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靈應小説的佛教史學價值 ——以《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爲例
一、前 言
功德記、感應記、靈驗記、冥報記等一類作品,乃指向佛、菩薩祈禱、懺悔;或念佛、誦經、造經、造像之後,出現感通、靈異等神異經驗的記述。六朝以來,此種志怪與宣揚因果報應的説教合流,促使志怪小説的創作成果更加豐碩,甚至成爲教徒們宣揚宗教的利器。尤其虔誠的佛教徒衆,往往蒐羅有關宣揚教義及奉佛感應的故事,編纂成書,以爲“輔教之書”,如《世説新語》作者劉義慶的《宣驗記》就是較早的一種。其後蔚爲風氣,數量大增,如朱君台《徵應傳》、王延秀《感應傳》、張演《續觀世音應驗記》、范晏《陰德傳》、王琰《冥祥記》、蕭子良《宣驗記》、陸杲《繫觀世音應驗記》、王曼穎《補續冥祥記》、劉泳《因果記》,顔之推《還冤記》、《集靈記》,釋亡名《驗善知識傳》及釋淨辯《感應傳》等均是。
唐代是中國佛教的全盛時期,此種作品更發展而成爲唐人小説的另一特色。唐臨(601—661?)的《冥報記》即爲唐代著名的佛教小説。此書撰成於唐高宗永徽三年(653)。據他的自序説:“昔晉高士謝敷、尚書令傅亮、太子中書舍人張演、齊司徒從事中郎陸杲,或一時令望,或當代名家,並録《觀世音應驗記》,及齊竟陵王蕭子良作《宣驗記》、王琰作《冥祥記》,皆所以徵明善惡,勸戒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寤。臨既慕其風旨,亦思以勸人,輒聞所録,集爲此記,仍具陳所受及聞見緣由,言不飾文,事與揚曤,庶人見者能留意焉。”可見此類宣傳佛教信仰的作品種類繁多,或以“記”稱,或以“傳”名;内容皆以佛教因果報應思想爲基礎,藉動人的神異故事以宣揚佛教的靈驗,期能誘導世人信奉受持。
由於感應故事較之義理深奧的經論,更易爲一般庶民所接受,尤其故事情節曲折,内容豐富有趣,深具感染力與説服力;因而自來高僧大德每有留心集録,如唐道世編《法苑珠林》及道宣編《集神州三寶感通録》等,即爲此類作品的結集。事實上,此類故事隋唐以來即普遍流傳,且隨處而生。故事内容或涉荒誕,然頗有深具文學特色者。就其寫作方法而論,當屬志怪小説之流。宋李昉編的《太平廣記》卷三七五至卷三八六“再生”類中即收有“皇甫恂”、“裴齡”、“六合縣丞”、“薛濤”、“鄧成”、“張瑶”、“梁甲”、“楊師操”、“盧弁”、“崔紹”等佛教靈應故事;宋洪邁《夷堅志》中亦收録不少同類的作品,足見感應記實具神怪小説之文學特質。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大批唐五代寫本文書,其中保存有爲數可觀的佛教感應故事。有中原地區流傳至敦煌的,也有敦煌地區所産生的;有見存於佛教史傳感應記的,也有爲現存感應記諸書所未載的。就内容而言,有持誦佛經而感應的,有抄經造經而感應的,有造塔感應的,有念佛而感應的,有鳴鐘而感應的等。就主旨而言,有以還魂故事爲主題鼓吹抄寫《普賢菩薩説此證明經》的感應故事《黄仕强傳》,有宣揚抄造《金光明經》的《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等,均屬《冥報記》一類的作品。
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志怪小説已深受佛教影響。此類故事中,宣説冥司爲凡人死後必至之所,閻王總結其生前一切善行惡業,以定其轉生輪迴。凡造惡業者即入冥府地獄受刑罰。由敦煌文獻中可看出,此種冥判觀念已漸趨成熟,至五代、北宋而臻定型;其後更成爲話本小説的主要題材,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中的“討番押金鰻産禍”及《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的“屈突仲任酷殺衆生,鄆州司馬冥全内地”即承繼此一觀念。而《太上感應篇》、《陰騭文》、《功過格》、《玉曆寶鈔》、《地獄遊記》等一類善書,亦每每以此爲張本。所以陳寅恪先生在〈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一文中説:
至《滅罪冥報傳》之作,意在顯揚感應,勸獎流通,遠托《法句譬喻經》之體裁,近啓《太上感應篇》之注釋,本爲佛教經典之附庸,漸成小説文學之大國。蓋小説雖號稱富於長篇鉅製,然一察其内容結構,往往爲數種感應冥報傳記雜糅而成。若能取此類果報文學詳稽而廣證之,或亦可爲治小説史者之一助歟。
近代敦煌學研究者亦多將此類作品視爲小説,如周紹良先生在《敦煌文學》“小説”一節中,即多方論及此類作品;①張先堂在《敦煌文學概論》第十章“敦煌小説”中亦立“敦煌佛經感應記”一節以論述;② 柴劍虹《敦煌古小説淺説》③ 亦論述此類小説特質。而本人多年來一直對敦煌文獻中總數七十多件的佛教靈應故事進行整理與研究,發現此類文獻具有:“冠經首流通”、“中原與敦煌並行”、“故事與經變相應”、“内容深具史傳意義”等特質;同時亦具有“豐富唐五代佛教小説的內容”、“可覘靈驗故事並經流傳的原貌”、“可資考察佛教疑僞經形成的原因”及“考察民間佛經流行的情況”與“尋繹民間信仰發展的脈絡”等學術價值與研究意義。④ 因此先後曾就《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釋智興鳴鐘感應記》、《龍興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等相關問題分别撰文,論述其文學特質與意義,更留意其於佛教文獻學與佛教史學上之價值,以下謹以《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爲例,論述此類文獻在中國佛教史學的價值。
二、敦煌寫本《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概述
《金剛經》一卷,具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經自鳩摩羅什於姚秦弘始四年(402)譯出後,至武后長安三年,三百年間,曾經八譯,而唐、宋以來注解者,不下百餘家,是中國佛教史上讀誦、受持、書寫流通最爲廣泛、普遍,且具有豐富持誦靈驗傳統的經典。
庋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寫本P.2094號的《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寫卷,係一長卷,高25.1至26.3厘米,全長838.1厘米。内容計抄録有:《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功德》、《奉請八大金剛文》、《大身真言》、《隨心真言》、《心中心真言》、《金剛兒咒》、《佛母咒》、《文殊菩薩心中真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字體工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經文與經文前各部分字迹不一,當分别出自二人所抄。
第一部分爲《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首尾俱完,計156行,行約19至24字。首題:“《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下原有“奉達書”三字,塗去。第2行至第149行,計抄録19則持誦《金剛經》的靈驗事蹟。第150至151行作“更有持《金剛經》得驗者挍多,文繁不具多載者也。”;第152至156行則作“以此前件驗之,假令有人將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者,不如流傳此經,功德最勝。昔有人書寫《金剛經》受持誦讀,亦令餘人書寫流布,譬而(如)一燈燃百千萬燈,幽冥皆照,明終不絶。若能抄寫此文,牓於寺壁者,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第156行下至183行爲《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功德》;184行至202行分别爲:《奉請八大金剛文》、《大身真言》、《隨心真言》、《心中心真言》、《金剛兒咒》、《佛母咒》、《文殊菩薩心中真言》。其後有三行小字題記作:“于唐天復八載,歲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達寫此經,讚驗功德記添之流布;後爲信士兼往亡靈及見在父母合邑等,福同春草,罪若秋苗,必定當來,俱發佛會。”以上字迹相同,係出一人之手。
自第206行起至518行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首尾俱完。字體較前工整,係不同卷粘貼銜接而成。每紙25行,行17字。首尾題均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末尾題下有三行題記作:“布衣弟子翟奉達,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數及真言,於此經内添之,兼遺漏分也。”經文夾行有添寫區分,自“法會因由分第一”至“應化非真分第卅二”。題記與添寫字迹均與前《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等相同,而與《金剛經》經文不一。是此卷《金剛經》經文非翟奉達所抄,乃翟奉達據一般抄經依西川印本添寫分數及遺漏分六十字。⑤
三、唐代《金剛經》的流行與《金剛經靈驗記》
(一)《金剛經》的普及
近代中國佛學研究,主要特徵有三,即:史學的研究、哲學的研究及文獻學的研究。史學的研究是根據可靠的歷史資料,正確地反映歷史真相;而中國佛學的來源與發展正是佛教史學的根本問題。按:中國佛學的來源,基本上是依靠傳譯和講習,而譯經的先後與經典思想發展關係的混淆,更是中國佛教史與印度佛學史的重大差别。⑥ 中國佛教譯經的狀況,可據歷代經録來考察;佛經的講習則可從歷代僧傳的《誦經篇》、《讀誦篇》獲得信息。不過這些多屬於上層佛教的信仰活動,至於佛教在民間實際的發展概況及其弘揚信奉的經典與思想情形,則當從感應傳、靈驗記、功德記、冥報記等一類的作品進行析論。因此,譯經、講習、信奉三者相互參照,對中國佛學經典流通與發展的歷史,當有較爲清晰的脈絡。
《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一類的作品,旨在宣揚受持、讀誦《金剛經》的神力,其産生與《金剛經》的流行息息相關,彼此推波助瀾。按:《金剛經》,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或稱《金剛波羅經》,意謂以金剛不壞之志與大智慧之心乘渡彼岸。它是佛經中流行最廣的一部,也是大乘經典中最爲重要的一部。尤其此經普遍流行,引起廣泛研究後,更成爲般若經典中最適合讀誦的一部。按:此經傳入中土,先後曾有以下幾種譯本:
後秦鳩摩羅什譯 (402年出)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陳真諦譯 (562年出)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隋笈多譯 (590年出)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
同譯 (613年出) 《金剛般若論》
唐玄奘譯 (648年出)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同譯 (663年出)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會
(能斷金剛分)第557卷
唐義淨譯 (703年出)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三百年中,曾經八譯,不難看出此經流行之情況與佛學的發展趨勢。特别是禪宗自梁菩提達磨於嵩山少林寺開創,始奉宋求那跋陀譯的《楞伽經》爲印證,傳法慧可、僧燦。隋唐之際,四祖道信參以“般若”法門,其後五祖弘忍以《金剛經》授徒,時勸僧俗持誦。唐咸亨年間,慧能因鬻柴棄學,不識一字,由聞誦《金剛經》而感悟,乃投五祖門下,其偈作“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直揭心性,因得弘忍傳授法衣,遂爲禪宗“六祖”。惠能倡導頓悟,不專坐禪,對於《金剛經》更加推重,禪宗因之弘大熾盛,《金剛經》也因之更加普遍流傳。⑦此外,唐玄宗曾御注《金剛經》,這對《金剛經》的普遍流行是有積極的作用,陳祚龍《關於李唐玄宗御注金剛經》中即云:“玄宗的御注和張九齡的請推行内外傳授,使《金剛經》的流行,在當時如日中天,佛門弟子競相讀誦傳抄,法師高僧們,登座敷演,以應聖舉,是很可能的事實。”⑧ 而唐代《金剛經》盛行的情形,我們可從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有關《金剛經》的資料,顯現著寫本多、注疏多、印本多,以及《金剛經》的俗講經文與有關《金剛經》的讚頌等文獻,似乎可以得到相當的反映。
(二)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
敦煌爲佛教勝地,莫高窟藏經洞所遺留下來的寶貴資料,當然以佛教經典佔絶大多數,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在敦煌的佛教經典中也佔大多數,屬於最爲通行的五部大經之一。英國的翟理斯在《敦煌六百年》⑨ 一書中,以英藏敦煌佛經中有年代的寫本進行統計,得知7世紀中期以前《涅槃經》較爲流行;其次則爲《法華經》;再其次纔是《金剛經》。敦煌學前輩王重民《記敦煌寫本的佛經》一文中即曾約略調查統計,説:
隋唐時代最通行的五部大經,即《大般若波羅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和《維摩詰所説經》。到了唐代末年《妙法蓮華經》中的第二十五品——《觀世音經》和一部僞經《佛説無量壽宗要經》(亦稱《大乘無量壽經》),在敦煌特别流行,寫本也就特别多。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北平圖書館藏一四一二卷,斯坦因劫往倫敦的有七五九卷,共二一七一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兩處共有一四一七卷(北平九二八卷,倫敦四八九卷)。⑩
敦煌文獻流散世界各處,公私均有,確估不易。兹以北京圖書館、英國倫敦不列顛圖書館、法國巴黎圖書館及俄國列寧格勒等四大收藏處所藏的《金剛經》,粗略估計,以供參考。北京圖書館藏,根據《敦煌劫餘録》統計,凡938號。其中鳩摩羅什譯本928號,菩提流支譯本8號,真諦譯本2號。另《敦煌劫餘録續編》則有53號;英國倫敦藏,計有602號(翟理斯目録533卷,黄永武先生補遺69卷);法國巴黎圖書館,依目録第一册、第三册、第四册,計有53號;俄國列寧格勒藏,以目前公布的兩册目録所録,則計有174號。總的來説,敦煌遺書中,《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寫本數量之多,可説僅次於《妙法蓮華經》與《大般若經》,而8種譯本中,以後秦鳩摩羅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最爲通行,其他譯本爲數甚微,均不超過10件。
除了寫本多之外,《金剛經》的注疏,數量也相當可觀,僅依一般藏經目録所載,即多至六七十種。此一現象,實非其他佛教經典所能比擬。敦煌寫卷所保存的《金剛經》的注疏一類寫卷,也多達八九十號。單以《大正新修大藏經》古逸部所録,就有:《梁傅大士頌金剛經》、道氤《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寶蓮《金剛映》、曇曠《金剛般若經旨讚》、不知名《金剛經疏》、《金剛般若義記》、《金剛般若經疏》、《金剛般若波羅蜜傳外傳》、《金剛般若經挾注》。不僅有各種不同譯本、寫本、注本的流傳,同時於寫本外,敦煌遺書中還保存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刻本。英藏有題記“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的刻本《金剛經》,爲今日印刷史上極爲寶貴的資料。此外,巴黎敦煌遺書中也有唐代書法名家柳公權書寫上石的拓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其題記有:“長慶四年四月六日,翰林侍書學士朝議郎行右補闕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柳公權,爲右街僧録準公書,强演邵建和刻。”
另外,北京、倫敦、巴黎均藏有五代“西川過家真印本”的《金剛經》。凡此種種,在在證明了唐五代敦煌僧俗競相抄寫讀誦此經的盛況。
吴其昱先生曾據《西域文化研究》Ⅰ中芳村修基等編《敦煌佛教史年表》,將4世紀至10世紀中,《法華經》、《金剛經》、《涅槃經》、《佛名經》、《維摩經》、《金光明經》等幾部重要經典抄本出現情形統計,表列以明諸經盛衰消長之一斑,兹轉引以資參考,如下:
上表除少數唐以前的寫經外,可以看出唐、五代、宋初佛經的流行狀況。而《高僧傳》中的《誦經篇》與《續高僧傳》、《宋高僧傳》的《讀誦篇》,對各高僧所讀誦的經典做一考查,亦可持與寫經流通的狀況相互映證。
此三種《高僧傳》所代表的時段,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三個主要時期,第一期:公元519年以前,第二期則爲519—665年,第三期則是665—988年。就上表而言,《法華經》是各時期均流行的經典,《維摩經》盛於中期,《金剛經》的誦讀則特别盛行於後期,即唐高宗至宋真宗這個時段。
今所知見敦煌寫本有關《金剛經》的題記,根據池田温教授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可以判斷抄寫年代的相關寫卷,計有90件。其中唐以前僅有2件,均爲隋代。最早的爲天津博物館藏“大業九年(613)四月廿六日抄訖”;其次爲英藏S.2605“大隋大業十二年七月廿三日清淨優婆夷劉圓淨敬寫此經”。其分布的年代爲:7世紀20件;8世紀26件;9世紀18件;10世紀27件。又據現存敦煌莫高窟492洞所遺留下來的經變圖來看,有“金剛經變”的,計有:第18、85、112、135、138、144、145、147、150、154、156、198、236、240、359、361、369等17鋪,其中屬於中唐的有8鋪,中晚唐的有1鋪,晚唐的有8鋪。此與題記抄寫年代的狀況與上述情形亦相吻合。
(三)《金剛經靈驗記》的産生
佛教以寫經、施經爲功德,此實爲佛經流通的主要助力。《金剛經》的普及與抄本流通量之大,另一重要原因,即在於此經的持誦功德。所謂“持誦”,是反復念誦某種詞語,有持名念佛、持咒、誦經等。佛教徒誦經是屬於念誦入定法的一種。一般以爲佛經乃佛陀親口宣説,具有無限神力,大乘經典中尤多處宣説讀誦受持大乘經典的功德。因此,乃有專以誦經爲主要修持課目的。他們往往限定遍數,長期甚或終身反覆地讀誦一經,更容易在讀誦過程中不知不覺地進入靜定。在歷代的佛教史傳中不乏由誦經而入定、開悟之事例。冉雲華教授在《諷誦的力量》一文即云:
誦經是中國佛教的一大法門。誦經者數量慢慢增加,其效果也由於時代的流傳而予以渲染。被誦讀的經典之發展是很有意義的,可以被視爲中國佛教的寒暑表。它顯示出教理及修持方法的盛衰。在早期有關於佛陀生平的經典最受歡迎,在中期以《法華經》佔優勢且有長久的影響力。
《華嚴經》也有相等的地位。《金剛經》是晚期出現且頗富戲劇性,《阿彌陀經》也是同樣的情形。注意《金剛經》也是極有趣的,它極受佛教僧侶的歡迎,不僅在教理上,在修持上也是一樣。一些特殊的記録顯示此經能有起死回生的作用,而功效尚不只此。
在《金剛經》的經文中一再强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而《持經功德分第十五》更説:
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説?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大乘者説,爲發最上乘者説。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説,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説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漢傳佛教對於《金剛經》的持誦,除《金剛經》中所陳述的原因外,更在於民間普遍以爲持誦此經可獲致神奇效應。當然在佛經中除《金剛經》外,還有《法華經》與《華嚴經》等也是民間經常諷誦而有靈驗的經典,尤其《法華經》中的《普門品》,後來發展爲《觀世音經》。但整體而言,持誦佛經的靈驗事蹟仍以《金剛經》爲最。這也是《金剛經》之所以爲中國佛教最受矚目的經典的主要原因之一。
《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等一類作品,更記録了受持、讀誦、講説《金剛經》而得到救護、復活、延壽或滅罪等神奇靈應功德的見證。尤其將此類靈驗功德的見證,抄撮安置於經前以流通散布,其明顯現實的利益,極具勸誘作用,此種手法,在佛經流傳的初期經常被用來鼓吹抄寫、受持、讀誦的。如講温州治中張居道還魂故事的《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冥報傳》,抄在《金光明經》前,視爲經文,一併流通;《黄仕强傳》則抄在《普賢菩薩證明經》前,一併流通等情形。對於此經的推廣,實具推波助瀾之功。
四、《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遺漏分添六十字”
P.2094第206行至518行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在第452行添寫的“遺漏分添六十字”下有: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説是經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者,如來説非衆生,是名衆生。
而在此經尾題下有題記:“布衣弟子翟奉達,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數及真言,於此經内添之,兼遺漏分也。”是知此60字係翟奉達據西川印本添寫上去的。王重民《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敘録曾云:
《金剛經》跋云:“布衣弟子翟奉達,依西川印出本內,抄得分數及真言,於此經内添之,兼遺漏别(財按:原卷作分)也。”《功德記》跋云:“于唐天復八載,歲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達寫。”則經爲奉達據印本所校,記爲奉達所寫也。其刻本《真言》,伯希和曾得一份,著録在四五一五號。然爲天福十五年刻本,奉達所據乃天復八年以前,刻於西川者。别詳拙作《唐末五代西川刻本考》中。
按:王氏《唐末五代西川刻本考》一文未見,據敦煌遺書題記得知有關西川印本資料有:
北京圖書館藏:
有字9號 西川過家真印本 丁卯年(907)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寫流傳。(www.daowen.com)
英國倫敦不列顛圖書館(British Library)藏:
S.5444 西川過家真印本 天祐二年(905)歲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老人手寫此經流傳信士。
S.5450 西川真印本 爲一切怨家債主,所有污泥伽藍,一切重罪,悉得銷滅。
S.5451 西川過家真印本 天祐三年(906)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刺血寫之。
S.5534 西川過家真印本 時天復五年(905)歲次乙丑三月一日寫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
S.5544 西川戈家真印本 辛未年(911)正月,奉爲老牛,神生淨土,彌勒下生,同在初會,俱聞聖法。
S.5669 西川過家真印本 天祐三年(906)丙寅二月三日,八十三老人刺左手中指出血,以香墨寫此金經流傳。信心人一無所願,本性實空,無有願樂。
S.5965 西川過家真印本 天復(祐)二年(905)歲次乙丑十二月廿日,八十二老人手寫流傳。
S.6726 西川過家真印本 丙戌年(926)四月十七日,寫經弟子兵馬使氾安寧年可七十二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Bibiotheque Nationale)藏:
P.2876 西川過家真印本 天祐三年(906)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手寫此經,流布沙州,一切信士國土安寧,法輪常轉。以死寫之,乞早過世,餘無所願。
P.3398 西川過家真印本 大晉天福八年(943)癸卯十一月十一日學仕郎陰彦清發心自手寫此尊經,劉傳士信。
P.3493 西川過家真印本 天福八年(943)依西川過家真印本校寫。這些都是五代時期,但真正屬於印本原本的不多,大部分只是依西川印本抄録,主要由於此時印刷方興,甚爲寶貴,獲取不易。其抄録之後所以要標“西川過家真印本”,蓋以其在時人心目中“西川印本”具有標準典範的權威地位。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般流行本爲鳩摩羅什譯本,西川印本也是。一般抄本不分分數,而西川本則多標分“法會因由分第一”至“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三十二分,此種分數,相傳爲梁昭明太子蕭統所分。西川本在“非説所説分第二十一”的後半有“加冥司偈六十字”,翟奉達依西川本則作“遺漏分添六十字”,二者内容文字相同,即: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説是經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者,如來説非衆生,是名衆生。
法藏敦煌拓本長慶四年柳公權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則既無分數,亦無此段添寫文字;唐長安宫廷寫經如S.36咸亨三年抄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無三十二分標目,但各分間有以句末空格、换行區分,然亦無所謂的“遺漏分”“冥司偈”文字;而“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刻本,則無分數,然於“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前亦有此段文字,唯“説是經法”,咸通本作“聞説是法”;宋雍熙二年刊本則亦標分爲三十二分,“非説所説分第二十一”後亦有此段文字,但無標目,且爲六十二字,除“説是經法”作“聞説是法”外,“須菩提衆生者”作“須菩提衆生衆生者”,當是衍文。此外,於此段文字後有三行小字“從此慧命須菩提至此六十二字,是長慶二年上都大温寺靈幽死後還魂云:冥司奉敕加此。見偈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記”。今各《金剛經》傳本無論有無分數,均有此添加之62字。
此62字或60字經文的添加,何時開始?如何産生?在《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的第九則“大温寺僧靈幽死後還魂”事中,即有詳述“冥司偈”的因由説:
昔長安温國寺僧靈幽忽死,經七日,見平等王。王問和尚曰:“在生有何經業?”靈幽答曰:“持《金剛經》。”王遂合掌請念,須臾念竟。王又問和尚曰:“雖誦得此經,少一偈者何?”靈幽答王曰:“小師只依本念,不知缺何偈。”王曰:“和尚壽命已盡,更放十年活。此經在濠州城西石碑上自有真本,令天下傳。”其僧衽活,具説事由矣。
按:靈幽此一事蹟亦見於《宋高僧傳》,唯内容不如《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所載來得質樸而具民間傳説故事性。翟奉達歷任沙州州學博士、沙州節度使,爲沙州著名的曆學家,其既“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數及真言,於此經内添之,兼遺漏也”。而其抄録之《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中復載有“遺漏分六十字”之因由“靈幽冥司偈”事,並將二者合爲一卷流通,當是希望他人以此爲據抄寫流布。
五、後世《金剛經靈驗記》的流行
敦煌寫卷除了P.2094《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外,有關《金剛經》靈驗故事的寫卷也時有所見,如P.4025中即録有“朱士衡”及“陳昭”兩則,而S.4037亦有一則不見於《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的,即:
李慶者,唐州人也。好田獵,殺害無數。忽會客來,殺豬、雞、羊數頭。客散後,卒亡,經三日復生。具説云:“初到冥間,見平等王,王曰:‘汝殺生何甚多,有何功德?’慶答曰:‘誦持《金剛經》。’王即合掌,舉經題目,怨家便得生天。王即遣人送歸,至門時復生,年八十歲而終。
這足以想見當時靈驗記流行的風氣,王重民《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敘録即云:
自兹以降,《法華》、《觀音》等經,均有斯作,道徒效風,《文昌》《陰騭》等文,亦有嗣響。溯其淵源,均當以是書爲濫觴也。
其實,唐代的應驗小説中,以宣揚《金剛經》的爲多,而六朝小説中的佛教應驗小説則多爲宣揚“觀世音”的應驗小説,如宋傅亮的《光世音應驗記》、張演的《續光世音應驗記》、齊陸杲的《繫觀世音應驗記》等,這正可説明六朝期間《法華經》的流通,促使觀世音信仰及《觀世音三昧經》與《高王觀世音經》的盛行。除了“觀世音靈驗”之外,也有《法華經》靈驗事蹟。而自初唐起則轉爲《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的盛行,禪宗五祖弘忍(602—675)以《金剛經》傳六祖慧能(638—713),而後禪宗發達,持《金剛經》更成一時之風尚。加以唐玄宗的大力提倡,如敦煌寫卷中即有《御注金剛經》、道氤的《御注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宣演》及《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其讚有:“金剛一卷重須彌,所以我皇遍受持;八萬法門皆了達,惠眼他心踰得知。皆談新歌是舊曲,聽取金剛般若詞。開元皇帝親自注,至心頂禮莫生疑;此經能除一切苦,發心天眼預觀知。”凡此正可與唐代宣揚《金剛經》應驗的小説之發達相互印證。
在今所得見的五代西川印本中,之所以《金剛經》的刻本或轉抄本最多,也顯示出當時人們持誦《金剛經》的風氣熾盛,經生抄寫,已供不應求,於是乃有刻本、印本的産生。而其受持、讀誦,神奇經驗見證的功德記,無疑具有相當大的鼓吹作用。
隨着唐代宣揚《金剛經》靈驗小説的流通,影響到後世,仿作尤多,而歷世不絶。如南宋淳熙元年有《金剛經感應事跡》(一名《金剛經感應傳》),按:《永樂大典》卷七五四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下,有《金剛經感應事蹟》即此書。遼代《華嚴經感應記》,明王起隆輯《金剛經新異録》、慶齡述《金剛經心經感應圖説》,清周克復《金剛經持驗記》、王澤泩编集《金剛經感應分類輯要》、《金剛經靈驗記》,即使現在,民間依然隨處可見《觀世音靈感録》、《觀世音靈感録續編》、《金剛經靈異録》等等。
(原載《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1—46)
注釋:
①見顔廷亮主編《敦煌文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79—287。
②見顔廷亮主編《敦煌文學概論》,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36—344。
③見《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史地·語文篇》,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頁272—285。
④見拙文《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佛教文學與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臺北:法鼓山、現代佛教學會。
⑤參拙文《敦煌本〈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綜論》,《敦煌學》第20輯,1995年,頁119—146。
⑥見吕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1—5。
⑦《六祖壇經》有云:“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經中分明讚嘆,不能具説。此是最上乘法。……若大乘者,聞説《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觀照,不假文字。”
⑧見陳祚龍《關於李唐玄宗御注金剛經》,載《獅子吼》第16卷第8期,1977年8月,頁13—16。敦煌變文有P.2133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係根據鳩摩羅什譯本演繹;《金剛經讚》又稱《開元皇帝讚金剛經功德》,敦煌寫卷有:S.5464、P.2094、P.2721、P.3645、北220、DX.296等。
⑨Lionel Giles,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A la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China 14 October 1941),London,1944。
⑩見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臺北:明文書局影印,1985年,頁293—294。
見黄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録》前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頁1—19。
參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録對照考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同注①,頁1—156。
見吴其昱《敦煌漢文寫本概觀》,收入《講座敦煌》5《敦煌漢文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92年,頁43—44。
同上書,頁47。
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東洋文化研究所叢刊第11輯,1990年。
見冉雲華《中國佛教研究論集》,臺北:東初出版社,1990年,頁9。
見拙文《敦煌寫卷〈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冥報傳〉研究》,香港,第三十四届北非及亞洲學術會議論文,1993年8月。
參戴密微《唐代入冥故事——黄仕强傳》,收入《敦煌譯叢》1,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33—147。
見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録》,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頁268。
宋贊寧《大宋高僧傳》卷二十五《讀誦篇》第八之二《唐上都大温國寺靈幽傳》云: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偶疾暴終,杳歸冥府。引之見王,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已有年矣。”王何掌屢稱善哉,俾令諷誦。幽吮唇播舌,章段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勘少一節文。何貫花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穌,幽遂奏奉敕令寫此經真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説是名説法”之後是也。
參牧田諦亮《六朝古逸觀世音應驗記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70年。
見《永樂大典》卷七五四三,十八陽,“剛”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598—3604。
《華嚴經感應記》,出自山西應縣木塔藏遼代寫本,載《文物》198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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