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他充分地利用自己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特长，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灵活、巧妙地运用到中国外交活动中，在我国的外交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的工作，为我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周恩来较早地就意识到，为了有效地开展外交工作，就要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善于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统一战线工作中，促进外交工作的有效开展。他曾经说:“我们虽然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必须放到全世界上来。”[138]周恩来认为，中国的革命离不开世界，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甚至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加强国际的合作，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周恩来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外交中堪称楷模，统一战线既包括国内统一战线，也包括国际统一战线。国际统一战线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周恩来不仅为国内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也为争取、开创和壮大国际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成就，并赢得了世人的好评。
1924年2月，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说:“我们要说到，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可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这些，我们是要与他们以统一战线的国际联合来企图世界革命而促成我们国民革命的成功。”[139]不久，他又在《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一文中再次强调，我们“果想将军阀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140]在这里，周恩来已经开始参与中国外交方面的统一战线，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去影响国际社会，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1928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通知，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党的六大，以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党的工作经验教训。从此，他承担了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许多重任，并尽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党自六大以来的工作，并解决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问题。途经德国时，他在德共《红旗报》以化名陈宽（音译）发表《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文章，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发展状况，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同中国革命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政权。[141]可见，周恩来时刻并且不失时机地在为加强国际统一战线而努力工作，以便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帮助。
在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上，周恩来发挥了自己的外交方面的特长，充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把这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世界友好国家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周恩来有出色的外交才能，他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从根本上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建了新中国的新型外交。周恩来一贯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新中国的外交的首要目标，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则，主张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谋求共同发展。这些正是通过他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而实现的。
一、倡导求同存异，发展对外关系
周恩来倡导把“求同存异”思想运用到发展对外关系中，世界是复杂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不同，民族风俗习惯可能相异。所以，国与国之间有矛盾也有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责任。周恩来认为，对于外交工作中的事情要灵活地处理，不能绝对地和僵化地去对待。他主张把“求同存异”、“寻求统一”作为处理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
“求同”就是寻找共同点，“求同”是该思想的目的所在，也是达成共识的前提。这个共同点具有广泛的意义，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现实的；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民族利益的，也可以是宗教信仰的。“存异”是指为了求同的目的，将当时难以取得共识的分歧暂时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后再来解决。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统一，化解矛盾，达到和平共处。
“求同存异”思想最早见于1923年7月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中，他号召:“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啊！”在这里，他号召人们求反对列强和军阀之“同”，存派别和信仰之“异”，立即联合起来。在国民革命陷入困境，国民党与共产党能否合作的大讨论中，他指出，国共合作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虽然也有“异”，即“各阶级都有他们各自出发点……更有其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如共产党要在国民革命成功后继续为打破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这时只有求同存异，才能使国共合作成为可能。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致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信中指出:“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142]周恩来代表共产党通过国共谈判，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使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个“同”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当时的最高原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两党在民族立场上是求同，在阶级立场上是相异的，但为了共同抗击外敌，两党必须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周恩来一贯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新中国的外交的首要目标，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则，主张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谋求共同发展。他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外交工作中，促进了他的外交思想的贯彻和执行，为我国的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了解和支持。周恩来特别注意开展国际统一战线，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应该主动出击，并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也就是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和约束，采取多种方式广交国际朋友，这个统一战线的对象应该是上层下层、民间和政府都有。尤其在做英美驻华使馆人员的统战工作上，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人员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即暂时搁置双方意识形态的分歧，抓住双方抗日的共同点，通过拜见或接见英美驻华大使馆官员、参加重庆的国际活动、开宴会和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方式，与驻华的英美大使馆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通过英美驻华大使馆影响英美政府，加强中共与英美两国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倡导把“求同存异”思想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中。1954年8月，周恩来在阐明同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时强调，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存异。1955年他在亚非会议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求同存异”这一方针，“执行了生机勃勃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政策”[143]，并成功地运用它“帮助第三世界联合组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的堡垒”。“求同存异”必须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相互间的个别争端撇开，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周恩来认为国家关系应该超越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他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144]。“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面和那一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争取和平合作”[145]。
万隆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一种求同思想在国际合作中的生动展示。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召集的一次会议，它标志着亚非国家走上团结、自立、共同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美国的唆使和破坏，一些与会国家代表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攻击和诬蔑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说“中国在其他国家制造颠覆活动”，企图以此在会内掀起反华逆流，制造猜疑和分裂气氛，进而使会议不欢而散；与此同时，一些主张中立的国家和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在会议上也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吵，导致会议陷入僵局。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外交家的敏锐眼光和宽阔的胸怀，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对扭转会议的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为了寻求共同的目标，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周恩来一开始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存在。”这段话表明了中国代表团完全理解各国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所持的陌生心理和疑虑心态。周恩来的话使会议气氛陡变，人们原以为中国代表会在大会上厉言反驳，但没想到中国代表团会如此顾全大局，诚心争取团结、和平。
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全面阐述，但会议仍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争论不休。于是在补充发言中，他提出了“求同存异”思想，并以此说服各国应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异。他强调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146]，“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147]“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148]周恩来洞察到与会各国有强烈的求同愿望，也有求同的基础。但各国代表却在社会制度等方面争论不休，对于这些“异”怎么办？是“求同存异”还是“舍同论异”？很明显，“舍同论异”必然导致会议不欢而散，这时，周恩来巧妙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通过“存异”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确立下来。终于达成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万隆精神”，同时也树立了新中国的良好外交形象。
此后，周恩来倡导把“求同存异”的思想运用到外交工作中，开辟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推动了亚非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也正是运用了“求同存异”的方针，才使中日、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巴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即使是在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冷战”时期，也为我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这就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新中国外交的辉煌成就。也可以说，这也是“一国两制”的最初考虑。所有这些无不和周恩来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有关，是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现实成果。
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
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都注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运动用到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中，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认为，世界上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同时存在三种力量，即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周恩来把维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看得非常重要，确认它是世界和平的基本保障。
前苏联是世界上较早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与苏联的联合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有好处的。周恩来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增强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后，周恩来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关注。自从她刚刚诞生那一天起，就遭到资本主义的武装干涉。1921年夏季欧洲的自然灾害又非常严重，新生的苏俄几乎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国际资本主义想利用经济封锁来扼杀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不得不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周恩来响应列宁的呼吁，8月24日，他挥笔写下长篇通讯:《西俄大旱之惨状》，将苏俄人民的困难和列宁的呼吁告诉中国人民。文章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揭露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干涉和封锁，“欧洲俄罗斯自劳农专政后，各国政府因赤化之恐怖，对俄封锁政策，行之四年，迄今仍未有解除之望。……列宁当此难关，应付颇为不易。外交困难若此，其内政治之设施，亦因经济紊乱、粮食缺乏，运输困难、机械不足，时呈不安现象。而近者又以大旱闻于世矣，斯真俄人之大不幸也。”[149]
解放后，周恩来把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看得非常重要，确认它是世界和平的基本保障，为了加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1957年1月，他访问波兰、匈牙利的使命就在于弥合“波匈事件”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裂痕，希望恢复苏联的威信，以便在它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久团结。周恩来认为苏联干涉他们的内政是不对的，但也不赞成他们摆脱苏联的领导。他认为经过“波匈事件”，兄弟党可以讲不同的意见，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潭死水，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他对波兰的哥穆尔卡说:“苏联在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中都存在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这个错误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带头作用比较起来，只是第二位的。我们都是列宁时代的党，大家还在探索道路，多少会犯些错误，应该互相帮助，相互信任，消除猜疑，才能团结的好。”[150]
1957年1月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对苏联进行访问，为了增进两国关系和加强对苏联的团结，周恩来在访问中运用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中苏领导人，就国际局势问题、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关系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认为，苏联党内领导同志是有基本错误的。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他们常常主观地、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利益结合起来。在访问期间，周恩来谈到，20年来斯大林的共事同志，特别是苏共政治局的同志应该对助长斯大林的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负一定的责任。他们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是逐渐增长的，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他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发展的事，而多做些约束斯大林的事。在会谈时候，他们不肯公开承认。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则说，他们都是第三代人，根本说不进去，似乎对约束斯大林的错误无能为力。周恩来当时强调斯大林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他们这些当时的领导人在助长斯大林错误的逐渐增长这一问题上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赫鲁晓夫最后也肯定了周恩来的认识。在谈到波兰问题时，周恩来认为“波兰事件”是由于历史上俄、波之间的民族隔阂很深，战后多年来工作又未做好，最近兵临华沙一举影响是很坏的，所以波兰同志不便提出“以苏为首”的说法。但是“苏联同志……不愿接受大国主义的批评，持这种态度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服波兰同志的”。所以，我们要加强改善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
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周恩来认为，现在是大敌当前，加强中苏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说，中苏关系与斯大林在世时是不同了。第一，现在是大敌当前，极需加强中苏的团结互助，这个最高原则是双方认识到的，也是都承认的。第二，中苏两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即使苏联同志对某些重大问题持不同意见，但不能不同我们讨论。中国党的文章正影响着苏联的干部和人民，乃至某些领导人员。第三，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潭死水不能争论了，现在不同意见可以讲了，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第四，苏联广大人民是热爱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成就和力量的壮大感到高兴的，对中国人民的友爱是与日俱增的，但是人民的骄傲自大并未全去，而且又增长了自由主义气氛。整个会谈中是愉快的，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了对国际局势和重要的国际问题的一致看法，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和团结的重要性。
1957年1月11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对波兰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国内出现了许多困难，虽然波兰党和政府努力采取措施改正过去所犯的错误，但是影响还是存在的，对苏联的严重独立情绪还是没有消除。周恩来表示:我们来波兰主要是支持，在群众中公开支持。周恩来赞扬波兰人民十多年来在波兰统一党的领导下为医治战争创伤和建设社会主义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哥穆尔卡领导下党中央为纠正过去的错误所作的坚毅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转达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波兰党、政府和人民所进行的斗争的坚决支持。
周恩来鉴于当时国际主义事业的需要，阐述了苏联的作用问题，并对波兰党的工作提了一些看法，供他们参考:一、波兰党在哥穆尔卡领导下，在八中全会以前就开始纠正过去的错误。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中国党支持这个领导。二、纠正错误不能一概否定过去的成绩。三、以前民主不够要纠正。现在把民主提得不适当，公安机关消弱了，是不是需要加强一下专政，给反革命分子应有的打击。四、思想教育工作十分必要。在国内政治、经济的生活的变革中，加强思想工作是主要问题，不能让各种意见都毫无限制的流传。五、在经济工作上，我们的经验是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和长期奋斗。波兰目前的困难，过渡的办法要采取，但要给人民自力更生的信心；要加强党的团结。周恩来希望波兰党在哥穆卡尔同志的领导下取得更大成绩。周恩来的建议得到了波兰党的充分重视。
周恩来一踏上匈牙利的领土，就开始了紧张的活动。他在各种场合，都对匈牙利的党和政府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他说:“匈牙利人民遇到了暂时的曲折和困难，但是经过最近的斗争，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力量得到了一次重大的锻炼。我们坚信，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中国人民将给你们以坚定的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151]周恩来还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对过去领导者所犯错误的不满，要求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匈牙利在民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和友好合作，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这些要求的目的不是为了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的优越性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在人民提出这些正确的要求的同时，匈牙利国内外的一些势力乘机阴谋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因此，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进行镇压。“中国人民十分满意地看到，在匈牙利，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健康的民主力量越来越团结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周围，支持党和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匈牙利的政治情况和经济生活也正逐步趋向正常。”周恩来最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强团结。
周恩来对三国的访问，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进行了说服和鼓励，对促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以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中，周恩来都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其中，对促进社会世界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以后，周恩来就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扩大到西方。1936年12月22日至25日，周恩来在西安同英国驻华武官斯卡特会晤，在回答问题时指出:这次事变完全是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造成的。中共认为必须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否则内战再起，日本帝国主义必将侵占全中国。现在中国人民要求的政府必须是抵抗外侮的、民主的、发展经济减轻人民生活痛苦的。[152]这应该是周恩来第一次向西方国家官员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宣传的主张。
1937年2月5日，他在会见美国新闻记者施莫特莱，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颇得其同情”[153]。1939年4月，为了开展国际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了对外宣传小组，这是党的最早的外交机构。这个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国际上造舆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到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期间，周恩来拜见或会见驻华官员及各种国外友好人士一百多次，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巩固了统一战线，赢得了世界各界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好评、同情和支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面临经济的复苏，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局部战争还在继续，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各方面的封锁，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面对如此的困境，周恩来认识到加强国际统一战线是非常必要的，要团结世界人民，他说:“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154]
周恩来把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左中右派，即大体上以新独立的国家和正在进行独立运动的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和平”中立派，争取“维持现状派”，孤立“主战派”。对于主战派美国，要采取坚定而又慎重的政策，既反对侵略与战争政策，又不主张挑起冲突，以和平政策去影响它。这种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思想符合二战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对促进世界形势由紧张转向缓和起了历史性作用。
1950年1月6日，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随后，两国开始建交和谈判。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谈外交阵线时指出:“对帝国主义阵营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155]我们和英国是有同和不同的，我们之间相同的地方是:“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156]1954年8月，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周恩来与之谈话中指出:“我们应该把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确有许多分歧。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党或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党或个人。但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政党与另一国的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否则就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了。只要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有合作的基础。”[157]
周恩来认为和帝国主义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他认为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世界民族的解放运动的支持为代价，否则缓和便是虚假的、靠不住的。所以，1961年10月，当周恩来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他嘲笑苏联天真地轻信新任美国肯尼迪政府关于缓和的安定人心的言论，接着谈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强调:“绝对不应该有损害团结的任何言论和行为”，“在敌人面前公开暴露兄弟党或兄弟国家之间的争端，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中美关系和解方面有充分的表现。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的祝酒词中说:“中美两国制度不同，在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的方针。”[158]
周恩来批判极“左”，倡导打开国门，迎接宾客。中国方面在收到尼克松总统1971年5月17日的口信，得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将于6月15日以后秘密访华的肯定答复后，即着手紧张而有序的准备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5月26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美关系问题。周恩来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这个报告，扼要地叙述了中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争端的由来、性质，围绕这一关键问题，中美两国进行长达15年的大使级会谈经过，以及恢复接触以来双方互相传送口信的情况。
6月4日晚，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关于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决策。会议期间，大家学习和讨论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和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反复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他说，“文革”以来，极“左”思潮被坏人利用，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很突出，像火烧英国代办处，砸外国驻华大使馆，到外交部夺权，等等。我们总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敢大胆批评，包括我们中央的许多部门，直到现在还有。他说，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周恩来抓住改变中美关系这一历史契机，再一次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力图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通过这次会议的学习和讨论，与会人员对国际形势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对党的外交方针政策，对中央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战略部署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解，基本上消除了疑虑，统一了认识。
60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为解决中美之间久已存在的台湾问题，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了转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以及后来同尼克松的会谈中，既坚持了一贯的原则立场，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第一，他多次指出，如果美国不把越南战争停下来，远东紧张局势就无法缓和，所以他把要求美国停止越南战争放在第一位，把从台湾撤军放在了第二位。第二，在要求美国限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军的时候，美国提出，要等越南战争停下来，美国在台湾的军队才能撤走，周恩来表示可以，但要有两个条件，不能让日本和苏联插手，不能搞台湾独立运动。第三，美国提出希望我们不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周恩来说，如何解放台湾，这是我们的内政，不容他人干预，但我们可以争取这样做。《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最后确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驳斥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为下一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第四，在美国确定从台湾撤军的最终目标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交往的先决条件，提出了在中美不便建交的情况下，可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机构的设想。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实事求是地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周恩来成功的外交典范。
中美关系建立以后，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公告》一发表，便震惊了世界。反应最强烈的是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访华，舆论界大声疾呼早日恢复日中邦交，“不要误过最后一班车”成为当时的流行语。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恢复我合法席位。
此后，周恩来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都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其中，对中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及和睦相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注释】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65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3]周恩来:《在广州举行的警告反动商团示威运动大会上的讲话》，《农工旬刊》，1924年10月10日。
[4]《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6页。
[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8页。
[6]《赤光》（第2期），1924年2月15日出版。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1页。
[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95页。
[9]刘孝良等:《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211页。
[1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0页
[1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3页。
[1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4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5页。
[1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2页。
[1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25页。
[1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27页。
[1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2页。
[1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29—430页。
[1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50页。
[20]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21]http://www.xiexingcun.com/zhouenlai/1-zeltyzx034.htm.
[2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90页。
[2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54页。
[2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57页。
[2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9页。
[2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页。
[27]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54年9月23日。
[28]侨务报社编:《侨务政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29]《党和国领导人论侨务工作》，1992年版，第43页。
[30]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54年9月23日。
[31]《党和国领导人论侨务工作》，第18、23、25、24页。
[32]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
[33]《党和国领导人论侨务工作》，第23页。
[34]《党和国领导人论侨务工作》，第25页。
[35]《党和国领导人论侨务工作》，第24页。
[3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62页。
[3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2页。
[3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9页。
[3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28页。
[4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6页。
[4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0页。
[4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1页。
[43]《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27页。
[4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5页。
[4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5页。
[4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页。
[4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页。
[4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8页。
[4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4页。
[5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6页。
[51]《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52]秋人:《广东的青年革命家》，《中国青年》，第74期。
[53]春涛:《东征纪略》，《政治周报》，第3期。
[54]春涛:《东征纪略》，《政治周报》，第3期。
[5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页。
[56]《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1926年1月10日。
[5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8页。
[5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www.daowen.com)
[5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227页。
[6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第332页。
[61]刘武生:《周恩来在建设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62]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王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
[6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
[6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7页。
[6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7页。
[6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85页。
[6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85页。
[6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6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页。
[7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3页。
[7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9页。
[7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9页。
[7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3页。
[7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04页。
[7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76]《旅欧文集》（续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
[7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页。
[7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页。
[7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
[8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9—100页。
[8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5页。
[8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8页。
[83]姜桂侬:《周恩来传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8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9页。
[8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页。
[8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页。
[87]《周恩来传》，第225—226页。
[88]《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94页。
[8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94—195页。
[9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95页。
[91]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92]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37/4489764.html.
[93]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37/4489764.html.
[9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85页。
[9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1页。
[9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2页。
[97]《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98]《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99]《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10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77页。
[10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5页。
[10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0页。
[10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0页。
[10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1页。
[10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1页。
[10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3年9月9日。
[10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7页。
[10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58页。
[109]《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178页。
[110]《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182页。
[111]转引自马洪《怎样利用香港经济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原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39期，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516页。
[112]闻岩:《周恩来大事本末》，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页。
[113]闻岩:《周恩来大事本末》，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页。
[114]闻岩:《周恩来大事本末》，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772页。
[11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3页。
[11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4—355页。
[117]《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3月8日。
[118]http://www.xiexingcun.com/zhouenlai/1-zeltyzx054.htm.
[119]《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120]《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121]梅孜:《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第8页。
[122]梅孜:《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第12页。
[123]周恩来:《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明》，《人民日报》，1955年1月25日。
[124]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
[12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1页。
[126]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
[127]《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12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18页。
[129]《不尽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480页。
[13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20页。
[13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20页。
[13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21页。
[1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179页。
[13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页。
[135]《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179页
[136]《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137]廖心文:《为两岸和平统一开路的周恩来》，《百年潮》1997年第2期。
[138]《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1922年2月。
[13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页。
[140]《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7—428页。
[141]《关于悼念周恩来总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0页。
[142]《致张伯苓信》，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
[143]《关于悼念周恩来总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3页。
[144]《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145]《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14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4页。
[14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4页。
[14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5页。
[149]《西俄大旱之惨状》，天津《益世报》，1921年10月15日。
[150]转引石仲泉著:《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151]转引石仲泉著:《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第308页。
[152]《关于悼念周恩来总理》，第339页。
[15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52页。
[15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8页。
[155]《周恩来选集选》（下卷），第89页。
[156]《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1页。
[15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33年版，第81页。
[158]《周恩来政论选》（下册），中央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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