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的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考察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党的工作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周恩来在大力倡导加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的同时，坚决反对把党内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主张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中采取“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

早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参与了组建旅欧中国青年团，周恩来负责宣传。旅欧中国青年团成立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团员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周恩来在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的报告中说，旅欧中国共青团的“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的‘学’，‘学共产主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革命青年们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用革命理论和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

当时的旅欧中国青年团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较为严重，为了清除他们的这种思想，周恩来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也许有时要提倡协作社，但消费协社是有助于工业家，而生产协社则不但在中国难有兴起之望，便在欧洲也都气息奄奄，无能为力，因为他断难与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相抗”，“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的空洞”，无政府主义者“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来。”^[76]对于当时流行的其他的一些错误思潮，如国家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周恩来都给予了批驳和教育。

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要从广大农民甚至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党员，以壮大中国共产党。但是，农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较为严重，必须对他们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到党内。后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农民出身的党员日益增多。这样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大量地反映到党内来。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无政府主义等其他错误思潮，是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恩来是党内较早认识和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在白色的恐怖之中，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党内的思想极度混乱，急需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1928年11月，周恩来在参加起草中共中央为贯彻六大决议而发的《告全体同志书》时，撰写了其中的第四部分，即《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他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77]因此要贯彻党的路线，首先必须肃清党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腐蚀党的肌体，肃清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种种表现与危害，特别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意识既表现在政治上，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造成党的路线的“左”右摇摆；又表现在组织上，如极端民主化、宗教观念、个人意气之争、党内斗争的惩办主义、满足于上层机关活动而不愿深入群众等，阻碍了党组织的健全和巩固，也同样妨碍了党的路线的贯彻。他还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都表现为“左”的和右的两种相互交替的形态，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方针。针对当时党内的思想倾向，他告诫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决反对“左”比右好的观念，要知右倾障碍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在党的幼年时期，明确提出肃清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的表现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左”右倾的两种状态，是对党的建设工作的重大建树，这就揭示了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内在联系，为我党正确认识思想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中心环节打下了基础。

在如何解决党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矛盾时，周恩来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党内的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1929年，他在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不能幻想靠“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解决，而要把着眼点放到加强无产阶级意识领导，加强“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78]，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以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这就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指明了方向。同年底，毛泽东根据《九月来信》的基本精神，总结了红四军的工作经验，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为党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可以说《九月来信》是《古田会议决议》的先声，他为党的这一著名历史性文献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基础、理论材料。

在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面，周恩来还有更多的精辟论述。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我党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79]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就必须争取处理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教育。他强调，“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绝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主要是“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提高全党的觉悟。他反对在党内斗争中“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搞意气之争，也反对把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当成反对知识分子，“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生的个人”。同时，他指出“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是从积极的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出路”，而不是靠“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解决。

周恩来还认为，正面的教育形式，有利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1934年2月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8年1月，他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又指出，政治工作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与宗教仪式”；要身教与言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否则，政治工作就变成“点缀、凑趣、捧场的东西”，变成空谈；政治工作人员要精干，“一切对人员安排位置滥竽充数的观念，都是危害政治工作的”^[80]等等。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对提高党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认为，要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共产党员要加强自身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教育，提高自身的修养。周恩来反复强调，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党员首先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教育，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知识业务水平，共产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并指出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过程，“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81]周恩来认为，党员的思想道德的修养要靠自觉，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进行自我改造，“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82]他阐明了提高党员自身思想修养的根本途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教育党员:“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3]在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面，周恩来进行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本身也树立了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楷模。

总之，周恩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对提高党的纯洁性具有巨大的作用。

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分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84]周恩来要求“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85]如何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呢？周恩来指出:“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86]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历来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只有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党的建设才能进步，党的事业才能发展。周恩来抓住了党内这一本质矛盾，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用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从而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党的团结

党的团结是指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及行动上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第一国际时，就十分强调团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列宁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一直强调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来把党的团结看作是党的生命，认为党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这充分点明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党的团结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没有党的团结，党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中国革命和建设就要失败。

周恩来长期处于党的领导地位，他深刻地意识到加强党团结的重要性，他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到党的团结中，为党的团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周恩来认为，没有党的团结，党就会一盘散沙，对党和人民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大革命失败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处理立三路线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用思想政治教育去维护党的团结的思想。当周恩来和瞿秋白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时候，他们认为李立三虽有错误，但不能同六大以来整个党的路线混同起来，中央的路线跟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一致的；共产国际也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也是温和的，认为那是“个别错误”。但是，当共产国际看到李立三1930年3月8日和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以后，批判的性质就升级了，10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说:“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一定要指出“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也被指责犯了“调和主义”^[87]错误。

周恩来参加六大回国后，在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成为中央的实际主持者。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意见并不一致，李立三主张搞一省几省乃至全国的革命暴动，周恩来则不同意这样做，并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去莫斯科开会时，李立三于193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观点完全是“左”倾思想，与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完全对立的，当然这些主张既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又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立三的这种“左”倾错误的观念源于共产国际，是在他们的指导下产生的。在苏联，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与瞿秋白一同极力说服共产国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原先所持的“中国革命已经到来”的观点，同意停止发行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和举行暴动。但并没有提出李立三搞武装暴动的错误路线，只称“在策略上和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带着共产国际的纠“左”的指示，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中央所在地上海，首先与李立三和向忠发进行了两次谈话，统一中央政治局的思想，由于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谈话难度很大。周恩来一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面又积极而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他们转变立场，放弃执行武汉、南京暴动以至全国暴动的行动方针。其后，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态度是诚恳的，并决心彻底改正错误。周恩来是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同时也是为了挽救同志，维护党的团结，以党的大局为重，仍然选举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0年10月底，王明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后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说李立三的错误“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宣称“现有领导同志维他（瞿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这时，罗章龙等一些长期以来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乘机制造纠纷，攻击的矛头直指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特别是瞿、周，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潮流。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又收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18日政治局开会进行讨论，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是一种调和态度。这时，周恩来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党存在分裂的危险，他在会议上强调说:“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来的），必须召集他们开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88]针对王明等人的小组活动，周恩来在12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有小组倾向的，首先是陈、秦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有揭发。”并强调“小组的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对于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也认识到是路线的错误。他在11月2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揭发，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基础，没有指出因他的理论而产生各种问题上的错误”，并强调:“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89]。根据周恩来的这些意见，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完全同意国际的十月来信，并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党目前正处于困难的时候，“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对这个问题“只限于解释工作”^[90]。为了加强党的团结，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上作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并着重分析了立三路线的理路基础。由于立三路线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中央领导的威信，周恩来不得不作耐心细致地宣传教育工作。周恩来的努力收效不大，而且矛头越来越集中针对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分裂的空前危机状态。

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面对种种误解，没有过多地解释，而是忍辱负重。周恩来主动承担三中全会犯了所谓的“调和主义错误”，“要全党来认识和指责我的过错”，而且对于共产国际的指责和王明等人的种种恶意中伤，报以忍受和缄默。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劝说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应意气用事，要团结在中央周围，避免党的分裂。周恩来说，若有不同意见，要揣在肚子里来执行决议，对底下同志要解释。一脚踢开领导机关的作法是站在派别的观点，我们要斗争。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瞿秋白和周恩来主动提出应该退出政治局，米夫明白王明等人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光靠他们是无法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而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早有不满，于是就确定在中共领导核心中排除瞿，保留周。

在处理李立三路线问题上，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顾全大局，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甚至“忍辱负重，相忍为党”，这是伟大人格的教育力量，对维护党的团结产生重要的影响。

然而，从1928年中共六大至1934年长征之前，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左”的错误指导，几乎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面临灭亡的危险。如何从根本上挽救中国革命和团结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进行了不断的思考。周恩来认为，必须推选出自己的领袖，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团结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对于在遵义会的召开以及推举毛泽东为党和全军的领袖，周恩来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和说服工作。周恩来在遵义会上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虽然他被排除在军事指挥权之外，但还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适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当此重任。”^[91]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他还说现在应当撤销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销他的军事指挥权和军委委员。他所表现的这种完全放弃权力，没有个人恩怨和野心以及不为自己开脱的高风亮节，使出席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心胸开阔，不再相互挑剔和指责，从而维护了党的团结。遵义会议后，顺利地完成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红军指挥机构的变动，这与周恩来的说服和教育分不开的。(www.daowen.com)

1931年12月，周恩来来到中央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那时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时期。共产国际六大支持王明上台，意味着党因此陷入了一次更大的全局性的“左”倾危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周恩来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进而反对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但是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作为一名党员，又必须受到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在实际工作年中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对“左”倾路线的执行，往往是被动的和不得已的，即使执行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抵制和补救。周恩来在起草四中全会后第一号令通告中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革命最主要的危险。”^[92]“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危险。”^[93]周恩来这种根据革命的实际，对主要危险的估量以及含有反对“左”倾的内容，是与四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右倾是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的提法是不同的。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顺利会师，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竟然反对中共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决定，于9月擅自南下，并于10月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周恩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党及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面临的任务，党中央与张国焘存在根本的分歧。党中央认为，两军会合后，党的战略是立足西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首先占领甘肃地区。而张国焘不赞成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声称:“北川一带地形供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要红军北攻阿巴，过草地西进北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或者“暂时利（向）南进攻”的主张。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张国焘强调向东或沿岷江向北发展的困难，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意夸大困难；而向西、向南的主张，又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劝说其放弃错误的主张，要“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要求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革命军委就当前战略方针、行动、指挥等问题作报告。并认为，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意志，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我们要迅速向松潘方向转移，向甘南前进，高度机动，使敌人部署赶不上我们。而张国焘则反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周恩来出席会议，同意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对他的任职不满，要出任军委主席，并诋毁中央路线和攻击中央领导人。7月18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从团结党和顾全大局出发，主动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中央接受周恩来的辞职，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22日，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成绩，同时也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教育。他认为张国焘的缺点与错误是:一是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张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二是政权建设问题。张国焘到通南巴对建立苏维埃，建立政权是不够的，一般只能用政治部去建立，动员群众自己来建立是差的。三是建立联邦政府不对，因为当地没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建立联邦没有必要。四在宣传上有些不符合事实。周恩来对张国焘的批评和教育是切中要害的。经过周恩来的劝说和教育，同时为了顾全大局，争取团结张国焘，在组织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张国焘才率领红四军北上。

7月28日，党中央到达毛儿盖，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然而，张国焘接到毛儿盖会议的决议后，拒不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动，9月8日，周恩来同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在周的住处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意见电告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南下，不论在敌情、地形、经济等方面均对红军不利，希望张国焘立即北上。接着中央又电示几次，然而张国焘无视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却在9月中旬于阿坝召开会议，把自己的逃跑行为美化为“进攻路线”，把党中央北上方针诬之为“逃跑主义”。10月5日，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理番卓木碉（现四川省大金县东北）宣布另立“中央”，公然揭出分裂党的旗帜。张国焘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同其错误作斗争极端不满，在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中，竟然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浦的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后，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的决定。经过党中央一再教育、挽救，朱德、刘伯承的坚韧斗争，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周恩来一再争取帮助，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于6月10日电复中央，同意6月底北上。但是，张国焘北上的路线与中央是不同的。7月22日，周恩来等电告张国焘希望他们北上甘南。8月1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又联名电告张国焘等，指出红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9月24日，周恩来等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告知红军应集中兵力于静宁等地区，以打击胡宗南所部，要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界石铺，余部则陆续北上。由于周恩来和其他同志的说服和教育，张国焘才被迫率军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的一胜利会师，从而维护了党的团结，这一切与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来维护党的团结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恩来不仅言传，更是身教，对于挽救危局，起到了重大作用。

周恩来经历了历次的党内斗争，实践反复告诉他要保证党的战斗集体的完整性，必须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以促进党的团结。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自己的特点。忍辱负重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一点，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力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这个评价是中肯和符合实际的。

维护毛主席的权威，这是“文革”期间党团结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维护领导人的权威，往往会导致党的分裂。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有着非凡的地位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领导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行动的失败与否。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上升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方面，当党的最高领导人领导正确决策的时候，党就可以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就能实现党的任务。另一方面，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发生错误的时候，往往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但是，为了党的事业必须维护领导人的权威，否则就会各自为政、一盘散沙。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党的团结，周恩来从多方面去努力，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但是，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领袖，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统一。对于领袖，一方面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这才是对待领袖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的秘书们都能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周恩来刚开始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错误，更没有想到会发展后来的那个样子，待认识到的时候，周恩来相信毛泽东也会认识到，周恩来处理事情总是从大局出发，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但是，周恩来也不是消极的等待、忍耐，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抵抗和抗争，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说服毛泽东，减少损失。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周恩来认为硬顶是不行的，硬顶只会导致党的分裂，会危害毛泽东的威信，那样会在党内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周恩来的这种心境表明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了，自己只能忍辱负重，挽救大局。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些正表明了，周恩来以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去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在对待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上，周恩来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在尽可能的限度内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前者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一方面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另一方面，还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后者如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炮打司令部”后，一些红卫兵到处套用这一提法而“炮轰一切”，冲击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针对这一问题，周恩来反复强调:“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并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周恩来的教育对于阻止红卫兵的“胡闹”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67年2月9日，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批斗朱德。周恩来得知，当即就说:“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我将前往陪斗﹗”结果，批斗朱老总的阴谋破产。1966年12月，江青指使造反派把彭德怀押到北京，周恩来为了确保彭德怀的安全，特别指示: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辞，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对于造反派粗暴对待陈毅，周恩来严肃地说:“谁要拦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扭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的全力保护，批斗陈毅也宣告破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对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进行了批斗和抄家，章老先生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毛泽东阅信后，做了“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周恩来根据这一批示精神，也开出“一份应当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周恩来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等二三十位国务院部委的部长轮流住进中南海，并把一些大区的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煞费苦心地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对此，江青一伙大为恼火，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集体围攻周恩来，追问这些人的下落，指责这是不相信群众会搞文斗，打击他们革命的积极性，周恩来回击说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们敢保证吗？由于周恩来对领导干部的保护，加强了党的团结。

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抗争，以求得党的团结，这是周恩来自己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由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悲剧，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根本无法发表意见。由于周恩来一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视为分裂、夺取党和国家政权的障碍，必欲打到而后快。而周恩来的一进一退，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全，如果头脑稍不冷静，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留下口实，从而使党和国家处于更大的不幸，甚至党的分裂。周恩来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林、江反革命集团进行正面的斗争外，许多的时候则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这时对他们进行言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不合适的，所以他选择了这种无言的方式，对林、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那些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岁月中，周恩来每天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在凭借着自己特殊地位的江青的带领下，林彪、江青一伙人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对周恩来进行围攻，出难题、找岔子、罗列罪名，无限上纲，搞无休止的纠缠。但是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忍辱负重，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战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苦苦的周旋，绝不给他们可乘之机。对于这一点，不仅许多一般的同志不理解，甚至连有些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也不理解。如谭震林曾在“二月抗争”中反击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总理，已经被他们整的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对于同志的误解周恩来不作任何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顽强地走下去。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会理解自己。周恩来的这种无言的教育在阻止党和国家的分裂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疯狂进攻，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周恩来要劝说党内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同意，改选新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就是其中一个较好的例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指示，也不敢怠慢。

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这是周恩来苦心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时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回到北京。

由于有“四人帮”的横加干扰，邓小平的复出是非常艰难的。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94]。

为给邓小平重新工作、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各国记者们纷纷发回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兴奋地说:“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1974年4月6日，周恩来等前往首都机场为率团参加联大第六届大会的邓小平一行送行。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病魔缠身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包括对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劝说，实现了邓小平二次复出，对于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起到了重大的组织上的作用。因为，这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是一重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