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观是指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民族是个历史的范畴，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民族不分大小、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逐步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在国际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民族工作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大问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尽早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问题，关系到我国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
周恩来民族工作理论是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非常重视民族工作，他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民族工作中，对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繁荣和祖国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坚持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周恩来非常重视民族团结问题，他把思想政政治教育运用到民族团结中，为民族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共同努力，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则已从历史上的长期分裂对抗转到团结合作。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民族问题将会在长时间里存在着，民族问题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周恩来认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民族团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历史告诉我们，每每中国受欺负都与中国各民族不团结有很大关系。解放以后，虽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受欺侮了，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受欺侮。周恩来认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95]他还告诫我们:“虽然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了，但是帝国主义还不死心。它一有机会还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更要着重强调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96]只要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帝国主义就不敢欺侮我们。否则，“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站起来以后还会栽跟头，还会是个落后的、贫困的、受欺侮的国家。”[97]
新中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各个民族团结起来，“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98]这是重要的条件。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因为虽然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丰富。从兄弟民族来看，虽然地下资源丰富，但由于劳动力少，技术水平不高，如果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因此，搞好民族团结是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各个民族必须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周恩来又强调，全国人民要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各民族间的进一步团结。他明确提出，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99]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那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周恩来认为，坚持民族团结就要教育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正确分析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的实际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和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应遵循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团结的局面。但是，妨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极为不利。周恩来对妨碍民族团结的表现，两种民族主义的危害、产生的根源，克服两种民族主义的方式，以及加强民族团结的现实意义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周恩来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不仅会妨碍民族间的团结，而且，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必须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来认识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危害。周恩来又说，兄弟民族多数处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态，如果站在人口最多的汉族方面批评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现象，就容易变成民族歧视。同样，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如果站在少数民族方面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时，只注意这些历史痕迹，就很容易在少数民族中产生民族对立的倾向。
周恩来认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
周恩来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不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的旧制度的影响消除掉，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很难把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灭。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唯有跳出本民族的圈子，加强信任，团结起来，才能保证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为此，要做到如下两点:
（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是民族团结的重要的条件。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只有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早在长征时期，周恩来就十分强调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要求红军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不要干扰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并明确指出:“要保护藏民寺院，官兵不得擅自闯入清真寺，不得在回民家吃他们禁止的食物。保护少数民族的绝对自由。”反对伤害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1939年周恩来经过湖南衡山时，专门前往当地著名的“祝圣寺”和佛教徒亲切交谈，一边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指示和民族团结政策，一边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切实保障公民信教的权利和维护民族间的团结。由于历史原因，帝国主义幻想利用某些宗教组织和极少数宗教上层对抗政府，周恩来曾以宏大的气度，博大的胸怀去接待和真诚地教育他们团结广大宗教界人士，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又多次阐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1950年6月26日，他在政务院第三十七次会议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说:“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对伊斯兰教、对喇嘛教，都应该尊重。”[100]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亚非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101]两年之后，周恩来又强调指出，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仅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合作，而且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他同时积极地宣传，人们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都应该彼此相处得很好，应该互相尊重和合作。
周恩来认为，要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很多民族是信仰多种宗教的，也有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个宗教的，如回族和新疆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宗教的，蒙古族和藏族也是信仰同一宗教的，但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民族一种，因此，为了民族的团结，必须“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102]周恩来还教育人们，为了民族的团结，必须“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加以修改”。[103]例如:现在有些文工团到兄弟民族地区学习音乐舞蹈，特别是舞蹈，常常拿汉族的想法来修改，兄弟民族对此很不高兴，“这是强加于人，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104]有些汉族的人总觉得他自己的都是好的，人家是落后的，这是资产阶级民族思想。人家的风俗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的。周恩来说:“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105]周恩来对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宣传教育，对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二）周恩来强调，要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就产生了“由人民统一中国”促成少数民族“自治”的思想萌芽。随着革命实践的继续深入，周恩来对各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现状认识越来越深，他积极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他的组织和参与下，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纲领》，提出了“承认民族自决”。长征路上颁布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抗战时期，周恩来是我党民族统战的具体策划者和宣传者。为了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他力倡民族平等与自治，提出在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地方的政府中，要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他们有关的事务，以协调各民族间的关系。省、县政府的领导职位，也应有他们的位置。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106]的主张。1946年，在周恩来等人的倡议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分别在关中地区的正宁县和定边县建立了回族自治乡，在城川建立了蒙古自治区。民族自治政策正式用于实践。内蒙古解放后，又成立了第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区。这样，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了民族自治政策，并为解放后的民族自治提供了科学的经验与依据。
周恩来认为，我国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能仿效苏联实行联邦制。他认为，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情不同、历史不同、居住环境不同、革命发展的情况不同。他说:“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07]所以，民族区域自治是从实际出发选择的符合我国历史发展最适当的民族基本政策。他又进一步指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自治的内容是全面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少数民族在自治地区当家作主，管理民族内部和地区事务。民族区域自治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108]。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它既能保障自治区内各民族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也能保障和实现自治区域内各族人民的互助合作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既能注意自治民族的自治权利，又能充分保障自治区域内其他民族的各项权利；既能充分尊重和保障自治地方和自治民族的各项利益和要求，又能切实保障国家的统一和共和国的整体利益。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109]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它以民族聚居区为基础，以民族成分、区域界线、行政地位为要素，这就使自治形式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同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民族自治地方是一级地方国家政权，同时又是经济建设的实体。总之，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选择。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做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好处。”[110]
二、港澳台问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是民族遗留的问题，处理这三个问题一直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因为，这涉及中华民族统一和民族尊严的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周恩来也把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地运用其中，对推动中华民族的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妥善处理香港、澳门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广大军民急于迅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周恩来则认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必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方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具体到香港、澳门问题上，周恩来认为应该坚持“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政策，香港、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不急于解决。
建国伊始，形势复杂而严峻，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新生的政权尚未巩固；经济上面临的是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内要处理好阶级、政党、民族的关系，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可树敌太多；国际上要尽可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争取缓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所以，周恩来强调，要宣传“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的政策，避免与英国发生公开的冲突，以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对新中国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帝国主义；有利于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开辟一条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通道；有利于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香港、中国内地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954年8月，周恩来在谈及香港问题时指出:“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但现在时机尚不成熟，我们“不要去谈”。1957年4月，周恩来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他说:“香港是自由港，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自50年代后期起，中国面临美、苏等国的侵略威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更加突出。同时，英国企图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防止中国收复香港，1957年10月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就英、美“协防”香港达成默契，美国同意把香港作为双方联合防御的一个地区，英国作为回报，不急于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何稳住英国，消除美国插手香港问题的危险，遂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课题。有鉴于此，也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1960年，周恩来总结过去10年工作的经验时，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时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外交战略以及对台政策服务。
在经济上，内地与香港互相敞开门户，开展经贸往来，内地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生产与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60年代初内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111](www.daowen.com)
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暴露出苏联在政治、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与矛盾。此后，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鉴，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些讲话的核心就是为了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的这两篇讲话令港澳人士也相当鼓舞。但是，在香港仍有一批人对中共的政策抱有怀疑，现在情况虽然好了，今后情况如何，他们还想再看一两年，害怕出现50年初国内发生的“三反”、“五反”等运动。这种状况对调动香港工商界的积极性十分不利。周恩来说，看一两年“太少了，应该多看几年！”又说，“香港应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然而，要打开香港地区的工作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楚政策，使大家有利可图”。他说:“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112]他还说:“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澳门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113]“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备他们。”[114]周恩来的这些教育的言语打消他们的顾虑，对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1957年春，当时国内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三大改造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工商界的一些人士的不安和恐惧，他们担心这场运动会波及香港。对此，周恩来指出:“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之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115]为使香港“维持现状”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一直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以免对香港的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并一直严格控制内地居民移居香港，防止给港英当局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和压力。对于发生在香港牵涉中英两国关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国政府也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而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正确政策，这对维持香港的现状是有利的。
一些人认为，我们“维持香港现状”，是否显示了我们太软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在涉及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让步。坚决不承认英国强加给中国的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时机成熟就要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战略中，这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周恩来说:“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础，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116]因为，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里，英美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晖。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我们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的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1963年3月，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于是中国打破沉默，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勇气的坚定性”[117]。收复香港，原则是坚定的，但在收复的时间和方式上，又是灵活的，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是灵活性的体现。中国政府主张用外交谈判来解决香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拒绝采取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确态度，致使中英关系裹足不前，香港问题无从谈起。第27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美、英、法、葡萄牙和南非）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港、澳问题的立场与要求，从而排除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预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由于制约香港问题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也日益明朗化，周恩来曾在会见外宾时讲到:香港前途必须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
为了香港的回归，周恩来也在教育着广大同胞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努力。1955年冬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来自香港大学的E.C.布兰顿教授一行。这是一个24人的访问团，包括商界巨贾、政界名流，以及香港媒体的知名人士，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大陆都不大了解，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的。在谈话中，周恩来谈到北京、广州、香港之间的关系时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他还强调说:“我们经常通过外交途径，把一些实情告诉英国代办，我们希望今后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更有利于两个地方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的关系。”周恩来还教育和勉励大家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多作贡献。周恩来两次会见了与布兰教授一同来北京的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等人。周恩来对他们说:“香港人民大多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周恩来恳切地希望陈丕士在香港多作一些和平的工作，陈丕士答应一定尽力去做。周恩来对于香港同胞的鼓励和教育，为香港的回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澳门问题的处置，周恩来认为也应该坚持“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策略。早在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攻占广东后迅速挥师南下，将红旗插到拱北，颇有以武力收复澳门之势，澳门当局惶惶然如末日来临，然而解放军却横刀立马止于闸界前，中国人民也纳闷起来。其实，1949年元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指出，澳门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其属于“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同年2月，周恩来就港澳问题对斯大林大使米高扬说:在当时还有一半领土尚未解放的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就没有多大的意义。相反我们可以利用两地的原有地位，发展我们的对外关系，我们“暂不收回，维持现状”，作“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1957年，毛泽东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出发，认为港澳不同于大陆，对港澳应采取特殊政策。周恩来深化了毛泽东这一构想。这年3月、他约廖承志等人商谈港澳报纸的宣传问题。4月，他代表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主动坚决要求回来，可以同意。但不要动员他们回来，要让他们留在那里经营自己的企业，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118]对广大爱国的澳门同胞，周恩来更是关怀备至。早在1955年12月，他就指示有关部门邀请澳门工商界回国观光团，回内地参观访问。观光团在京期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打消顾虑，安心做好自己的事业。1956年初，澳门工商巨子何贤作为特邀委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身兼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曾和他亲切交谈。
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也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1966年11月，澳门凼仔居民自筹经费，修建校舍，解决子女入学问题，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料，澳葡当局蛮横阻挠，竟然出动军警对他们残暴镇压，造成打伤40多人的“凼仔血案”。这一暴行更激起澳门同胞的愤怒和反抗。他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持凼仔居民的正当要求，向澳葡当局提出了包括严惩肇事者在内的严正要求。但是，澳葡当局不仅不肯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地在12月3日、4日对澳门中国居民实行空前规模的大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血案。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惊，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于6日和15日两次约陈毅、廖承志及外交部有关领导谈澳门问题，通过对当时国内国际局势的冷静分析，果断做出决策:一、要对葡萄牙当局坚决斗争，加大压力，迫使其立即停止迫害澳门同胞，向广大澳门同胞低头认罪；二、当前，尚不具备收回澳门的条件，斗争目的并非为了立即收回澳门，仍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
在周恩来的统一部署下，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奉命发表声明，对澳葡当局的残暴行径提出强烈抗议，对澳门同胞的抗议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并向澳葡当局提出了无条件接受澳门中国居民所提出的一切正义要求及向中国居民赔礼道歉、惩办凶手等四项主张。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严厉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为题的评论员文章，严正警告:“对于中国方面的严正要求，澳门葡萄牙当局必须立即接受并完全实现，否则你们必将自食恶果”，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澳葡当局不得不于12月12日和13日宣布全面接受广东方面和澳门中国居民提出的要求，并表示要向澳门各界中国居民当面递交答复书。1967年1月28日，澳督代表前往拱北，表示愿意全部接受中国方而提出的四项主张。
暂时不动澳门曾激起了“左”的势力的反对。周恩来曾告诫来广州的北京学生说:到广州来，讲话、提口号都要慎重，因为这里面临港澳。1967年4月，他先后四次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进行座谈。7月，他在听取黄永胜汇报广东问题时说:“我们之所以不动澳门，就是保留一个口子在那里，市场是我们的。”为了反击反华势力和消除一些友好国家的困惑和担心，周恩来也利用外交场合宣传我们对港澳的方针和政策，这大大地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我们关于香港、澳门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如何正确处理香港澳门问题是一个关涉民族团结的大问题，周恩来利用思想政政治教育宣传党对港澳的方针和政策，对于解决港澳的问题和促进祖国民族的完整统一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尽力解决台湾问题。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既定方针，这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
近代，日本曾在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抗战胜利后，台湾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新中国刚成立，美国就干涉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鼓吹“福摩萨（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缔结，或由联合国的考虑”。并下令美“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在“未定论”出笼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在台湾问题上先后提出种种方案，“联合国托管”、“台湾独立”、“台湾独立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等。这些方案都不同程度地将“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其理论和法律上的依据，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造“两个中国”，阻挠两岸的统一。周恩来对“两个中国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并对不明真相的人给予批评和教育，让他们认清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实质。
周恩来对美国所谓的“地位未定论”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评。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119]我们“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帝国主义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120]该声明严正地批驳了“台湾未定论”的荒谬主张。1954年12月2日，美蒋相互勾结，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公开“保护”之下。在保护“领土”的范围上，没包括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可见其中潜伏着美国“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对于这种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集团“没有任何权力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121]周恩来又批评说:“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122]周恩来又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绝不许他人干涉。”“美国政府和它的追随者策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卖国集团之间所谓的停火，实际上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他又警告:“美国必须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123]随后，周恩来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问题。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后，针对美国再次鼓吹“停火”和干涉中国内政，周恩来又强调:“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决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一贯企图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124]他又说:“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125]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美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坚决反对的。美国所谓的“地位未定论”其真实目的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人民的怀抱中分裂出去，其用心可谓毒也。周恩来的批评和指责使得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收敛自己丑恶的行径。
美国在国际事务交往中，还企图利用一切机会极力把“两个中国”造成既定事实。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红十字会等活动中，美国千方百计想使用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同时参加或出席，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对此，周恩来在1960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任何国际会议和任何国际组织，只要有可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绝不参加；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和签字，将对中国毫无约束力。”
周恩来在反对和批评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斗争中，还提出应通过外交的途径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讨论和缓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26]周恩来的声明在与会中和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受到广泛好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为了缓和台海紧张的局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127]虽然会谈没有起到实质的进展，但是会谈教育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使他们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和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都主张以武力解决台湾为主，但也从未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由于国民党把持着台湾，实现台湾解放，必须处理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无疑是解决台湾的最有效的方法，为此，周恩来积极倡导国共的第三次合作。周恩来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在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中起到了重大贡献，也得到了国民党的积极响应。
和平解决台湾的思想起于50年代中期。1953年7月，朝鲜战场停火，1954年签署了越南停战协议，东西方紧张对峙的局面有一定的缓和。根据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为此，周恩来1956年6月28日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128]1956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鲜明地亮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原则、方针和政策。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提出，“国共可以举行第三次合作以解决统一问题，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议。”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1956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会见国民党常委程思远时说:“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携起手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129]1957年春，周恩来在会见台湾当局“立法委员”宋宜山时提出了两党合作方面的建议: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国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为了力促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实现两岸的统一，周恩来强调国共两党都要从民族团结大局出发，两党要相互合作，求同存异，共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况且国共两党有良好的合作历史。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结束以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130]“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的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按照他们立功的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131]“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将来的地位就会得到肯定保证。”[132]
由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已经引起海峡两岸的强烈不满，周恩来认为这是实现第三次合作的一个契机，1955年5月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同年7月30日，他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又说:“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1957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公开提出了准备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的主张。1958年台海再次出现紧张局势，中共中央仍然采取文武两手的策略:一方面从8月23日起实施“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继续呼吁台湾接受和平谈判。美方重弹在台湾问题上主张“双方放弃武力”的老调，批评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的。蒋介石则说“台湾与大陆本为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并指责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和托管台湾的言论是“空洞和愚蠢的”。对此，周恩来分析了两岸的近期斗争形势，分析了美蒋的各自政策和阴谋，强调坚决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仍然“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133]。周恩来的建议得到了台湾方面的积极响应。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强调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里，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非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一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会议的集体决策，提出了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总方针:“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里。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就是:（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重用；（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双方团结之举。[134]“一纲四目”是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献式的体现，主动利用了和合精神，以此来推动两党的合作，以达到求同存异，周恩来充分地利用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员，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懈努力。1962年7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时说:“蒋介石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民族观念，他还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因此，我们对他仍寄予希望。”[135]
1963年7月，周恩来得知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于9月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认为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136]年底，周恩来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道: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137]
1965年7月19日，李宗仁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周恩来同他第一次长谈，言词恳切，诚挚坦率。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同蒋介石的接触中，他“不以仁义待人”，然而，“蒋虽不可信，但台湾仍保留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占去好”。关于第三势力，周恩来指出是没有前途的。程思远体会，“周恩来关心的不是李宗仁个人，而是祖国统一大业。”
周恩来在力促第三次合作中是本着和平解放台湾的，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再到“和平统一中国”的逻辑演绎，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其中，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响应。
从上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港澳台问题的处理都是谨慎的，他根据不同的环境采取不同的策略，并把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他对港澳台的策略中，有力地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