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　術　自　述

1973年一個料峭春寒的早上，潘重規先生在系主任陳新雄老師的引領下昂首闊步地邁入陽明山華岡大仁館三樓的中文系，從此啓動了“中國文化大學”敦煌學研究的樞紐，也開創了臺灣敦煌學研究的新紀元。

在潘先生的倡導下，“敦煌學”課程的開設、研究小組的成立、《敦煌學》雜誌的編纂等一系列的作爲，積極地展開敦煌學觀念的宣揚、人才的培育、發表園地的開闢，奠定了臺灣敦煌學研究發展的根基。生性質樸駑鈍的我，幸運的躬逢其盛，就這樣亦步亦趨地跟上了敦煌學研究的潮流，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依稀記得那是大四寒假後開學的第一天，正在系辦公室請教準備研究所考試相關問題的我，獲知仰慕已久、長期在海外講學的潘先生已應張創辦人曉峰先生之邀，返臺任教。先生當時只在碩、博士班講授“詩經研究”，蒙先生不棄，特准旁聽。迨入研究所後，更從先生治敦煌學，因有感於“敦煌乃中國學術之傷心史”，又深受先生詩篇“萬國朋從倍有情，只憐客主未分明。周彝夏鼎英靈在，漢學終當作漢聲。”的鼓舞與勉勵，決心投入敦煌學研究的行列。

由於我是中國文學系出身，對敦煌學的初步認知，主要來自於對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所提及的變文、曲子詞等的粗淺常識，以及聲韻學課程中提及的《切韻》殘卷等相關片段。親炙先生後，視野乃爲之開闊。在先生“治學無捷徑，最笨的功夫纔是最聰明的方法”及“文字是基礎，目録爲門徑”等治學理念的啓導下，我開始根據敦煌寫本縮微膠卷，從原卷的閲讀入手，然後敍録、隸定、校録、考述依序展開。在工作中摸索前進，漸次打下厚實的基礎。

時光匆匆，倏忽已近四十年。這期間，秉承先生之教導，日就月將的僶俛從事。除先後參與《敦煌俗字譜》、《龍龕手鑑新編》、《經典釋文韻編》、《玉篇索引》等編纂工作，及《敦煌學》雜誌的校稿、印行等事務外，並完成博士論文《敦煌孝道文學研究》。又在教學之餘，不斷地蒐集、訪求有關敦煌研究之論著篇章，編成《敦煌研究論著目録》以供學界參考。特别是對敦煌各類文獻多加涉獵，每有所得，輒試撰小文，以爲個人學習的定期報告，兼作獻曝之用。先後出版了《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敦煌文獻與文學》、《敦煌蒙書研究》、《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研究》等專書外，並陸續發表相關論文計一百多篇。

此次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啓動編纂《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出版計劃，承鄭炳林所長之邀約，乃不揣淺陋，選取有關論文十六篇，既可以之應命，又可檢視自我。

十六篇論文依其内容性質，大致可分爲四組。第一組五篇，主要結合敦煌文獻與敦煌石窟、壁畫的考察，印證佛教傳播的中國化與世俗化。除個案考察與研究外，同時也嘗試從敦煌文獻中的疑僞經、靈驗記、俗講經文、佛曲歌讚等多面向地進行“佛教由雅而俗”中國化、世俗化的總體探究。

第二組四篇，主要耙梳敦煌文獻以進行有關佛教講經文的理論、講經活動、職司與遺存資料的考論，包括講經文、八關齋押座文、都講職司及其相關文獻之考論，藉以嘗試重建唐五代佛教俗講之實況。(www.daowen.com)

第三組五篇，主要聚焦在唐五代佛教中國化、世俗化最爲成功的禪宗與浄土宗，透過其所運用的《十二時》、《五更轉》、《行路難》、《歸去來》等佛教文學作品，微觀地從文本入手，再以宏觀的角度展開佛教傳布通俗化的具體探究。

第四組兩篇，則是有關佛教靈驗記之探究。蓋以靈驗記乃佛教弘傳文學，具宗教與文學之雙重特性。敦煌寫卷保存衆多佛教靈驗記，且頗有併經流傳，呈現出此類佛教文獻與文學之原生態；因網羅各寫本，在各寫卷微觀而深入的考論基礎上，進一步以全面宏觀的角度進行綜論。同時又在系列文獻整理與文學研究之外，特以《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爲例，專論其於佛教文獻學與佛教史學上之價值。

總體來説，四組十六篇論文内容主題，可説都涉及了敦煌的佛教文獻以及佛教文學，爲凸顯此重點與特性，乃以“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作爲標題。

衆所周知，由於敦煌文獻的偶然發現，纔有敦煌學的産生。因此，敦煌學的本質基本上屬於文獻學的範疇；又因敦煌是佛教聖地，發現寫卷的莫高窟藏經洞是佛教洞窟，寫卷的内容百分之九十爲佛教文獻；所以敦煌佛教文獻成爲研究的主體，是極其自然的發展。再者，個人在撰寫碩士論文《空海文鏡秘府論研究》的過程中，於唐代佛教文獻與日本留學僧將來的漢文文獻多所接觸，這對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的考述工作頗有助益。正因如此，“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也就成爲個人較早研究且論著篇章較多的主題。

此外，基於個人對中國俗文學的興趣及中國佛教傳播“由雅而俗”的關切，研究視野也在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的基礎上逐漸拓展，連類所及乃對敦煌俗文化與俗信仰等面向尤多關切，因而先後有敦煌蒙書、敦煌靈驗記等文獻整理與系列研究的展開。

文獻整理是研究的開端，更是研究的基礎，而非研究的終極，周全的文獻整理是研究的厚實基礎。在多年研究的過程中，我深深地體驗到:敦煌學研究在文獻學的本質與文學本位研究的同時，跨學科、跨領域的整合研究有其深切的必要性。於是近年乃陸續展開“唐代佛教講經資料輯考與實況重建——以敦煌文獻、石窟壁畫、文物爲基礎”、“敦煌佛教文獻、文學與圖像研究”等相關研究計劃，並嘗試發表一些論文篇章；主要是體認到敦煌文獻是特殊時代、社會的文化遺存，藴含着當時多元的文化色彩與特質，若能立體地解讀敦煌文獻，當較能真確地呈現其時代意涵，反映社會生活，彰顯歷史現象。因此，有必要利用敦煌文獻、石窟壁畫及相關文物，統整敦煌宗教、社會、文化等相關研究成果與議題，結合唐五代史料、載籍來進行。如此，方能使敦煌文獻發揮其文獻學以外之多元價值，使敦煌學研究能走出敦煌寫卷的幽徑，跨進唐代文化的苑囿，進而邁入中國學術的大道。這是個人衷心的期盼，更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2011年3月鄭阿財於嘉義民雄學日益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