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春林
摘 要：自2009年8月以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遭遇持续干旱，自然生态环境遭受重创。从政府到群众，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灾持久战，抗旱中的诸多文化事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蕴涵着民族文化在抗灾中的无限潜能。
关键词：黔西南州；旱灾；文化动能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于1982年5月1日，地处黔、滇、桂三省交界，南昆铁路、324和320国道、镇（宁）胜（境关）高速公路、关（岭）兴（义）公路横贯州境。全州有大小河流100多条，可供开发的水能资源发电量1000万千瓦以上，是全国三大水电基地之一的红水河水电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建成的天生桥一级和二级电站、鲁布革电站、平班电站、光照电站、董箐电站和正在建设的兴义电厂等总装机700多万千瓦，是中国“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基地、电力枢纽和通道；全州矿产资源40多种，其中已探明资源储量的有21种，煤炭远景储量196亿吨以上，是贵州省的重化工、煤化工基地；黄金远景储量1000吨以上，全州8县（市）都有黄金，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州”。境内树种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44.75％。珍稀树种有银杏、鹅掌楸、桫椤、贵州苏铁等20余种。药用植物有石斛、天麻、杜仲、三七、灵芝等1000多种，是贵州省的中草药药源宝库之一。辖区布依族音乐——“八音坐唱”有“声音活化石”“天籁之音”之称，享誉海内外。彝族舞蹈“阿妹戚托”被誉为“东方踢踏舞”。布依族“八音坐唱”、布依铜鼓十二则、查白歌节、土法造纸、布依戏、布依族勒尤、布依族高台狮灯舞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辖区有“兴义人”古人类文化遗址、夜郎文化遗址、南明历史遗迹“十八先生墓”、“永历皇宫”、何应钦先生故居和作为二战时期“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的“晴隆二十四道拐”等历史文化遗产。全州面积为16804km2，辖兴义、兴仁、安龙、贞丰、普安、晴隆、册亨、望谟8个县（市）和顶效开发区。州内居住着汉族、布依族、苗族、彝族、回族等35个民族，2009年末总人口为32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2.47％。
自2009年8月以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旱灾。据统计，截至3月22日，干旱已造成巨大灾害，全州直接经济损失达16亿元以上。此次旱灾的表现
作者简介：穆春林（1976—），男，贵州省威宁县人，彝族，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2008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为：一是蓄水量大幅减少。全州水利工程蓄水总量仅为6268.8万立方米，同比减少了73％。全州15座水库干枯，小水窖基本枯竭，机电井出水不足88眼。二是人畜饮水困难。全州因干旱造成240余万人受灾，176.99万人、134.96万头（匹）大牲畜饮水困难。三是产业受损严重。在工业方面，今年以来，全州水力（不含董箐电站）总发电量仅为12.37亿度，同比下降59.3％。由于发电量锐减，致使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达6亿元以上。在农业方面，全州农作物受灾面积261.4万亩，占秋冬种播种面积的100％；成灾面积达198.27万亩，占秋冬种播种面积的75.85％；绝收面积达154.92万亩，占秋冬种播种面积的59.27％。直接经济损失达4.85亿元。在畜牧业方面，全州草地受灾面积为57.78万亩，其中绝收面积为42.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达7047.61万元。在生态建设方面，干旱对全州实施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珠防”工程造林、治理坡地过度开垦等工作影响极大，全州造林地受灾面积为100.92万亩，损失84.08万亩，苗木损失1.96亿株，直接经济损失达2.06亿元。在森林火灾方面，去年10月至今，全州已发生森林火灾201起，森林受害面积达4948亩；死亡5人、受伤7人，烧毁房屋12栋。
黔西南州灾情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0年4月3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赶赴贵州旱灾最严重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指导抗旱救灾工作。温总理说：“一个新的贵州，一个兴旺发达的贵州，一个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贵州，一定能够在我们手中建设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以“抗旱保民生”为重点，多措并举抗击旱魔，同时社会各界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给予了灾区有力的援助。黔西南州各族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助自救活动。通过对黔西南州有关县（市）的调查，笔者认为在黔西南州抗旱斗争中映射出来的诸多文化事项，厚积着当前和今后旱区各族同胞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潜在能量和智慧，令人深省，值得剖析。
（一）西南旱灾的区域性与黔西南地方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映射出黔西南州在抗旱救灾上与西南旱区的同质性和自身的地方特色
西南地区干旱伊始，党中央、国务院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以抗旱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点，狠抓落实，社会各界也投身到抗旱行动中来，各地受灾群众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自救活动，形成了抗击旱灾的“三股力量”，即政府、社会各界和受灾群众的大联合和大协作。黔西南州与黔、滇、桂相毗邻，同属于全国重灾区的一部分，与其他灾区一样具有同质性。
历史上黔西南州辖地山多林茂、河道纵横，相对比较封闭，少数民族中以布依族、苗族人口居多，有着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交通网络日益发达，虽山路盘遥但也四通八达，“人背马驮”的情形也渐成史话，信息网络覆盖面日益扩大，弹指之间便能博览世事。市场经济的介入与发展，使山区百姓商品意识日益增强，城镇化率与日俱增，今非夕比，从自然生态环境到社会生态环境，均发生了巨变。现代与传统的较量、开发与保护的博弈使变迁后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酿就了黔西南州在旱灾区域中的地方特色，从而促成了其在抗灾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的个性化特征，即体现出民族特性与自然属性的本土化。黔西南州各级各部门在抗灾过程中，遵循这一原理，因地制宜地开展抗灾工作，如烟地和秧田无法播垦，当地政府就采取就近水源点育秧的方法，先规划田地集中培植秧苗，待下雨之后及时分散给农户栽种。2010年4月10日，笔者在册亨县冗渡镇冗贝村调查时，该县的吴玉方副县长、镇党委王书记正在取水点附近指导农户耕地育秧。册亨县政府投资为该处两个水源点附近7000多名群众架电线、买抽水机从山洞中抽水，解决了周边群众的生活用水和连片育秧用水难题。
（二）生态环境由封闭走向开放，增强了文化的多样性，相对独立的地方文化由单一走向综合，文化生命力因综合而增强，因竞争而旺盛
在现代化语境下，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黔西南州从官方到百姓，与外界的交流、交往日趋频繁和紧密，全州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如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涌现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马岭河峡谷、万峰林、万峰湖。国家地质公园万峰林、国家级森林公园仙鹤坪以及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贞丰三岔河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安龙招堤、兴义云湖山等喀斯特地质地貌旅游胜地，使一度沉寂的山区活跃起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辖区的矿藏、水利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得黔西南州赢得贵州省的重化工、煤化工基地、西电东送重要基地和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州”等美誉；民族文化也由“养在深闺人未识”发展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旅游的重要场域；招商引资、中草药、茶叶等特色产业的兴起等，使得黔西南州各种经济成分活跃发展。“2009年，全州生产总值完成232亿元，增长13.1％；财政总收入完成45.1亿元，增长24.6％，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1.9亿元，增长33.4％；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50.1亿元，增长4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4.8亿元，增长1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118元，实际增长6.3％；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800元左右，增长了14.5％左右。”
上述情况说明了，黔西南州与外界各种文化要素已走向有机的结合，本地的发展离不开外界的援助，外界相关的发展也离不开本地的支持，这种联合从客观上也促进了本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各种文化要素的相互涵化促成了文化变迁的一致性，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利益，共同的利益促使本地与外界必将携手并进、共享成果、共渡难关。在旱灾面前，利益的共同性成为凝聚内外部力量的重要纽带之一，社会各界伸出了援助之手。如“3月19日，湖北宜化集团向黔西南州干旱灾区捐款100万元，兴义市双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捐款8万元，为灾区人民献上企业界的一份爱心”；“4月3日，‘北京团员青年、少先队员情系贵州干旱灾区捐赠仪式’在晴隆县举行。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青年联合会主席于庆丰代表北京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向黔西南州干旱灾区捐赠300万元，向灾情严重的晴隆、普安捐水240吨”；“盘江集团支援地方抗旱救灾捐款356.8万元”等。与此同时，灾区同胞也展开了邻里互助、关爱弱势人群的自救行动，而引导并维护着这种公共利益的各级党委、政府，更是将抗灾害保民生作为责无旁贷的重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不仅在形式上有载体，在内容上也丰富、充实。如安龙县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抗旱救灾保民生”的攻艰战，实行“县级干部包乡镇、科级干部包村组、党员干部包农户、校长包学校、教师包学生”的包保责任制，23名县级干部联系16个乡镇，92个县直部门联系64个重点村，全县16个乡镇、92个部门、3000多名干部职工组成抗旱救灾工作队和义务送水队深入村寨抗灾，组织群众在水源点附近抢种蔬菜7488.9亩、育稻秧1409亩、种果树1000亩，落实烤烟种植4.07万亩。
（三）“劳务输出”与“四类群体”在旱灾中的角色剖析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相对滞后。在改革开放以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人口外出务工的历史并不长，这有其语言、生计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因素。少数民族绝大部分生活资料来自于本土的自然生态环境（黔西南州主要靠农业），但随着地方经济来源的多元化发展，本土的自然生态环境已不再是当地群众谋生的唯一依靠，相当部分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有的甚至举家外出务工。因而在针对务工问题的应对措施方面，地方政府为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如安龙县总人口为43万余人，迄今输出了4万余名农村剩余劳动力；该县总人口4100人的万峰湖镇纳赖村就有1000余人外出务工。当本地群众生活来源的传统依靠——自然生态环境（主要是林业、种养业）遭受重创而难以承载人类生存压力时，外出务工的劳务收入便可有效弥补这一生态裂痕，也能为本地生态的修复赢取时间。因而加强劳务输出，特别是输出素质高、技能强的劳动者，是增强抗灾能力的重要途径，这是劳动场域和劳动方式的转变，劳动者仍然能给社会创造财富，而不会给灾后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这是一种双赢的抗灾方式。(www.daowen.com)
“四类群体”指在灾害中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这是劳务输出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四类群体”是外出务工者的大后方，是外出务工者的精神支柱和总依靠，相当部分的“四类群体”是务工收入的具体享用者，如老人和孩子。
在黔西南州，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2.47％，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历经历史积淀而形成了共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当地各民族形成了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等优良传统，聚族而居、崇拜祖先、重视家族家支观念、尊敬亲戚朋友，婚姻半径不大，喜欢“亲上加亲”等，使得“四类群体”在家中不受孤立，醇厚的感情、亲情和友情，让他们形成了抗灾联盟，“有水分着饮、有活一起干”。此外，有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鼎立帮扶，使他们的生产得到有序安排，生活得到有力保障，心理得到了慰藉，从而有效地支援了外出务工者，形成了务工者放心劳作，留守者携手共建的良好局面。
（四）民族心理与生态环境的调适
民族心理具有全民性、保守性、继承性、两极性、唯一性等特征。民族心理学中的“民族偏见”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自然环境、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的影响，致使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民族的一些特有的旧传统、旧观念，这些旧传统、旧观念虽然早已不利于本民族生产力的发展，但他们却仍然不愿意丢弃，而形成一种偏见”。要改变这种“偏见”，需要提高民族的素质、增进相互间的依赖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之事。
在黔西南州调查中，当问及生态移民时，许多村寨的老百姓均表示不情愿，针对这种不情愿，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拔苗助长，否则会造成移民搬迁中的返迁现象，不仅不能根治问题，还会形成不良后果。如1988年开始建设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立于“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历史背景下，“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人民贫困程度极深、生态环境差的毕节地区试验，探出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现全区辖一市七县和百里杜鹃管委会，总面积达26853km2，平均海拔1500米，居住着汉族、彝族、苗族、回族、白族、布依族、仡佬族等36个民族，总人口有780余万。试验区各族人民结合内外部因素，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调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断探寻出科学发展之路。“同1988年相比，2007年，毕节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由‘一二三’调升为‘二三一’；生产总值从23.4亿元增加到325亿元；财政总收入、粮食总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森林面积分别从3.02亿元、103.83万吨、226元、601.8万亩增加到55.06亿元、244.14万吨、2244元和1366.3万亩；贫困人口由312.2万减少为55.9万；森林覆盖率从9.8％提高到35％”。
此类案例说明，各民族在世代居住、繁衍的自然环境中，不仅从自然环境中获取了生存资料，而且还萌生并繁衍了独具的精神文化，形成了对世居环境的依恋。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如何善待自然，如何谋划多元的生计方式以维护生态的平衡。这便是灾后重建的一抹曙光。
（五）政府行为——制度文化在抗旱中的强势引导
在整个抗旱过程中，黔西南州9个县（市、区）党政部门在中央、省、州的安排部署下，如火如荼地展开抗旱救灾工作，在抗旱“三股力量”中形成了强劲的导向。一是从党政部门及干部职工抓起，成立组织机构，定岗定员定责，直至包保到具体灾民，成立工作督检机构，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在普安县三板桥镇，42岁的镇干部谢光学还为扑灭山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二是从重点人群抓起，确保“四类群体”的生活用水，迄今未出现一起饮水纠纷或因缺水危及生命的现象。三是从农业生产抓起，确保群众的生计问题，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切实降低旱灾造成的损失。四是从社会工作的层面，倡导全社会对灾区的援助与支持，同时鼓励灾民开展生产自救，确保各项救援物资和款项及时发放到位。通过国家帮助一点、社会捐赠一点、自己筹积一点等“多个一点”的方式，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通过这些措施，一是实现了抗旱与发展社会各项事业两不误，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二是通过搭建抗灾平台，加强了内地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增强了政府与群众、辖区各民族之间及同一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使社会各要素和谐发展；三是通过抗灾积累经验，为以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打牢基础。
（六）结束语
旱灾尤如“煮青蛙现象”：冷水煮青蛙，慢慢加热，待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时，它已来不及跳出锅外。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悄然而至，厚积薄发。这种渐进的生态嬗变，也催生了人们抗击灾害的智慧，增强了人们抗击灾害的能力，增进了人们之间的互助与团结，使全社会不断完善防御和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机制。如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不仅使全社会的凝聚力在灾害压力下极度增强，也激发了诸多防御和抗击灾害的智慧火花。因此，我们除需要进行人与自然和谐对话的反思和自省、认真总结经验外，也要挖掘在自然灾害面前，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抗灾潜力和智慧，以便因势利导、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战胜灾害。只有战胜了当前的自然灾害，我们才有机会和信心，以新的姿态和方式，去驾驭我们的行为，去调适人与自然的互动，去抵御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去构建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在黔西南州遭遇干旱这一特例中，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及全州各族同胞在抗灾过程中映射出的无尽潜能和智慧，正是管窥人类如何与生态环境协调统一的鲜活例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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