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评论·

高国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关键词]环境史;资源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主义;美国

[摘 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就研究范围而言,研究的主要问题都属于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的范畴,荒野研究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鲜明的特色,而城市及人工环境则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从价值取向上说,环境史研究具有显著的环境保护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诉求。环境保护主义既使环境史受益,使环境史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意识,同时,它也限制了环境史的未来发展。最后,环境史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时空特点:就时间而言,它研究的主要是近现代;就空间而言,美国环境史优先研究的地域首先是西部,其次是东北部,最后是南部。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Studies before 1990 in the USA

GAO Guo-rong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Before 1990,environmental history studies in the USA shows som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 subject,the value,and the era as well as the region.Totally speaking,before 1990 American-genera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lways confined their subjects to conservation and preservation,and tended to neglect the urban or built environment. In the meantime,environmental history studies before 1990 constantly took on the nature of advocacy influenced by environmentalism,and smacked of a distinctive cultural critique.M oreover,most of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at that time were inclined to study the modern era.In addition,environmental history studies up to date still gives priority to the West,then the Northeast,and then the South.

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印第安人与环境、森林史、水利史、荒野史、人物传记①可参考笔者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环境史学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5。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只能大致勾勒环境史在美国兴起及早期发展阶段的概况,遗珠之憾在所难免。笔者拟结合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美国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一些特点。

从研究内容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问题都属于自然保护(Preservation)和资源保护(Conservation)的范畴。沃斯特在1982年就曾经提到,美国的环境史“倾向于等同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1](p664)。在1990年他提到,“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的环境史是对自然资源保护的研究”[2](p6)。彼得·科茨指出:“在美国和英国,环境史最重要的成果是有关绿色思想和政策的演变。”[3](p16)罗斯曼提到,美国环境史的领域从90年代开始拓宽,“环境史已不再是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4](p9)。

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之所以占据如此突出的位置,首先是由于自然保护运动和资源保护运动是美国历史中的精彩篇章,是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前身。自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推行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政策,相继成立了林业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委员会、民间资源管理委员会、土地管理局等政府机构,先后通过了《黄石公园法》、《阿迪朗达克(Adirondack)森林保护区法》、《林业管理法》、《古迹法》、《国家公园管理法》、《候鸟保护法》、《泰勒法》、《土壤保护法》、《荒野法》等一系列法案。阿巴拉契亚登山俱乐部、塞拉俱乐部、荒野协会、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联盟等民间自然保护组织也相继成立。在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运动兴起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冲突连绵不断,斗争异常激烈,并涌现出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平肖(Gifford Pinchot)、缪尔(John Muir)、马瑟(Steve Mather)、奥尔布莱特(Horace M.Albright)、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一批耀眼人物。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留下过许多惨痛的教训。资源保护运动和自然保护运动作为战后环保运动的两大源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重视也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在早期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海斯、纳什这两位美国第一代环境史学家的深远影响有直接的关系。海斯的《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5]一书,从政治学的角度叙述了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科学技术在森林、水、土壤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6]则从文化史的角度叙述了美国人对荒野的观念转变及其影响下的荒野保护区的扩大。该书从白人登陆北美大陆开始说起,一直写到当前的荒野保护,重在整体把握,勾勒全貌。这两本书堪称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典范,作为奠基之作,开辟了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两大研究领域,以及政治史和文化史两种研究思路。同时它们又比较宏观,许多问题还有待后来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领早期环境史的研究方向。

就资源保护而言,森林资源、水资源受到的关注最多,而对土地、渔业和矿产资源的关注则较少。这首先与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传统有关。从19世纪末以来,森林的科学管理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是美国资源保护的重点。而且,森林水资源开发所引起的景观变化比较直观明显,易于观察;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连篇累牍。相对而言,土壤、渔业等其他自然资源的保护则要滞后许多。就土地资源的保护而言,只是在30年代大平原沙尘暴肆虐的情况下,治理土壤侵蚀才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时任农业部长的本内特(Hugh H.Bennett)因此被誉为“土壤保护之父”。尽管如此,土壤保护似乎更像是一段插曲。而渔业资源保护在自然资源保护体系中就更显得无足轻重。

尽管如此,在谈论环境史的发展时,却不可不提卡特、戴尔的《表土与人类文明》[7]、沃斯特的《尘暴:1930年代美国的南部大平原》[8]和亚瑟的《渔民的问题:加州渔业的生态和法律》[9]。《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从人类与土壤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人类历史上多个文明的兴衰,作者认为,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然资源,尤其是表土——的破坏。《尘暴》叙述了1870年以来对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掠夺性开发,导致这里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尘暴重灾区的生态悲剧,生态视角和文化批判是该书最鲜明的两个特色。[10]《渔民的问题》一书研究了美国加州渔业发展历程中资源、经济和法律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了印第安人、欧亚移民以及现代工业官僚社会在渔业生产与管理上的不同方式,分析了与渔业相关的环境及社会问题,资源管理的理论与政治问题。马克·库兰斯基则在《鳕鱼》[11]一书中认为,鳕鱼改变了世界,没有鳕鱼的充足供应,欧洲扩张的过程将会显著放慢。

相对资源保护而言,自然保护更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青睐、宽容和推崇。总的来看,环境史学家更认可自然保护运动,对它的肯定和褒扬要多于资源保护运动。

首先,与资源保护相比,自然保护的精神内核与现代环保运动更容易相通,与生态学更加契合。资源保护强调对资源的明智利用,强调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更好地为人所用;强调自然资源用于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经济价值,其基础主要是理性主义。自然保护则主张尽量减少人为干扰,保存自然的原状,更强调自然的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其基础主要是浪漫主义。美国现代环保运动是由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发展而来,但其基础是生态学,生态学强调自然是一个系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强调生态的完整性。所以,在环保运动者那里,自然保护更容易得到认可,而资源保护却可能受到质疑。

其次,从历史上来看,自然保护的推行,往往受到资源保护的排挤。在与资源保护的角逐中,自然保护往往败多胜少,这种劣势地位使得它更加容易赢得同情。二次大战后以来,自然保护运动开始扭转其不利地位,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荒野协会等组织成功地阻止了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内回声谷公园(Echo Park)修筑大坝的企图。1964年《荒野法》的通过,更是表明自然保护运动越来越深入人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折性的变化,是因为战后随着美国丰裕社会的到来,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满足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荒野保护就赢得了更多的知音与拥护者,因为“保护荒野对美国意味着一种高质量的生活——那种超越了物质需求的国家福利”①这是利奥波德的话。转引自程虹:《寻归荒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6页。。

在美国,自然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荒野保护。从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以来,荒野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并成为美国环境史最鲜明的特色。科茨指出,美国的环境史学家“对荒野情有独钟,总是倾向于忽视城市或人工环境”,而对欧洲环境史学家而言,他们“更乐意把城市当做要考虑的对象”[3](p22)。还有学者指出,美国环境史“集中探讨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影响”,而在印度、非洲和澳大利亚,环境史学的“最大特点是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为一个环境变化的过程来进行研究”。[12](p110～111)

荒野史研究之所以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大亮点,首先是由于荒野在美国文化和生活之中的重要性。所谓荒野,是指没有开发、没有人烟的那些地方。在白人移民始祖眼里,当他们于17世纪初在普利茅斯登陆的时候,整个北美大陆都属于荒野。征服荒野、征服自然成为推动美国西进运动的狂热信念,并塑造了美国人乐观自信、酷爱平等自由的民族性格。到19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推进,在人类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又带来战争、贫富分化、精神紧张等新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缪尔提出了“世界保存在荒野之中”(在上帝的荒野中,存在着世界的希望[13](p78))的观点,荒野开始成为文明世界的解毒剂。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荒野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方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其次,荒野保护(设立自然保护区)是美国的发明和创造,美国荒野保护区的面积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早在1832年,美国画家乔治·卡特林就呼吁以公园的形式保护西部的自然景观。1872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1906年,美国通过《古迹法》,开始对文化遗址加以保护。1916年,美国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经过一百多年的拓展,到目前为止,美国各类国家公园的总面积,占美国国土面积约3.64%。荒野是美国的象征和骄傲,荒野保护被誉为“美国人有过的最佳创意”,首先被发达国家效仿。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自然保护的思想。尽管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新建的自然保护区却都位于发展中国家”[14](p396)。

最后,荒野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还在于荒野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荒野在现实生活中最接近原始自然,对解答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第一自然、什么是第二自然、自然的演替是否有规律以及遵循何种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至关重要。对这些问题,学界往往见仁见智,不同时期的主导观点大相径庭。而环境史作为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受到了这些争论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罗农发表了《关于荒野的困惑》一文,在环境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主编的《不同的立场》[15]一书则标志着环境史中敬畏自然的时代已经走向尽头。[16](p491)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环境史研究具有显著的环境保护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倾向。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怀特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二战以来的一场文化运动,这场运动表达一种要求——保护自然与环境不受人的破坏”,现代环保主义者经常把许多创造性工作等同于破坏。[17](p171)麦茜特提到:“环境保护主义是保护环境的信念和行动,其动力来自从自然保护到资源保护等多种因素。”[18](p213)

《环境百科全书》对环境保护主义做以下界定:“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伦理和政治观念,它要求把自然环境的健康、和谐和完整置于人们关注的中心。”环境保护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关心环境就是关心人类自己。”环境保护主义强调“生命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强调“所有的生命都神圣不可侵犯,人类有义务关心和敬畏自然”。[19](p307)但环保主义者之间在环境保护主义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

《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主义百科全书》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可以卡逊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作为其兴起的标志。环境保护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嬗变,在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的基础上,开始对污染、健康和可持续性等问题给予关注。它使人们具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意识到自然并不只存在于深山野林,它无处不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污染和公众健康是它早期关注的焦点。后来,它对现代技术,诸如原子能和化学工业也提出质疑。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增长的极限》出版之后,它对可持续性——涉及资源、生态系统、工业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关注也日益增加。它对进步及其是否切实可行、工业社会是否可取都提出怀疑。20世纪80年代前后,环境保护主义重新开始关注传统的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用海斯的话来说,环保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追求美丽、健康与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保护主义不再只关心危险和灾难,也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变化,它在言辞上不再总是消极悲观的,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能源消费限制、产品和原料的循环利用、合理的城市设计、公共交通、自行车、有机农业、饮食结构变化、绿化、生态恢复、远程信息处理、太阳能和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20](p261)

环境史学打上了环境保护主义的烙印,这首先体现在环境史学家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参与的冲动。克罗农指出:“绝大多数环境史学家都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者,大多数著作都有明显的现实关怀,希望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21](p2)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在美国激起了关于荒野保护的争论,在《大自然的权利》[22]一书中,他还提出应该将非人类的生物和它们的共同体逐步纳入道德关怀的范畴。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23]中企图复兴生态思想史中古老的阿卡迪亚传统①阿卡迪亚(A rcadia),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区,后人喻为有田园牧歌式的淳朴风尚的地方。阿卡迪亚传统代表一种整体有机的观点,主张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伦特在《约塞米蒂:作为论战场所的荒野》一书中对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提出了批评。约瑟夫·萨克斯在《无路之山:对国家公园的反思》一书中呼吁,遏止对国家公园的过度开发。怀特的《自然的机器》旨在说明,人类永远也不要指望能完全控制自然。阿什沃思在《五大湖区近期的环境史》一书中号召,政府和公众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家园。麦茜特的《激进生态学》要为激进环保运动提供参考。②A lfred Runte,Y osemite:The Embattled Wilderness. Lincoln,N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 ress,1990;Joseph L.Sax,Mountains without Handrails:Ref 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Parks.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Richard White,Organic Machine.New York:Hill and Wang,1995;William Ashworth,The Late,Great Lakes:AnEnvironmental History.Way 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Caroly n M erchant,ed.,Radical Ecology:The Search f or a Livable World.New York:Routledge,1992.

环境史学与环境保护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还可以通过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危机是文化危机的共识体现出来。在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学者尽管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也逐渐达成一些共识:自然在历史进程中决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角色;有限的自然资源使得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哪怕一点点不经意的行为,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人应该对环境问题负责,环境危机也是文化危机。

环境危机也是文化危机的观念,最早是由环境史学家林恩·怀特提出来的。在1967年,当环境生态危机开始广泛出现在媒体上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24]的文章。他认为,生态危机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能指望仅靠发展科技就能解决。林恩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的讨论。人们大致能够达成共识,即环境问题实质上是文化和价值取向问题。资本主义文化导致了西方的生态危机这一观点,被沃斯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得到了许多环境史学家的认同。

沃斯特认为,现代生态危机最重要的根源不是特定的技术本身,它们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文化,在于世界观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可以称为物质主义文化(或后轴心文化),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仅仅是这种文化发展的表象。物质主义文化具有世俗主义、进步主义和理性主义三个特点。世俗主义使人们不再害怕超自然的力量,使人们从来世转向今生;而进步主要“被看成是经济或技术的提高”,“物质状况的改善,成为生活最重要的目标,比获得灵魂拯救,比学会尊重自然或上帝更重要”,而“理性主义让人对理性充满自信,认为可以发现所有的自然规律并利用它们”,“自然完全成为供人使用的原材料”。总之,在物质主义世界观那里,为获取物质财富而滥用自然和破坏环境是天经地义的。

在沃斯特看来,解决现代化和物质主义文化带来的环境危机的方法,“只能是超越我们的基本世界观,创造后物质主义世界观;既要复兴过去已失去的一些智慧,又不能完全依靠已抛弃的信条。要承认科学高于迷信,但又要尊重自然”。就个人来说,“要抵制病态的过度消费,要反对无限制的经济增长或发展”。[25](p218)沃斯特认为,宗教从总体上都倡导节俭,质疑狂妄和贪婪,因此,在生态危机面前,责备世界上任何一种传统宗教都没有意义。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对传统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东方宗教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沃斯特关于环境危机的有关论述来看,他还是把思想研究置于首位,尽管他将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一是自然本身,二是利用自然的方式和权力结构;三是对自然的观念——视为一个统一的、动态的、辩证的整体。[26](p293)

环境史和环境保护主义之间的联系还可以通过环境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和悲观情绪体现出来。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环境保护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自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意识到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迫切性,频繁发表警世之作①这些著作不胜枚举,这里仅举数种已经有中文译本的作品: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福格特:《生存之路》,张子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芭芭拉·沃德、雷内·杜博斯主编:《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的报告》,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梅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佩西:《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汪帼君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祝友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保罗·艾里奇、安妮·艾里奇:《人口爆炸》,张建中、钱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作品以大量的事实,阐叙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提醒世人如不及时幡然悔悟,改弦易辙,世界末日就会到来。应该说,他们振聋发聩的学说是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的,在使生态意识深入人心方面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可否认,他们的一些提法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他们的许多预言也没有变成现实,但假若由此抹杀这些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功绩,给他们扣上一顶“耸人听闻、恐慌生态学”的大帽子,那也是极其简单片面的。

沃斯特说过:“就我个人而言,长期以来,我一直研究和思索着一个论题,即资本主义既作为一种精神,也作为一种体系,是历史中最具有革命性力量的因素之一,在对生态关系的影响方面尤为明显。”[27](p1145)他提到,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变,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因此,“环境史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计量这些代价,这些代价是什么,谁为此付出代价,为什么要付出代价”。[26](p6)沃斯特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可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之前环境史著作为什么会大量书写关于生态灾难的故事。这样的著作不胜枚举,沃斯特的《尘暴》、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28]就是其中的名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环境史学特别重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自然的影响”[12](p111)。在笔者看来,在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学家尤其重视资本主义对生态的破坏性影响。既然有这样一种先入之见,那么环境史就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史,它叙说的故事都是具有相似性的生态悲剧,必然都是为资本主义破坏生态做注脚。

在90年代以前,环境史学家对现实的批判比较严厉,往往突出人的破坏性作用,消极态度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少。罗斯曼甚至认为,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学中存在一个以沃斯特为首的“悲剧学派”,多相信“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和谐”,“以这种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为参照,现实社会则极其糟糕,大部分环境史著作看起来都沉浸在阴暗的氛围之中”;“强烈的道德诉求像无法摆脱的幽灵”。[29](p24)在这些故事中,伊甸园总是被变成失乐园,人类的历史不是在上升前进,而是不断在走下坡路。有的环境史著作就存在着将过去理想化的倾向,这在有关印第安人与环境的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怀乡恋旧、愤世嫉俗的倾向多多少少地存在着。

环境史学强调工业社会中人对自然的破坏作用,离不开人类生态环境在二战后急剧恶化这一背景。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关于人对自然的影响的看法就迥然不同。

18世纪末期,布丰还把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视为进步,视为对混沌自然世界的有序安排,他说,“今天,全地球表面都有人的力量的烙印,人,虽然从属于自然的力量,但常常比自然做得更多,或者至少是如此令人惊异地协助了自然。正是在我们人的双手帮助下,自然才得到其充分的发展,才逐渐达到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种完美壮丽的境界”[30](p18～19)。

而到19世纪中期以后,马什就已经注意到人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他在1864年出版的《人与自然》[31]一书的前言里指出,本书“要表明人类活动改变地球自然条件的性质及其程度,要指出这种鲁莽行为的危险性和防范大规模干扰自然秩序的行为的必要性;提出恢复已被干扰的协调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并且附带地阐明,人和一切生物一样,都是依靠自然慷慨的赠与来生活的”[32](p185)。

而到二战后公害事件接连发生,人的健康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再加上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就愈益深刻和尖锐。这种批判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借助浪漫主义的手法,以古讽今。到美国国内环境质量,尤其是大气和水质得以改善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环境史学的批判锋芒就趋于缓和。麦茜特提到,“环境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常常与进步—启蒙的历史形成对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环境史都必然把历史看做是原始环境自从人类介入以来就不可挽回地向负面转变的历史。环境史学家的叙述是进步与衰微交织、悲剧与喜剧参半,深思熟虑与鲁莽过失并举。”[18](p213)从整体上看,环境史犹如忧郁的蓝调,伤逝的挽歌。

一味强调人对自然的破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对环境的破坏,有一部分是因为无知。但对自然规律有了科学认识之后,人们就有可能利用它来改善环境。在19世纪和20世纪,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出现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这是由于人们接受了法国工程师法布里于1797年提出的观点,即猛烈的洪水是由于滥伐阿尔卑斯山上的林木造成的。[33](p21)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的《地中海世界的山》[34]一书表明,地中海沿岸山区环境脆弱,最严重的水土流失出现在人类来到这里以前,在人们离开以后,生态环境更趋恶化。这就说明,人是一个稳定的、而非破坏的力量。

其次,强调人对自然的破坏可能会加重一些人的无助感。克罗农在《环境史的作用》一文中提到,“听完美国环境史的课程以后,绝大多数学生深感沮丧。美国环境由好变坏、不断恶化的故事让学生觉得未来希望渺茫,或者根本就没有希望”。克罗农认为,“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关心未来的人,必须抵制这种令人绝望的结论”。[21](p2)克罗农承认,他支持边疆学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能振奋人心,他后来成为美国西部史新特纳学派的代言人,与沃斯特拉开了距离。

在破除环境史的悲观意识方面,克罗农可谓功莫大焉。一方面,他将历史认识论和史学叙事引入环境史领域,强调历史叙述的主观倾向性,强调历史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另一方面,他利用生态学中的混沌理论,来解构和谐稳定的自然神话。既然自然本身就是无序的,那么也就无所谓环境危机,也就无所谓人为的生态灾难。

应该承认,除怀特(Richard White)以外,克罗农是美国环境史学家中意识到历史认识论重要性的少数学者之一,对引导人们更深刻地反思环境史学自身还是必要的。但是,克罗农又走得太远了。刘易斯在《叙说关于将来的故事:环境史和末世科学》[35]一文对克罗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认为,在关乎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生态危机面前,克罗农醉心于玩文字游戏,缺乏是非观念。沃斯特也指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挑战,在我看来,是要摆脱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现代史带给我们的困惑。”[27](p1146)

环境保护主义和环境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既使环境史受益,又使它受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环境史研究就等同于环境保护主义史的研究,侧重于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这便于人们意识到环保运动在美国发展的脉络、杰出人物的远见卓识及其作用,它“将历史从档案中带出,而进入到关于环境问题的现代争论”[1](p664),环境史学的社会价值得以体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保护主义对环境史的束缚日趋明显。

首先,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干扰了环境史这一学科的正常发展。在环境保护主义的影响下,环境史在1990年以前具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色彩。一方面,它“要从学术上证明环保运动的目标是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将资源保护、环境保护主义神圣化,并创造了一些令人崇敬的圣人”。另一方面,环境史“没有摆脱对20世纪60年代的忠诚,没有摆脱对反正统文化运动的欢呼”,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总是和社会有些格格不入,“环境史学家被视为环境行动主义者”。在一些人眼里,环境史具有反社会的特点,它总是攻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而且把人类从历史的中心位置拉了下来。反对环境史的人认为,“它既不是历史又不是科学”。[4](p10)

其次,环境史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密切联系,“人为制造了一个正统,不仅使主题,而且也使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长期以来,环境史局限于研究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而忽视对城市环境、妇女与环境、种族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

科茨提出:“美国的环境史总是倾向于忽视城市或人工环境,尽管城市污染正成为西方环保主义者议程中的重要问题。”[3](p22)美国环境史学家未对城市环境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社会系统来进行研究,或者说是较少考虑城市的自然方面的属性。沃斯特的一席话就很具有代表性。他说:“社会环境应该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之外……人工环境完全是文化的表达,这方面的研究,在建筑、技术和城市史的研究中已经非常成熟。”[26](p292～293)在他看来,城市污染就根本不能算做什么新问题。在90年代以前,即便那些探讨生态思想和美国环境问题起源的著作,对城市污染也很少涉及。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23]一书就非常典型,该书有关二战以前的部分几乎就没有提及城市污染与公共健康问题,仿佛这些问题是在二战以后一夜之间出现的。早期的其他著作,也大概都是如此。

对城市污染和公众健康的忽视,也使环境史陷入困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化是大势所趋,而且城市污染等问题恐怕比荒野保护,对公众的影响更加直接。而如果不回答这些现实问题,或者说对这些问题不加理会,就很难让人信服,只能使环境史研究的路径越走越窄。

当然,环境史总体上对城市污染和卫生问题的忽视,并不等于就没有人意识到城市环境史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海斯、塔尔、麦乐西一直就在努力将城市纳入到环境史研究领域之内。但直到90年代之后,城市问题才真正引起重视,并开辟了环境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城市环境史领域,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36]是奠基之作,这本书把芝加哥及其周围农村地区视为一个系统,探讨了物质与能源在这个系统内外的流动。在《呼唤春天》[37]一书中,城市污染、卫生健康问题才开始被列为环境保护的一个源头,这是该书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在90年代以前的环境史著作中,很少看到妇女的身影。这并不奇怪,因为古今中外,男性中心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妇女的作用总是被忽视,或是被有意地贬低。战后兴起的妇女运动,对提高妇女地位、唤醒女权意识和纠正性别歧视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在美国环保运动的兴起过程中,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卡逊等女性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生态女性运动在战后兴起,它认为,妇女和自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奴役的附属地位,妇女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这几种因素都推动了环境史学对“妇女与环境”的研究。在这方面,不可不提麦茜特、薇拉·诺伍德(Vera Norwood)、弗吉尼亚·沙夫(Virginia Scharff)三位女性环境史学家。另外,还可以参考《妇女和环境史》专刊①　Special interdisciplinary issue on“Women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Review,vol.8,no.1 (Spring 1984).。

环境与种族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在此之前,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并没有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物的环境后果”联系起来,而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则提出了不同种族、不同收入阶层应该平等享有不受环境污染侵害的权利。环境正义运动把环境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联系起来,“反映了美国社会下层,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的切身要求……从某种角度看,环境正义运动可以说是民权运动的延伸”[38](p16)。环境正义运动为环境史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带来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成为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发展的新亮点。《环境歧视:印第安纳加莱的阶级、种族和工业污染》[39]和《美国南部的垃圾倾卸:种族、阶级和环境质量》[40]是这一新领域的两部扛鼎之作。

美国环境史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时空特点。就时间而言,它侧重于近现代,研究的主要是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后的历史。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其建国历史还不到250年,即便从英国开始在北美大陆建立殖民地算起,也不过400年的历史。其次,美国的历程,基本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能够充分显示资本主义在各个发展阶段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是研究环境史的每一个西方学者都无法回避的,也是沃斯特、克罗农等许多环境史学家所要思考的中心问题。沃斯特指出:“我们需要揭示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最强大最成功的经济文化的环境史。我们需要了解它取代了什么,它是怎样改变了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它又是如何影响了自然资源、生物共同体甚至我们所呼吸的空气。”资本主义“使自我利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精神。它教导人们将……`理性的贪婪'奉为圭臬。这一信仰要求一场引发制度、法律和个体行为变化的道德革命。这一资本主义的道德革命如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刚刚开始受到关注。”[41](p11)

美国环境史侧重于研究1500年以来的历史,这和美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基本一致。尽管如此,相对于史学的其他分支而言,它在克服欧洲中心论方面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美国历史教材中,白人到来以前的印第安人及其文化一向付诸阙如。除印第安人以外,白人到来以前美洲的自然地理环境,在美国历史教材里,往往也被一笔带过。就好像是在白人到来以前,印第安人的存在以及美洲的自然生态环境,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印第安人不过是匆匆过客,他们的存在及北美的自然环境,只是白人扩张活动的背景。

白人历史学家之所以长期对美洲土著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及其作用视而不见,是因为白人种族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观在作祟。长期以来,美国人都以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自诩,这种种族偏见就必然使它要抬高白人民族的重要性,而否认土著和其他有色种族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在多元主义文化兴起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史学家克罗斯比在纠正西方中心论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在《生态扩张主义》[42]一书里,它从生物的演化来解释新旧大陆的不同命运。他认为,新大陆后来之所以能够被欧洲征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植物、动物、病菌犹如先遣部队,成功地为欧洲人抢占了地盘。这一观点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它至少说明,北美的土著和生态环境在白人到来之时并不是一张供后来者任意涂抹的白纸。但也应该看到,克罗斯比的解释,即便不是他的本意,也很容易被白人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因为如果将欧洲征服美洲归因于生物扩张的话,那么,欧洲殖民者的罪愆就会被急剧减轻,而土著面对苦难就只能是自怨自艾了。克罗斯比的观点客观上存在着替白人罪责开脱的嫌疑,第三世界的读者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主要侧重于研究近现代史,而对近代以前的历史研究不多。由于近现代史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基本同步,美国环境史学家的这一时间取舍,固然可以突出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但又容易使人误以为,北美大陆在白人到来以前就完全是荒野,从而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差。如果把印第安人连同他们栖居的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的荒野,那么,其他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就可以和印第安人对荒野生态系统的影响相提并论,从而忽视了印第安人作为人,在利用自然和改造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而如果把白人到来以前的北美大陆视为荒野,而把印第安人排除在荒野之外,那么,这种无人的荒野观在实践上又会为现实生活中将印第安人迁出荒野区的不合理政策张目,使印第安人再次遭受离乡背井的苦痛。美国学者理想化的荒野观已经受到欧洲和第三世界许多环境史学者的质疑。[43]

就空间而言,美国环境史优先研究的地域首先是西部,其次是东北部,最后是南部。《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的编者在序言中指出:“美国西部和中西部的环境史学家特别活跃。在这方面的专家包括克罗农、利默里克(Patricia Limerick)、诺伍德(Vera Norwood)、皮萨尼(Donald Pisani)、派因(Stephen Pyne)、怀特(Richard White)和沃斯特(Donald Worster)等人;研究美国东北部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著名环境史学家则包括克罗农、坎伯拉(John Cumbler)、马丁(Calvin Martin)、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斯坦伯格(Theodore Steinberg)和泰勒(Alan Taylor);研究南部的环境史学者则包括考德瑞(Albert Cowdrey)、柯比(Jack Temple Kirby)、西尔韦(Timothy Silver)、斯图尔特(Mart A.Stewart)、格拉韦(Dianne D. Glave)、布卢姆(Elizabeth Blum)。”[44](p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影响力和知名学者的数量而言,美国西部环境史学家在美国环境史学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西部的加州大学、堪萨斯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华盛顿大学、丹佛大学、密苏里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以及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大学都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镇。韦斯特(Elliott West)认为:“环境史是以西部史为基础的,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史就是西部史。环境史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西部史学家也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16](p492)环境史和西部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反映在许多高校在引进环境史的师资时,在环境史专业之外,首先考虑的就是西部史专业。

西部所以备受环境史学家的青睐,首先是由于环境史与西部史之间的密切学术联系。西部史被许多美国学者视为环境史的源头。西部史一贯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强调区域研究。通过特纳(Frederick Turner)、韦布(Walter P.Webb)和马林(James Malin)等学者的不断努力,西部史逐渐打开了通向环境史的大门。特纳的边疆学说,主要强调自然环境对美国民主的塑造,而到韦布那里,地域分析则日臻成熟,同时地理环境几乎成为支配人类生活的主导力量。马林则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削弱了早期西部史学的环境决定论倾向,推行跨学科研究,提出了生态史这一概念,将生态纳入到历史的分析框架之内。但马林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捍卫,使他缺乏生态意识,对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置若罔闻。尽管如此,马林已经打开了通向环境史的大门,在著名环境史学家怀特看来,马林“很可能是现代环境史的创始人”[45](p297)。

西部对环境史学家的吸引力,还在于其典型的地域特征。

首先,西部自然和社会特征都非常明显。美国西部地区,气候干旱,是印第安人及其保留地最集中的地区;“西部城市化程度在全国最高”,但人口密度最低,“每平方英里人口不超过6人”[46](p95)。在干旱少雨的西部,环境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明显激烈;“西部浩瀚的地域和集中的人口,使原因和结果容易分离,并更容易解释”[16](p491)。一提到自然,美国人就很容易把它同地广人稀的西部联系起来。

其次,西部对联邦政府的依赖比其他地区更多。直到现在,西部地区在经济结构上依然严重依赖于农业和采矿业,它的高技术产业和军工企业大都是在二战以后由联邦政府扶助兴建的。联邦政府控制了西部土地的50%以上,在内华达为87%,在阿拉斯加更高达96%。[47](p149)对环境史学家而言,西部的重要性还在于,联邦政府的自然保护与资源保护政策,是在西部率先推行的,西部是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最集中的地区。

再次,西部塑造了美国精神,西部神话总能激发美国人的无限向往,并勾起人们对这个国家历史的浪漫回忆。西部相对破旧、腐败和堕落的欧洲和美国东部而言,是一片净土和圣地,“在17、18世纪,西部在美国人的想像中是一块充满着无限机遇的土地,象征着自由的精神,是一个避难的场所;19、20世纪又成为照亮全世界人民的灯塔,也为东部人民提供一个纯洁心灵的精神寄托”[48](p64～65)。

最后,西部见证了美国的崛起和强盛及其付出的代价。美国西部史学家汤普逊说过:“西部是在美国立国后被英裔美国人征服的,它作为个案,可以清晰并深刻地揭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如何实行征服以及联邦政府为此如何发挥核心作用……它最易于表明征服的阴暗面,在20世纪晚期显示征服北美大陆的不确定的和有害的后

果。”[46](p95)

在西部以外,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也是环境史学家关注较多的一个区域。其所以如此,与新英格兰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很大关系。

首先,新英格兰素以清教主义闻名,最早是由清教徒建立的。清教徒在欧洲饱受迫害,他们要按照清教主义的理想,在新英格兰建立“山巅之城”,即人间天国。清教徒比较务实,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自由、平等和权力制衡。它还鼓励发家致富,勤俭节约。清教主义后来成为美国的立国基础。新英格兰作为美国文明的摇篮,历来就为人们所重视。[49]

其次,东北部,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在美国历史发展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它是美国工业革命开始最早的地区,这里是美国制造业特别集中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东北部和中北部享有“美国制造业带”的美誉。东北部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对研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生态影响的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比较理想、比较典型的区域。(www.daowen.com)

最后,东北部文化底蕴深厚,文教事业在全国名列前茅,这里汇集了美国历史最悠久、师资科研力量世界一流的常青藤名校,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康奈尔、布朗等著名学府。仅就耶鲁大学而言,它培养和输出了沃斯特、克罗农和利默里克等一批著名的环境史学者。

相对而言,关于南部的有影响的环境史著作就屈指可数,主要包括《南方这片土地:环境史》、《南部大西洋沿岸森林:印第安人、殖民者和奴隶》、《媒体制造的南部:美国想像中的南部》、《美国南部乡村世界的消失:1920～1960》、《黑山山脉及其米切尔峰:美国东部最高峰的环境史》。①A lbert E.Cowdrey,This Land,This South:An Environmental History.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3;Timothy Silver,A New Face on the Countryside:Indians,Colonists,and S laves in South Atlantic Forests,1500～18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Jack Temple Kirby,Media-Made Dixie:The South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 ress,1978; TimothySilver,MountMitchellandtheBlack Mountain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Highest Peaks in Eastern Americ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 orth Carolina Press,2003.就影响和声望而言,南部环境史学家远远不及西部和东北部学者。这种状况之出现,或许与南部在全国经济、教育中的落后地位有直接关系,而不是因为南部缺乏区域特色。南部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发展种植园经济,曾经使种植园主能够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悠闲自在是南部社会的一个特点,但这个看似和谐的农业社会一度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即便到现在,种族歧视还是比较严重。这些都是南部社会的典型特点。南部社会的这一特点在南部环境史研究中也有所反映,种植园经济的生态影响便是南部环境史探讨较多的一个主题。②主要著作有:Pete Daniel,Breaking the Land:The T ransformation of Cotton,Tobacco,and Rice Cultures since 188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 A llan Kulikoff,Tobacco and Slaves: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Cultures in the Chesapeake,1680～1800. Williamsburg,VA: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John Hebron M oo re,The Emergence of the Cotton K ingdom in the Old Southwest:Mississippi,1770 ～1860.Baton 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 Press,1988;Joseph P.Reidy,From Slavery to Agrarian Capitalism in the Cotton Plantation South:Central Georgia,1800～188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 orth Carolina Press,1992.

相对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兴盛而言,关于美国环境通史和世界环境史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在90年代以前问世的美国环境通史类著作,只有佩图拉的《美国环境史》一种;在世界环境史领域,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沃斯特的《地球的终结》③Joseph M.Petulla,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olumbus:Merrill Pub.Co.,1988;Wiliam H.Mc-Neill,Plagues and Peoples.Garden City,N.Y.:Anchor Press,1976;A.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 pansion ofEurope,900～19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则是屈指可数的几本著作。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环境史兴起和早期发展阶段,从事地方研究和区域研究更加切实可行。

从20世纪90年代起,由美国学者④　在美国之外,汤因比晚年对环境问题比较关注,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环境问题有所涉及。其他值得关注的著作还包括:I.G.Simmons,Environmental History:A Concise Introduction.Cambridge,MA:Blackwell,1993;I.G. Simmons,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Cultur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Oxford:Blackwell,1996; W.M.S.Russell,Man,Nature and History.London:Doubleday,1968.在世界环境史领域比较成功的最新成果包括:英国学者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德国学者拉德卡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撰写的美国环境史和世界环境史的著作都在增多,美国环境史方面包括约翰·奥佩的《自然的国家》、麦茜特的《美国环境史中的主要问题》、《美国环境史:哥伦比亚指南》、斯坦伯格的《深入地球:美国历史中自然的作用》①John Opie,Nature's Nation:An Env 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Fort Worth,TX:Harcourt, 1998;Carolyn Merchant,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93;Carolyn Merchant,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New Yo 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Theodore Steinberg, Down to Earth: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等;世界环境史方面则包括休斯的《地球的面貌:环境和世界史》、《世界环境史》、麦克尼尔的《阳光下的新生事物》、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②J.Donald Hughes,Face of the Earth: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Armonk,N.Y.:M.E.Sharpe, 2000;J.Donald Hughes,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 fe.New York:Routledge,2001;John M cNeil,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New York,NY:Norton,2000;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总的来看,宏观研究仍然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早在1982年,沃斯特就呼吁环境史研究的国际化,但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出版的著作较90年代之前增加了百倍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屈指可数的几本美国环境通史和世界环境史著作更突出了宏观研究在环境史领域的滞后。微观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若不加以综合,就可能支离破碎,不利于整体把握。目前,环境史研究的碎化已经招致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50](p798)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借助蔚为大观的微观研究的成果,高屋建瓴地考察和总结一些具有全局性和规律性的普遍问题,比如美国环境史和世界环境史的分期问题、不同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史的研究方法等,就有可能推出鸿篇巨制,将美国环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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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国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池豫】

Key Words:environmental history;conservation;preservation;environmentalism;USA

收稿日期 2005-07-21

[中图分类号]K712.54;K097(712)=5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2-01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