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军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考察

一、大革命时期军队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1924年秋，年仅26岁的周恩来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一一从法国留学回到广州，先在两广区委做领导工作，不久应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的要求，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从事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开始于大革命时期，这正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始，同时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序幕，对当时革命战争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一批得力干部参加革命领导工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听从党的召唤，满怀革命豪情，于1924年9月从巴黎回到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自此，他开始领导军事工作进行革命斗争。周恩来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并教育广大官兵，提高他们革命斗争的意识。1925年6月，周恩来在《军队的性质和组织》讲演中，对军队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指明了军队实质上是阶级压迫的和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指出，历史上的压迫阶级总是凭借武力来压迫劳动人民的。但这不是永远不变的，当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压迫阶级压迫过甚，被压迫的工农也会起来利用这个武力了”。

周恩来认为，武装斗争在中国是必然的，必须加强对广大士兵官佐的宣传教育。他说，旧中国:“工人受了过甚的压迫，必然会觉悟起来利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工农利用了武力推翻了俄皇贵族，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们本身造出来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44]周恩来教育官佐士兵要把中国的革命和世界的革命联系起来，他说:“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会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这世界革命成功，便进入世界大同。这样来说，军队的组织有更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革命的先锋﹗”^[45]在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特别强调学生首先应该成为革命的先锋，反对军事脱离政治。由此可知，周恩来认为，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必须组织革命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

由于旧中国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周恩来认为，对剥削阶级的欺骗和恐吓要进行批判和揭露，和对广大官佐士兵进行思想政政治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他批判了梁启超的谬论:“中国有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有枪阶级是压迫者，无枪阶级是被压迫者。”^[46]周恩来说:“我们要明白军队能否成为一个阶级，需先了解阶级的意义，不是一群众人生活相同就可以说他是个阶级。”^[47]他解释说阶级是同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且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48]所以，“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但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个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支配下的工农商学，也会起来利用武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49]

中国有句话，“好人不当兵”，这句话对人们影响很深，不利于革命和军队的发展，周恩来对此加以了批判。他说:“什么是好人呢？凡是一个社会都没有永久不变的道德，道德、宗教、文化、习惯，通通都是依着当时社会环境而变迁的。……凡是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都是用来束缚和压制被压迫者。他们的所谓‘好人不当兵’，封建社会的‘好人’，是天子、诸侯、士大夫，他们是瞧不起农民的，把农民看作不是人的。至于无产阶级游民，那更不是人了。所以，天子、诸侯、士大夫的儿子是不拿去当兵的，只有读书做官。至于农人，因为别的原因受了生活逼迫的缘故，只有去当兵，不然便没有饭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大地主，都把农工看作顽民、暴徒或叛贼。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军队，还是要这些所谓的顽民、暴徒、叛贼去当兵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军队中的士兵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农工，所谓不好的人去干的。”^[50]所以，我们要认清什么是好人。周恩来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谬误论调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大大提高了革命军队的觉悟。

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两次东征中，促进了广东的统一。1925年初，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乘孙中山北上在京患病之机，支持盘踞在广东东江潮梅一带的封建军阀陈炯明，向广东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发动进攻，妄图一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政府为了讨伐陈炯明，同意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于同年2月和10月先后两次举行东征。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东征军中，为两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1925年2月，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领导学生军第一次东征。2月4日，东征军到达东莞县城石龙，与该县商务分会及市民召开联欢大会，周恩来在会上鼓励和教育官兵和群众说:“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51]由于周恩来平时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战时又加强了对学生军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黄埔学生军成为这次东征军的主力军。其严明的纪律和英勇作战的精神，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当年《中国青年》记载:“此次联军进攻……初出茅庐之黄埔军学生军教导团，尤出类拔萃，每（战）必克，没攻必取。”“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棚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52]由于周恩来在军队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东征军士气高涨，仅用3个月时间，便打败陈炯明的主力部队，敌人狼狈逃向福建、江西境内。

由于滇桂军刘震寰、杨希闵在广州叛乱，东征军不得不回师平息叛乱。在革命军平息刘杨叛乱之时，陈炯明的部队又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乘机卷土重来，占领东江各地，并在地势险要的惠州构筑工事，加紧策划进攻广州。逃匿江西福建的残部林虎、洪兆麟、刘志陆等也再次串入潮梅地区残害人民。而盘踞广东南路的封建军阀邓本殷也配合陈炯明，蠢蠢欲动，形成对广州国民政府夹击之势。面对此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决定再次东征。

1925年10月5日，东征军出发。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对东征局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东征军的再次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第一军各团中，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的有第二团的金佛庄、第三团的包惠僧、第五团的严凤仪、第七团的蒋先云、第八团的张际春、第九团的王逸常等等。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政治部，当时政治部宣传员有327名。他们受过军事政治训练，又懂地方方言，沿途深入做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时提出的政治宣传口号是:“打倒香港政府的工具陈炯明、洪兆麟、林虎”，“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打倒陈炯明，广东得太平”。还明确指出“不怕死，不要钱，是革命军的特色”，“为人民利益而战，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是革命军的责任”^[53]。由于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比较充分，这就为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攻打惠州一役中，战斗非常激烈。周恩来亲临前线参加指挥作战。当年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员肖隽英回忆说:“周恩来主任亲临前线，冒着炮火，不怕危险，边鼓动部队作战，边指挥农民协会组织武装，配合军队攻打惠州城。”在我军炮火摧毁了敌人的主要火力点之后，周恩来指示要组织敢死队，并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不怕牺牲，冲锋在前。11月4日，东征军占领汕头，这标志着东征的伟大胜利。周恩来不仅用言语教育广大官兵，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他们，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提高军队的士气起到了巨大作用。“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54]

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周恩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集中表现在革命的领导权上面，否认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对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实行投降主义。为此，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二次革命”论。周恩来在《在现实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针对陈独秀的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给予了批评，他说:“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们协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斗争，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主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55]

陈独秀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表现在军事上就是:一反对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强行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二是反对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独立的革命武装力量，把军权完全交给了国民党。周恩来对此错误的军事思想给予批评和教育。1926年五卅运动之后，工人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威风之煊赫，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但是，陈独秀跟着国内外阶级敌人也攻击工农运动“过火”、“左倾”、“超过了革命阶段”。周恩来满怀革命义愤，在1926年底的一个星期内，连续在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在驳斥反动派诽谤工农运动的谰言的同时，也批判了陈独秀非难工农运动的谬论。此时，陈独秀不去扩大工农武装进行自卫反击，反而下令强行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和两湖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周恩来后来批判陈独秀的这一机会主义立场，指出:陈独秀的政策就是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

陈独秀反对共产党直接领导革命的武装力量，把军队完全交给了国民党，周恩来坚决反对他的这种错误的看法。陈独秀认为共产党人搞军队会变成军阀，在统一战线中主要是帮助国民党区巩固军队，而不是去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军队。周恩来在六大的《军事报告》中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军事工作方针。这条方针“就是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完全由于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明白革命的转变的前途而得出这样不通的结论。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按照陈独秀的这条机会主义军事工作方针，也取消了军队中的革命政治工作。既不去反对广大士兵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也不去对高级军官们进行阶级分析，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还继续把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将军当作依靠的力量，奢望他们出来挽救革命。周恩来指出，这是陈独秀军事工作的一个“致命伤”，这种为某个将军粉饰门面、散布对他们抱不切实际幻想的“政治工作，只变成姨太太工作，根本失掉了意义”。

总之，周恩来对陈独秀军事工作中的右倾错误思想给予严厉的批判，教育了广大官兵和共产党员，为大革命的军事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黄埔军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中有重要的体现。开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事干部，以适应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的需要。周恩来于1924年11月到该校工作，担任政治部主任。在他之前，政治部主任由戴季陶担任，戴离开广州之后，又由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但因邵消极怠工，以致政治部的工作没有认真地开展，死气沉沉，无声无息。师生们非常生气，纷纷要求撤销其职务。后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共产国际代表加仑将军和中共中央协商，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周恩来到军校担任此职。

周恩来就任此之后，提议政治部要做好三项工作:其一是向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选派党代表；其二是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油印壁报《士兵之友》；其三是建立政治部日常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他坚决贯彻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把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起来，创建了一套新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他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党团组织工作。在他的努力下，首先建立“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并加强领导，使他在吸收共产党员，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团结革命左派群众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还派遣共产党员，到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担任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以公开身份开展工作，密切了师生员工的关系。周恩来又对政治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和充实，调整后的政治部下设组织股、宣传股、编辑股。组织股负责掌握师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宣传股负责进行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组织宣传队，演出以反帝反封建的为主要内容的文娱节目。编辑股配合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的任务，并制定出版了各种教育内容的教材。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还推广了苏联红军的党代表制。他主持制定的《国民革命党代表条例》明确规定:“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关于军队之政治情形及行为，党代表对党员负完全的责任。”^[56]除在军校各部门中设立党代表外，军队中还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周恩来强调，党代表与军官之间要处理好关系，党代表要主动协助同级军官开展工作，做到互相协调，殊途同归。由于从连到团都建立了党代表制度，这样就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革命军队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所以，军队的纪律更加严明，士气高昂，作战勇敢，在两次东征中屡战其功。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训练班上，对政治工作干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指出:“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和训练，能如是，才能鼓起士兵作战的勇气，才能使军队去过的地方，人民不发生反革命的举动，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57]党代表制度的推行，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政治素养和战斗力。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58]

二、大革命失败后，军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为创立人民军队做出了贡献。此后，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人民自己的军队中，为反抗国民党统治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意识到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加强军队建设一概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其中，党的思想建设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周恩来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巩固红军提高战斗力，保障命令的执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非常注重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抗战时期，周恩来要求:“凡是在敌后组织游击战争的部队，必须要认识人人不仅是游击战争的战士，而且要做到人人是政治工作人员，这样的游击战争才能够发展。”^[59]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和发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成果，周恩来指出:“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6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并且指出在提高军队的军事素养的同时，“必须在另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要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加加强。”^[61]由此可知，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是非常注意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www.daowen.com)

第一，红军是党的军队，周恩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提高，要排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要加强共产党的教育和宣传。”周恩来在这里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因为处在农村环境中，“农民意识笼罩一切”，红军的来源只能是农民，“而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有非常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正轨。”^[62]如果想用“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的倾向”，那只是幻想。因此，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除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支部工作外，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要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宣传教育，从积极方面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使之在政治上得到迅速切实的进步，这样才能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指出要解决使红军成为工农政权的主要力量的问题，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因此，红军主要的是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党是政治上的唯一领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把加强党在思想政治上对军队的领导看作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和保障。他在上海多次主持召开红军会议，并领导中央军委于1930年1月15日创建了一个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在创刊号上他介绍了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全文发表了陈毅同志的《关于朱毛建设红四军的经验》，作了很高的评价，并要求红军和各地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的经验。他认为:“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63]他举例说: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树立起来，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因此，虽然他们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比井冈上也好，但结果失败了。

抗战后周恩来更加注重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军改编后，八路军、新四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一些同志忽视了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思想领导，为此，周恩来强调:“我们要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64]，使军队坚决地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为了保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和提高战斗力，他专门规定了政治委员、政治机关、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和机关政治协理员的职责。他多次强调要“集中和统一党政军的行动”，必须对军队实行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

建国以后，周恩来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未来战争的胜利。1957年他在《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讲话中，针对我军在和平时期对政治素养有所放松的实际情况，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说:“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65]。没有一支高素质的革命军队，要保证未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党一定要管军队。

由此可知，周恩来非常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需要，也是人民军队的必然要求。

第二，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保证战争的胜利。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保证战争胜利的思想基础。因此，周恩来特别强调加强党内和部队的政治教育，从积极方面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他要求部队抓紧在实际战斗和利用战斗间隙去进行政治教育，使红军在政治上得到迅速切实的进步。周恩来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认为新型的军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去打败封建军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人民军队是我党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八七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在党的六大上，又当选为军委书记，是这一时期党的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他在探索革命战争规律，指导各地创建工农红军和人民军队建设，加强全国红军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各地红军部队在实际中出现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尤其是在1929年8月21日，周恩来在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鲜明地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66]“故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67]这就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作用。红军刚刚建立，关于红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纷纷提出:党如何领导和掌握这支新型的军队？如何保证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与指挥？如何保证把这支军队培养成我党绝对领导的人民性质的军队？如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这些问题，周恩来思考很久，得出的认识之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但是，面对强大的敌人，一些同志被吓倒，他们否认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只看到先进武器的威力。周恩来针对有些同志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有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鲜明地指出:要首先动员政治工作人员，在党、军委、总政治部领导下，坚决地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反对忽视政治工作的现象。并认为政治工作者是领导者，“每一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他批评一些人认为政治工作人员是文人，不是红色军人，“政治工作人员一定要是知识分子”，“工农分子不能做政治工作”的错误观念。同时指出，既要反对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的单纯军事观点，而放弃政治上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偏向，又要反对以为政治委员打仗可以在后面一点，政治部在打仗时，没有什么事的错误看法。他认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战争，为着前线的胜利”，一切战斗的胜利离不开政治工作，离不开政治工作者。他指出，政治工作要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红军，巩固部队的政治情绪，提高他们的政治责任，更加保证战斗力提高，保障命令的绝对执行，保障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保障后勤补给，保障每一战斗的胜利。事实证明，他在反《围剿》期间提出并论述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对弥补红军军事力量不足，争取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1927年，周恩来在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靠这种制度我们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在白色恐怖和面临着强大敌人的情况下，此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军事部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认识到，要想夺取革命的胜利，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用马列主义武装全党和教育、启发和引导广大军官、士兵和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1928年夏天，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了军事工作的报告。他指出过去军事运动的问题在于不明了军事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原则之下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他特别强调指出建立红军的建军原则:（1）把雇佣性改变，开始采取征兵制，经过宣传，在采自愿兵，从作战中渐渐改变而成。（2）军官须无产阶级化。军官不一定要工农分子，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3）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机关。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但多半是党员。他认为，红军是移动的，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有移动条件，但主要的要有无产阶级做领导。

这一时期，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对三大方面军的建立和发展费尽了心血，特别是对有关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基本理论的提出作出了贡献。周恩来关心和指导了湘鄂西苏区红军的建设发展。他多次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去信，向他们介绍朱毛部队建党建军的情况，并把朱毛红军提出的“十六字”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向他们推广，使湘鄂西苏区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成立了红二军团，以后的红二方面军便是在此基础上与红六军团会合而成的。周恩来对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建设也十分关注。1930年2月，他在详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后指出，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并在不久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是工农红军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红一方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周恩来非常关心红四军的建设，多次去信进行指导。特别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上出现一些分歧时，周恩来亲自写了几封指示信，对红四军乃至全军工作进行了指导。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的成分复杂，思想混乱，加上环境十分艰苦，有关红军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情况更为突出，尤其是朱毛领导的红四军多次给党中央来信反映的情况，使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认识到很有必要对红四军的工作进行指导。于是，1929年2月、8月和9月发出了三封指示信，对红四军的工作进行了指导，统一了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对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形成起了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这是周恩来军队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较典型的事例。

“中央二月来信”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毛泽东和朱德两同志的指示信，全称是《中共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1928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上了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不久，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上，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成立了红四军。8月，国民党湖南、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红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处于相当艰苦困难时期。1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发动第三次“会剿”，由于兵力悬殊，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在次年1月14日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击，20日在大余又遭到敌军截击和追击。处在如此危险的境地，红四军全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划。中共中央在六大结束后几次派人给他们送信，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红四军的情况缺乏具体了解，周恩来等十分焦急。另外，当时，六大虽然强调建立红军的重要性，但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共产国际则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会妨碍老百姓利益，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提出调朱德、毛泽东去苏联学习。这封指示信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写的。信发出后两天，红四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第二天，在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这一大胜仗，从而扭转了红四军原来的被动局面。接着又在吉安的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胜利会合，在这里又站稳了脚跟，4月3日，红四军前委才接到中央二月指示信。信中对红四军的担忧，与红四军刚刚欢庆胜利的气氛极不相称。5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但这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本着求实的精神，已认识到客观形势的变化，在4月4日讨论朱、毛问题时，也主动放弃要求他们来中央，只要求来一得力之人到中央汇报情况而已。“中央二月来信”是在红四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写的，调朱、毛到中央工作，而把红军分散开来，减少目标，为的是保存这股红军。虽然“中央二月来信”所述与二个月后的红四军的情况极不相称，但它却在红四军高层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得“朱毛”之间已有的矛盾又有所发展。在红军军政主观方面，朱德和毛泽东为着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了，也共同战斗了一年多，工作中出现一些分歧也在所难免；但是，由于战斗频繁，部队伤亡过大，红军内部的思想严重不纯，由此而产生的有关红军根据地建设和建军原则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等根本问题日益突显，并且在红四军高层开展了激烈的争议，而这种争议由来而已。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前委书记落选，被迫离开了部队，陈毅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说，朱、毛第一次分歧是在湘南八月失败后，其主要问题是“仍守井冈山与分开游击的问题，毛主张波浪式的推进，朱则主张大规模的游击”。而陈毅则认为，“如果不去湘南就不会有八月失败”。第二次分歧是蒋桂战争爆发后，形势较好，毛主张分兵发动群众，朱则主张集中，各有一部分人赞成。这时刘安恭来了，说朱是拥护中央派，毛是反中央派，使双方已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陈毅则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中央八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在红四军党内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前委书记落选的情况下写的，实际上是对红四军七大的表态。1929年5—6月间，红四军“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朱毛之间发生的分歧进而达到争论的地步。6月下旬，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央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红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关于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再次发生争论，仍未取得一致意见。会议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陈毅任书记。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决，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被落选。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的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行政工作。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红四军七大讨论、争论了30多个问题，其中对许多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对主要的几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是错误的，第一，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如强调坚持集体领导等；第二，认为对这次争论，毛泽东要负“较大的责任”，对毛泽东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第三，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改选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使毛泽东落选；第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搞完全选举制度，企图引起党内派别的斗争。1929年6月中旬，中央又收到由福建省委转来的新当选的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寄来的关于红四军七大（6月22日）的材料和报告，以及毛泽东6月14日给红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的复信、朱德的信以及刘安恭的信。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讨论了“朱、毛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指出: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当去一封信勉励他们，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取消观念。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会后，周恩来起草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中央八月来信”。8月21日指示信起草完毕并发出，信中除了提出要巩固红军的团结，党的领导采取比较集权制，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并宣布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之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并把政治教育工作摆到“政治命脉”的重要地位。要求每一个红军战士担负起宣传群众的责任。这封指示信，对重新确立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调解“朱毛”矛盾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8月下旬，陈毅奉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出席军事会议并汇报红四军工作。在汇报工作中，陈毅较详细地汇报了朱、毛意见分歧的由来和各持的意见。陈毅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建军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客观公正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中央政治局根据陈毅的汇报，以及1929年7月11日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亲笔信，信中讲到红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一些情况。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致认为，为更好地解决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必须再发一封指示信对红四军的工作进一步指导。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并拟出决议，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根据红四军的情况，指示陈毅代中央草拟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后经周恩来亲自审阅于9月28日交陈毅带回红四军传达执行。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它与8月21日的中央指示信是一脉相承的，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进一步主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他强调:红四军应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及发动群众斗争，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前委要十分注意纠正军事同志以红军为革命本位的狭隘观念”^[68]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前委应该坚决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对于吸收农民加入红军，“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绝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农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69]并具体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和政治工作任务，纠正了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周恩来提出的宣传群众实现党的政治口号等思想和精神，反映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是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为培养和锻造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柱，为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做出了贡献。

在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科学地论述了抗日军队中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务、内容、目的、意义、原则和策略方法，以及怎样改革政治教育工作，为我军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关系，这是抗战初期抗日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抗战爆发以后，由于民族危机紧迫，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提高抗日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方面，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忽视。但是抗战以后的实践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提高部队的士气、争取抗战胜利关系极大。在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以后，一些部队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贪图享受、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倾向；在国民党部队中由于缺乏抗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是变现了溃败无能、缺乏战斗力。针对这种状况，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负责抗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周恩来于1938年1月10日发表重要的论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文强调在抗日军队加强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70]

同时，周恩来强调要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根据国共双方协议，取消了政治委员，改为“一长制”，政治委员改为军事副职，政治部（处）改为政训处。这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和所担负的任务均极不适应。周恩来也认识到国民党的政训处在十年内战中大多数变为特务机构。为此，他强调指出，“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这里，首先应该排除一切忽视政治工，把政治工作看成点缀品装门面的错误观念。”^[71]周恩来认为，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在军队的各级，从最高的全国的总政治部直到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其独立的组织系统。除各级部队的指挥员可以指导同级的政治机关外，下级政治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政治机关的指挥。”^[72]政治机关对同级指挥官的指导有异议时，有向上机关申诉之权。各级军事长官必须给同级政治机关实施政治工作的一切便利，而不应予以干涉与阻碍。各级政治机关的官长，对其同级及下级官佐违反革命主义、革命纲领与革命纪律的行动，有向上级政治机关弹劾之权。这样才能使政治机关有达到其政治工作目的与任务的保障，才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为了增强抗日军队的战斗力，必须改进抗日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当时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们中间，一部分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意义不够了解；另一部分人则是对国民党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徒具形式、流于空谈不满。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指出:“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绝不是政治工作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73]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确实的效果，首先必须对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改革，主要是:第一，必须有革命内容的政治教育材料。第二，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和宗教主义。第三，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第四，必须注意实施政治工作的方法。第五，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

周恩来关于抗战时期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论述，透彻地阐述了军事与政治，加强政治工作与改进政治工作，解决思想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证关系。这是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决在革命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一个光辉典范，丰富了我党关于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在国民党军队中得到贯彻，但是，在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反响，成为我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准则，对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巩固和发展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的成果，周恩来指出:“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7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特点:不仅是军事强，而且政治也强”^[75]，为了能成为革命军队的先锋，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由上可知，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周恩来非常重视开展军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取得了切实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