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扩大整体经济自由程度的严峻考验

从制度层面上说，由于土地买卖的产权制约，在中国，土地仍然不可合法地自由交易和抵押，而只是一种增值潜力巨大的符号资产，而并非流动性和变现性很强的实物资本（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动产”概念存在着一定差异）。

同时，少数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公务人员贪赃枉法，疯狂地掠夺垄断资源收益，使土地产权交易和转移的障碍和矛盾更加突出。从现实情况看，许多购买商品房的业主只拥有实际上不到70年的土地使用权限，一旦后代继承人在临近此期限时处置房屋产权，必然会涉及到土地终极产权及其让渡问题。

笔者坚信，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土地的产权交易和让渡将成为经济自由化的又一强大推动力，并且笔者乐观地预测:中国的土地制度在未来20年内必将发生重大变革，最大的可能便是土地私有制的回归。随着土地问题所积累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愈加强化，可以说，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将迫在眉睫。

事实上，资本一旦进入市场，最需要关注就是市场交易的自由。权力的划分和博弈决定自由程度的高低。我们应当切实界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转移的“权利”。

在中国，由于自由交易制度不能很好地建立，导致了很多障碍，迫使很多企业家跟政府官员通过非正常程序打交道，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机会导向、关系导向、暴力导向的企业。以至于著名地产开发商冯仑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如今的中国企业家往往成为“两院院士”——“不是去医院，就是去法院”。虽然这些企业家也具备了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要求——冒险、创新——但是他们“创新的方向是行贿，冒险的地方是寻租”。

有人曾说，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也有人说，事实上只有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因为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无法割裂的）。如果说坏的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那么好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所谓好的资本主义就是以自由竞争和保护个人与企业经济自由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指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各企业和各部门间自由地流动和转移。竞争迫使资本家（或企业家）加强创新策略的研究，注重资本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与自由竞争相适应，要不断发展壮大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资产规模、税收贡献和社会影响力，在经济上宣扬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国家垄断势力和公共政策过度干预经济与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主张以限制政府权力和中央集权、保障个人自由和选择空间为核心的宪政民主和共和理念，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适性大众口号。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关注普通国民之民生和民主权利的和谐社会，我们可以并且有必要吸取全人类所有先进的文明遗产和思想精华，放开言论空间，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富强和进步的各种所有制及生产和经营方式都应当尝试和推行；凡是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所有言论和思想都应当得到尊重和鼓励，凡是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互助互利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都应当尝试和推行。

执笔:夏业良(www.daowen.com)

【注释】

[1]引自夏业良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演讲——“宪政经济学、‘法治’框架与改革趋向”，2005年12月2日。

[2]引自夏业良“三个最大化的基本法则及其适用性”，载《追寻帕累托最优》（即将出版）。

[3]参见中新网2005年6月1日电: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的企业自由度指数排名第一，中国内地则在第128位。“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在“2005年诺贝尔获得者与企业家对话专场”上表示，这说明中国内地企业成长中面临着一些根本问题的症结，各国都应该为企业家提供自由发展的环境。

[4]类似的指数还有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以及瑞士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5]参见2006年1月21日《观察》，http://www.guancha.org。

[6]引自袁晓明的“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关系”，该文刊于2006年1月18日的《东方早报》。

[7]在笔者看来，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仅应当具备较为丰富的学术修养和专业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具有关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并且站在相对中立和公正的立场上发表言论，不为权势所压倒，不为利益所诱惑，坚持科学精神和学者的基本伦理操守。

[8]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