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及阶段性特征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课题负责人：许　生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课题组成员：张岸元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刘国艳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王　元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一、“十二五”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

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十二五”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经济增长总体上将趋于放缓，环境制约因素加大，低碳经济将推动新一次产业革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国际贸易、国际产业转移形势不容乐观。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形势主要呈现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增长速度可能放缓

各种迹象表明，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有趋于缓和的趋势，但是，全球经济仍存在诸多下行风险，与上一轮经济周期相比，世界经济增长存在放缓趋势，未来走势仍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全球性股价和房价暴跌，家庭资产大幅缩水和收入下降，将抑制消费增长和经济复苏;财富在国家之间分配与配置的失衡状态日益严重;主要发达国家信贷紧缩将会持续，国际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美欧重振房地产市场难度加大，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短期内难以快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全球经济低迷状况还有可能持续较长时期，全球经济恢复既不可能是V形反弹，也不太可能是长时期的L形，很可能是W形或多个W连接的波浪形。

(二)贸易保护主义又现端倪，国际贸易短期难以全面复苏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消费需求快速下降，导致国际贸易市场急剧萎缩，国际贸易增长率由2006年的8.5%急剧下降为2008年的2%。据世贸组织最新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仍将大幅下降9%。其中，发达国家的出口量将下降10%，发展中国家也将下降2%～3%，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降幅。另一方面，各种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如美国政府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包含只购买美国货的条款、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轮胎出口的特殊保护案、欧盟对中国鞋业的反倾销调查、乌克兰对中国等注射器征收反倾销税、法国在救助本国汽车业的过程中要求本国厂商优先解决本国就业等。一些关键和敏感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延缓全球贸易短期内复苏的步伐。同时，由全球产业链分工所决定的部分关键产业，由于终端需求显著下降而导致贸易链断裂，也将给中长期的贸易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三)虚拟经济难以为继，国际产业转移可能有所放缓

脱离经济和社会制度制约的虚拟经济“虚火”严重过旺，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大爆发，大量工人失业。在后危机时代，为稳定就业和增强经济的抗冲击性，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回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倾向。“再工业化”将造成原本需要向国外转移的部分产业再次本地化，国际产业资本流动、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将因此而可能有所减缓，制造产品的国际市场，尤其是具有创新潜力的制药、替代能源和环保汽车产业等高端制造业领域，竞争将更加激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必然造成新的困难。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危机总体上并未改变全球范围内产业大规模转移的趋势，诸多积极因素有望带动国际投资，进而推动世界产业转移走向新高潮。一是许多快速成长的行业，如生命科学、新材料等，表现出较好的投资前景，以产业重组为背景的新一轮跨国并购热潮将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而出现;二是出现新的外资来源。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具有大量的财源，正通过其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三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推动力量依然存在。一方面，许多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仍决心提高其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摆脱困境，实现赶超战略，仍将进一步扩大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接纳。同时，国际产业转移的整体层次不断提高，未来服务业转移比重不断上升，由业务流程外包和信息技术外包组成的服务外包，正逐渐成为服务业转移的重要形式。

(四)新的增长点正在发育，低碳经济将引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日益严重的突出问题，减少碳排放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一场围绕新能源、低排放的产业革命正逐步展开，人类正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新能源革命。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把新能源、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增长点和经济复苏的引擎，甚至将其作为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将成为后危机时代抢占经济制高点的重要战略选择。当前，许多产业多已完成全球布局，再难有大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为新的繁荣周期寻找核心产业、加速全球产业的重新布局，是未来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美国政府推出新能源战略，把涉及数千亿美元的新能源投资作为挽救美国经济走出低谷、维护其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的重要战略;英国制定了“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将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战略之一;日本制定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将低碳社会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政府长远发展目标，重点开发新的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则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并努力保持在航天领域的强国地位。因此，围绕清洁能源所形成的产业群，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繁荣的支撑点，推进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五)环境约束更加突出，资源价格将维持上涨

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应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已并非单个国家或组织所能为之，而需要各国联合、共同采取行动。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确立为新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宗旨之一，相关协议赋予各国为保护环境而采取措施的合法性。未来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发展，对能源、水资源等的消耗必然不断增加，从而对全球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构成新的压力。而为抑制这种压力的环境约束将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中有关环境、气候等的规则约束将日益强化，这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近年来，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尤其在石油、铁矿石等产品价格由于需求不断增长而出现持续性、爆发式上涨。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除受美元贬值、国际投机活跃等因素影响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对资源需求的增加是促使资源价格上升的主要驱动力量，如石油、铁矿石价格的快速上涨就与我国需求的增加直接相关，并往往成为国际炒家操纵资源品价格上升的砝码。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未来全球经济对资源的需求还会持续扩大，而传统化石能源、矿产资源产品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稀缺性将长期存在且不断加剧、供给弹性不断缩小。这种需求的扩大与供给弹性的缩小，将进一步推动未来资源性产品价格继续趋于上升，巨量资本的全球逐利会使其价格波动更加频繁。

二、“十二五”时期的国内经济环境

国际金融危机虽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但并未改变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趋势和节奏，在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作用下，危机带来的被动局面已有所缓解。“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和关键转型期，区域经济格局将向多极化方向继续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调整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将深度突破。

(一)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1.经济调整属于国内经济周期与国际金融危机双重作用的结果

从经济运行周期来看，当前经济下滑是我国经济周期特征与国际金融危机双重叠加的结果，危机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基本规律，只是加大了经济周期下行的幅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体上表现为8—10年左右的中周期特征，2007年GDP增速达到本轮中周期的峰值13%，基本处于经济运行趋热区间;长期以来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方式，使我国资源和环境压力明显增大，经济转型压力明显上升。因此，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的内生周期规律也决定了从2008年起宏观经济将处于第三个中周期的下行调整通道(见图1—1)，只不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加大了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探幅度。

图1—1　中国宏观经济的三个中周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2009—2012年为预测数。

2.刺激经济方案在新一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方案已经产生了积极效果。2009年二季度经济增长7.9%，扭转了2008年以来季度增速持续下滑的局面;预计三季度经济增长在9%以上，全年经济增长将在8.5%左右，高于经济增长8%的预期。随着刺激性政策效应在2010年进一步显现，我国经济将可能短期内走出V形反转的复苏轨迹，重拾上升趋势，预测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达9.5%左右。从世界经济趋势看，进入“十二五”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相对好转，外需将有所上升。从国内经济发展趋势看，一方面，“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这是我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从应对危机的调控政策看，国内为抵御危机和外需下滑的影响，上马大量投资项目，尤其是投资重点向基础设施领域倾斜，出台鼓励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这为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因此，“十二五”时期，预计我国经济将极有可能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3.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

30年来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上新台阶，规模急剧扩大，2008年已达30万亿元。未来要在如此巨大规模基础上再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将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同时，以高投入为主导，以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大量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模式，使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将难以在原有粗放式高位增长模式上继续前行。我们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将在年均9%左右的新增长平台上运行。随着经济逐步稳定而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当前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将有可能重回“双稳健”组合模式。具体政策把握上，可能呈现“前松后紧”的态势，同时继续采取多次预调、微调方式。但也不排除由于地区竞争、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引发的投资膨胀和过热，导致中央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情况发生。

(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时期

1.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步伐

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可持续发展受到重大挑战。从现在起到“十二五”时期，是国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国家将实行更加严厉的政策措施抑制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加大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协调内需与外需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产业结构加速调整

“十二五”时期，我国在向工业化中后期迈进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国家将加大对“两高一资”的限制力度，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突破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工业发展从数量扩张转向工业质量提高为主，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3.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加强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GDP跨越3000美元台阶，社会结构、社会利益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转折期。加快社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需要，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时期将把加快社会发展、解决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化解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全体国民分享发展成果，享受更多实惠。

(三)区域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1.经济重心“东移西倾”态势可能继续延续

从全国三大区域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重心表现为东部地区在全国所占比重持续提高，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则相对降低。尽管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重心东移速度已经开始趋缓，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使东部地区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增速下降幅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随着东部地区经济调整、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可能还会继续。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在金融危机中也表现出了强势增长势头，这种趋势至少在“十二五”时期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2.“三足鼎立”向“多轮驱动”转变

为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失衡的状况，新世纪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并在一些重点战略地区实施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级经济规划区，在不同区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地带，改变目前过多依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足鼎立的区域格局。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批准了上海浦东等七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和一批国家战略层面的经济区规划，如北部湾经济区、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等国家级发展规划，区域振兴规划正逐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覆盖全国，区域经济正呈现出多轮驱动、多极发展、外需型经济区与内需型经济区共同发展的态势。“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多轮驱动、多极化布局的战略将继续展开，皖江城市带、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中原城市群等，都有可能上升为国家级规划发展的重点战略地区。

3.大城市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近年来，各地区都在打造“1小时城(都)市圈”、“3小时城(都)市圈”，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未来随着城际铁路、高速铁路与公路网的建设，尤其是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投资扩张政策，将进一步完善网络型基础设施条件，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为便利，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将日益向城市集中，不仅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内陆地区都将有更多的城市群发展成为大城市圈，大城市圈将成为推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4.区域合作难以在深层次展开

未来区域间仍将以竞争为主，区域合作难以在深层次有效展开。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短期内难以有大变化，政绩考核不会消失，以地方政府为主导追求地方利益独立化的区域竞争格局仍将延续，并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日趋均质化而使竞争更加激烈。在区域间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区域合作并不会停止，但以土地资源为主要对象、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省域内、区域内合作仍将是未来区域合作的主流趋势，而以功能性分工、合作的跨区域深层次合作，依然难有大的进展。

(四)经济社会政策加快调整与创新

1.财政政策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主进行调整

进入“十二五”时期，财政政策将逐步从积极转向稳健，以结构调整为核心，以稳定增长、保障民生、促进和谐、推动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为方向进行调整。国家将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实现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与财力相匹配;通过开征物业税等办法，增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通过一系列财税结构性调整，实现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通过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完善资源税费制度，促进资源节约，提高资源开发与使用效率;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加大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增强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2.金融政策重点加快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十二五”时期，我国金融体制将进一步完善。通过差别化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引导资金投向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出台《放贷人条例》，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鼓励中小政策性银行、小型商业银行(包括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发展，扩大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扩大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空间。国家将继续完善股票和债券市场，扩大市场规模，推动各类企业直接进行市场融资，加快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继续扩大产业基金、信托投资基金、区域性产权交易所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空间。

3.产业政策更加突出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

“十二五”时期国家将主要通过产业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继续贯彻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现代服务业等新型经济;严格控制增量扩张，加大资产存量调整，从严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与资源性行业投资项目，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继续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继续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继续支持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支持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关键技术，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主品牌建设;大力推进产业整合与企业兼并重组，培育与发展优势产业集群;继续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

4.区域发展政策继续坚持统筹协调的基本取向

“十二五”时期，国家将继续推进区域间统筹协调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着力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和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东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大都市圈经济一体化，增强东部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国家将继续通过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产业转移、加强现代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市场体系等方面的政策，促进各大城市区建设迈入快行轨道。

5.资源环境政策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二五”及其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家将采取增加财政专项补贴、税收与价格优惠、财政贴息、发行免税债券等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产业发展与清洁能源开发、支持先进适用技术科技攻关、优先采购节能节水及再生产品;对利用余热、余压、煤层气以及煤矸石、煤泥、垃圾等低热值燃料的并网发电项目实行保护性上网电价，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加强节能减排总量控制、提高节能减排标准、严格环保准入门槛、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对资源高消耗行业中的限制类项目实行限制性的水价、电价等政策措施，解决危害健康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实现环境保护与环境友好的目标。

(五)体制改革进入深度攻坚阶段

1.以增强企业活力为目标，努力寻求企业改革新突破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继续深化混合所有制经济建设，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向民企、外资、内部经营者和职工转化和吸收股本的方法，实现产权置换和资产优化重组。除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大多数大中型国企要通过推进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国家将继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进一步消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放宽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保障民营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进出口方面，享受与其他企业同等的待遇，切实增强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2.以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十二五”时期，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是改革攻坚的重要内容。要素市场改革的一个主要攻坚方向是完善资金、土地、技术和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将进一步完善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制度，理顺土地价格形成机制。扩大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试点，全面推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国家将在合理保护、有效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与财税政策改革相配套，进一步完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资源性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国家将进一步促进和完善技术成果交易市场建设，鼓励科技创新，积极促进技术成果产业化。

3.以全面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十二五”时期将重点改革政府体制，建立适应深度市场化的政府调控和管理经济运行的制度，建立适应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财税体制，建立与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制度;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减少政府部门对微观主体不必要的干预和规制;提高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度，建立适应深度市场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利益协调机制，消除公共利益部门化倾向，增强改革“自下而上”的推助力。

4.以“统一、健全”为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新途径

“十二五”时期，将逐步统一社会保障体制。虽然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所要求配套的财税制度、户籍制度尚不完全具备，城乡社会保障分置的局面将继续存在，但是城镇社会保障的所有制统一、职业统一和地区统一的趋势在“十二五”期间可能会有所加强和显现。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一方面为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支撑和保障，但另一方面也对各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十二五”时期西安市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十二五”时期西安市发展面临的重要机遇

1.外部环境总体有利于西安内需型经济发展

“十二五”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逐渐结束，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外需下降的影响并不会完全消失。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会有所增加，国际贸易摩擦会有所加剧，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将更加严峻，外需的拉动作用会受到更多限制。作为大国经济，扩大内需、促进内外需协调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和基本发展趋势。

西安市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整体较适应内需型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安市经济发展虽然也遭受了部分负面冲击，但却能够逆势而上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亮点的重要原因。西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能够与未来发展趋势相互耦合，从而为西安市利用自身内需型经济特征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提供重大战略机遇。

2.绿色产业革命给西安产业跨越式发展带来新契机

当前，信息革命所产生的效应正逐步趋向稳定，低碳经济正方兴未艾，以绿色能源和环保技术为产业革命突破的新产业群，可能引发世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由于绿色技术革命的产业升级必须依赖既有产业基础，需要在现有高度发展的产业技术基础上进行突破和创新，因此发展绿色技术将强化发达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博弈能力，确立发达国家的产业比较优势。

我国将顺应这一趋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西安市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基础雄厚，优势明显，又拥有全国领先的科技教育资源，因此，“十二五”时期，绿色产业技术革命为西安产业发展实现“弯道超越”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3.国内经济新周期上升通道为西安市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从中长周期波动看，“十二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上升阶段，总体上将从两个方面对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快速发展的机遇。一是整体需求将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是内需方面，更为西安市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虽然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期，但投资拉动的作用不会减弱，而外向型经济区域的转向尚未完全到位，这为包括西安市在内的中西部地区继续推进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期。

4.打造“核心西安”面临的机遇

日前，国务院正式通过并发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将把关中—天水经济区打造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以西安为中心，主要依托西安、咸阳、宝鸡、铜川、渭南、天水等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充分发挥资源富集、现有发展基础较好的优势，在城市建设、土地管理、人口及劳动力流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要产业布局等方面，加强统筹规划和协调，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重点发展高技术、装备制造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现代农业和特色旅游产业，加快建立分工合理、协作配套、优势互补的重点经济区，加快培育和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成为带动和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西安作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城市，已被国家正式列为在该经济区构筑“一核、一轴、三辐射”空间发展框架体系的经济核心，将充分发挥西安对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作为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关键环节，这将大大拓宽西安的发展空间，为西安加快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性机遇。

5.打造“创新西安”面临的机遇

西安凭借自身的科技优势，成为西部地区甚至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中心，带动整个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国家支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一个重大政策是支持西安统筹科技资源改革，支持西安在统筹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央财政对这个地区竞争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以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等都会加大引导性的投入。同时，西安的自身优势明显。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西安科教和人才资源具有非常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为西安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智力支撑。西安航空航天产业、重大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等在全国产业分工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十二五”时期，西安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政策标准，应当抓住机遇，高起点发展，重点解决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市场难题，争取成为西部地区和全国的重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中心，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方面有大的发展。(www.daowen.com)

6.实现“制造西安”目标面临的机遇

“十二五”时期，国家将根据十七大提出的“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指导方针，实施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产业振兴规划，形成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局面。国家在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以西安、咸阳、宝鸡、天水为集中布局区域，加强重点产业集群建设，强化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全面提升重大装备制造水平，这为西安向西部和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机遇。

西安具有比较坚实的工业基础，是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工业具有较高集中度，工业效益较好，工业结构较为合理，工业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均属于上游水平。西安装备制造业已初步建立起自主创新体系，拥有一批国家级技术中心、省级技术中心。近年来，国内外先进装备制造业项目也开始向西安转移。这些优势条件决定了在国家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和全国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大环境下，西安装备制造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7.打造“枢纽西安”面临的机遇

关中—天水经济区处于我国内陆中心，是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支点，多条铁路、公路、航线、管线在此交会，是全国交通、信息大通道的重要枢纽和西部地区连通东中部地区的重要门户。西安作为该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和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加快铁路客运专线、煤炭运输通道、关中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构建以西安为中心的发达的铁路网络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同时，加快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进一步强化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枢纽功能，有序建设支线机场也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也为将西安建设成为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8.打造“服务西安”面临的机遇

十七大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这对对外贸易依存度不高、主要依靠内需扩大市场销售的西安来说无疑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给西安市的长期发展确立了一系列具体支持政策：积极研究设立西安陆港型综合保税区，着力打造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内陆港口岸和亚欧大陆桥上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方式，着力打造西安区域性金融中心;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积极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合并重组;推动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探索建立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支持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担保机构和典当公司;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发展中小民营企业贷款业务、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积极发展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支持大型市政、城建企业发行节能环保、城市建设特别企业债券;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或股份制形式成立各种非金融类投资公司，等等。所有这些具体的国家支持政策，无疑将对“十二五”时期西安发展现代服务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9.打造“国际西安”面临的机遇

随着世界经济深度全球化、区域高度一体化、世界资本分布格局正在加快调整、世界经济新秩序正在加速形成等一系列积极因素的不断显现，“十二五”时期，我国可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努力提升对国际资金、技术、管理、商品、信息和人才的集聚能力，全面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更高层次、更加协调的跨越式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更加开放，西安市凭借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历史文化优势，打造“国际西安”也面临一系列重要发展机遇。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要实现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建设西安国际现代化大都市，以西安为中心，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大力发展历史人文旅游、自然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把西安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西安被国家确定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现代化国际型大都市，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定位之高，期望之切，不仅为全国所瞩目，而且为下一步加快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10.创造“和谐西安”面临的机遇

西安作为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的核心城市，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统筹城乡和区域社会事业发展，切实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民生突出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为此，国家为西安和该经济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城镇群集聚发展，城乡统筹取得突破，城镇化率达到60%;构建由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三级城市、重点镇和一般镇五级组成的城镇体系;加快西安(咸阳)地铁建设，加快核心、次核心城市与三级城市、重点镇间的快速干道建设;鼓励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建立健全零就业家庭动态援助工作机制;加快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提高保障水平;率先实现区域内社会保障统筹和社会保险关系跨省区转移接续;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探索建立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建立经济区城市间的合作机制，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和市场一体化，等等。这些政策支持和相关要求，将会极大地增强西安在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能力。

11.建设“绿色西安”面临的机遇

“十二五”时期，国家将大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步伐。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也赋予了西安和该经济区在建设“两型社会”方面一些具体的政策支持，为“十二五”时期西安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步伐提供了机遇。比如，适当提高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征收标准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培育专业化的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营体系，探索环境容量有偿使用、水权交易、初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机制;探索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这些都会为西安大幅度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城市整体素质与综合竞争力，解决多年来想解决而难以解决的发展难题，提供了广阔平台与良好机遇。

(二)“十二五”时期西安市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1.内需外需平衡发展可能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加剧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造成冲击。“十二五”时期国家将更加重视国内市场的扩大与深化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未来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加快扩大。但是，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大冲击，“十二五”时期也会主动利用新的发展趋势，在继续保持外向型经济优势的同时，转换自身优势向内需型经济发展，从而挤压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竞争压力。因此，西安市“十二五”时期虽然会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也会面临更大的区域竞争挑战。

2.矿产资源供给偏紧对西安重化产业发展形成较强约束

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与中国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呈现正相关关系，资源性产品不可再生的特点也决定了其稀缺性将长期存在。在需求保持刚性的条件下，未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并将在高位持续频繁波动。“十二五”时期是西安市继续工业化的重要时期。在国际资源产品供求关系长期偏紧的背景下，西安市的重型产业发展面临更大的资源供给压力，对西安市工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原材料的供给上看，资源约束是刚性约束，西安不得不面对资源产品供给长期偏紧的严峻局面。

3.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对产业升级提出更高要求

“十二五”时期，全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西安市将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依然和国家工业化进程同步。随着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在政策环境和市场需求两个方面为西安产业发展升级提供了良好机遇。这既为西安市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产业上的相互支持与协调发展，但也为西安市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新型工业化需要的结构调整加大了压力。在新的发展时期，西安市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坐等国内产业转移，或者国际产业转移来完成自身的工业化发展，而只能利用现有产业基础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提高自身的产业规模和产业扩张能力。西安市如何努力发挥后发优势，通过产品结构、资本结构以及市场结构的调整，提升现有产业竞争能力，提升西安市产业水平，扩大产业带动范围，是西安市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

4.发挥西安市核心城市功能存在巨大挑战

从战略上来看，西安肩负着实现西咸“1+1”经济一体化，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县和甘肃省天水市“1+7”都市轴心化和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1+3”经济辐射的历史重任。但是，由于西安“一核、一轴、三辐射”的城市和地区之间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对西安的依赖程度过大，相互协调与支持的能量可能不足，这对西安这个核心经济体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西安这一核心城市的带动能力与辐射能量构成了巨大挑战。

5.建设西部和全国的科技创新基地存在巨大挑战

从全国比较来看，西安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水平一直偏低。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统计，2008年西安新技术产业化能力和品牌创新能力在全国19个副省级城市中均排第17位，说明西安严重缺乏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大力发展品牌战略的市场机制，结果造成西安市科技成果供需双方的严重脱节。未来不突破新技术产业化和品牌化的瓶颈制约，就难以把西安建设成为西部和全国的科技创新基地。而要破解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难题，需要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大胆创新。另外，从整体上看，西安市现有产业基础结构、产业能力水平，与绿色技术成为产业革命的带动力量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何提高产业化水平，把握绿色革命带来的机遇，对西安市实现“弯道超越”也是一个很大挑战。

6.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存在很大挑战

与全国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相比较，尽管西安制造业门类齐全，但是，西安工业总体规模还不够大，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高，产业规模小，尚存在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各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大格局下，西安传统制造业要升级为先进制造业面临体制、机制转换等一系列制约因素，能否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赢得发展空间仍然面临很大挑战。

7.建设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面临的重要挑战

西安发展现代物流业也面临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管理体制和机制障碍、物流专业人才短缺等方面的制约。特别由于国家综合交通运输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地区经济中心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十分便利，尽管西安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西安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仅处于中下游，交通中心难以转化为物流中心。因此，如何迅速提高和充分发挥西安的交通枢纽地位，切实改善目前交通运输业的落后面貌，真正打造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是未来西安面临的重要挑战。

8.建设区域性会展与金融中心面临重要挑战

西安市服务业发展尽管具备一定优势，但是行业结构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在全国处于下游水平，严重制约着西安城市功能的整体发挥，与西安在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地位不相适应。国家在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中给予西安的一系列重大支持政策，从西安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看，是西安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同时，如何落实和运用好这些优惠政策，切实发挥政策效果，无疑也对西安提出了重要挑战。

9.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面临巨大挑战

尽管西安市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利用外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旅游产业不断发展，但是，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地区现代化国际型大都市相比，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水平还较为落后，仍然需要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将西安城市建设定位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可避免地为西安市政府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0.有效改善民生问题面临巨大挑战

从全国比较来看，西安市城乡大量低收入群体与失业群体的存在，使得西安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就业、社会保障、养老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难题。西安人均GDP、人均财政在所有副省级城市当中排名靠后，改善民生的能力弱、基础差，使得解决西安社会民生问题“难度”更大。西安市较小的财政能力与巨大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有效改善全市民生问题存在巨大挑战。

11.“两型社会”建设面临巨大挑战

作为老工业基地，西安不仅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主要指标(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单位GDP工业电力消耗，建设用地产出率等)在全国处于明显劣势，而且相关的体制机制与政策观念的转变也很不适应。这使得西安“两型社会”建设困难重重，面临巨大挑战。

总之，“十二五”时期，在国际、国内、周边环境以及西安市自身条件的综合影响下，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西安市仍然可以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为尽快实现全市战略发展目标，加快缩小与发达地区和国内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差距，西安市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服务效率，通过促进关中—天水区域经济的发展缓解资源、生态、环境制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增强微观活力，为西安市平稳、较快、长期可持续发展积极创造条件。

四、“十二五”时期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十二五”时期西安市所处的发展阶段

1.将提前进入中等发达战略目标发展阶段

如果按照战略发展阶段目标中单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目标要求看，西安市在“十二五”开始前，即在2010年就将大约提前10年在经济总量单项指标上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战略阶段目标;“十二五”期间，西安市可提前进入下一步实现中等发达战略目标的发展阶段。如果不考虑价格和人口因素，“十一五”末期到“十二五”末期，西安市经济发展年均增长幅度至少要保持在14%左右。

2.工业化进程将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在“十二五”时期，西安市经济发展将相当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对比世界银行关于各国收入分组的标准，2010年，西安市进入“十二五”时期前，西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2007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工业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指标的国际比较看，西安市也将在“十二五”时期开始时，也就是在“十一五”结束时提前10年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进入中等发达水平的发展阶段。

(二)“十二五”时期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将明显加大

根据西安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史，在发展模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预测到2010年，西安地区生产总值可能突破3500亿元人民币;到“十二五”结束时的2015年，西安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可以突破13000亿元人民币。从经济增长的均衡性来看，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将明显加大，受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影响，预计2010年将成为西安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高点。

如果不考虑人口规模变动，预测到2010年底，西安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可能突破33700元人民币;2015年底，西安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可能突破65000元人民币。

2.战略阶段的整体目标还有待全面实现

相对于小康社会目标，全面小康建设战略目标并没有十分具体的指标体系，十七大所确定的发展战略阶段目标更加强调经济总量指标之外的其他发展指标，更强调社会整体进步，更强调文明素质建设，甚至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看，十七大所确定的这个阶段的战略目标都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我们认为，与单纯的翻两番战略指标相比，全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这一战略阶段最突出、最根本的发展追求。因此，这个阶段的战略目标不能单纯用人均经济总量来衡量，而更多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来评判。

单纯从人均总量看，进入“十二五”时期，陕西省及全国都能在人均经济总量上提前实现这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如果同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不变，仅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随时间的变化看，到2010年，陕西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可能达到28956元。实际上，在2007年时，陕西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14607元，比2000年(4968元)实现了翻两番，已经提前13年在人均总量单项指标上完成第三步走战略的阶段目标。

从国家发展战略在单一人均总量指标上的阶段要求看，西安和全国基本上同步，都将相继提前实现阶段性战略目标，西安市可能略有提前。从工业化进程的比照上看，进入“十二五”时期时，西安市和全国工业化的进程基本一致，按照收入水平的分组位置也大体相同。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阶段总体目标来看，也就是从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来看，西安市同全省、全国一样，仍然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之中，战略阶段的整体目标还有待全面实现。虽然改革开放30年，西安市在经济总量得到迅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在一些能够反映个人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上，也还反映出未来“十二五”时期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人均总量指标速度快于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根据西安市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08年，按照常住人口计算，西安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2.77倍，年均增长率13.32%，而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39倍，年均增长10.99%。

二是消费支出结构并没有表现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明显改善。按照钱纳里等人关于工业化进程的研究，随着收入的增加，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需求结构中食品需求的下降。但是，在“十五”和“十一五”时期，西安市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并没有表现出食品消费需求明显下降的特点。我们预计，进入“十二五”时期，这一特点不会有明显改善。

三是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也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表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在居民生活环境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个别人均公共设施，甚至出现2007年比2006年下降的现象。

四是卫生医疗机构在医院床位规模不断扩大，社区医疗机构有所增加的同时，总体医疗结构数量增长缓慢，有些类型的卫生医疗机构数量，如妇幼保健机构，疾病控制机构，卫生员、门诊部等从2001年到2007年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下降。从卫生医疗机构的布点上看，无法满足城市化以及城市建设区域扩大的需要。

显然，从全面小康发展战略目标要求看，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衡量，西安市进入“十二五”时期时，城市基础设施还不能适应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需要，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给城市个人普遍带来生活舒适度的同步增长以及文明素养的同步提升。

3.产业化结构呈现加速的“三二一”倾向

从产业结构上看，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持续上升的态势。

与钱纳里等人对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研究结论相比，进入“十二五”时期，西安市工业化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动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虽然三次产业整体上表现出“三二一”的比例关系，但是，西安市的第二产业总体上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西安市“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是在第二产业发展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形成的。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安市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是在1990年，二、三产业比重结构为43.04∶44.99;第二次第三产业比重超过并持续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是在1994年，二、三产业比重结构为44.26∶44.81;至2008年，二、三产业比重结构已进一步调整为45.1∶50.18，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则持续下降。这种特点根本上是与西安市现有经济基础，以及城市经济特点有关。我们认为，对于城市经济来说，单纯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程度。同时，西安市阶段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还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制约。同时，我们也认为，西安市作为西部地区和北方内陆城市，第二产业的充分发展仍然十分重要，第三产业虽然在比重上早已超过第二产业发展，但是，第三产业总体质量并不高，这与第二产业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具有重要关系。因此，“十二五”时期，西安市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将科技优势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带动第二产业的大发展。

五、保持西安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确立建设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经济中心战略目标

西安地处我国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中心，既具交通优势，又具人才、科技优势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其文化古迹、旅游、煤炭资源丰富的特点，国内独一无二，在我国西部开发开放中承担着辐射带动的历史使命。根据西安在西部和全国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西安应该也有能力成为我国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经济中心，与武汉的“中部经济中心”、天津的“北方经济中心”相呼应，带领西部地区突破性发展。

“十二五”时期西安将进入经济加速发展、工业化迈进中后期、城镇化加速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西安成为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经济中心的关键培育期。在认清国际国内大环境、西安自身条件的基础上，西安应依托政策，把握机遇，顺势而为，把西安打造成为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新材料基地、新能源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打造成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的核心城市，加快推进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建设，在西部地区实现“率先突破”。

(二)继续坚持“工业强市”方针

现代工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导，工业的发达是经济发达与成熟的标志。没有现代工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高度发达，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就失去存在的坚实基础。从国家层面看，我国需要继续大力发展工业，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和过程。从区域层面看，目前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城市，依然在大力发展工业，实施重化工业战略或“再工业化”战略，以进一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西安市作为一个地处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经济中心的老工业城市，作为国家重要科技研发、设备制造与材料工业基地，又承担着带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历史使命，需要第二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以此孕育和催生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才能提高其地区辐射能力与带动能力，实现自身在全国发展战略中的区域定位功能。

因此，“十二五”时期，西安市仍需坚持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遵循三次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必刻意追求“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必须坚持“以工业促服务业、以服务业提升工业”的发展思路，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现代工业，走“先进工业立市”之路，突破性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重振制造业雄风。

(三)仍需进一步提高投资率

投资是形成资本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西安必须加快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上马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项目。因此，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是必然要求，固定资产投资率的进一步提高也不可避免。从横向比较看，西安市目前的投资率与全国同类城市相比、与国内发达城市相似阶段相比，仍需进一步提高。因此，“十二五”时期，西安市应切实加大投资力度，把较高的投资率保持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在继续发挥投资对西安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为未来长远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四)坚持自主发展产业的方针

从现实看，目前东部地区本身还有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因而对不同层次产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的容量，内部调节的余地较大，跨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目前并没有大规模的发生，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省域、区域内。例如，广东提出“双转移”战略的转移方向，首先是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长三角的转移方向首先是苏北、浙西地区。因此，至少在“十二五”或更长时期，制造业领域重心东移的态势或许会趋缓，但不会发生由东向西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这决定了西部地区将“十二五”期间工业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东部地区向内地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上是不切实际的，对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

另外，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想象东部地区会将真正具有先进水平的企业大规模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需要向区外转移的产业往往多数是被淘汰的落后产业和产能。或许从东部转出来的较落后产能或企业，对于西部地区看来仍处于相对先进水平，但这样的产业转移显然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产业转移，如果把产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产业转移上，最终根本谈不上追赶东部地区，最后还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当然，对于东部地区由于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消失而导致的产业转移，西安又恰恰具有这方面的成本和市场优势，又符合西安的资源环境条件和要求的，可以主动、科学地承接，但需要关注所转移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未来变化趋势，以及本地产业链的配套问题，防止短期行为和水土不服。

因此，西安对东部产业转移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必须跳出接受区际产业转移的思维模式和等待观念，实施“以我为主”的自主发展工业的战略，积极争取跨越式发展，这才是重中之重。

(五)继续强化西安市的中心城市功能

建设以西安市为核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西安和周边城市的共同发展，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西安城市圈建设的初期，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西安周边城市的资金、人才等各生产要素短期内可能会进一步向西安集聚，极化效应可能会使西安与周边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在初期不是缩小而是扩大。面对这种“极化—扩散”效应，必须理性客观地正视现实，在城市圈建设和发展上突出发展重点，形成增长极和带动极，而不能在资金、项目等资源上搞平均分配，否则，低水平上的平均将是低效的，最终结果是共同落后而非共同发展。做大做强西安是近期的战略，西安应该理直气壮地把龙头做强，继续强化西安的核心地位，否则带不动城市圈的整体发展。西安强大起来，长远来看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扩散效应会更强，周边城市反而会获得更快的发展，缩短共同发展的时间和成本。西安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也要与周边城市加强联系与合作，在产业转移、城市圈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等方面，西安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付出更多的资源，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领城市圈共同发展，也为自身发展建立更加强大的腹地支撑。

(六)争取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政策落实、项目落地

为加快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步伐，西安要积极争取国家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注重“政策落实”，在金融、财政、土地等领域积极争取政策;另一方面要注重“项目落地”，要积极争取一些具有带动效应的大项目落户西安和城市圈。同时，西安也要克服“等、要、靠”的思想，在政策不明的情况下要敢试敢闯，像过去的深圳、浦东那样大胆创新、大胆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