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统一战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考察

我们这里所谈的统一战线，系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和领导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各个时期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

周恩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论述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国共合作、民主党派的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教育、民族团结、宗教和侨务等各个方面，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去建立、巩固和发展新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节主要从国共合作、加强民主党派团结、加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等方面进行考察。

一、化解矛盾，寻求统一，促进国共合作

在近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是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摆脱民族危机，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曾促使国共两党两次携手合作。宋庆龄曾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了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危机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三大任务。为此，需要广泛的统一战线，需要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为国共再度携手实现第三次合作创造条件。

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两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两党的本身利益。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化解矛盾、寻求统一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关键。周恩来在两次国共合作中，都发挥了自己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优势，为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战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称霸，军阀混战。打倒列强、驱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共产党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所以，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周恩来认识到:对于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可能把革命引向胜利。但是，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利益，它们之间也有矛盾。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中说:“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2]周恩来非常明白这种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充分地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来“求同存异”，寻求统一。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成功召开，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但是，国民党右派一直对国共合作持敌对态度，他们竭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以致爆发了商团叛乱。周恩来强调，加强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必须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指出:“我们要使辛亥革命彻底成功，我们必须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3]，“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4]周恩来的号召导致了反对商团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中说:“英国帝国主义向广东进攻愈甚，广东反革命与革命的阵势自也分化愈亟。不革命的右派国民党在其经济地位上说，在其个人利害上说，他们是永远不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右派是永远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而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文章最后强调:“假使国民党要使他的宣言完全实施起来，中派分子必须打破他们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连成一气，实现国民革命。……因此我们希望明达而革命的国民党人，都要认定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由此可知，周恩来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左派是信赖的，同时也阐明了我党应该依靠国民党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争取中间派，打击国民党右派的正确斗争策略和思想路线。周恩来的这一策略既反对陈独秀为代表的只主张联合而不斗争的右倾观点，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

为了适应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需要和更好地实现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创建了黄埔军校。周恩来于1924年11月担当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从此一改该校政治工作死气沉沉的气象。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曾说:“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奋；对于民众、士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和训练，能如是，才能鼓起士兵们的作战勇气，才能使军队去过的地方，人民不发生反革命的举动，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5]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4年2月，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中说:“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是富有这个革命统帅职责的。过去它因为忽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至革命十二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国民党至大的失计。”^[6]国民党这时甚至都不愿意承认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至少没有足够的重视。这难免造成各个党派的隔阂，甚至矛盾。1927年7月，为解决革命同盟军问题，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认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这是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郑重形式，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周恩来对该决议非常支持。当时，周恩来在法国是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他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法国协助国民党总部代表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方针、政策。为两党的合作创造了舆论上的支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自此两党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内战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就此写了数篇短文，认为民族矛盾已摆到中国人面前，尽管1934年初，蒋介石调集军队进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7月15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华北危机，与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及一切爱国人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坚决对日作战”。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团结一切（包括国民党）可以团结的力量，周恩来为此致力于抗日民众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周恩来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他又受中央委托，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并参与领导我党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1936年8月10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毛泽东非常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关键。9月，周恩来致信陈果夫、陈立夫，表明中共“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1936年9月，周恩来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先生须知，共产党近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自己的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7]周恩来既是“逼蒋抗日”方针的最早提出者，又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宣传者。

由于蒋介石不顾民族危机和全国人民的要求，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步步退让，不予抵抗，对内则极力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于是引起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竭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实现全国团结。周恩来从抗日大局出发，多方面做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对事件和抗日的态度，为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不辞劳苦地奔波。

西安事变爆发，国内外反应强烈，局面复杂、紧张。在扣留蒋介石之初，张学良“束手彷徨，问策无人”。他曾宣称，如蒋拒不谈抗日问题，他将公布蒋在九一八事变时给他的不抵抗的电文，将蒋交人民裁判。周恩来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前途、方针和政策，使张学良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杨虎城反蒋抗日坚决，当周恩来把同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共和平解决解决的方针告诉他后，杨虎城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他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顾虑，周恩来表示对他的心情的理解，并解释说: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和舆论都迫使蒋介石转向抗日，蒋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转向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经过周恩来的劝导，杨虎城非常佩服“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重大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表示“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通过耐心的劝导使张学良、杨虎城心悦诚服，明白处理事件中的利害关系。周恩来还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去做张、杨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苦口婆心地说服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西安事变引起了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惊，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武力讨伐派”和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由于全国各界反对扩大内战，于是“主和派”占了上风。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周恩来通过宋子文的随员郭增恺转达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在这一基础上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宋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宋子文闻知后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和态度大加赞赏。最后，在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的前提下，进行了由西安方面的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为代表和蒋介石授意的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双方的谈判，经过反复磋商，在“六条”的基础上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协议，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所以，张学良评价:周恩来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政治上的主宰者，事实上的主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促成两党合作正式建立，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不畏艰巨，不辞劳苦，奔走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蒋介石等人进行了五次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杰出的外交谈判才能和思想政治教育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现。他既始终坚持民族利益第一的原则，又同国民党削弱控制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的联盟，这就是统一战线”，从而把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事实说明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发挥了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的优势，他化解矛盾，寻求统一，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团结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是如此。如何把民主党派纳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阵营，这里面要讲究策略。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巧妙地运用到其中，极大地加强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有合作，也有矛盾，民主党派有先进性，也有落后性、不稳定性，所以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化解矛盾，寻求统一，努力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说:“各民主党派成员中总是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正如共产党员一样也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各党派就要在组织中不断地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标准，把自己的成员锻炼成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断地推动他们进步，使中间状态转向进步，摆脱落后。”^[8]

周恩来指出，各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叫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政治团体，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利益应该尊重。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则是多阶级成分组成的，若以单一阶级成分来衡量他们，那是不够的。中国民盟“天生就是联合性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走向进步的联合性政党”。事实上，民盟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多党的联合体。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代表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封建分子。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组成都是复杂的。所以，周恩来指出，中国民主党派同一般党派一样“总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们不是由单一的阶级成分所组成，而是阶级联合政党，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求同存异”、和谐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联合民主党派呢？周恩来认为有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需要。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曾经亲密合作，团结战斗。民主党派为中国的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刻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已经是一个优良的历史传统。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更需要团结合作。周恩来指出:“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责任是更重了，而不是轻了。各民主党派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本身就锻炼各党派和他们的成员。”^[9]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地方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真正发挥民主协商、政治监督的作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周恩来说:“我们是从一个复杂的阶级来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只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①他又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少，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10]周恩来说:“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不同，才需要联合。”^[11]这也正是由于民主党派阶级成分的复杂性，所以各个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甚至在某些方面与共产党的利益存在冲突，民主党派和其他政党一样都具有排他性，当然，共同利益还是主要的，联合还是主要的方面，并且联合还将是长期的。

在历史上，民主党派的不稳定、易动摇性更为明显。周恩来曾说:“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青年党、民社党分子依其本来面目先后分裂出去，跟随国民党走了。”^[12]这些党派，除在纲领和行动上明显地靠近国民党或靠近共产党易于使我党决定对策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带中间性的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和影响的中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等皆是，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

由于民主党派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周恩来认为:“使我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13]尤其应该记住毛泽东同志的统战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斗争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原则。所以，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并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确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这支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的、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周恩来的这些斗争和处理原则仍具有借鉴意义。周恩来指出:“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14]各民主党派已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参政议政，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www.daowen.com)

三、团结、教育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

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有特定的含义，专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而参加了人民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2000年，中央统战部正式规范了对无党无派人士的称谓，明确对无党无派人士群体称“无党派人士”，对其中的代表人物称“无党派代表人士”。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正式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改为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又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改为无党派人士界别。海外侨胞又称侨胞或华侨。指定居在海外的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而如果华侨加入侨居国国籍的则称为外籍华人（有时亦简称“华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是必要的，周恩来注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教育他们。

第一，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团结无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教育和鼓励他们建设新中国成为党的一条重要的任务。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其中，收到良好的效果。

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无党派民主人士以饱满的热情，踊跃投身各方面建设事业中，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了新的功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1957年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一批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许多无党派民主人士受到错误批判。周恩来虽然自己身处非常艰难的境遇，他还是教育、鼓励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党派民主人士对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还是模糊的。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上，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在抗战时期，他们所从事的民主运动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压迫。很多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单枪匹马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如形成一个组织，就要经过许多手续和挫折，那是很困难的。”^[15]周恩来说:无党派人士“是长期参加民主政治活动的，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管是哪一个社会，总是一大部分人反对一小部分反动派。这种反对反动派的一大群人的活动也就是政治活动。从广义上说，这就是一种党派性的活动，只不过民主人士没有党派的组织罢了。正确地写出来应该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16]周恩来的解释使民主党派对自己在政治中的地位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这样他们能够更好地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建设新中国出谋献策。

无党派人士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教育和团结他们，调动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周恩来说:无党派人士“把各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更好地同我们合作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17]他还强调，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是愿意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有共产党员，有非共产党员，有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都应该在其岗位上，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做好工作，并且很好地工作。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他又说:“在我们各个国家机关中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士来合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18]

新中国刚成立，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参政议政方面还是有所顾忌的。周恩来认为，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打消他们的顾虑。周恩来说:应该提高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要算旧账，“如果那样，就是往后看，不是向前看。”^[19]他又说:“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不论民盟还是其他党派都应该继续下去。”^[20]无党派人士也应该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嘛！但是，要让无党派民主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讲话，敢于讲真话。周恩来认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尤其是从旧社会来的上层分子，说话是有保留的，这是不奇怪的。他们要看一看。特别是新同我们接触的人，有些观望，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有责任去打破这种观望，循循善诱，使他们敢于把话都说出来。他们说的话不一定对，但只要有一点好的，我们就应当重视。愿意听意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须去听，特别是要能听不同的意见。”^[21]他又说:“要有听得进去的胸怀和辨别是非的本领”，对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哪怕只有一分是对的都应该接受，然后再对不正确的部分加以分析批评”，“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对愿意和我们团结的朋友，应当实行‘言者无罪’。对别有阴谋者，则应揭穿。”^[22]周恩来的宣传教育让无党派民主人士如释重担。

当然，对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思想改造也是必要的。周恩来说，先前无党派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的，所以对无党派民主人士思想的改造也是必要的。周恩来认为，改造的任务就“是要经过耐心的指导、教育，把小资产主义者逐渐锻炼成为集体主义者”。^[23]但是，思想改造，是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斗争的。他又说，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部分人“经过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熏陶，不知不觉地就受了影响，而且还觉得它好。当然每个人所受的影响有深浅的不同。但首先应该承认有这种影响，才能自觉地进行清理。清理旧的思想影响，需要经过长期的自我批评和斗争。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空话，于事无补。思想改造应该先从自身检讨做起，这样才能够说服别人。不要天天攻击别人，打击别人，混战一场”。^[24]

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促进无党派民主人士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无党派人士说:“总之，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25]

第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团结海外侨胞。周恩来长期领导和关心侨务工作。他同毛泽东等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开创新中国的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他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侨务工作中，对于团结和教育海外的一切爱国侨胞，妥善地照顾在国内的侨眷和安置归国的华侨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曾说:“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工作已经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辛亥革命又曾将共和牌挂起来，但我们如果要从中找出一派革命的势力，则我们相信只有海外华侨可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只有他们接触国际帝国主义强盗最早，故他们希望一个必须保护侨民的民治国来做他们海外发展的后援，乃属当然的需要。”^[26]

抗战开始后，我们面对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周恩来更加意识到团结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并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鼓励他们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亡中。1938年10月，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地四十五个华侨社团联合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战工作。1940年7月21日，周恩来在重庆嘉陵招待所会见“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时，和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此后，周恩来还派胡愈之赴南洋开展华侨的统战工作。胡是国内久负盛名的报界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共秘密党员，周恩来曾经是他的上级领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胡愈之在南洋以无党派的身份出现，积极地在华侨中做统战工作。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对于陈嘉庚这么一个为华侨所拥护的爱国华侨领袖，我们应该尽力协助他，爱护他，只要陈嘉庚了解国内抗战真相，了解蒋介石的真面目，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定会使他明辨是非，全力支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周恩来的宣传和教育下，陈嘉庚思想被“赤化”，站到共产党的一边，他在华侨中举旗呐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努力奔走。

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成了党的一项重大任务，为此必须加强美洲华侨的思想政治教育，调动他们抗战的热情。1942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司徒美堂先生。周恩来和他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并盛赞司徒美堂先生的爱国之情，并指出华侨对抗战的重要性，希望他能在发动美洲华侨支援抗日上做出更大贡献。后来，司徒美堂先生对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深有感触地说:“周恩来的言传身教，我感受至深。使我确信共产党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在司徒美堂的号召下，美国华侨在八年抗战中共捐款5　400多万美元。当年美国华侨的人数在全世界华侨总人数中只占不到百分之一，但是美国华侨为祖国的抗战救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仅美国华侨航空救国的捐款就达到200万美元。纽约和萨克拉门托等地的华侨抗日救国会规定，每人每月应交最低购飞机捐款，从10美元至50美元。抗战八年间，美国华侨捐献的飞机有50架，其中30架是台山华侨捐献的，为祖国空军建设做出了贡献。广大侨胞不但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祖国的抗战，而且有不少华侨爱国青年毅然回国参军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的甚至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与周恩来对他们思想政治教育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更重视华侨工作，他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到华侨工作中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9年至1953年，新中国面临着抗美援朝，保家卫祖国。当时要求海外华侨在政治上效忠、经济上协助建设新中国，组成海外统一战线，反抗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封锁，打击国民党势力。就在这一关键时期，在海外侨务方面呈现几个突出问题:一是由于朝鲜战争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拨和反动宣传，引起一些侨居国的政府当局对新中国持有敌视的立场；二是东南亚一些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对新中国抱有怀疑、恐惧心态，对华侨在政治上认同新中国、经济上协助祖国建设持有异议，甚至采取“反华、排华、反共”行动。华侨与政府当局与当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矛盾，并有所激化，形势趋于严峻，情况日益复杂。华侨问题当时已成为我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主要阻碍之一，成为我国外侨务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周恩来认为，这些争议的核心就是国籍问题。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原则是不赞同双重国籍，鼓励入籍，坚持自愿。1954年，他指出:“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27]1956年，周恩来对新马工商考察团成员明确表示:“新马华人应当为当地服务，取得公民权。”并说明中国政府“是为侨胞的长远利益着想，鼓励更多的华侨参加当地国籍，在当地生根。”1956年9月，周恩来接见新加坡前首席部长时也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新加坡中国人取得他们自愿取得的新加坡公民资格，完全效忠他们所在的国家，这将有助于中国同新加坡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28]周恩来的话得到了新加坡方面的充分肯定。

周恩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一切从侨情实际变化出发，争取华侨回国定居。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华侨知识分子怀着赤诚爱国之心，投奔祖国怀抱，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郭沫若、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等许多海外华侨中的著名学者专家相继归来。周恩来不仅强调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而且对归侨知识分子予以热情接待，亲自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来则主张将“欢迎华侨回国定居”调整为“希望国外华侨在居住国长期生存”。但是，鉴于“文革”十年浩劫，局势动荡和经济困难，周恩来认为“条件还不行，待后回国效劳”。1973年7月25日，周恩来又指出:“应鼓励和教育华侨学生在侨居国学习。我们不采取大量动员他们回来的方针。应鼓励他们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鼓励他们在当地学习。少数人要回来学习是可以的，既回来就不要歧视。”^[29]周恩来主张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华侨大团结，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他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相见以诚”，要求海外侨胞不分帮派，不分左中右，不分亲台亲大陆，求同存异，讲大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在出国访问和国内接见侨界人士时总是反复、耐心、细致地进行“爱国”、“团结”的思想教育，赢得了广大侨心，团结了广大侨众。周恩来一贯在华侨中倡导团结爱国，1956年11月26日，他在金边华侨招待会上说，我们希望华侨内部不分彼此，大家团结在一起。1956年12月18日，他在缅甸华侨欢迎会上指出:“只要他们爱祖国，我们就和他们团结起来，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30]与此同时，他在讲话中极力反对“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他号召华侨既要爱祖国，又要爱当地的人民，为当地作贡献。他强调在华侨中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不主张华侨参加当地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他要求华侨不干涉当地内政，停止在华侨中建立发展中共及民主党派组织，终止原来侨党的活动。这就将“国际主义”与搞“世界革命”严格区别开来。他反复教育华侨要奉行和贯彻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人民经济利益，纠正看不起当地各族人民的错误思想，促进互相合作、交流，增进祖国与侨居国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要处处为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着想，关心、帮助和支持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照顾他们的特殊性。周恩来说，我们既从国家大局出发，又从“侨”的特点着眼，全面掌握侨务工作的特有规律，因地因时制宜，区别对待。根据华侨的特点，予以他们适当照顾，有利于团结他们，调动其积极性，既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又符合“侨”界的具体切身利益。1956年，周恩来指出:“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份。”对华侨作出了适当的照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1963年9月7日，中央作出《对待侨户问题的指示》。“文革”期间，周恩来亲自批准恢复华侨旅行社即中旅并放宽归侨、侨眷出境的审批手续。在当时极“左”思潮猖狂之际，真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坚持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周恩来教育华侨遵守所在国法律。1959年10月9日，他在同印尼外长谈话时指出:“华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当寻求适当的方法解决，这样既有利于印尼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华侨的正当权益。这两种利益并不矛盾，可以结合起来解决。”^[31]1951年，他又指出:“我国散居海外的华侨约达1　000余万。由于某些国家无理地歧视乃至迫害他们，他们的正当权益业已受到了重大损害。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和密切注意。”^[32]1954年他再次指出:“几年来，在对我国不友好的国家中，华侨的处境很困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对我国侨民不加歧视，并尊重他们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在我们方面，我们愿意勉励华侨尊重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的习惯。”^[33]1971年，周恩来表示:“鼓励他们华侨尊重所在国的主权和法令，取得生存和劳动的权利。他们有得到我国外交机关保护的权利，希望友好国家要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34]1956年11月26日，他在金边华侨招待会上强调:“应该尊重这个国家的法律，尊重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这样才能相处得好。”“要尊重人家的主权，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1965年他重申:“华侨必须遵守侨居国的法律，不得干涉人家的内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贯奉行的政策。”^[35]

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到侨务工作中，从大政方针到具体问题，处处体现着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他的努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不普及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阶层。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周恩来说:“他们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6]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要努力为新中国服务，实现自身价值，首先要坚定立场，要不断地增强本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协作，要克服门户之见、派性之争和文人相轻的现象。周恩来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为了改造知识分子，周恩来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37]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尤为突出。为了改造知识分子，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等多种教育形式。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周恩来认为，对于旧知识分子要采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方法。他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的。”^[38]目的主要是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观点。而改造知识分子的目的是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习惯势力作斗争。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新成长的知识分子，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必须对他们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他指出:“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39]党和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的知识分子。

对于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的派系之争，周恩来说:“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也存在麻痹迁就的倾向。”^[40]这就造成了两种趋向，一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作用，以致忽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二是只看到知识界的进步而不看他们的缺点，以致不对他们进行改造和教育。两种倾向在形式上是相反的，而实际的结果却都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都是放弃领导，缺乏积极的斗争精神，都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对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周恩来还有自己的特殊方法。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怀仁堂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讲话时，他以现身说法，“先从自己讲起”。他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说，你现在当上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与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与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进步。”^[41]周恩来的这篇现身说法，以情感人，使知识分子感到亲切，心情愉快，愿意自觉改造思想。这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热烈反应，引起了轰动效应。正像著名学者龚育之在《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中所评述的:“它的特点，不在于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而在于周恩来以知识分子一员的身份，向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现身说法，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在教育知识分子方面非常注意教育方法，而不是靠自己的权威强迫他们接受什么。

周恩来认为，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教育知识分子。他指出，对于知识分子要大胆使用，要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要关心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发动知识分子的力量，他提出应当给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具体从六个方面关心和解决三个方面的待遇问题。关心的六个方面:一是信任他们，二是帮助他们，三是改善关系，四是解决问题，五是一定要承认过去的错误，六是承认了错误还要改。三方面的待遇:第一，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于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第二，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工会组织用顽强的精神为本单位的知识分子解决各种困难。第三，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消除工资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其他不合理现象。

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注意思想水平的提高，这一思想就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周恩来认为:“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学习。”^[42]尤其是从事文艺作品的创作者，“思想要高些。思想水平不高，作品不可能写好。”^[43]周恩来致力于提高知识分子思想水平，对知识分子的健康发展和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建国后，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所作的大型报告有三次，周恩来1951年所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6年所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和1962年所作《论知识分子》，这三篇重要文献全面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这三次报告中有深刻的表现，对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