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必须遵循的法则或标准。它是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确立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科学理论依据。周恩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坚持一定原则的，离开了一定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会变得模糊起来，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党化”、“革命化”原则

1926年7月，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中明确地提出了“党化”、“革命化”的思想。那时周恩来所说的“党化”是指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教育官兵和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随着革命的发展，周恩来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用科学的思想教育引导人，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言，“党化”、“革命化”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全党和全体官兵，使他们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努力奋斗。“党化”、“革命化”最终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

周恩来说，党化——就是“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缘故”^[135]。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党”，并不是指共产党，而是指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正如那时的“党代表”一样，并不是共产党的党代表，虽然也有许多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这是因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许多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双重党籍的人，在公共场合，共产党员只能以国民党的身份出现。当然，这里所说的“理论、主义、政策”是指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7月，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提出了“革命化”的思想。他说:“中国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不知道近代潮流……将革命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136]周恩来所说的“革命化”是指用科学的、先进的革命思想引导人们提高革命的觉悟。这里所说的“党化”、“革命化”当时是指用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教育官佐、士兵和全国人民群众，但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理论，是进步的，故这一思想为我党所继承并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已成为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原则。

“党化”、“革命化”的实现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从建党那一刻起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用它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和执行。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统一战线政策旗帜下的国民党则害怕共产党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群众。对此，周恩来则说，要“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的名义公开各自发表的宣言……并尽可能地联系各地方民众团体举行重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137]他又说:“各地党的工作员与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到八路军看不见党。”^[138]对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周恩来也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这正是“党化”、“革命化”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仍然强调要加强对中共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促进他们实现“党化”和“革命化”。

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确保“党化”和“革命化”的实现。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思想严重不纯，无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十分不牢固，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因为没有真正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没有真正地实现“党化”和“革命化”。周恩来认为，党内能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克服党内小资产阶级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性质，能否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时，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与斗争已成为党内最本质最突出的问题，事关党的事业兴衰，甚至党的生死存亡。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思想，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正确解决和处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坚决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致奋斗，是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和主要任务。为此，周恩来认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党化”和“革命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周恩来适时地发表了《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等文章，对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起到了重大作用。

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实现军队“党化”和“革命化”。周恩来提出“党化”、“革命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强调军队的行动要遵循党的政策，要服从党的领导，要实现军队的“党化”和“革命化”。周恩来认为，军队只是一种工具，军队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队，所以，军队要接受党的领导，以实现“党化”和“革命化”，更好地为党的任务而奋斗。1928年7月，周恩来在《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中就建立红军问题时说:“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机关。”^[139]他还说，红军“要有无产阶级做领导”，在秘密条件下，存在工农武装，“党应起中心作用，或领导作用”^[140]，对于红军“政治上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红军中只有党的一个领导，不能容许有第二个领导”。所以，党是军队的领导力量，“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军队的党性和阶级性。军队中设政治委员，建立党委制，这是保证党的领导，保证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141]

周恩来认为，要建立新型军队，首先必须加强军队的“党化”、“革命化”建设。周恩来在党的六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及其失败后我党军事运动的经验教训，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我军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军队实现“党化”、“革命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先决条件。1930年9月30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的《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中，再一次明确地强调指出:“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排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和宣传。他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是因为处在农村环境中，“农民意识笼罩一切”。红军的来源又只能是农民，而“农民的小私有财产者”，他们“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正轨”。如果想用“吸入广大工人阶级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那只能是幻想。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加强党内和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积极方面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使之在政治上得到迅速切实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因此，红军主要的是要有无产阶级做领导，党是政治上的唯一的领导。

军队实现“党化”、“革命化”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就认识到加强党在思想政治上对军队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周恩来在上海多次主持召开红军会议，并领导中央军委于1930年1月15日创办了一个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在创刊号上他介绍了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全文发表了陈毅同志的《关于朱毛建设红四军的经验》，作了很高的评价，并要求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他认为:“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例如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树立起来，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因此，虽然当时他们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也比井冈山好，但结果失败了。1957年，他又在《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他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142]没有一支高素质的革命军队，要保证未来战争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因此，党一定要管军队，加强军队思想上的领导。

实现“党化”、“革命化”，必须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和制度。制度是基础，是保障。“党化”、“革命化”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组织为基础。首先，要建立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周恩来提出了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党委员会制度、政治机关制度、革命军人委员会制度等。1926年7月，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班上指出:“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143]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报告》中提出废除国民党的党代表制度，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他说:“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144]周恩来认为，政治部是在政治委员领导下的党的办事机关，政治委员在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实现军队的“党化”、“革命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建立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党员长期不能参加组织活动。对此，周恩来强调，必须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以恢复党员正常的组织生活，没有正常的党组织生活，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牢固基础，更不能实现军队的“党化”和“革命化”，也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周恩来要求:“在反动军队中，应有秘密支部建立。以连为建立单位，人数多则成立支分部，组织绝对保密。”^[145]1929年3月，他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了建立军队党组织的重要性，但“红军中的党组织，仍需保存组织上的秘密性”^[146]。9月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又说:“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147]建立党的组织就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实现军队的“党化”和“革命化”。

周恩来强调的“党化”、“革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对于领导和教育党的军队，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和革命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在复杂的环境中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实事求是原则

实事求是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发现和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原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周恩来认为，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根本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践特征。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周恩来认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他强调，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理论应该联系实践而不是相反。解决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前提是掌握好联系实际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际中来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懂，才能真正用好它。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比喻为有的放矢，这是非常贴切的。要射中一个目标，手中要有箭；要联系实际，必须掌握好理论。周恩来说:“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148]

真正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教条主义不时地出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恩来则是我党反教条主义的光辉典范，他曾说:“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子总是要失败的。”^[149]周恩来通过对历史与中国革命现实的缜密思考，对反教条主义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教条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教条主义者固执地坚持书本上的“理论”，而忽略了客观的实际，所以“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而是把书本上的个别定义、词句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生搬硬套，拒绝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150]。教条主义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不是变化着的实际，而是以本本为“模”，以现实为“土”，以理论来套千变万化的现实。周恩来强调:“教条主义是把原理、原则当教条，到处背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151]教条主义者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当作灵丹妙药到处套用，用理论去剪裁事实，一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就会大呼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用再学习了”。周恩来对此批评道:“这样办事当然是行不通的。”^[152]教条主义表面上看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它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而教条主义恰恰坚持的就是不变的文字，没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和与时俱进性”。

周恩来认为，反对教条主义，首先要学好、真正地领会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认为，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学习马列主义文献、毛主席著作”，要“好好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毛主席的书”通过读书，力求通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抓住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样才能抓住客观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的本质。

建国初期，针对党内广大党员干部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较低的现实情况，周恩来特别指出:大家可以下功夫多学一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多读一些毛泽东的著作，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读起来容易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读毛泽东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有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弄懂其本质，才能够避免教条主义。

周恩来反教条主义思想的形成得益于全面继承和吸收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教主义思想的精华。他强调，反教条主义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的实践，反对教条主义不是否定马列主义。而修正主义者则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篡改马克思主义，对此，周恩来批评道:“这种修改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就是受资产阶级影响的表现。”^[153](www.daowen.com)

周恩来的反教条主义思想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加强理论学习与着眼实践的统一；二是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反对教条主义不是不要理论，恰恰相反，必须弄懂理论的全部，即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立足于实践，把深入研究、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周恩来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每个共产党人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应该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统一起来。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虽然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是实践还是要理论指导的，周恩来说:“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154]所以，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仅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不够的，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周恩来说:“学习理论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得更准确，领会得更深刻。所以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实践与理论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155]

周恩来认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只要能背诵就行了，而是要把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来学习和掌握。周恩来说:我们所说的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停留在懂得了书本上的基本理论，而是既包含掌握了书本知识，又包含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和经验，是一个理论与实际、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为此，周恩来强调指出:“理论要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就是空话，于事无补”^[156]，因为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我们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只有跟每个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有价值”^[157]。只有这样的结合，我们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伟大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又说:“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要防止学习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和什么实际结合呢？最好是和自己的实际来结合。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有经过自己检讨以后，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改正；但在检讨时，应该注意大问题——路线、方针、政策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主要是自我学习、自我检讨，其次才是互相批评，这样才能把学习搞得更生动。”^[158]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其价值，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还要引导人们在学习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把所学理论用于指导人类社会活动。

周恩来不仅强调学习科学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十分强调参加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他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指出，个人的改造和进步既“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又“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展新的道理”。周恩来认为，“除去研究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去实践”。因为“书终究是死的东西，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加以验证，证明它是正确的，才有用处，才能发挥作用。不论是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理论，都要跟实践相结合”。周恩来明确指出，不管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都不能重理论轻实践，而要引导人们多参加实践，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他特别指出:“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159]

再次，改造思想，以适应变化的社会实践。我们知道，个别结论是革命导师在彼时彼地作出的，而现实生活的实际却是此时此地的存在，其间的发展变化是无穷无尽的。用过去的个别结论来解决现在发生的问题，就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勇于创新，抛弃旧的，同时要发展新的，才能坚持实事求是。

周恩来把思想政治建设视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和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的中心环节。周恩来在强调领导干部要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时，就把“思想关”放在首位，可见思想改造对领导干部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党历来要求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入党。周恩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思想改造，来切入党员的思想建设和思想入党这个话题。什么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改造？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包括破和立两个层面的内涵:破，就是破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立，就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讲的认识论。”思想改造就是不断剔除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树立和巩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保证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周恩来又说:“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共产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160]思想入党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就是通过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他认为，过思想关“是一辈子的事”，“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不断发展。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什么止境。一万年以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周恩来的这段话指明了思想改造的与时俱进性，同时也阐明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只有坚持思想改造，才能实现实事求是，所以，“每个共产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161]。

总之，周恩来把实事求是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原则，一方面周恩来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到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亲身践履，为他人树立楷模；另一方面，周恩来教育人们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这两个方面，周恩来都做得比较出色，对我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务实原则

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农耕文化较早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孔子不谈“怪、力、乱、神”，就已把目光聚焦在社会生活上。王符的《潜夫论》说:“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王守仁的《传习录》说:“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这些思想，就是中国文化注重现实、崇尚实干精神的体现。务实排斥虚妄，拒绝空想，鄙视华而不实。务实精神作为传统美德，仍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熠熠生辉。周恩来的一生是务实的一生，他崇尚实行，趋重实际，躬身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周恩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坚持务实的原则。务实就要说真话、做实事。说真话，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客观的实际去教育人和引导人。做实事就是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身教方面一定老老实实，作出具有表率的行动来，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正如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从；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我们要说真话，做实事，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能收到切实的效果。

周恩来较早就意识到务实在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性。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已经有了唯物主义的萌芽，已经开始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教育人们。周恩来曾说:“物虽微，理所据也。事虽细，神所系也。”^[162]也就是说，即使微小的物质，却都是道理和理论的依据。虽然都是细小的事情，却都是精神的依附。周恩来在驳斥我国“国匮民贫”是由于人民有“奢靡习性”的观点时指出，“中土菁华”为“外人攫得”，才造成了“嗟我小民，流离颠沛，满目荒凉”的悲惨境况。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周恩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去教育人民群众。1916年5月，周恩来在《诚能动物论》中强调要“发于言，著于行，无丝毫假借，无智利相扰”，^[163]展现了他的重实际精神。1916年11月，他在《中国现实之危机》的演说中指出，中国精神方面的危机在于:“吾国民之道德，可谓已达沦丧之极。江河日下，挽救无人。”如今“举国痴顽，如入昏梦”的地步，国民应该觉悟起来，以改造中国的现实社会。在他说出“我的主义一定不变了”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成了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武器。在起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说，凡申请加入青年团者，必须做到“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他又强调，要把共产主义教育，列为团的根本任务: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的谓“学”“共产主义”。他强调，要把信仰共产主义的热情变为改革社会的实际行动。他又指出，共产主义是达到消灭阶级界限，铲除人类痛苦根源的“不易之良方”，“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利益的共产党人”，应该充当实现共产主义的先驱，把“信仰主义的热烈精神和改革社会的决心”付诸实践。此后，周恩来就是本着务实的原则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亲自践履的行动结合起来，努力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奔走。

务实要求讲真话就是坚持真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思想武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要求党报党刊要敢于和善于说真理和真话，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引导人民群众认识真理，自觉和主动地为解放中国人民而努力奋斗。周恩来教育人们要正确地看待抗战和抗战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周恩来说:“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164]，全国人民要“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族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在统一战线领导权上，周恩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他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165]，“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争的”^[166]。又说:“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于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167]事实证明，周恩来说的都是真话和实话，体现了他务实的精神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经验可循，中间难免出现失误和过错。他强调，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用最恰当的方法处理问题，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他曾指出: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必然的规律来实现的，生产发展不起来，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社会主义来。1962年4月，他又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很多的客观规律我们没有认识，或者没有完全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168]。他还说:“我们不能把理论当成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169]总之，周恩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坚持讲实话的，这也是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

周恩来又强调，要营造一种敢于讲真话的风气。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他认为，要大家讲真话，前提是要造成一种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的氛围。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加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他经常要求领导干部，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讲真话。他还指出:讲真话，也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者要喜欢听真话，反对讲假话。并告诫大家:要提倡听真话，即使过火了也要听。只有讲真话，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揭示事物的本质；只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才能多出成绩减少失误。1962年2月，他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更应该能听真话了。”^[170]如果大家都不敢讲真话，那么民主的气氛怎能形成呢？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更是极端不利的。

周恩来认为，讲真话要走群众路线。为什么讲真话也要走群众路线呢？这是因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171]。讲真话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马克思主义真理最终就是要服务人民群众的，所以讲真话离不开群众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的，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72]由此可知，讲真话要贯穿到群众路线辩证过程中，否则群众路线也就无法贯彻下去，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周恩来一直坚持，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他坚信“人民乃国家之主人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分钟也不能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从群众中吸取养料来丰富、充实、改进自己工作。周恩来提出，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时时关心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要做到这些，只有讲真话，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意愿，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一切真话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周恩来又认为，真话必须言行一致，真话要落实在行动上，这就是要求做实事，是务实的另一要求。周恩来反对说一套，做一套的“真话”，我们要有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不希望大家成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早在创建《觉悟社》时，他就提倡“实行”的精神。他在《觉悟社》第一期的《学生的根本觉悟》一文中，强调“实行”的重要意义，指出认识和学习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行，如果对“一切事理”有了“正当的评判决定”而不能付诸“实行”那也是“无补于事实”。只有“实行”才能提高我们的“判断力”和“审查力”，从而提高真话价值。周恩来教育人们要言必行，行必果，真正把言与行相结合，相统一。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坚持言行一致，势必影响到社会风气，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最终失去民心，阻碍社会主义事业。20世纪50年代末，“五风”盛行，一些领导干部说假话、说大话、言行不一等人格扭曲现象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1962年，在福建召开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曾说，经济工作必须求真求实，“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才会对人民有利。由于不少人说假话，造成了我们的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浮夸风，最后遭殃的还是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要说到就能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要说，这是对人民负责。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坚持务实的原则，特别我们的领导干部尤甚。我们的话一定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要“真”。另外，我们要为人民群众做实事，要言行一致，不打诳语，用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民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实践革命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