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周恩来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直是中共中央常委，党的许多决议、决定和政治理论的形成都与他有很大关系。周恩来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并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观点，这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心、革新思想与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的论断一脉相承

1919年7月21日，周恩来创建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撰写了《革新、革心》的发刊词。“革心”就是“改造思想”，改造主观世界，“革新”就是“破旧立新”，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是从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着眼的宏伟目标。改造客观世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过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即在于它不仅要认识、解释、说明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周恩来提出的“革心”和“革新”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周恩来早在学生时代，就注意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在以后中国的革命实践中，他都坚持了这一做法。这也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提供了较早的理论来源。在毛泽东1937年7月写成的《实践论》中是这样说的:“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2]毛泽东又说:“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地指导实践，改造世界。”^[3]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任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客观世界的改造，为了行之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重要内容。周恩来的“革新、革心”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强调的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这与毛泽东《实践论》中的“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是一致的，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早于毛泽东。

所以，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坚持和践行了“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但周恩来较早提出的“革新、革心”可以说为毛泽东的“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二、“生命线和灵魂”的命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较早地从事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1928年8月21日，周恩来提出“政治命脉”的说法。1934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作为军委副主席首次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7年，周恩来再一次指出:政治工作“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以后，他又指出，要使军队中政治工作健全起来，“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可见，周恩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非常重视。1944年，他在修改《关于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亲笔加写了一段关于“生命线”的论述，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4]，明确指出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本质的联系，提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重要特征。新中国建立后，1954年毛泽东在审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亲笔题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5]，肯定了“生命线”的论断，而且进一步揭示出政治工作与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本质联系，为“生命线”论断注入了新的内涵。1955年，他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作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6]

可见，毛泽东对“生命线”的论述比周恩来更加深刻，直接指出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都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提出的时间先于毛泽东提出时间。所以，关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提法，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起到了基础和完善的作用。

三、丰富毛泽东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理论和实践

周恩来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党的建设中的重大作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在白色的恐怖之中，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党内的思想极度混乱，急需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1928年11月，周恩来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中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的矛盾，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此，要贯彻党的路线，首先必须肃清党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腐蚀党的肌体，肃清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内的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1929年，他在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不能幻想靠“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解决，而要把着眼点放到“加强无产阶级意识领导”，加强“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从积极的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从而达到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这就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指明了方向。

用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期，毛泽东就曾指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尤其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他认为，在边界几乎完全是农民党员的情况下，增加些工人成分是应该的，但决定我们党的性质的关键是党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28年毛泽东又指出，边界地区党内的机会主义，不论是右的“无斗争决心”，还是“左”的“流于盲目暴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7]。毛泽东又说:“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8]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中总结了井冈山和红四军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确立了着重于思想上建党的基本原则，强调要把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1945年，毛泽东又提到，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9]

怎样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呢？毛泽东认为，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他说，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10]。二要严格组织纪律，加强革命纪律。毛泽东认为，用法规、纪律手段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他说:“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领导权的过程中，要依靠无产阶级政党本身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为此，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指示、文件，以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而言之，周恩来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建设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论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具有互补性。(www.daowen.com)

四、完善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结合物质利益来做”的观点

周恩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与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做。他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11]“军队机关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从自己的生活中认识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军民才能坚固地连接起来。”“政治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从加强政治教育与改善士兵待遇中，来建立革命的军风纪。”在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他又说:“对于一切专长的知识分子，应该让他们充分发挥所长，并且从各方面爱护他们。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是我们国家的财富。应该保证他们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学习进修的条件，使他们享受适当的政治待遇，照顾他们的生活，并且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在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要任意干涉，使他们勇于负责。”^[12]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结合物质利益来做这一点是相同的。早在1933年至1934年的反“围剿”期间，毛泽东就指出:“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8年4月2日，他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3]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14]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15]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的唯一宗旨，人民利益是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他说:“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为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6]

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做方面，周恩来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相通的，周恩来这一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了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五、充实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周恩来认为，要战胜敌人，一方面要巩固、发展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要对敌、伪军采取瓦解政策，动摇其军心，破坏其战斗力。他通过分析研究指出，日军隔洋作战，不可能从本国抽调大批部队，主要靠“伪军”据守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伪军下层官兵绝大多数出身中国下层工农，是被逼迫或受欺骗打中国人的，完全可以通过坚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来瓦解甚至改造他们。“因此，我们应当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他，而且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敌人不敢运用伪军”；对日军要用一切方法动摇其军心，“使他们部队里面反战情绪高涨，不愿意打仗”^[17]。瓦解敌军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要“经常地对敌宣传煽动”，“对敌军喊话或散发传单”，“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二是打入敌军内部，“利用维持会、伪军等做内线，为我侦察敌情，通报消息，将来时机成熟时可以里应外合”^[18]。三是优待教育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19]。瓦解敌军是我军的作战原则，其强调打心理仗、政治仗，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达到军事上消灭的目的，既避免了纯军事思想可能造成的巨大战争伤亡，又拓展了政治教育工作的范围和功能。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原则。此后，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把这三个原则概括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就是在革命军队中彻底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民主制和官兵同甘共苦的生活；军民一致就是不侵犯民众纪律，宣传、组织、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且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军队；瓦解敌军就是对敌人进行宣传瓦解工作，欢迎他们放下武器，加入革命队伍，对于俘虏，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欢送，对于敌人伤兵，给予人道主义的救治，等等。毛泽东还强调:“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意志和信心。由此可知，周恩来的瓦解敌、伪军的政策是对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原则的重要补充。

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就一直担任共和国的政府总理，教育是他统管的众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对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作了科学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并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到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中，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文化教育思想。

在教育方针方面，周恩来强调要坚持“民族化、大众化和科学化”，这与毛泽东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教育人民群众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具有民族形式的教育才容易被人民接受。周恩来还强调，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此要发展人民大众的教育，教育要办好中小学教育。而毛泽东则强调:“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个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0]他还认为，教育是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骨干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依靠力量是人民，人民大众只有接受了革命的教育，掌握了文化工具，掌握了革命的理论，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21]，人民教育要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可见，在教育的“民族化、大众化和科学化”方面，周恩来的教育方针充实了毛泽东思想。

对于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周恩来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前面提到，周恩来注重知识分子教育，他认为:“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学习。”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他还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的派系之争，周恩来说:“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也存在麻痹迁就的倾向。”在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上，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有统一战线，在文艺战线上也有统一战线，所以共产党要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周恩来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消除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他说:“我们文化艺术工作者要担负起扫除旧习惯势力的责任，用新的思想去教育人民，影响人民”^[22]，“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要使人们在艺术欣赏里受到鼓舞，受到激励”^[23]。周恩来基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及文艺自身的规律，对文艺家提出了三方面的素质要求:生活素养、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即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必定是作家的生活素养、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的有机凝聚与统一。

毛泽东思想同样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24]1957年2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政治上要有所进步，这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25]毛泽东又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去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26]对于知识分子改造，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27]

总之，不难看出，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对毛泽东思想起到了补充、继承和发展的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国务院的总理，周恩来在文化教育方面对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的思想理论建树和实践的贡献是巨大的。

以上只是简单介绍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的贡献。当然，贡献远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