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黔西南州旱情分析

林文君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2009年入秋以来，贵州省发生了持续性干旱，其中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旱情颇为严重。本文通过对田野点的调查，结合人类学的理论，对黔西南州的旱情进行了类学分析，提出了适合州情的建议。

关键词：黔西南州；旱情；人类学

一提起中国的南方，人们就会想起江南水乡、梅雨时节等，然而，从2009年入秋以来，中国的南方，尤其是西南五省，却一反常态，遭受了史上少有的大面积干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办公室2010年3月2日的统计资料显示，这次旱情主要分布在云南全省、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四川东部和重庆等地，西南五省（区、市）的农作物受旱面积达5668万亩，占全国受旱作物的86％，因干旱而饮水困难的群众达到1100万人、牲畜达到612万头，分别占全国受旱人、畜的73％和66％。其中贵州省的农作物受旱面积达417.5万亩，重旱面积达260.5万亩，干枯30万亩，有153.3万人和75.6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贵州省重旱区应当属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根据黔西南州2010年2月10日的统计资料：全州农作物的受灾面积达到130.38万亩，其中小麦69.08万亩、油菜26.19万亩、马铃薯13.49万亩、蔬菜21.62万亩；成灾面积达到47.27万亩，其中小麦19.61万亩、油菜15.58万亩、马铃薯1.7万亩、蔬菜10.38万亩；绝收面积达到3.67万亩，其中小麦1.86万亩、油菜1.22万亩、马铃薯0.26万亩、蔬菜0.33万亩；果园受灾面积达到4.48万亩，成灾面积达到1.8万亩；茶园受灾面积达到3.15万亩，成灾面积达到2.13万亩，预计造成农作物直接经济损失10638.7万元。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旱情呢？面对旱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当前学术界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笔者在此基础上，以黔西南州为田野调查点，结合人类学中的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人类学分析。

一、黔西南州的人文地理概况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结合部，位于贵州西南隅，云贵高原东南端，东经104º35'～106º32'、北纬24º38'～26º11'之间，东西长210km，南北宽177km。东面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罗甸县相连，南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林、隆林、田林、乐业县隔江相望，西面与云南省的富源、罗平两县和六盘水市盘县特区接壤，北面与安顺市的紫云、关岭、镇宁和六盘水市的六枝、水城毗邻，是一块南北盘江环抱的富饶之地，素有“西南屏障”和“滇黔锁钥”之称。全州总面积16804km²，占全省总面积的9.54％，辖兴义、兴仁、普安、晴隆、贞丰、安龙、册亨、望谟8个县和顶效经济开发区，州境内有汉族、布依族、苗族、白族等35个民族。全州人口为311.73万人，少数民族人口为131.67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42.24％。

作者简介：林文君（1983— ），男，湖南邵阳人，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8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地理环境的多样性

黔西南州整个地形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境内山岭南北延伸、东西层叠，全州海拔大都在1000～1200m之间，最高海拔为2207.2m，最低海拔为275m，最大高差为1932.2m。东部北盘江河谷海拔700m以下，北部晴隆及普安大部，海拔1500m以上；南部南盘江河谷海拔600m以下，境内地形起伏大、类型多、过渡性显著，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变化，使水文、土壤、植被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内部差异明显。

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也给当地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州境内河流长度在10km以上的大小河流有100多条，水能理论蕴藏量351.6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19.1％。水资源在境内的分布因各地降水、蒸发、植被、地质等情况的差别，径流深也所有差异。

（二）民族风情的多元性

黔西南州民族众多，风情独特，各民族的音乐、舞蹈、节日、风俗、民居、服饰等独具魅力。布依族音乐“八音坐唱”有“声音活化石”“天籁之音”之称，享誉海内外；彝族舞蹈“阿妹戚托”质朴、纯真、自然，被称为“东方踢踏舞”。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查白歌节”，苗族的“八月八”等民族节日，多姿多彩，让人流连忘返。特别是布依族“八音坐唱”、布依铜鼓十二则、查白歌节、土法造纸、布依戏等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黔西南州历史上的干旱情况

干旱是因长期少雨而致使空气干燥、土壤缺水的气候现象，干旱可分为春旱、夏旱和冬旱。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黔西南州所辖的8个县（市）在历史上均有过较大的干旱现象。笔者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8县的干旱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一）降水少是各县发生干旱的直接原因

降水量是干旱的重要指标，历史上各县的降雨量，各县志都有记载，如：《晴隆县志》对干旱时降水量的统计结果是：2月下旬至4月上旬内，总降水量少于10mm，而且连续两旬或以上作为春旱，1～2旬为轻旱，3～4旬为中旱，5～6月为重旱。晴隆县城附近，到1992年止，25年中有20年发生春旱，其中轻旱有7年，中旱有8年，重旱有5年（以1960、1963年为重）。在空间分布上，高海拔地区春旱少而轻，低海拔地区多而重，几乎年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春旱发生；该县夏旱不重，到1992年止，25年中仅有6年出现夏旱，以1972年夏旱较重^[1]。

《普安县志》对该县干旱时降水量的统计结果是：境内每年11月至次年4月，平均降雨量为221.8mm，仅占年降雨量的15％。县境内以1961～1984年24年为例，其中有18年发生春旱，发生频率为78％，大致每4年有一次中旱或重旱，1973年有23天连晴不雨；1979年春旱甚重，连续90天不雨^[2]。

这些资料表明，历史上黔西南各县干旱的直接原因是降水少，人为因素几乎没有。

（二）春旱和夏旱对各县农业生产的危害较大

《册亨县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册亨县的春旱和夏旱发生率做过统计，统计的结果是：春旱发生率为68％，其中轻旱年占21％，中等强度的旱年占37％，重旱年占42％，历史上春旱特别严重的是1958年，旱期长达48天，降水量仅有12.1mm；1963年旱期长39天，雨量只有5.5mm；1976年旱期48天，雨量25.3mm；夏旱发生率为82％，其中6月份占32％，7月份占21％，8月份占29％，历史上夏旱以1975年春旱接夏旱为重，旱至8月份，雨量只有113.1mm，出现严重的“勒包干”天气使秋粮减产近3成^[3]。

《望谟县志》对该县春旱和夏旱的统计结果是：1959～1998年间，望谟共出现春旱89次，年均2.17次，个别年份春旱达4次之多。3～4月份，是春旱频繁出现的时间，这段时间，累计出现春旱80次，年均2次，占春旱总次数的90％，40天以上的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在望谟出现的频率为15％。1962年，旱期持续时间长达45天，给农业造成了重大损失；1959～1998年，共出现夏旱39次，年均0.98次，其中6月份出现夏旱的频率为25％，7月份为37％，8月份为38％，其间旱情持续在15天以上的频率为10％，旱期最长持续时间19天（1967年），无夏旱的频率为38％^[4]。

《安龙县志》对该县春旱和夏旱的统计结果是：按照滑动旬雨量少于常年同期平均值的80％，且连续7天以上基本无雨的天气过程作为一次旱期，以旱期小于15天为小旱、16至30天为中旱、大于30天为大旱；只有小旱时段为小旱年，有一次中旱和小旱时段为中旱年，有大旱时段或两次中旱时段以上为大旱年的标准，历年县境平均发生干旱8.8次，以春旱最多，平均每年3次，其次为夏旱，平均每年2次，因而，对农作物影响较重^[5]。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干旱的四种类型中，属春旱和夏旱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最重，从而会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一定影响，因此，这两种类型的干旱不容小视。

（三）干旱持续时间相对不长

从部分县志来看，历史上各县的干旱相对2010年的干旱来说，持续时间相对不长。历史上册亨县的干旱持续时间最长的是48天，望谟县是45天，安龙县是74天，普安县是90天，晴隆县也没有超过100天。今年黔西南州的干旱不同往年，依据贵州省人民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3月24日，黔西南州的持续干旱时间已达229天，出现了连续8个月的夏末、秋、冬、春连旱，降雨异常减少、气温异常偏高、旱情异常严重。笔者认为，如此异常的干旱情况，除了有自然因素之外，还有人为因素。

三、黔西南州干旱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众所周知，之所以干旱，是因为天不降雨，这被人们称为“天灾”。既然是天灾，那么天灾的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干旱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水资源的短缺，也就是水问题的产生，如果将这一问题妥善解决，那么干旱就不会制约人们的生产生活了。笔者认为，对干旱现象的人类学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干旱情况下水问题的人类学分析。

（一）人的不合理开发行为是干旱情况下水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人的行为与人的文化图式有密切联系，因此，认知人类学者普遍把文化看成是社会分布的、“颗粒状的”、以不同形式内化的、以不同方式体现在外部形态中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不再被看成是匀质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存在形式，也不再被看成是完全由外在社会决定的符号体系。人的心理因素对文化产生着重要作用，与文化形成互动关系。

笔者认为，黔西南州水问题的产生，有两个较为直接的原因：一是全球气候变化；二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全球气候的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又与人类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因为人类活动对森林、草坡、土壤等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和过度损毁而造成的。如：安龙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县境大部分地区草丰林茂，森林覆盖率达到40％以上。随后的毁林烧炭、大炼钢铁，使森林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仅1975～1980年，全县林地减少了37020亩，占原来总面积的13.8％；望谟县在1956～1991年的36年间，全县发生森林火灾3185次，森林成灾面积达240余万亩，最为严重的是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20世纪的最后十年，平郎、桑郎两糖厂甘蔗基地的蔗农已将部分森林和大面积疏林、灌木林砍伐来种甘蔗，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笔者认为，这种对自然环境的大肆破坏，是基于人的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且这些文化因素又深深地受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人的心理表现为迫切要求发展，进而产生了为了发展而不惜牺牲环境的文化心理。这种不合理的文化心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扭转的，因为文化不再被看成具有稳定结构的存在形式，它在人的心理变化的情况下是可以改变的。

（二）水文化的丧失是干旱情况下水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水文化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各个时代和各个时期水环境观念的外化，是人们为适应自然生态水环境与满足兴利除害需求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指导自身行为和评价水利工程、水利事业的准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对于在从事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事业工作活动中，进行经验交流和总结与评估其效果、效益及其价值的准则。同时，水文化也反映着人类社会各个时代和各个时期一定人群对自然生态水环境的认识程度，以及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指导原则和行为方式。

新中国建立后，黔西南州的水利工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仅以安龙县为例。安龙县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挖水渠、修囤水田、打井建井、建水轮泵站；60年代中期，以整修、岁修为主，进行蓄水工程和机械提水站建设；70年代，兴修了大量的山塘水库、提水引水工程等；8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水能的利用；特别是90年代后，水电站的建设突飞猛进。

从安龙县的情况来看，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前，黔西南的水文化建设处于一个良性发展过程。而90年代后，由于很多人看到水电站的建设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于是很多水电工程不断兴建，有的水电工程缺少评价准则，导致了自然生态的破坏和水文化的丧失。我们在此并不是批评水电建设的不合理，我们只是在此呼吁在水电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对生态的负面影响。(www.daowen.com)

以上是黔西南州干旱情况下水问题的分析，笔者将这些因素与干旱情况下水资源短缺的相互关系以图的形式展现出来（如图1所示）。

图1

四、黔西南州干旱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范式转移”是解决黔西南干旱问题的权宜之计

“范式转移”是认知人类学的一个学术术语，指在老的研究模式下不能解释新情况的时候，一些持新见解的人放弃老模式，用新模式解释这些新情况。笔者在此借用这一学术术语，但是其内容稍有变化，在这里是指在老的生产生活模式不能适应新情况的时候，应积极努力地寻找一种新的模式，以便适应新情况。

上文已经对黔西南州干旱情况下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努力构建一个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模式。

（1）放弃以前乱砍滥伐的生产方式，采用因地制宜、走集约化的生产方式。由于黔西南州的各县普遍存在乱砍滥伐的生产方式，笔者就以晴隆县为例，以表1的形式阐述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

从表中可以看出，晴隆县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面积的55％，耕作地水土流失面积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72.2％，居其他形式土地流失比例的首位。导致此结果的原因有多种，但占主导因素的是乱砍滥伐，以及不科学的耕作方式等。因此，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应当“范式转移”，即采用因地制宜、走集约化的生产方式。

表1　不同利用现状的水土流失情况表

（数据来源：贵州省晴隆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晴隆县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342）

（2）水电站的经营单位，应当将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放弃以前那种盲目追逐经济利益的工作方式。根据黔西南州的规划，将建设北盘江流域梯级电站、兴义电厂、安龙自备电厂、平班电站及一批中小型水电项目，到2010年全州电装机容量已达到1000万千瓦以上。这对提高供电质量来说是件喜事，但笔者在喜的同时，又有担心，担心规划实现后，水电站的经营单位在实际工作中，会将工作重心由提供优质服务转换为盲目地追求经济效益。因此，笔者建议在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以及建成后的生产过程中，应当将生态环境放在首位，因为我们的地球经不起更多的折腾。

（二）注重现代水文化的建设是解决黔西南干旱问题的长久之计

有研究表明：水文化建设的完善与否、人与水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人类对待水和水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等因素直接关系到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状态，而在当今社会中对于水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恰恰存在着较大的缺失。因此注重现代水文化建设，建设人水和谐的关系已经刻不容缓。

在全球层面上，文化对于化解水危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几年前有学者提出了化解当代水危机的三条途径：技术的途径、制度的途径和文化的途径。这三条途径缺一不可，这一观点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认同。把文化的因素作为一个和技术、制度平行的因素加以考虑是一个理念上的创新，而在过去并没有把文化看得那么重。在解决水问题过程中重视技术和制度因素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文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水文化是一个在解决人类面临的水问题过程中有广泛意义的话题。

黔西南州在20世纪90年代前，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已经拥有自己的水文化，我们需要通过对水文化的继承和建设，来加深对水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建立起一种人和水环境之间的良性关系，形成合理利用、友好利用、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和谐关系。在水利工程建设和水环境整治中注入更多的科学合理利用水的要素。只有建立起人类和水环境之间的友好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问题，保障水的可持续利用。

（三）挖掘传统的水文化、整合新型的水文化是解决黔西南干旱问题的有效途径

整合新型的水文化，实际就是建设一种人水和谐的文化关系，这种文化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传统的水文化。关于新型水文化的建设，有学者认为首先必须要对传统的水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弘扬。传统水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是新型水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新型水文化建设中必须要重视传统水文化的价值，发扬各民族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对水的文化认识，这样可以使我们继承祖先的水观念，深入认识水和人类文明存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样，传统的水文化也可以直接运用到当代的水管理与保护中来，传统的水文化是一种可以在当代被直接运用的文化。

当然，当代的社会环境和过去的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解决今天的所有问题。在当代的水文化建设中必须要适应当代水环境保护的需要，注入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包括：通过水教育，提高公众对水的重要性和水在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开展乡村水环境整治，建立城市节约用水规范，总结推广节约用水方法和技巧；充分挖掘民间智慧，建设整治、保护水环境的民间社会组织和网络，在水利工程中加入更多人文因素等。

综上所述，黔西南州的干旱给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笔者以人类学的视角，结合田野点的调查，通过对历史上黔西南州的干旱情况以及原因分析，认为这次干旱有自然和人为因素双层原因，但人为因素是造成水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据此，我提出了一些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即：“范式转移”是解决黔西南干旱问题的权宜之计；注重现代水文化的建设是解决黔西南干旱问题的长久之计；挖掘传统的水文化、整合新型的水文化是解决黔西南干旱问题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安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龙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 贵州省晴隆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晴隆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3] 贵州省普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普安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4] 贵州省望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望谟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5] 贵州省册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册亨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6]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7] 庄孔韶. 人类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注释】

[1] 贵州省晴隆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晴隆县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57.

[2] 贵州省普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普安县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67.

[3] 贵州省册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册亨县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100.

[4] 贵州省望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望谟县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13.

[5] 贵州省安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龙县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