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说经济自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关键性因素: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家精神、社会投资（这里主要指非政府支出的民间投资或私人投资）。我们可以发现，竞争和开放的市场会促使生产成本降低，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从而更加有可能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2]

社会制度的自然演进、产业革命的必然发生以及阶段性的技术进步往往源于科学发明、组织变革和企业家精神，自由经济的环境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企业家才能发现的机会。引发连锁效应的有效社会投资往往产生数倍于初始投资量的经济效益，同时刺激潜在的有效需求，并且私人投资总是要求更加自由和高效服务的投资环境。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公民享有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在中国则仍需要个人、企业和团体努力去争取。^[3]争取经济自由应该在争取政治自由之前，因为经济自由更具有自发性和带动性。在经济自由方面，自1978年底中国决定施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官方维持和沿袭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事实上已经被逐步瓦解，并且逐步被市场经济机制所取代，但是仍然还需要民间力量的持续推动。

笔者认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奠基于个人的经济自由。对经济自由度（包含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程度和资本自由度）的考察，应当首先从人的角度和个人层面出发，进而从企业角度和产业角度出发，但是从根本上说，应当从微观角度出发，逐步影响到整体宏观格局。如同宪政学者冯兴元博士所说，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当能够自由地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应当追求资本自由的最大化，对资本自由的研究应当提高到宪政变革的意义上来理解。

当代思想家刘军宁先生指出，我们理解的经济自由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个人为牟利而从事某种商业活动的选择自由，二是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经济自由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本自由，它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自由运用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自由程度，二是资本在市场中自由流动的自由程度。

“资本自由度至少是一个值得观测的指数。以第一方面而言，中国在若干领域内已经可以自由经营，比如可以摆个煎饼摊子，但是如果集资经营的话就会面临许多障碍，如果是个人举办银行，就更加不行。以第二方面而言，目前私人资本如果要向新闻媒体、证券、投资银行等领域流动就面临很多障碍。虽然我们并不是要说，资本流动的范围越大，资本自由度就越高，从而资本利用的效率就越高，但是资本自由度至少是一个值得观测的指数，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在笔者看来，所谓企业自由度指数，是企业自主决定经济活动发展空间和选择空间的现实反映。它主要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给各种类型的企业（尤其是以个人为产权主体的企业）的自由发展空间，主要包括贸易、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司法制度以及激励因素等等。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府或其他权威机构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低，企业自由度就越大；相对于较为稳定的法律框架和金融结构而言，不透明的和不稳定的行政指令和政策预期越少，则企业自由度越大。至今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传统，在经历了凯恩斯革命和后凯恩斯主义新综合之后，仍然回归到承认有限理性和有限干预之正当性的自由主义传统。

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经济增长和预期寿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增进经济自由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合理状况不但不是经济自由的结果，而恰恰是强权和特权干预过多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扭曲。只有扩大个人的选择空间和企业自由度，才能实现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才能逐步缩小合理差异之外的显著不平等状况。

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人类享有免予恐惧和匮乏之自由的理想，根据联合国宪章各国负有的义务来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保护。

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部分第一条规定:一、所有人民都拥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二、所有人民应当能够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三、本公约缔约各国，包括那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应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条件下，促进自决权的实现，并尊重这种权利。

第三部分第六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谋生，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和职业的指导和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和技术。

从以上条文可知，早在40年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各国政府应当不遗余力地保护和促进所在国家的经济自由，保护和扩大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程度。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合作，多年来坚持推出每年一度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4]评估报告，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测度评估和相应排名信息。

根据不久前公布的2006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从2005年的第112位上升到第111位^[5]，如表2－1所示。

表2－1　2006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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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该指数根据经济自由度50个指数评价各个国家的得分。每一个指数的最高得分为1分，最低得分为5分。在一个指数上分数越高，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越高，因而经济自由度就越低。各个指数累加后的平均值可以计算出总体系数。

与2005年相比，世界上有99个国家更为自由，51个国家更不自由，5个国家的自由程度没有发生显著变化。10个改进最大的国家是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苏里南、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10个改进最差的国家是伊朗、意大利、几内亚、玻利维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斯里兰卡、赤道几内亚、埃及和尼加拉瓜。

爱尔兰在30年前曾经是欧洲穷国之一，例如，最高的企业税只有12.5%（在157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低）。结果，爱尔兰现在是欧洲人均收入第二高的国家，远远领先德国（第19名）和法国（第44名）。在东欧，爱沙尼亚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第7名），正在改善中的罗马尼亚最不自由（第92名）。两个国家在16年前从大约同样的水准起步，不过现在爱沙尼亚的人均收入几乎是罗马尼亚的两倍。爱沙尼亚得以成为最成功的转型国家，要归功于采用自由市场机制的前任总理马尔特·拉尔（Mart Laar）。

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也是较为有趣的例证。1947年，它们都同样是贫困和经济体制不健全的，不过香港特区（第1名）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10年之后台湾地区（第37名）开始大幅改革，而中国（第111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改革。

结果，香港特区的人均收入是大陆的将近3倍（不计天然资源和外国援助），台湾地区则是中国大陆的两倍半以上。对于这个结果，排除了意识形态障碍的任何人都很清楚──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便是积极推进经济自由。

当前的世界经济自由指数主要包括38个变量，其中18个变量建立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这些数据来源于两个研究报告:《世界各国风险指南》和《全球竞争力报告》。虽然这些调查数据仍有一定缺陷，但它毕竟使得我们窥见一些诸如法律结构和管制这样的重要领域以及像国际贸易这样略微次要的领域。不幸的是，这些数据仅对2/3的国家适用。虽然统计调整可以使得我们对可以取得这些调查数据的国家和不可以取得这些调查数据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比较保持谨慎的态度。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观点是，具有较多经济自由度的国家与那些较少经济自由度的国家相比，会拥有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和更繁荣。根据得分，所有国家被分为如下四个等级:

·自由（2分以下）；

·比较自由（2分～3分）；

·不太自由（3分～4分）；

·受压制（4分以上）。

2005年，这四类的国家分别有17个、56个、70个、12个。至2006年为止，香港特区连续12年名列榜首。2006年的四种分类情况如表2－2所示。

2006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的编辑之一玛丽亚·奥格瑞迪2006年1月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希望他们都像爱沙尼亚”的文章，该文的副标题是“民主并非总是带来繁荣:智利的例证”。该文作者比较了该文正、副标题提到的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在经济自由度指数上排名为第7名，而智利排名为第14名。

该文作者指出，爱沙尼亚在2001年的国民年收入为3 951美元，而到2004年，其国民年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达到7 500美元；而智利2004年国民年收入为5 900美元，仅比2001年的4 784美元高出116美元。作者无疑更加推崇爱沙尼亚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前途，认为爱沙尼亚才是转型经济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表2－2　2006年各国经济自由度情况分布

该文作者试图说明这样一个观点:自由经济体制和政策需要民主制度的支持，但民主制度并非自动带来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6]该文作者的观点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主题，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从而形成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的社会体制，然而，在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之前，应当首先形成以个人经济自由和企业经济自由为主体的经济自由格局。随着个人经济自由与企业经济自由程度的显著提高，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将会步入更加繁荣的阶段。

在美国，企业的审批时间已经从10年前的6个月减少到了现在的3个月，而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在这方面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中国正在简化和改革企业注册的审批制度，给企业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但企业家仍然普遍感到还不够自由，经营公司面临着很多困难，而这将是一个长期性的发展障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