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资本自由化进展快速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首先我们分析全国在这四个方面及相应分项的平均进展情况，然后给出在各个分项中各省市的基本情况。这里使用算术平均，仅仅是对企业资本自由化程度及其变化的一个近似的反映。其他省市均为个体工商户数量明显超过私营企业数量。

中国企业资本自由化进展快速

三、全国及各省市在企业资本自由化各个方面的进展

本部分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评价2001～2005年我国企业资本自由化的进展状况。这四个方面包括政府及制度因素、经济因素、货币供给与金融发育、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首先我们分析全国在这四个方面及相应分项的平均进展情况，然后给出在各个分项中各省市的基本情况。

（一）全国在企业资本自由化各个方面的平均进展（2001～2005年）

全国在这4个方面的进展情况分别是由各个方面指数的各省市算术平均得分反映出来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省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不同，使用算术平均得分不可能准确地反映全国的企业资本自由化程度及其变化。但无论使用人口还是使用经济规模进行加权平均，都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缺乏明确的理论依据。这里使用算术平均，仅仅是对企业资本自由化程度及其变化的一个近似的反映。企业资本自由化每个方面的变动原因，可以通过每个方面指数下面的各个分项指数的变动表现出来。图1－2描述了由简单算术平均得出的全国企业资本自由化指数总得分及四个方面指数得分在2001～2005年的变化趋势。

由图1－2中企业资本自由化程度总得分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全国企业资本自由化程度在2001～2005年是稳步上升的。政府及制度因素、经济因素、货币供给与金融发育以及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四个方面总体上看也在进步，但变化趋势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分别进行简单分析。

1.政府及制度因素

在这方面，2001～2005年得分是逐年上升的。不过，在2001～2003年这3年中，“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这一分项指数的平均得分下降了1.75分，这是由于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上升造成的，与这段时期为拉动需求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有关，如果不长期化，应当不影响企业资本自由化进程的基本趋势。但是也要注意，国债投资项目的立项和资金分配主要是政府行为，因而具有计划经济的一些特征。为了缓和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必要的。但是需要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方向和效率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监督，否则可能导致资金的浪费而无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在2001～2005年这5年中，“财政补贴占GDP比重”这一分项情况逐年改善，但改善不大。

图1－2　全国企业资本自由化总得分和方面指数得分的变化趋势（2001～2005年）

2001～2005年，政府及制度因素这一方面指数得分逐年上升，主要是“企业税外负担”和“地方保护”这两项得分明显上升所致。根据2001～2006年的抽样调查结果，大多数省市“企业税外负担”有所减少，尤其是2003年和2004年，全国平均值从2001年占企业销售额的2.79%下降到2002年的2.43%，一直到2003年的1.46%，2004年略有反弹，又回升到1.73%，2005年再次下降为1.64%。“地方保护”这一项5年来情况逐年改善。这两个分项指数的进步意味着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方面5年来全国有实实在在的进步。“法治环境”这一项只有2003～2005年这3年的调查数据，从平均得分看，全国总体上2004年比2003年有所改善，而2005年比2004年情况却有所逆转。2004年，被调研企业对各地区司法环境的评价较2003年有所改善，从调查数据看，有18个省份的法治环境企业评价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最为明显的三个省份分别为安徽、新疆和山西；12个省份的企业评价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广西、陕西和四川。此外，2003年企业评价法治环境最好的三个省市分别是上海、浙江和江苏，评价最差的三个省份为青海、山西和贵州。而2004年评价最好的三个省市为上海、新疆和北京，浙江下降到第四位，江苏降为第8位，评价最差的三个省份为青海、贵州和广西。不过，2005年，企业对各地法治环境的评价有所降低，甚至低于2003年。致使这一分项指数的全国平均得分比2004年下降了0.62分。2005年，企业评价法治环境最好的三个省市分别是上海、浙江和江苏，北京降为第7位，评价最差的三个省份为贵州、湖南和山西。^[4]

图1－3描述了政府及制度因素的各个分项指数在2001～2005年的变化趋势。

图1－3　政府及制度因素的各个分项指数2001～2005年的变化趋势

2.经济因素

从图1－2可以看出，这一方面得分2001～2005年是逐年上升的，但上升幅度不大。从其各分项看，各分项变化趋势很不一致。“人均企业数”这一项得分上升幅度较大，尤其是2001～2004年间。从全国情况看，这5年中私营企业数量快速增加，但个体工商户数量持续下降。当然，各省市的情况有所差异，其中比较独特的是这5年中上海市的私营企业数量增加很快，到2003年竟超过个体工商户数量，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省市均为个体工商户数量明显超过私营企业数量。

在这段时期中，“非国有经济比重”有较明显的提高，其中规模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稳步上升；全国由2001年的52.59%逐年稳步上升到2005年的65.57%，平均每年上升3%以上。而“非国有投资比重”上升趋势更为明显，上升速度也更快，全国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由2001年的52.69%逐年上升到2005年的66.58%，年均上升近3.5%。致使全国平均得分5年间增加了3.88分。

图1－4　描述了经济因素各分项2001～2005年的变化趋势。

图1－4　经济因素各分项2001～2005年的变化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这一项的年度波动较大。尽管外商直接投资额在这2001～2004年是逐年增加的^[5]，但由于其增长速度慢于GDP增长速度，所以“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这一分项得分略有下降，全国平均得分2004年比2001年下降了0.95分。在这5年中，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速为6.5%，而GDP的增长速度为13.7%（两者均未剔出物价变化），就各地区而言，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和上海、江苏、浙江（长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截然不同。1999～2003年，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总体呈下降趋势，1999～2002年缓慢下降，但2003年急剧下降，比2002年下降了近31%，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回升，与2003年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增加28%。与此相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2001～2004年间直线上升，上海市年均增长速度为13.7%，江苏省为9%，浙江省更为惊人，达到了37.4%，其中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61.9%。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2001～2004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增速为16.1%。2001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广东；2003年，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广东。2003～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均超过全国的1/3，看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替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外商投资的重点区域。

3.货币供给与金融发育

由图1－2可以看出，货币供给与金融发育这一方面指数在2001～2003年是稳步上升的，2004年与2003年相比有所下降，2005年得分比2004年有所上升。其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率”和“通胀率标准差”这两项的得分在2004年明显下降，更具体地讲，2004年和前几年相比，通货膨胀率有所提高，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2.8%，由此带动五年期通胀率标准差也有所增加，致使这两项2004年的得分明显下降。“通货膨胀率”这一分项各地区、各年度之间波动较大，这与这一指数的自身特征有关，而“通胀率标准差”这一分项在地区之间的波动性相对小一些。

“金融机构存款/GDP”这一分项的得分2001～2005年逐年缓慢增加，2004年轻微下降，2005年又基本恢复到2003年的水平。这表明，在这段时期内，金融机构存款增长速度略快于GDP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这也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略快于GDP增长速度，2001～2005年，全国金融机构存款年均增长速度为18%（名义值，没有剔出物价因素，下同），而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前者明显高于后者；和2003年相比，2004年的金融机构存款增长速度为16%，而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6%，超过前者。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机构存款/GDP”这一分项北京的得分遥遥领先，是第二名上海市的近2倍。第一个原因是北京存款总额高，但并不是全国最高的（最高的地区是广东省），而是排在第2位。北京的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各年度大约均为广东的70%左右，比排在第3、4、5位的上海、浙江和江苏高10%～20%左右，但导致北京在这一项得分遥遥领先的最重要原因是，相比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而言，其用GDP反映的经济规模明显低于这四个地区，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存款/GDP”这一项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一畸高的得分是否意味着北京市在金融发展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很值得怀疑。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手持现金/可支配收入”这两项在2001～2004年期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5年，这两个指数得分均比2004年有所上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尚不清楚。可以看到的是，“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可支配收入”这一项各地区、各年度之间波动很大，“城镇居民手持现金/可支配收入”这一项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尤为奇怪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江苏、浙江、广东这三个经济发达省份“城镇居民手持现金/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这与标准的经济学原理不一致，货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手持现金的相对比例会下降，而银行存款和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比重会上升。尚不清楚这种奇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数据误差的原因，还是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6]

“人均银行卡数”这一指数在2001～2005年间稳步上升。正如所料，三大直辖市的这一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总体来说，东部地区该指数较高。就目前情况看，估计农村地区使用银行卡的比重很低，大多数银行卡集中在城镇，因此城镇人口比重高的地区人均银行卡数就相应会高一些。

图1－5描述了“货币供给与金融发育”各分项2001～2005年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