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害的人类学意义

吴秋林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水环境为人类的生命和文化建立了水生态环境，它的存在直接导致或者说影响了人类文化的形成。所以，任何水灾害的出现，都会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会使人类的文化发生变化。旱灾是三种水灾害中时间长度最长的，其作用力慢而持久，对文化的影响力也慢而持久。中国西南地区的旱灾对西南地区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较大。

关键词：西南地区旱灾；水灾害；人类学意义

作为体质人类学上的人，我们的身体在与自然环境的调适中，逐步进化到今天的样子。作为文化人类学上的人，我们的文化也在与自然环境的调适中，逐步形成今天的状态。在这些调适中，灾害可能是这些调适中状态最为猛烈的表现。人类自然环境中的灾害有许多种，每一种灾害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的生存和生存状态，而人类的最巨量的“故事”就是在与水的关联中展开的。我们于此表述“水灾害的人类学意义”，就是要在人类学民族学视野下来看待与水关联的自然灾害对人的文化的影响，表达我们对中国西南地区严重旱灾的学术关怀！

一、水灾害和水生态

与许多地球上的生物一样，人不是一个超然的生物，而是一个自然的生物。只不过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又给自己“建构”了一个“人造环境”，这个“人造环境”包含了改造过的自然环境和自己建构的人文环境。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又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生物，而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生物”。“人文生物”是我“制造”的一个概念，我在此想说明的是人作为一种具有多重性质生物的环境因素的复杂性。即我们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但时刻都在梦想着超越这个环境。所以，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亦是多重和复杂的。

在人的自然环境中，灾害是经常性的，一旦某一个子系统失衡，就可能出现灾害。地震、火山喷发、火灾、水灾是自然环境中四种最为基本的灾害，前两种灾害虽然巨大，但不频繁；后两种灾害亦大亦小，但十分频繁，且与人的关联度很高，故人类有“水火无情”的说法。

在这里，其他的诸种灾害不是我们的话题，故于此我们只涉及水灾害的话题。

作者简介：吴秋林，男，1955年生，贵州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在人类的生存中，水是一个关联度非常高的因素。我们身体中70％的成分是水构成的，而我们人类文化的最初始的状态，也是在水边出现的。空气保证了我们人能正常呼吸，而水环境，则保证了我们人的文化能够正常“呼吸”。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给水、水环境、水灾害下个定义。

水在物理学上只是一种物质，在一般意义的解释中，水包括了天然水（河流、湖泊、大气水、海水、地下水等）和人工制水（通过化学反应使氢氧原子结合得到的水）。水（化学式：H₂O）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水是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之一，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水在生命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水在地球上是巨量的，人们计算出地球上水的体积大约有1360000000km³，其中海洋占了1320000000km³（或97.2％）；冰川和冰盖占了25000000km³（或1.8％）；地下水占了13000000km³（或者0.9％）；湖泊、内陆海和河里的淡水占了250000km³（或0.02％）；大气中的水蒸气在任何已知的时候都占了13000km³（或0.001％）。故有人说地球实际上是一个“水球”。

从这个实际的存在来看，水作为一种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说人类的生存环境等，最根本的是由水构成的。我们的生命是在水中演化的，而我们的生命亦是在水的依存关系中延续的。可见，水环境对于人和人的生存的重要性。这对于人类的文化更是重要的。在我们现今已知的人类的古代文明基本上都是在江河流域中创造的。每年的5月到8月，尼罗河泛滥，带来了大量的肥沃土壤，这些土地生产了丰富的物产，孕育了伟大的埃及文明。这样的“故事”在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也同样上演，于此孕育了华夏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可以说，人类最早的文明是由于水的存在而出现的，但这个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而是大江大河的水。江河有多大，文明就有多大，同样，有什么样的水生态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出现。江河这不到地球水的0.01％的水，与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关联度最大。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这水生态环境哪怕一点点的变化，就会给人类的生存和文化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和变化。比如说，尼罗河不是在5月到8月泛滥，那就要直接影响到古代埃及人的生计方式，而生计方式的改变就要改变古代埃及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就会影响到观念、精神、行为的调适和改变……如果变化到达一定程度，古代埃及人的文化和文明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形。所以说，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是在水环境的常态中建立的，它们有一个相互调适的机制，水环境生态发生变化，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以保持一种相互的平衡关系。水环境生态的变化如果是突变，那就是水灾害了。

水灾害的基本概念应该是水的存在出现了异常，水出现异常就是水灾害。水的存在有三种基本形态：一是液体的水；二是气体的水汽；三是固体的冰，然后是一系列的中间形态的存在，比如雨水、江水、井水、湖水等等。超过正常水平的水突然大量出现在某一地区，便是水灾；在长时间某一天空中没有正常的水汽，即长时间不下雨，而地面又没有从江河而来的水流入，就形成旱灾。在不适当的地区和季节，出现大量的长时间的固体冰，便是冰灾。

这种异常除了对体质人类学上的人有直接的影响之外，对于人的文化影响亦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水生态环境的突变。突变会导致人口大量减少，此时便需要人类文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水环境生态。如果调适不力和不可能调适，那就会导致这一文化最终消失。当然，如果这种异常是短期的，在灾害过后，很快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原来的文化系统也能够正常运转，原来的水环境生态与人的生存和文化会恢复平衡，那生活和文化亦如常。

在中国的西南地区的严重干旱中，应该是后一种情况的水灾害，至少人们目前是这样来判断的。

二、水灾害的文化影响力

水对于人类来讲是重要的，这在所有的人类文化中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中国，人们把组成世界的元素分为五种，称为金、木、水、火、土。这个排列很奇妙，水是五元素中居中的，这与我们今天的水环境生态的重要性认识不谋而合。

我们在上一节中说人类的古代文明大多数是在水边建立的，是绝对依存于水的便利（即水的力量和形式）建立的。这些文明的建立是我们人类今日的文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没有这些最早在水边建立的文明，我们今天的文明是建立不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水色”浓厚。它说明，水灾害一旦出现，对我们人类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文化亦然！

水灾害一般有三种形式，洪水灾害、旱灾和冰灾。在人类文化的记忆中，这三种水灾害都对人类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三种水灾害，在人类的神话中都有表现。

当冰神控制世界的时候，太阳不见了，寒冷使世界上的一切植物都停止了生长，大地上一片死亡的寂静，没有任何生机，也没有了希望。这在科学的认知上可以称为“冰川时代”，但在文化的理解上是生命出现和孕育的文化解释，也是文化内容和形式在水环境生态中的一种解释。

这种关于冰神的神话一定是要寻找太阳，只有太阳的出现才能解决冰状态，使之变化成具有生命形态的水。有了水和阳光，生命也就可以出现，大地也就会充满生机。

旱灾在神话中也被拟人化了，说旱灾的出现是因为一种称为“旱魃”的妖魔主宰了大地，或者说天上的太阳出现得太多，烤干了大地的缘故。前者一般要有一个人类英雄到某一个洞里找到“旱魃”，并杀死它，消除它的控制，天空就会恢复正常的降雨，干枯的生命又重现了！后者一定会出现一个射日英雄，射掉多余的太阳，使大地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前者一般是中国南方型的旱灾神话，后者一般是北方型的旱灾神话。这两种神话都说明了雨水的非正常状态，这就是旱灾的主要原因。

洪水神话应该是水灾害中对人类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神话。在几乎所有的族群中，都有洪水神话的出现，神话中都会提到，在洪水发生前人类的状态如何，而一场洪水的出现使地上只有了两兄妹，而后来的人类都是这两兄妹的后代，而且都不是正常生育出现的人类，而是“肉团”之类的怪异物产生的诸多人类。《圣经》中有这样的神话，文明状态发展很滞后的族群中也有这样的神话。当然，在有的族群中会有许多的变体，比如说中国的仡佬族人就认为在洪水消灭人类之前，还有“风吹头朝人，火烧二朝人”，最后才是水淹没人类的神话故事。不管什么样的神话，都可以说明这次的洪水重新“塑造”了人类的一切，包括生命。(www.daowen.com)

这个洪水神话实际上就是一场地球上史无前例的洪水灾害，这场灾害完全改变了人类的基本的生命内容和形式，也表明我们人类的文化是在因为洪水灾害的完全淹没后重新出现的。在冰（水）状态异常的时候，我们在神话中得知的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局部的，找到太阳我们就可以战胜冰冻，让大地获得生机。也就是说，这种冰灾害的影响在空间上有限，在时间上有限。这种神话一般只会出现在北方，时间上一般也只会出现在冬天。在水汽异常的旱灾中，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也只能是局部的。也就是说，后两种灾害不足以像洪水灾害那样完全改变人类的文化，但是，它们的出现一般时间会比较长，它会影响到一个地区族群的基本生计方式，而随着生计方式的改变，也会影响人类的一系列的文化。只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可以细微到一般人难以觉察的地步，但是它一定在改变着人们文化的一些部分。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灾害可以说是人类遭遇的最频繁的灾害，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多、最频繁、最深刻的灾害，而且都是水的某种异常的灾害。像火山、地震等灾害影响也很大，但相比之下没有水灾害影响那么频繁。

在人类的一切文化中，信仰文化是人类诸文化的核心，但建构这个信仰文化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世界是怎么来的，二是人是怎么来的。有了这两个前提，人类的信仰文化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建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和人类的来源是我们人类文化的原点，我们人类文化的一切是从这里出发的，而洪水灾害改变一切（包括世界和生命）的时候，这个灾害的文化影响力就是根本性的。由此可见，水灾害的文化影响力之深刻，以我们的一般思维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水灾害的三种文化影响力是有差异的，因为它们在时间和空间的呈现上是有很大差异的。洪水灾害突然而历时最短，但一般异常猛烈。冰冻灾害的时间长一些，但多发于北半球，它主要的灾害时间也就在冬天，在太阳从南半球回来的时候，这种灾害也就会很快消失。它的伤害是区域性的、短时间的。水汽异常带来的旱灾历时就可能很长，说某一个地区雨水极少可能就是一种区域性常态。也就是说，干旱灾害是水灾害的三种灾害中历时最长的灾害，也是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明显症状的灾害。这样的灾害，缓慢而深远！

在水灾害中，后两种灾害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灾害程度的，时间越长，灾害越大。尤其是旱灾，它的伤害来得极慢，但修复起来也极慢。

中国西南地区的旱灾就是这样的灾害！

三、中国西南地区旱灾的文化影响

中国西南地区，历来是一个多雨湿润的地区，旱灾现象少见，或者说即便是发生旱灾也是小区域性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性质也不会太严重，绝对不会出现北方旱灾中出现的“赤地千里”的景象。但是，水灾害中的水汽异常在2009年的七八月间悄然而至，一场大范围的涉及西南地区五省区的秋、冬、春连旱发生了，历时近十个月。也许各地的灾害程度不同，部分地区的旱象在春雨中已经有所缓解，但有的区域却依然如故，贵州省的黔西南地区和黔西北地区的一些地方，依然苦旱如此……

在这场旱灾中，有许多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对于民生、政治、经济、生活的严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此文关注的是“中国西南地区旱灾对文化的影响”。

从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而言，人类文化是在适应一系列环境要素的情况下形成的，不管是“生态人类学环境决定论”，或者是“生态人类学环境选择论”者，都非常看重环境要素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环境“塑造”了我们；我们“适应”和“选择”了环境。在环境处于常态的时候，人类的文化与环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塑造”“适应”“选择”这三个词汇处于隐态，一旦环境处于非常态的时候，这三个词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激活，而激活的程度往往视环境非常态的程度而言。

中国西南地区的旱灾，应该是一种环境异常的表现，但在文化上出现这三个词汇的程度不大，说“适应”中的微调则是符合实际的。

2009年凌先有先生在“长江水利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水灾害与水文化的传承》文章。在文章中他说：“水文化贯穿于水灾害的始终。水灾害是一个过程，由水灾害发生、成灾、救灾及消除后果等阶段组成。在水灾害的各个阶段，社会精神层面呈现着许多共同性的水文化元素，但在不同的阶段，水文化都有着各阶段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水灾害发生前，水文化主要体现在复杂的人文现象之中，不仅包括居民对水灾害的心理预期、对减轻灾害的基本态度和各种防灾准备、有关水灾害的科学知识及防御水灾害的手段和技术准备等，也包括政府对水灾害的对策、防灾计划、水灾害防御演习以及水灾害科学研究的支持程度等；在水灾害发生及成灾阶段，面对因水灾引发的房屋淹没或倒塌、生产和生活资料被毁等情形，灾区人民的居住方式、饮食方式、劳动方式和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意志品格、行为能力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出现了水灾害后特有的居住、饮食、行为等文化现象，并且由此引发以抗御水灾害为主题的诗词、歌曲、短信、图片资料以及其他特有的宣传、文艺等文化现象；在水灾害恢复建设阶段，水文化现象体现在包括整合受灾居民心理和精神世界而采取的心理救助、表彰奖励、抗御水灾害先进事迹报告及精神弘扬等活动中；体现在维护灾区社会生活秩序和重建家园等一系列活动之中。在水灾害发生过程中，水文化通过政府和灾区人民在防灾、救灾、抗灾及灾后恢复建设中表现的指导思想、社会意识、组织行为和精神观念表现出来；通过灾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从而推动或制约着抗御水灾害活动的开展及其成效^[1]。”

这篇文章表现的水灾害，在把“水”字变化为“旱”字后，就完全可以用来表述旱灾对于人们的文化影响。

对于这场严重的旱灾，人们的预期准备是不足的。旱情是2009年秋天发生的，但是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2010年的2月，因为这个时候才出现大面积的人畜饮水困难。这我们可以从《黔西南日报》上关于旱灾报道的关注时间和频度上看出。

与上述表述不同的是，灾后的所述变化也没有那么激烈，因为旱灾是逐渐变化的，但这种影响也有。在麻山，有的人家已经把牛卖了买马来运水，以保证生活用水。

在凌先有先生所谓的“居住方式、饮食方式、劳动方式和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很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意志品格、行为能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等方面，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旱灾中也出现了，但不会像水灾害那样直接，其变化可能更多地出现在后面的一些表现中。

但是，就像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灾害的力量是破坏性的，但是灾害激发出来的战胜灾害的精神力量，则是灾害的一种文化升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旱灾中也有这样的文化影响。

在灾害面前，人们的文化表现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神灵崇拜阶段；二是自然崇拜阶段；三是英雄崇拜阶段；四是崇尚科学阶段。我们在黔西南州的旱灾考察中发现，旱区的人们已经走向了“崇尚科学阶段”。在黔西南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传统的仪式性文化表现中，春季的求雨仪式以前普遍存在，但是，在这次旱灾中，这种本应普遍复苏的求雨仪式并没出现，至少我们在调查中没有见到。如果在这样的旱灾中，原来普遍存在于民间的求雨仪式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此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在特大旱灾都没有出现的求雨仪式，以后也不会再出现了。因为虽然旱灾严重，但总体上旱区各县、乡政府对于村民的生活用水的保障是非常有力的。故而，村民们不是在某个怪石前焚香求雨，而是在公路边等待政府部门的运水车的到来。这种文化的转变是令人欣喜的，这自然会对灾区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意志品格、行为能力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最为珍贵的补偿。

在我们对黔西南州的旱灾考察中发现，旱灾的分布并不均匀，总体上是石山区旱情严重，平坝区其次；民族区域旱情严重，其他区域旱情其次。这是因为黔西南州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大石山区，比如望谟的麻山石山区，居住的是苗族人，而这一地区旱情最重，这种因旱灾的文化影响表现就会不一样。对于处于特重旱灾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言，其文化上的影响力要比其他地区大得多。当然，至于这种文化的影响程度和显隐状态是比较难于量化和描述的，但它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中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这次中国西南地区的旱灾，经济损失巨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影响会在灾后很长的时间里发生作用。政治的、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和应对，而文化的影响力我们容易忽略，但这方面的影响力可能更为深远。不过我认为这次旱灾后的文化影响是良性的。

参考文献

[1] 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49.

【注释】

[1] 凌先有. 长江水利网. 200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