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周恩来伟大人格精神永远照耀世人

周恩来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楷模，他为什么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那样成功呢？原因就在于他具有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崇高人格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周恩来的人格精神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他的伟大的人格精神力量超越了时空、跨越了国界，冲淡了信仰，有着广泛、深刻、持久的鲜明特点。周恩来的伟大人格精神照耀世人，并为我们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现实的范本。从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受到如下三点启示:

一、伟大的人格精神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自身的人格精神。古人云:正其人，先正其身。其身正不令而从，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本身首先要具有高尚的人格情操。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要用无形的语言教育人和引导人，更重要的是要用高尚的人格精神感化人和塑造人。

周恩来具有高尚的人格精神。周恩来一生只讲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的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是他人格精神的集中表现。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出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人格精神；他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出甘当人民公仆的人格精神；他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出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人格精神；他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出求真务实的人格精神；他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出谦虚谨慎的人格精神；他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出无私奉献的人格精神。周恩来人格精神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永恒的学习价值。

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现了他的崇高的人格精神，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有机的统一，表现为: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要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二是要有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实际行动。做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亲身践履，为大家树立榜样，要求人家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人家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三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要不停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和相关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理论修养，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做贡献。

周恩来特别强调，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就是做到人格的平等。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和领导似的训话。教育者和被教育应该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特别要尊重被教育者的人格，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教育者首先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这就要求首先要尊重人们志趣、个性和民主权利，真正做到民主待人；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与被教对象架起信任的桥梁，相互信任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全面了解工作对象的性格气质等心理特征，给予充分的理解；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关心被教育者，要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人有各种需要，有物质需要，要求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满足生理的需求；也有精神需要，要求得到尊重和荣誉，能获得自我发展。只有满足了各种需要，才能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总之，伟大和高尚的人格精神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对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具体要求，周恩来为我们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人格精神力量与真理力量要协调一致

周恩来与人民有着深深的心灵沟通，他充分肯定和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周恩来通过自身崇高的道德修养和伟大人格魅力，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地方，用自己人格精神力量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紧密结合形成强大合力去影响、启发、教育人。人民也对他报以最深厚的情感，相互间形成尊重、信任、真诚、无欺、理解、沟通。他以高尚人格形象率先垂范，激励人心。在周恩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产生权威效果的根本原因源于他崇高而纯正的伟大人格精神。不仅为中国人所景仰，而且许多外国人也钦羡，具有无可估量的号召力、感染力。周恩来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改造世界观的结果。周恩来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世界最科学、最正确的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真理，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格精神力量是真理力量的载体。周恩来用自己伟大人格精神力量作载体，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用真理的力量感染人、教育人和团结人。

周恩来自从认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始终如一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人格精神力量源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忠贞信仰。也就是说，人格精神力量源于真理力量，是真理力量的具体体现。周恩来具有的伟大人格精神，其实质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道德风范和革命精神，是真理力量在周恩来身上的再现。透过周恩来的伟大人格精神，就可以看到伟大真理之所在:从人格精神力量中，就能感觉到伟大真理之力。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往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甚了解，对伟大真理力量也不曾感触到；但他们一看到周恩来，一看到他的伟大人格精神形象，就仿佛觉得有一股巨大的磁力，这一点，特别对一些外国人来说更是如此。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风度翩翩，被称为“世界第一绅士”，但见到周恩来之后，无不感慨地说:“在周恩来面前，竟无法不感觉到自己是个野蛮人。”^[29]这就是伟大的人格精神力量的感召力和教育力。如果说，周恩来的人格精神力量伟大，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伟大。如果说真理力量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话，那么人格精神力量与真理力量的合力，才是更巨大的影响力。周恩来把真理力量与人格精神力量集于一身，融于一体，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塑造了伟大人格精神形象。周恩来这种伟大的人格精神形象，成为“人心之和”，“凝聚军心”的精神号角。作为教育者，应该是人们公认的道德楷模，只有这样，才能感召人们团结一致，共同进步。周恩来正是中国人民所向往的道德长者和教育者。我们当今社会缺乏的正是像周恩来这样的伟大人格。有些人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讲大道理没有人听，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缺少最起码的人格力量，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承受真理之力，没能达到人格精神力量与真理力量的完美的统一。

由此不难看出，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坚持了人格精神力量与真理力量的统一，集二者于一体，塑造了他“高德伟人”的道德风范，感化人于无形，从而达到了神奇的教化效果。

三、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和实践品格

明代的思想家王守仁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30]这就说明了，一方面，“知”最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要走向“行”；另一方面，“知”与“行”又是不可分的，两者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做好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和实践品格。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人格素养见之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再反过促进教育主体自我完善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一个相互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知要走向教育实践——从而实现“知”之成矣。

周恩来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坚持知行合一的，坚持在改造别人的同时改造自己。周恩来具有纯美的人格修养，具有爱国、为民、公心、无畏、民主、治和的道德观的内涵。他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去教育人和感染人，从而实现改造自己同时改造别人。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模式应该是这样的:教育改造自己——教育改造别人——接受他人的批评教育。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首先是强调教育者自己先教育自己，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所以，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强调:“加紧学习，抓住中心”，“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健全自己的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的生活”^[31]。他又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提纲中说，党的立场就是干部的立场，领导者要提高以下素养:“要有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要相信群众的力量；要有学习精神；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32]不难看出，周恩来眼里的“知”就是人的综合素养。其次，周恩来强调要把自己的人格修养放之于行，到达教化他人的目的。周恩来性情的本色就是为共产主义无私奉献终身，教育改造别人是他内心深处的“义务感”，不夹个人的任何私利。周恩来强调，领导干部要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功绩”，“加紧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提高他们政治觉悟，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需要。最后，就是接受他人的批评教育。周恩来认为，教育别人的人也要敢于接受他人的批评和教育，这样才能提高自己，从而实现共同的提高。正如周恩来本人所说，我们“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33]这就要求，教育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接受被教育者的批评和教育，从而促进自己思想的更加提高，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和实践品格，真正地贯彻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我们反对“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的理论家，也反对“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的盲目实践者，因为两者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正是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大要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6页。

[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4]《思想政治工作70年》，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5]《思想政治工作70年》，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620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3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3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8页。(www.daowen.com)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6页。

[1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9页。

[1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2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8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137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5页。

[1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7页。

[1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7页。

[1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9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0—781页。

[21]转摘自《人民教育》创刊号（1950年5月1日）。

[22]1963年2月8日在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

[23]1963年4月19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2—108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5页。

[2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5页。

[2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71页。

[28]《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29]引自香港《文汇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到美国》，1976年1月13日。

[30]转引张祥浩著:《中国哲学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

[3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5页。

[3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8页。

[3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