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的有关方面所要达到的一种未来状态”^[214]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或价值取向。

一、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和战斗力

周恩来较早就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和军队的战斗力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让军队明白为谁而打仗，1925年2月，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东莞商务分会的欢迎东征军队大会，并发表演说，论述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区别时说:“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215]，并提出在革命军队中，“军事教育外，援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216]他又强调说:“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仗，彼等必不去打”，革命军队如无“人民援助，仍不足以负重大责任”。^[217]

1926年夏，周恩来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指出:“过去‘中国的社会，还是封建制度。所以凡是作军队的群众，都是生活很苦的’，‘肯来当兵的，都是下流社会的苦工人、流氓等人’。现在的军队由于社会制度与环境的改变而不同，大多数士兵具有‘丰富民族思想’，‘知道彻底革命’。”^[218]他还说，黄埔学生军所以能所向无敌，不数月而肃清广东全境残敌，一方面由于工农群众拥护，一方面是由于兵士的觉悟。周恩来又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讲话中说:“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讲道军队的背景，要以社会不安为背景”^[219]，“现在的军队，无论是北洋军或革命军，都是由于社会经济不安崩溃出来的”^[220]，“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221]。“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辛苦”^[222]，“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具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里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个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223]可以看出，周恩来注重加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以此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的情况有所变化，我们的军队已不是在战争中进行锻炼，而是在保卫和平、保卫建设、保卫祖国的边防的和平环境中进行锻炼。这对于二十多年来天天拿着武器和敌人作战的解放军来说，是个新情况。要适应这种新情况，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更是迫在眉睫。为此，周恩来说:“我们的军队在正规化方面前进了一步。同时，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步走向现代化，部队的军事素养得到了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为加强。”怎样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呢？周恩来认为:“第一，加强敌情观念；第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三，加强军政联系；第四，改进军内联系；第五，密切军民关系。”^[224]

第一，加强敌情观念教育。作为军队，战时是要打仗的，和平时期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眼睛盯着敌人，思想上警惕着敌人，准备战争，做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思想准备。革命战争年代，敌情观念的教育一刻不能放松。1925年7月，周恩来认为革命军队“在革命之下，受革命党的纪律，并不是强迫的；每天的军事训练、军事教育是甘心接受的”。^[225]并且，“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的最近的目的。”^[226]

抗战期间，面对异常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党的军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战胜强大的敌人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做好长久打算。1938年1月，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说:“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227]周恩来认为必须在军队中宣传、贯彻论持久的方针，他说:“必须首先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能够支持长期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反对一切动摇，反对一切妥协、屈服、投降的思想。”^[228]周恩来1941年6月，在《论敌寇两面政策》一文中又说:“我们认清它（敌寇）目前两面政策的重心所在，我们便应一方面加强我们军事力量，协同我们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另一方面，坚持我们独立的抗战立场加紧我们全国的团结，以粉碎敌人的诱降分化和远东的慕尼黑的阴谋。”^[229]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对加强军队的敌情观教育和促进抗战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妥协性和两面性，两党始终摩擦不断，甚至爆发局部战争，对共产党的军队加强敌情观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种敌情相对于国民党而言的。特别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对加强军队敌情观教育更加重视，“如蒋最后放弃两面政策，公开全面‘剿共’，则我们一切有准备，便可实行全面反攻”^[230]。周恩来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时时教育党的革命军队，随时做好对敌作战的准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方面假和平谈判，另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包围我人民军队。为此，周恩来教育军队的广大官兵认清国民党反动独裁的本性，“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战胜过他，才能制止之。”^[231]和平时期也要加强敌情观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还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制度的存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们要向军队加强敌情观的教育，我们不可能坐等全世界的胜利。周恩来说:“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土壤也就存在一天，总有一部分战争狂人要冒险。所以我们革命军人要时刻警惕着敌人，军人如果丧失了敌情观念，那就要犯很严重的错误。”^[232]他又说:“近年来，我们军队基层的情况变了。战时都是新兵，基层骨干也很新……如果我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松懈。松懈是不允许的，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要应付突然事变。”^[233]所以加强敌情观教育是我们保卫和平的首要问题。

第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强化军队作用的关键。早在1926年7月，周恩来就说:“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缘故。”^[234]此后，周恩来又在《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中强调，红军一定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机关。周恩来在《对红七军团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又明确地指出:“对于派出的别动队，必须由政治部、处加强政治领导，并给予具体的指示”^[235]。

周恩来在《党在新四军中的政治工作》中充分地论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对以前经验的总结，也是为以后工作提供既定的依据。周恩来说:“过去红军时代，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完全是在政治委员的政治领导之下。在政治工作部门中，党的组织不是独立的，是完全附属于政治部，军队中党的组织的民主性非常小。现在我们一方面实行政治委员的制度，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提高党务委员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我们主张今天民族革命时期，应该把党的面目在自己的部队中公开起来，同时更要民主化。在政治委员领导下，政治部是党的办事机关，还要把党务委员会的权威更加提高，把党务委员会的制度更加明确起来。”^[236]由此可知，周恩来在这里把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提得更高和更明确了。

解放后最初几年，党对军队工作管得少了些，这是个缺点。党一定要要管军队，并要管大事，不是管小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地方党委管所在地区军队的事情，也应该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周恩来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了解党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如果你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怎么会知道整个国家的发展呢！”^[237]所以周恩来说:“我们的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238]

第三，加强军政联系。周恩来认为，要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政治素养，一定要加强军政联系。革命战争年代，军政联系至关重要，联系好了才有利于战争的胜利。解放后，我们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军队和地方的界限不要分得太清了。界限分明，互不相干，对我们国家的建设非常不利。”^[239]

最后，要教育改进军内联系和密切军民关系。改进军内关系主要是改进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官兵关系。周恩来说，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别服从，平时相互交往应该有同志式的友爱，像兄弟一样，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同时要加强军内的民主作风。

新型的军队是强调密切军民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军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解放后的近几年军民的关系有疏远的迹象。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解放战争胜利时，全国人民对我们解放军也是真心的拥护。所以现在“不能忘本”。“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要结合整风整顿军民关系。”^[240]

因此，为了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上面几个方面的教育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二、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革命战争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为了战争的需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1928年，周恩来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政治命脉”。1934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又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以后又提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解放战争期间，他又提出:“政治工作是它（军队）的灵魂。”^[24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革命战争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和平建国年代更加突出。

（一）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阶级性，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要为统治阶级服务，以推动统治阶级的政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周恩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护航的作用。无产阶级一定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使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路线、方针、政策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中。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化做好思想先导。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人们乐于接受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1950年，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242]周恩来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243]但是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人们的政治思想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过程的，即使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和改造也是必要的，我们人民群众更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推动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

第二，加大对政治路线及相关政策的解释、说明和宣传的力度，使人们相信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和连续性，为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的实施奠定社会心理基础。新中国刚成立，好多人对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认识是模糊的。周恩来认为，加强党和国家路线的宣传教育是必要的。1953年9月，周恩来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党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作了详尽描述，为人们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政治、经济等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已有提及。大跃进后周恩来曾说:“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244]“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秩序，整顿秩序。”^[245]因为实践在变化，所以周恩来认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了解对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让群众认识到我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调动群众的政治热情，为政治路线的贯彻提供精神动力。为此，1954年9月，周恩来提到:“我们伟大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246]所以，只有加强对群众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根本利益所在，他们对我们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才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加强形势与任务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确保政治路线的真正落实和贯彻。同时，要加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成就感。周恩来提倡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他们的政治责任感。

由上可知，周恩来注重通过政治教育工作促进中国政治建设，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促进经济建设。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刚从战争创伤中过来，新中国的经济极不发达，唤起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进行经济建设成为当务之急。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加强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促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一段时期内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新中国的工作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所以周恩来1949年12月提出:“城乡、内外、工商、公私、劳资、上下”^[247]六大关系，又指出:“在谁领导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248]1950年5月22日，周恩来在向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作报告时，再次强调指出:“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后，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我们看问题和决策都要以生产为中心。”^[249]这样就使广大干部、人民群众的思想随着形势的转变而转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建设。

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给广大干部、人民群众鼓足革命热情建设新中国是非常紧迫的。早在1949年7月23日，周恩来就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工会动员全体工人阶级的口号是: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250]周恩来还鼓励土改后的农民努力生产，发家致富。1957年7月27日，他在政务院第95次政务会议上说:“土改初过，农民更怕冒尖，这时要提倡增产，要他发家致富”^[251]，爱国主义与发家致富并不矛盾。“他增产了，对他自己有利，也对国家有利。”^[252]

建设新中国，大家要协同起来，不能反对协调工作。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曾说:“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253]。他还强调，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组织全国大协作，各方面通力协同，不仅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还加速了研制工作的发展，有利于早出成果，多出人才。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之路。

在调整工业时，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是比较混乱的，甚至是错误的。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指出:“假若今天的方针是搞垮资产阶级，那么，就必须修改《共同纲领》了，既不修改、那就要团结它。当然，同资产阶级有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又是为了明天实现社会主义。”^[254]又强调，在我国人民民主的专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是要受到限制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政策一定从民族大局出发，同民族资产阶级“要长期合作”，以安定人心。他又说:“工商业必须分一部分给私人工商业，不然公私兼顾就成了空话”，“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是起过进步作用的”，“虽然，资产阶级迟早要被消灭”，但“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着急是不行”。经过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艰苦细致的工作，调整工商业涉及的各项内容都取得了较大成效。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以急切的心情提出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的问题。然而，正是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由于当时对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和怎样达到高速度，缺乏实践经验和科学的认识，违反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盲目冒进，急于求成，从而导致“大跃进”的严重失误。

面对盲目冒进，周恩来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力图减少由于冒进而给建设造成的不利后果。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预防冒进。由于三大改造的进度大大加快，加上195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呈现一片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使人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设成社会主义”。周恩来在主持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注意防止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也注意防止和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而且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实存在哪种倾向就反对哪种倾向。早在1953年，周恩来就多次提出:“我们既反对保守，也反对急躁情绪”。1953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83次政务会议讨论1953年春季农业生产情况报告时指出:“我们国家总是要达到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在走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着。所以，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在农村工作中，我们主要是反对急躁。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要实现的。看不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方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就是急躁。”^[255]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时说，主席曾经提出“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周恩来则说:讲提早实现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决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制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郑重地说:“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些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256]他又说:“决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257]

1956年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会上突出地反映出了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他说:“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环节。我们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首先要进行很多平衡。搞生产要联系到很多平衡。”^[258]“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259]为了预防冒进的势头，周恩来对党员包括高层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遏制冒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此后，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而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

经过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260]他在起草的《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指出:“在反对保守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压缩1956年财政预算和基建投资。周恩来又说:“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12月，周恩来在主持一次国务院全体会上又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并且“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261]。周恩来的这一段时间是非常反对冒进的，通过宣传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正如薄一波所说:“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如果不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制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很可能会提前到来。但是，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制住，并没有完全遏制住。”

为进一步遏制急躁冒进，周恩来继续加大说服教育，纠正冒进的继续发展。周恩来在主持起草“二五”计划建议稿的过程中，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他在接待外宾时曾说:“中国经济建设应当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确定这样的速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是有可能的。但是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要赶上发达国家，又需要做长期的努力，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6年7月17日，他在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说:“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这就要摸实际情况，就敢于抗大流。”^[262]周恩来反冒进的思想甚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对他的反冒进的教育思想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批判冒进。中共八大以后，冒进思想仍然很严重。周恩来认为，应该批“左”，不能让冒进思想继续发展下去。周恩来坚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的:“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虑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个别同志仍然主张1957年度的计划指标可以订的高一些，说什么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执行计划时松了，“结果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革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点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针对这种意见，周恩来于24日说:“三大改造高潮一来，头脑发热了，前进得快了。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还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

周恩来认为，搞经济建设计划，一定要统一思想。1956年11月9日，周恩来先讲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他说:“搞重工业不要失掉民心，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们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们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与会者的思想认识基本取得了一致。周恩来在11月10日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他又明确地指出:“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

由于周恩来反对冒进，并不断地进行宣传和教育，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市场稳定，使1957年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这正是周恩来在反冒进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的表现。

总而言之，周恩来把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预防、反对和批判冒进中，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反对冒进中，周恩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历史已有公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周恩来一刻也没有放松思想政治教育，他的努力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切实的成效。

（三）促进科技文化建设和发展。建国后，文化建设也摆在党和国家面前。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坚持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周恩来一直坚持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并且非常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他说:“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263]“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要求我们要勇于打破常规，大胆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经验。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对我们国家有用的，我们都欢迎。”他又说:“不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有两方面新生的有前途的一面和衰落的死亡的一面。我想青年人一定是选择新生的方向的。我们处理一切事情都应当根据这个原则来辨别我们的方向。”

周恩来曾说:“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264]他认为要在科技领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利于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首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科技事业的领导。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就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问题经过深入思考，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都从战争中走来，在科技方面可以说是“外行”，“内行”和其他人会怀疑这种领导能力，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党在领导科技工作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中国科技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出现了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错误思潮，认为共产党的领袖、领导懂军事不懂科技，因而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科技工作。对这种模糊的、错误的思想观点，周恩来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在思想上给予了教育。周恩来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政治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能够对科技工作实行政治领导。他指出:“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265]在政治思想领导的层面，外行能够领导内行是符合科学工作内部的统一领导原则。周恩来强调:“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266]这里，周恩来从更高的层次揭示了对科技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科技大政方针，而不是干涉具体科技业务。

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从内容方面讲，就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科技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形式方面讲，就是在科研机构建立党的组织，在体制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曾经一个时期，有些科研机构中的党组织，对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包得太多，发扬民主不够，有些工作没有适应科学研究的特点来进行，有瞎指挥的现象。这些现象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外行能够领导内行，是讲党能够对科技工作实行政治领导，而不是干涉具体科技业务。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267]。1962年3月2日，在对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周恩来就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的范围问题强调，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在研究所内设机构的党组织的表现方式，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是要懂业务的行政首长。周恩来认为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加强对科技工作的有效领导。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科技工作起领导作用，但是，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科技工作的一切进行干涉。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没能切实贯彻，党的各级组织中的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别人独断专横的现象比较严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然而，科研系统有些党员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筹，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自己说了算，不适当地干预了科研工作。周恩来认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他说，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坚持党委的集体领导，既可以克服党员领导干部不懂专业的缺陷，又可以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决策片面性，从全局上把握科技工作的大局。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如何培养合格的科技工作者成为建国后的一件大事，因为建设新中国没有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是不行的。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教育，调动他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较长一个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党在科技工作政治领导方面的失误，主要反映为党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的反复，不信任科技专家，不支持科技人员从事科研工作。在那些特殊的、混乱的年代，周恩来在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围绕“为着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的主题，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乃至科技工作实行政治领导的理论基础、思想认识、政策措施，提出了党的科技政治领导思想的理论框架。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其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任务。为此，毛泽东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为此，周恩来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的高度，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与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联系起来，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改变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状况，创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物质基础，其决定性的因素，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技专家。因此，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完成政治使命的强大力量。改善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领导，应该团结知识分子。

周恩来认为，改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目的是团结知识分子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科学家“凡是承认《共同纲领》的都要团结”，“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数量庞大的科技专家，但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要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就需要对他们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通过长期的自我改造，在爱国的前提下，使知识分子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周恩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的观点对于团结知识分子意义是巨大的。

鼓励、教育群众参加科技工作，推动科技工作的发展。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也是领导科技工作的根本方法，只有群众的参与才能推动科技工作的向前快速发展。周恩来曾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任务，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实现。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路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群众路线。”^[268]科技革命、科技革新绝不仅仅是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职责，也是一项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伟大的创造性事业，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受益的事业；不仅需要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而且需要亿万人民群众的参与，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坚持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他们参与科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性的科技革命和科技革新，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但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科技工作的特殊规律认识不深刻，坚持科技工作的群众路线时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革命战争时期的“大兵团”作战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曾经有过两次沉痛的教训:一次是“大跃进”期间忽视科研规律的群众性科技运动，一次是“文革”期间否定专家的群众性反科学思潮。走科技工作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科技的提高同普及的结合。为此，周恩来明确指出，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这就是提高同普及相结合。在这个运动中，必须充分调动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既要积极进取，又要从实际出发，讲究经济效果。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科研领域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代替了规范的科学实验，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许多科技项目一哄而上，劳民伤财，收效甚微。这种违背科研规律的科技群众运动，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参与科研活动的科技工作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对此，周恩来批评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循序渐进的专业性职业活动，一项研究或发现，往往需要许多年甚至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没有长期的潜心研究，不具备现代科研条件，单凭“人海战术”无济于事，搞“一拥而上”更是事与愿违。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宣扬对科技实行“全面专政”，要在科技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打着“开门办科研”的旗号，大批“专家治所”，摧残知识分子，把广大科技人员下放到工厂、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依靠所谓的群众运动方式大搞科研，不仅严重败坏了科技工作群众路线的声誉，而且使我国科技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否定和打倒专家的错误思潮，周恩来指示，中国科学院这个全国专家聚集的最高学术机构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了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培养合格的科技人才，周恩来提出了对于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的政策，以培养国家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发展的实践表明，社会对科技的支持，公众的科技素养，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宣传、教育人民群众自觉地投入新科技革命的行列，增强科技意识，掌握科技知识，参与科技实践，对推动科技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周恩来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269]正确的科技工作群众路线就是:坚持科技人员同实践相结合，同工人、农民相结合，坚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坚持专家、技术人员的研究工作和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工作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集中群众经验和创造以提高科技水平，推广科技成果和普及科学知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这对新中国的科技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教育和鼓励群众参加科技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推进人民群众参与科技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方法，同时人民群众的参与也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

其次，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于文化建设的发展。周恩来认为，文化工作者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强文化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推动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思想素养，对促进文化建设是首要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工作者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这就要求他们需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所以，要对文化工作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教育，以“扫除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为了帮助文化工作者求得进步，他要求党的领导者必须经常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在思想上政治上多给他们以帮助和批评”，这种帮助和批评应该是同志式的。周恩来1961年曾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你们是灵魂的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这里他虽然主要针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其实这也包括对全体文化工作者，这里就要文化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比一般人要高些。但他又说:“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对于一些文艺工作者，有可能对新社会还不了解、不熟悉，甚至只“同情但不参加”，“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所以对文化工作者不仅要进行教育，我们还要给他们一个转化的过程。

周恩来认为，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大文化建设的教育。文化建设要发展和繁荣，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正确贯彻“双百”方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文化建设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文化建设同样需要人民的支持，“开展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充分地依靠群众的力量，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加强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文化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周恩来认为，党和政府在领导文化建设事业中，要职责分明，互相配合。就政府而言，主要是行政领导。他说:“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充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使文化艺术活动能够适应人民群众的广泛需要，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对这两种事业的领导。”加强行政领导的重点是县的文教事业，同时各省、市人民政府也要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政府的领导同志要经常地深入文教基层，作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出文化建设的发展计划和措施。当然，行政部门要配合党委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就党而言，主要是加强“政治领导”。

周恩来强调，文化建设要繁荣，就必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周恩来强调指出，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利于科学和文教事业的繁荣发展的，是有利于团结知识分子的，也是有利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的。“这个方针指出了我国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道路”。周恩来反复强调“科学、文艺上的是非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界和艺术界的自由讨论，通过科学和文艺的实践，才能解决”，那种“在科学、文艺问题上不是鼓励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而是加以限制，甚至进行粗暴的干涉”的做法，完全“违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必须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周恩来还提倡在文化艺术界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他说，要推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人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应该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更加充分地发挥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总之，周恩来认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贯彻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对推动文化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因为他坚信思想政治教育在贯彻文化建设指导思想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要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周恩来认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是有益的。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新中国的发展了应该抛弃，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新中国的建设是完全适合的。而周恩来强调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正确的态度。周恩来教育人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以科学的分析，并引导人们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周恩来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延国脉于不堕的关键和纽带，“物质文明非足以卫国于永久，而延国脉于不堕者，惟精神上之国魂耳”^[270]。他同样也意识到现实中国文化同西方比是落伍了，“世界文化，有进无退”，“反观吾国，舍上古所谓三大发明外，殆寂焉无闻”^[271]。

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只有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文化，从而推动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正如周恩来所说:“只有继承和发扬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服务，使人民大众‘享受新文化的幸福’。”^[272]

周恩来教育人们要一分为二地、发展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自己更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文化也是在发展的，不能僵化地看待。他说:“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辩证地发展着的。”他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发展历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它灿烂的光芒，也有失色的秕糠，它的发展是优劣共存的。两方面都在影响我们民族的人格。因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用科学的观点进行深入的剖析，吸其精华剔其糟粕。

周恩来早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一文中说:“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地解析，公允正确地批评”^[273]。周恩来回忆五四历史时说:“当时五四运动反对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凡孔子所说的一概打倒，这在当时是需要的，因为当时是封建统治，要冲破黑暗，建设新的社会需要这种精神。但那时认为旧的、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须知旧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274]

周恩来要求人们要学习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增强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明古国的反映，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源泉和动力。

周恩来强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慎思而明辨”、“深究而悉讨”，“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阀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的，应该改革的。”^[275]但每一个民族在它的悠久的历史里都形成了它自己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也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他说:“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历史”^[276]。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难免带有封建社会的烙印。这里面有适合我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也有的只是遗产了，已经不适合我们当代社会的需要。对于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消极的糟粕必须予以排除，如果认为传统文化“什么都好，什么都保存，那就会走到复古的路上去”。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既有对立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这种普遍的东西就含有我们所需要继承的精华。为此，周恩来说:“把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很好地保存。”周恩来强调对待旧文化不能全盘的否定，他说:“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或置之不管，那就是对于民族传统和群众感情采取错误的态度，那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普及第一的主张，同时也不合于我们的历史观点。”^[277]如果这样我们就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

但是，对束缚中国人的封建伦理道德周恩来是反对的。特别是旅日之后，他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比较倾向于西方的新思潮。1916年，他写文章怒斥“儒之礼”的谬论。他曾率领同学，愤怒撤下用袁世凯的别名命名的“尉亭礼堂”横匾。这既是对军阀卖国贼的愤怒反抗，也是对孔孟之道的蔑视。当然，周恩来主要是反对孔子的“礼”，他认为“礼”束缚人的思想，他说:“所言未尽脱于羁贽，所行又多限于绳规。”^[278]另一方面，他也崇尚追求大同理想、伦理践行、道德的教育等精华思想。

周恩来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强调要分优劣的。早在解放前夕，他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教育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旧的，另一方面是发展新的。这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279]

周恩来强调，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要以是否符合社会进步和人民大众利益为标准。他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充分肯定，他认为，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要根据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赋予时代要求的新意，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对于毒害、麻痹人民的糟粕要给予消灭，他说:“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人民利益的要求的部分”，“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就像周恩来在回忆五四反封建斗争时说:“对封建的东西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时采取分析态度。”^[280]

周恩来教育人们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促使人们正确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周恩来既反对国粹主义，也反对全盘西化，坚持求同存异，反对文化交流上的闭关自守和崇洋媚外。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那么，是不是说美国的科学就一无可取呢？美国的生产技术就不高了呢？面对这一系列的疑问，周恩来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给予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不是反对美国人民。从知识来说，反对的是那些有害的东西。有利于人民的科学技术，有利于人民的知识，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周恩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接着他又指明我们应如何对待封建主义文化。对官僚资本主义文化，我们要把它否定，再把一些有用的东西拿过来为我们所用。周恩来这些精辟的见解，蕴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周恩来在文化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这一做法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注释】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6页。

[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3页。

[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2页。

[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页。

[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2页。

[1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213页。

[1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22—323页。

[1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72页。

[1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72页。

[1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3页。

[15]汪浩:《论周恩来的和合精神》，载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6]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选》（上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1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7页。

[1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0页。

[1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3页。

[2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266页。

[2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44页。

[2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2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2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86页。

[2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00页。

[2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15页。

[2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25页。

[2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8—99页。

[2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7页。

[3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9页。

[3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9页。

[3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页。

[33]《周恩来选集》（上卷），37页。

[3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6页。

[3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页。

[3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5页。

[3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5页。

[3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5页。

[3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6页。

[40]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4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7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56页。

[43]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出版的黄埔军校《十四年七月一日第三期开学讲演录》。

[4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页。

[4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页。

[4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页。

[4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6页。

[4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147页。

[4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2页。

[5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79页。

[5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206页。

[5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9页。

[5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5页。

[54]刘武生著:《周恩来在建设年代》（1949—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5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6页。

[5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0页。

[57]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28/content_2388221.htm.

[5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4页。

[5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0页。

[6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

[61]梁启雄著:《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1页。

[6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6页。

[6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1页。

[64]《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62页。

[65]《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4页。

[6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页。

[6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8页。

[6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9页。

[6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45页。

[7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5页。

[71]《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5页。

[72]《周恩来政论选》（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7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3页。

[7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3页。

[75]《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4—56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

[7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8页。

[7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0页。

[7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0页。

[8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页。

[8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9页。

[8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295页。

[8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295页。

[8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7页。

[8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91页。

[8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页。

[8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6页。

[8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8页。

[8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34页。

[9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9页。

[9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页。

[92]《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9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2页。

[9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2页。

[9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96页。

[9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0页。

[9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2页。

[9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0页。

[10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7页。

[10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7页。

[10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4页。

[10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5页。

[10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6页。

[10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24页。(www.daowen.com)

[10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7、97页。

[107]王宣仁:《周恩的领导艺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108]《周恩来早期文选》（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10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86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版，第567页。

[11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9页。

[11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5页。

[1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9页。

[114]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央第96号通告，1930年12月22日。

[11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7页。

[11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7页。

[11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70页。

[11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20页。

[11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21页。

[120]《周恩来谈人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12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1页。

[122]《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12页。

[12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7—68页。

[124]http://www.xiexingcun.com/zhouenlai/1-zelwhwx206.htm

[12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9页。

[12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85页。

[12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页。

[12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2页。

[12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2页。

[13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7页。

[13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7页。

[13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4页。

[13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50页。

[13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286页。

[13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8页。

[13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1页。

[13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50页。

[13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51页。

[13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57页。

[14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58页。

[14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9页。

[14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7页。

[14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9页。

[14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57页。

[14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51页。

[14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77页。

[14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01页。

[14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1页。

[149]《周恩来教育文选》，第8页。

[150]《毛泽东全书》（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63页。

[15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8页。

[15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8页。

[15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8页。

[154]《周恩来教育文选》，第8页。

[155]《周恩来教育文选》，第8—9页。

[15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57页。

[157]《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15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15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184页。

[16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5页。

[16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5页。

[162]周恩来:《吾校新剧观》，1916年9月，载1916年9月18日《校风》第38期。

[163]《周恩来早期文选》（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6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6页。

[16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2页。

[16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页。

[16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8页。

[16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6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页。

[17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9页。

[17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4页。

[172]《毛泽东选集》（下册），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版，1948年版，第569页。

[17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0—131页。

[17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17页。

[17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9—100页。

[176]《周恩来教育文选》，（1951年8月10日）。

[177]《周恩来教育文选》，第37页。

[178]《周恩来教育文选》，第94页。

[17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9—100、98页。

[18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2页。

[181]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人民日报》，1996年6月24日。

[182]《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25页。

[18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1页。

[184]《周恩来教育文选》，第72页。

[185]《周恩来教育文选》，第8页。

[18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8页。

[18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4页。

[18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53页。

[189]《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5日。

[19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53页。

[19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66页。

[19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50页。

[19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51页。

[1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19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1页。

[19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1—172页。

[19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0页。

[19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18页。

[19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25页。

[20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418页。

[20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20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22页。

[20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9页。

[20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71页。

[20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28页。

[20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45页。

[20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3页。

[20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2页。

[20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289页。

[21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290页。

[21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页。

[21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4页。

[2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8页。

[214]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215]《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3页。

[216]《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3页。

[217]《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3页。

[218]《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94页。

[21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7页。

[22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7页。

[22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7页。

[22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8页。

[22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9页。

[22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4—279页。

[22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0页。

[22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7页。

[22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83页。

[22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92页。

[229]《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330—331页。

[23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303页。

[23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528页。

[23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4页。

[23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5。

[23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8页。

[235]《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343页。

[23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第184—185页。

[23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7页。

[23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7页。

[23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8

[24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9页。

[24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48页。

[24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16页。

[24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7页。

[24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5页。

[24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1页。

[24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24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7—8页。

[24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页。

[249]《周恩来年谱》（1949—1946）上卷，第42页。

[25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9页。

[251]《周恩来传》（卷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54页。

[252]《周恩来传》（卷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54页。

[253]《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62—363页。

[25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7页。

[255]《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1页。

[25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页。

[257]《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52页。

[258]《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53页

[259]《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53页。

[26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75页。

[261]《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4页。

[26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00页。

[26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

[26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26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6页。

[26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26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6页。

[26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4页。

[26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6页。

[270]《周恩来早期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271]《周恩来早期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27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273]《南开日刊》第35号，1919—07—12。

[274]http://www.xiexingcun.com/zhouenlai/1-zelwhwx017.htm。

[275]《周恩来早期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276]《周恩来教育文选》，第58页。

[277]赵春生:《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278]刘焱:《周恩来早期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279]《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页。

[280]《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