性质来说,应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这就决定了环境史的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环境史研究必须充分利用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相关学科相配合,相互借鉴。
这些相关的学科很多,包括地质学、地理学、水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生态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其中,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尤显重要。
地质构造决定了地貌、山脉、河湖、森林、草原的分布。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开荒耕种很容易引起沙漠化和沙尘暴,南方地区耕种历史很长,却未出现沙漠化和沙尘暴,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地质构造的不同。
环境的变迁常常在大地上留下痕迹。例如,大湖在萎缩消失过程中,有时会留下水线和沙堤;还有如树木的年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地貌变迁的线索和证据。有了地理学的知识,就可以让大地开口说话。
在古代的居住遗址和墓葬里时常可以发现古代的石雕作品,这是研究古代人社会生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重要依据。如果没有了考古学知识,这些石雕只是一堆废石而已;如果有了考古学的知识,便可以从石雕上提取许多历史信息。
这些地质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知识都是研究环境史所必需的。没有地质学、地理学的知识,大地怎能开口?没有文物考古知识,又怎能让石雕讲话?长篇巨制的《二十五史》,当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资料,然而《二十五史》中主要是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资料,而有关自然史、思想史、经济史的资料比较少。因此,如果只凭《二十五史》去研究环境史,虽然可以取得一些成果,但其深度和广度却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由此可知,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必须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要有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最好是每个环境史研究者能够主动地不断更新知识,做到文理兼通,成为一名复合型人才。任何知识都是可以学到手的,关键是能否肯花时间,虚心学习。环境史研究的学科特点,决定了环境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这是应当明白的。
另外,环境史研究不能坐在书斋中面壁而谈,必须走出书斋,做野外考察。不亲自看看大自然,怎能确知自然环境再变迁?古人云,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司马迁如果不四处考察,焉能写出不朽的名著《史记》?学科的性质决定了环境史研究必须借助于实地考察。
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日益加深,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是认识深化的结果。作为环境史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个集知识之大成的边缘学科。明白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环境史研究的组织者,或每一位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应当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和思想准备。
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从事历史、考古、民族、环境研究。
景爱(1938—),男,辽宁本溪人,中国文物研究所【收稿日期】 200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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