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诸要因素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及其矛盾运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精神世界发展的要求以及品德状况，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以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去影响受教育者，不断解决其思想品德水平与社会品德规范要求之间的矛盾，使其思想品德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提高到新水平。周恩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一定的规律才可能取得切实的成效。

一、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周恩来一直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解决思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周恩来很早就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定要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大革命时期，他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土地革命初期，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的“围剿”，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共同发布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要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抗战初期，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向全国人民公开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其中之一是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建国后，周恩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解决人们实际问题为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周恩来认为，解决实际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创建黄埔军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始终把解决、关心、改善群众士兵的物质待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军队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告诉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工农兵各界的痛苦是受到列强、军阀压迫所造成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要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要使士兵了解本身的生活环境”^[186]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近目的。由周恩来主持颁布的《国民革命军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关于一师党务活动办法之规定》的第三条明确规定:每个连队党部小组会议必须“从实际问题上解释主义之理论的根据”，“讨论士兵生活之改善”^[187]；第七条还规定:有关士兵必须解决之问题可随时报告师党部或政治部。由此可见，周恩来把关心群众士兵的实际问题作为政治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来看待的。周恩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还主持制定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人员平时惩罚条例》和《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人员战时惩戒条例》。战时条例第7条规定:不调查军队所过之处地方团体及政治状况者；第9条，不调查死伤官兵状况者；第11条，不考查行军之费用者等，违者，分别给“撤差、降级、罚薪、记过等处分，并按照党纪记过、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在这一时期，周恩来还号召群众士兵，不仅要了解时代的政治状况，遵守党的纪律，还要知道革命源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安。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旦脱离实际，就会成为空谈，就没有什么效果。周恩来反对脱离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组织惨遭破坏，党员牺牲不计其数，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日益削弱，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尤其与群众的生活相隔离，党员的组织生活几乎停止。为此，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的指示信中说:“在动员、宣传、组织、武装工农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动起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已发展到行动，并在这一艰难困苦的工作中训练我们的战斗员。”^[188]这里讲的“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包括群众的日常生活斗争、利益斗争和各种物质利益需要。周恩来说:“不顾群众的痛苦，私自提高个人的生活，或者是浪费公共机关的必需品，这些都应当受苏维埃政府之严重制裁”^[189]。他说，党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与群众的日常斗争相结合，“要坚决地去发动与领导工农群众的经济斗争，实际去改善群众生活”。只有如此，党的宣传教育才能号召群众，才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加大宣传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实际结合起来，培植革命力量。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是难以调动起来的。党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一定要搞清楚人民群众需要和疾苦。土地革命时期，一些人认为只要加强政治动员就能夺取广大人民群众去组织罢工和武装暴动，周恩来则说:“只以准备武装暴动为口号，而不注意群众的日常斗争，不注意群众的部分的政治经济要求，不注意从日常斗争中发展赤色工会与赤色先锋队的组织，不注意从一切部分的要求联系到政治总要求，则组织总罢工示威也是不可能实现的。”^[190]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和群众的实际联系起来，一旦脱离群众的实际，空喊政治的口号，是难以培植革命的人民群众，甚至会造成人们的反感，起到负面的作用。

改善官兵的物质生活待遇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表现。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报告》中曾指出:兵士运动“不但与工农运动相联系，且与土地革命相联系”，提出日常生活反对长官压迫、恶劣待遇等斗争口号，使军队反映出阶级斗争，更为重要。因此，他要求红军宣传品材料主要写中国工农痛苦，把他们真实情况公布于众。1929年2月，周恩来在起草的中共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目前的革命性质仍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中。革命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与彻底地消灭封建阶级，革命的动力却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士及城市的贫民，所以革命的目的必然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191]因此，党的目前主要工作是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我们一切工作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1933年4月10日，周恩来、王稼祥在《红军占领区的赤化工作》的电令中明确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做好占领区的赤化工作，要“从实际上帮助群众解除痛苦”，这是各级政治部的重要职责，务必坚决贯彻和执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更加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结合群众士兵实际需要的重要性。周恩来认为，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党和军队要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教育民众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斗争，并最终服务民族的利益。1934年，周恩来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会议的致词中说:“要求思想上的一致，时时要注意生活上的改善。”1937年10月27日，周恩来在《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群众》的指示电中说:“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播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提出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192]，“一切共产党员要坚决地去发动并领导工农群众的经济斗争，实际地改善群众的生活”^[193]。周恩来的指示电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众实际生活相结合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对抗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恩来强调，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改善物质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巩固革命的队伍，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离开了物质基础去谈思想问题，就会脱离实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易搞好。周恩来的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说:“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194]物质利益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也是人们进行其他社会活动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离不开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为此，周恩来指出，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认识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军民才能坚固地联系起来。政治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从加强政治教育和改善士兵待遇中，来建立革命的军风纪。实践证明，通过物质利益的刺激，可以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社会发展，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用物质利益代替思想政治教育。

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对知识分子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结合他们的实际问题，这在周恩来解放后的几次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周恩来认为，对于知识分子要大胆使用，要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但也要关心他们的实际问题，为知识分子创造一切必要的工作条件。要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所以，脑力劳动者要出产品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一定条件，这就像为工人建厂房，安机器，提供能源一样。

在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方面，长期以来，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许多知识分子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生活条件并不是太好。周恩来认为:“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差不多愈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各种会议、事务和社会活动所占去的时间愈多，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严重现象。”^[195]周恩来又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一般地说比解放以前已经有了改善，但是为了使高级知识分子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们的生活待遇应该适当地提高。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太差，在北京和其他人口增加特别快的城市，都有一家几口合住一间小屋的情形。他们的休息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由主管的部门认真地加以解决。”^[196]

解决知识分子生活的关键，在于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于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伺候你”一类的错误观点。周恩来说，“只有这样，问题就可以差不多解决一半。”周恩来要求对知识分子的劳动“优质优价”，尊重优秀人才；对待成名作家与青年作家有所区别；应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与他们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消除工资中的平均主义和不合理现象；建立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正如周恩来所指出:“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应该给与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197]

不难理解，周恩来一贯强调，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一道做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方法和规律。他把这中规律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工作中，确实起到了切实的成效。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是游离于具体的业务工作之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业务工作，把业务工作做得更好，业务工作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周恩来一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去做，这样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

1934年2月7日，周恩来提出了“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的胜利”的光辉论断，这集中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与具体业务工作相结合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有与具体的业务相结合，才能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才能真正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和解决人们在业务工作中遇到的思想问题。周恩来较早就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要与业务相结合，尽管他并没有用“规律”去概括。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作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演讲时指出:政治工作者要认识“统一化”。这里的“统一化”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思想政治教育要与业务相结合，两者应该相互促进，以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大革命时期是革命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端，周恩来已经注意到了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具体业务相结合，以推动党的工作的开展。土地革命中，周恩来又提出了“保证”、“保障”、“配合”等概念，指明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具体业务结合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业务工作的指导意义，并对“政治工作人员对军事技术的学习及战术上的素养非常不够”给予严厉的批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再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应该相互渗透和相互结合。(www.daowen.com)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障业务工作的顺利完成。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周恩来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与具体的业务工作相结合，以保证各项具体工作的顺利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精神鼓动作用。在谈到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时，周恩来强调军队中的政治部要辅助各部处的具体工作，政治部与其他各部门都是为了完成军队的使命和任务而设置的，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相互配合的。周恩来在《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演讲中说:“后方勤务机关的政治工作，是不能脱离前线战争的。我们要环绕在整个作战计划的周围，来实施部队的政治工作”^[198]，“战斗动作问题、战术问题、后方勤务问题，都要求我们政治工作要有很好地配合和保障。一切政治工作，都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199]1935年8月20日，周恩来又在《北前进的政治保证工作》的指示电中又说:“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补充。”^[200]1939年3月，周恩来在《党在新四军中的政治工作》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不停留在机关里，做到部队中去；不停留在后方，做到最前线去；不停留在上层，做到最下层去。……政治工作应在部队中、在下层、在前线、在敌后方，这是我们政治工作的方向。”^[201]这一切都显示出周恩来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与业务工作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保证各项具体业务工作的完成，周恩来强调:首先，保证命令的绝对执行；其次，保证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再次，注意保障侦查工作、警戒工作、通信联络工作，以及后方勤务工作等。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保证”、“结合”、“配合”业务工作的思想。

总之，周恩来一方面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和业务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党的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工作特点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要根据工作的特点去做，要做到有的放矢方可收到较大效果。因为，不同的工作，其被教育人员地位、文化程度和年龄性别结构等都有差别，所以针对工作的不同特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与工作的特点相结合，主要表现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与人的特点和人的思想发展变化规律相结合。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做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进行教育。周恩来强调，要注意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对不同层次的人要采取不同层次的教育，这也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工作对象特点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对象应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不能搞一刀切，一个标准，一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对象的性质、区分不同层次，所处的不同环境，采取不同的教育手段、内容和方法。

对封建军阀只能运用针锋相对的教育方法，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定激烈的方式促使他们弃旧从新。对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采取孤立、反对、打倒的办法。这样或许他们才能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为，封建军阀、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处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所以对他们要采取激烈的教育和斗争方式。

对于人民内部的人要采取教育的方法。周恩来说:“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我们要分别对待，争取他们，教育他们。”^[202]对他们采取教育的方法，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以更好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所以，周恩来强调，对于无产阶级主要采取自我改造、说服教育、引导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清除他们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要采用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法。周恩来又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的。”^[203]目的就是改造他们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而改造知识分子的目的是改造他们“旧的影响”，并且“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等待”^[204]。由于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影响很深，所以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是非常必要的。周恩来为此曾明确地说:“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205]党和国家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的影响，以适应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周恩来认为主要采取团结、争取、改造的方法。1952年6月，周恩来在《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讲话中说:“如果共产党不认识这一点，不是从基本原则上去认识问题，去实现政策和策略，用适合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来跟他们做朋友，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起来，那就很难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206]周恩来又说，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里周恩来强调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既团结又斗争，又联合又改造的方法，使他们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对各民族和国外华侨，也要采取团结教育和等待的方法。周恩来希望侨胞们不论做工的、经商的、经营企业的，或是搞文化事业的，不管做哪一行，都要按照所在国的法律办事，都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侨民，模范的侨民。“侨胞中有不少人不满意新中国，或者持怀疑态度。这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人，一种是不了解情况，采取旁观态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暂时处于对立状态；一种是坏的。对于头一种人，应该对他们多做解释，不能怪他们落后。第二种人的不满，可能是由于国内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有错误，要自己批评纠正。他们不改变我们等待，也不要随便加一个帽子说他们是落后分子。第三种是坏人，坏人是极少数的，但坏人也不是不能改变的。对于现在是坏的人，我们也不是对他们绝望，应该向他们伸出手，争取他，希望他回心转意。只要他爱国，我们就和他团结起来，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207]让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努力奋斗。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和对象的环境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都是处在不同的环境中，由于环境的不同，所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一定要结合他们环境的特点来进行。人和环境是分不开的，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08]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主宰者，人总是按照主观的认识水平、审美观念、价值标准来组织、改造和利用环境；另一方面，环境又是人的哺育者，环境以其自身独特的形象潜移默化地感染人、熏陶人，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不同的环境人的思想是不同，对不同环境中的人要采取不同方法和途径。

周恩来认为，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环境的因素。军队、机关、学校、工厂等环境是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心理、接受能力都是不同的，所以对不同的对象不能千篇一律，否则不会收到理想的效果。

军人以服从军令为天职，对他们的教育就是必须要严格执行命令。周恩来说:“红军军人坚决执行号令，是战胜阶级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指挥员、战士们都向着一定的方针，一致地动作起来，必须有统一的动作的号令，且必须服从此种号令，才能成功。”^[209]对军队中官佐士兵，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证军令的传达和执行。周恩来强调，各级指挥人员和政治人员对上级首长的命令和训令，须迅速向所属人员宣读和解释，使其深入到军队中去，如有“继续过去的恶习、藐视号令、不予传达和督促实行者，应立即执行纪律，予以处罚，以资警惕”。^[210]

对教育工作者的团结，就要有自己的特点，因为教育工作者所处的环境有自己的特殊性。周恩来认为，对于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211]。他还认为，在文教部门不要随便给人“戴帽子”，要允许他们讲真话，讲实话，他说:“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212]

所以周恩来认为，针对不同的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层次性特点相结合。周恩来认为，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工作对象按层次分:有党内的和党外的，按工作种类有:工人、农民、学生军人等；按社会地位有群众、党员干部、领导干部和高级干部；等等。层次不同，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就不同。对高级领导干部，那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他们，对人民群众要用易懂的事实道理去教育他们。对领导干部，可以用比较正式的理论学习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一般的群众则不宜用这种形式的，可以采取一些喜闻乐见的事实案例进行宣传教育。对于党内外的不同对象也应区别对待，不能用党员的标准去要求党外人士，也不能用教育党员的方法去教育非党员。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给当时在重庆主持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同志的电报中指出，对于文化人整风，必须有针对性，不要搞面面俱到，人人过关。他说:“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及《新华日报》社两部门同志，则可行；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至于延安文委大会，只能以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统一战线、民族化、大众化诸方面的影响，教育大后方的人，而不是以他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他们的工作。”^[213]可见周恩来对党内外不同的对象是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区分不同标准的。

总之，周恩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工作的不同特点相结合是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之一，有力地团结了最大多数的人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