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视中国西南大旱——反思文化与环境的对话关系

陈伟丽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中国西南大旱是2010年发生于中国西南五省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干旱的严重性使人类面临生态灾变而感到乏力的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在继续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地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也不得不反思人为因素所带来的生态代价。

关键词：西南大旱；反思；地理环境；文化

188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 T. Buckle）在《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中指出：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服从于自然法则。他认为有四个主要的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气候、土壤、食物和地形。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文献记载说明人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对人是有很大影响的。然而，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中也有记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文字的描述，都反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说一种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但在人类长期的生存过程中为适应这种自然环境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形成了这种文化的特色。而在当今世界，人类为了经济与科技的迅速发展，却忽略了我们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一场又一场大自然灾害下，人类都显得那么渺小与脆弱，恐慌在人们心中占据了偌大的空间。然而，窥视2010年的中国西南大旱，我们恍然回头，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反思人类在改善自己经济条件的同时，是否该认识到大自然的脆弱，是否该为了生态平衡，而记起这样一句话：亡羊补牢也是一种进步。

一、中国西南大旱概况

（一）干旱遍及的区域

中国西南大旱是2010年发生于中国西南五省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一些地方的干旱

作者简介：陈伟丽，女，汉族，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天气可追溯至2009年7月。此次旱灾甚至蔓延至广东、湖南等地以及东南亚湄公河流域。甚至在怒江、元江、澜沧江、金沙江、南盘江等低海拔流域，也存在严重的干旱。

这次西南大旱最集中的，也最严重的地区在云南东南部、贵州黔西南，还有广西的西北部，这些地区是石漠化非常严重的区域。其中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和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地区的干旱程度最为严重。部分地区的水井和湖泊干涸，干旱所至地区耕地受旱严重，由于缺少水的灌溉，农作物面临绝收的危险，人民面临着贫困与饥渴的威胁。

（二）造成干旱的原因

根据研究表明，这次干旱，除了大气环流、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之外，人为因素的影响不容低估。正如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指出的：“从某些角度上说，旱灾也是一种人为现象，或者至少是一个由于人类不明智的行为而极大地加剧了的问题，使得自然的周期循环转入人类的自身悲痛之中。”

1.气候原因

根据气候专家、四川省气候中心主任马振峰从气候学角度详细解读的“旱情”，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青藏高原的高原热力因素。四川省受“世界屋脊”的影响较大，青藏高原2009年冬积雪少，高原热力因素好，是出现干旱的原因之一。

二是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在此影响下，太平洋表层的热流向东走，将热带水汽带走，导致我国东部降水较多。由于热带水汽减少，由南方进入到西南的水汽也就偏少了。

三是冷空气时机没有掌握好。虽然去年冬天有数次冷空气影响我国，但大多数冷空气在北方开始偏东移动，直接从四川省的边缘“溜”了过去。加上秦岭的海拔关系，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势”，翻不过那座山，依然无法对盆地造成影响。即使有时候冷空气进入盆地，它与暖空气形成了降雨的第一个条件——对流天气，但形成降雨的第二个条件“水汽”如果不丰富，依然无法形成降水。

2.人为因素

从官方资料了解到，这次干旱的原因不仅有气候的原因，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水利设施建设不足。贵州并不缺水，由于自然条件和投入不足等历史原因，贵州省已建成的17893处蓄水工程中，中型水库仅34座，99.9％都是小型水库，总蓄水量不到20亿立方米。天干、塘库干，抗旱能力自然不强。

云南部分地区的小型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维护和修缮。云南目前已经有1/4的乡镇政府驻地出现饮水困难。比小型水库规模还要小的一些地方水塘，不仅缺乏资金修缮，更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导致在干旱来袭之时比小型水库更容易枯竭。

二是由于传统生产结构的改变，错误利用资源。这些地区是我国气候温热、热量丰沛的一个特殊自然气候区域——干热河谷。而长期以来人为的对资源的错误利用使得干热河谷蜕变为生态脆弱带。这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恶化、土地荒漠化严重、植被破坏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水土流失严重等方面。

二、干旱下的民族文化变迁

（一）干旱造成的生态变迁

在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灾害，如火山、地震、海啸、冰雪、飓风、暴雨、洪水、干旱等，严重者会造成人类的贫困与饥荒，甚至人类文明的灭亡。许多年来，无数文明因为各种各样的灾难被湮没。中国西北重镇——楼兰，就是被风沙掩埋在弋壁之中；史前文明亚特兰蒂斯被地震、洪水葬身在大西洋里；弥诺斯文明葬身在桑托林的火山喷发而引发的海啸中。而这样的生存大挑战，时时刻刻在警醒着人们：气温在持续的上升，撒哈拉沙漠在继续的扩大，亚马孙的雨林也在递减，沙尘暴已经到达蜀中盆地……(www.daowen.com)

而当下中国西南持续的旱情，似乎又暗示着人类滥用自然资源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又反作用于人类，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人类不顾地理环境的适应性而长期错误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与农业，从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沙尘暴、土地荒漠化和干旱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将支配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并给整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带来深刻的影响。

比如说被舆论界称为“抽水机”“抽肥机”的桉树，在西南地区，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大量种植，就不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并且云南种植的桉树树种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四周都是海，水汽充足，而云南却不靠海，水汽不足。在云南大面积种植桉树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这就违背了早在中国古代就提出的“因地制宜”的原则，甚至将面临新的石漠化威胁，是一种生态倒退。

又如贵州省望谟县西南部的油迈村，据调查获悉油迈村曾在2003年与2006年分别发生了百年难遇的山体滑坡与洪灾，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全村可耕水田基本被淹没，从而造成长期的粮食短缺，人们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再加上这次严重的干旱，导致农林畜牧业受灾严重，其中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000余亩，林业受灾面积高达2.86万亩，喂养的牛、马、猪、鸡、鸭、鹅等家禽家畜都面临饮水困难问题。为此，村民不得不赶着牛马走上一条艰辛的取水之路。山间小路上，随处都可以听到挂在马脖上或牛脖上铃铛的声音，叮叮当当在山谷中回响。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些赶牛马去取水的队伍才回来。

（二）生态变迁引发的民族文化变迁

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居多，在这一地理环境中，存在着少数民族人民祖先长期生活所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与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由于社会的发展，该地区人民的思想受“外来”的影响，忽视了本土的内在精髓，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导致这些传统文化逐渐消失。

当生态环境遭遇严重失衡的时候，自然生态链被打断，人类将面临各种灾难，贫穷、饥荒、文化变迁都将纷至沓来。早在古代的西北地区，我们就看到过这样的变迁。人类亲自把历史上适宜农耕的地方的畜牧业转化为农业，并不断进行扩张，导致了在产业结构上出现了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在生活方式上出现了由逐水草而居向定居转变；在民族关系中出现“戎”“狄”等少数民族接受华夏文明，融于汉民族的转变；在生态环境方面出现由天然的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向人工种植的农业生态系统转变。这种生态与社会变迁在西北延续了数千年，使西北草原森林等地表景观被人工农田彻底替代。

而在这次干旱中的望谟县油迈村就在重蹈覆辙。我们翻开油迈瑶族的历史，其经济文化类型为传统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的山地耕猎型，却由于这次长期干旱的原因，使得人们只有去山坡上采集一些药材，再送到很远的望谟县城去，并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收购的生意人，以换取生产工具或者生活必需的重要物品等。可以说，经济文化类型是某一族群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然而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型却促使了油迈瑶族地区的文化变迁。

村寨中还有一位村民说，现在就是在家再等一段时间，如果到了五六月份还没有下雨，种不起庄稼，就要外出打工去了。不去打工不行，家里的人需要生活，今年没有收成，明年家中就没有吃的了，打工得钱了才可以买米回家来养家糊口。而这位村民所想的，也就是现在村寨中人们的想法，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在过去，油迈村人们出去打工的不是很多，全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全村总人数的10％左右，但是自从干旱发生以后，外出打工的村民就不断增多，有的是整个家庭都去打工了。目前出去打工的人大概已经上升到了30％，照此下去，这个数据还会不断上升。

又如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持续干旱导致云南南华5000人面临迁徙。如果迁徙成功的话，无疑又是人类的一场文化变迁运动，而最终可能导致文化的涵化现象，甚至历史的变迁。并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宝贵的民族文化将会消失。

三、“互动论”在民族学生态研究中的重要性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气候的权力强于一切权力。这就夸大了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忽略了人的作用。我们总结人类在环境中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显而易见，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基础就是人类的文化，当某一特定地域的环境遭遇人类“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将有可能导致空前的震动，从而受到破坏。当然，也不能单一地否认“外来”文化。人们在选择“外来”文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它与当地所处的环境能否结合，分清优劣，遵循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既不能认为文化决定了一个地区或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最终决定了他们现有的生态样式；也不能认为一个民族、地区的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系统。文化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两者的重要程度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

正如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中所写的那样：“大平原上的人们总是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大自然，很少承认自己由于过度开垦而在引发尘暴上所起的作用，其实这正是他们贪婪、自负、狂妄自大的表现。然而把事情全归罪于大平原居民本身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大都是文化的不自觉的代理工具——是为一种更大的经济文化所俘虏的男男女女，他们隶属于它的要求和回报，体现着他的价值和思维模式。”而我们所要思考的就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如何确保生态环境的平衡。

反观西南大旱灾情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证明了人类在进行文化与环境之间互动时候的盲目性。人类的生命是脆弱的，然而却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当人们自私地只知道一味索取的同时，大自然也在积蓄着愤怒的“肝火”，最终将以“天灾”的方式报复人类。而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可能会造成已经破坏的生态无发恢复的结果，因为这些区域生态的恢复要靠人力来完成，比如在麻山高度石漠化的生态治理过程中，必须靠人工按照生态恢复工程中植被的替换递进原则去推进。况且，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一套应对当地脆弱地质环境的技能技术，这些技能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在生态灾变区中水资源的储养问题。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罗康隆提出，今后我们要做的，是尽快帮助他们整理、挖掘、深化、提升传统的知识技能，使这些乡土知识能够变成可以有效对付旱涝灾害的工具。这才有可能回归到 “生物进化”的正轨。

早在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的荒漠化主要集中在西北干旱地区，如塔里木河盆地四周、河西走廊；在11～19世纪则发生在半干旱草原地带，如鄂尔多斯草原；如今又轮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如果再不用人力来重新恢复生态，照这样下去，在干旱缺水而引发的荒漠化和风沙灾难，将会接踵而至。

如果说自然环境是特定的，那么对应环境的文化也是特定的。美国学者斯图尔德“多线进化”的观点：一方面文化是在进化或向上发展，另一方面进化的路径与当地环境密不可分，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为因果。相似的生态环境可能会造就不一样的文化形态，而不同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导致类似的文化形态，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世界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所以，在西南这块“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天”的人文生态背景下，只有因地制宜，提升文化多样性的品质和改良生物多样性的种类，使它更能适合各种人群生存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而改善生态环境，为拯救气候出一份力，哪怕是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人类生存的百年大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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