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是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任务要一致，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周恩来认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特别注意方法，恰当、正确、科学的方法一定会启发人们的灵魂，感化人们的心灵，影响人们的行为。周恩来总结并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周恩来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符合人的思想活动规律和特点，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深层次来说源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渗透了他的伟大人格精神。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说服教育、以理服人法

说服教育、以理服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就是指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摆事实、讲道理，从而达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从而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转变的手段。说服教育不单单是用用口说，包括经验教学的传授、个人经历的感染、他人得失的借鉴等。说服教育如果运用好的话，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说服教育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率先垂范！周恩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要贯彻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蛮干是要不得的。周恩来指出，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说服教育、以理服人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95]。这种方法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要针对具体人的具体思想，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人，才能收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效果。首先要弄清事实，了解不同人的不同思想，然后才能针对性地做工作。对事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不怀偏见，摸得比较准确；对思想问题要具体分析，真正弄清。在解决一个人的思想问题，还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以便全面了解。

说服教育、以理服人这一方法既体现了周恩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特色，也体现了他的实践工作特点。周恩来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总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事求是的革命态度紧密地结合起来。周恩来认为说服教育、以理服人这一方法展现了一个人思想觉悟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先从说服教育开始，经历发扬民主，运用批评武器，进行思想改造达到认识的提高。首先，做思想政治教育关键是说服教育，而不能靠压、塞，任何简单、粗暴，甚至斗争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都是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认识问题的。说服教育包括用真理力量和事实力量两个方面。真理力量当然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事实力量是指确确实实为人民着想，站在人民立场上办事，使人民获利，使人民更聪明，而不是蒙蔽或糊弄人民。其次，说服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是充分发扬民主，发扬民主能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能防止教育者“独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人格上是平等的，都有受教育和教育别人的权利，他们应该是在民主、平等基础上的讨论、交流、直至争辩，而绝不允许搞一言堂。通过平等的交流，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相互启发，让大家敢说、爱说，说真话，说实话，把事物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把事物的本质揭示出来，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最终去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这样才能达到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教育目的。

周恩来善于把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思想运用到革命的实践中。周恩来强调，对党内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要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1948年2月22日，周恩来在《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指示中说:“对于那些虽然从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自愿放弃其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在他们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时候，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获得党外群众的同意，我们就应该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而不要马上开除党籍。对于那些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采取教育方针。”^[96]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于怕见生人的同志要求说:“我们应该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97]他还强调，对于党内群众和人民群众领导者，“主要采取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98]。所以，周恩来主张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和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采取“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党的训练应多带教育性，应该努力说服党员，增强他们的自觉性，同时，开展相互帮助，比较明了的同志应在思想上帮助尚不明了的同志。训练、教育同志、应用很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意识，使他们成为士兵群众的模范，而不能靠斗争的方法、整人的方法、压制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说明理由，进行细致的群众工作，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不得采取强制的手段。

周恩来一贯坚持说服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周恩来基于对人的思想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群众觉悟的信任，认为人们会被真理和事实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知识，针对不同的工作对象，说出他们能懂的话，提出他们能够接受的意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99]。周恩来强调，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严肃而慎重的态度，“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100]，他还主张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以“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使人心悦诚服，从而达到教育、团结的目的。在周恩来看来，党内思想政治应该坚持教育的方法，用很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对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要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所采取的唯一的正确方针，就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101]

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所以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各种分野和变化，正是阶级斗争的进步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映。”^[102]“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103]“我们不但要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对中间分子也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扫清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104]所以，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

周恩来又说，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思想觉悟高，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最易接受真理，对他们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就怕别人给他上‘上大课’，要促膝谈心。”^[105]更重要的是用事实说服他们，团结他们为人民服务。对于那些虽然从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自愿放弃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党内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以道理服之。建国初期，周恩来在谈到如何团结教育改造科学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时强调:我们坚决反对甘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少数堕落的科学家，但有一些科学家是被动的，盲目地或者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条件下跟敌人走的，我们愿意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进行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使广大知识分子心悦诚服，以至知识分子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今人们仍不能忘怀。

周恩来认为，对其他党派和民主人士团结和教育，也应该采取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周恩来曾说，即使国民党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周恩来十分重视争取、教育、帮助那些在统治阶级中可能分化出来的民主派。事实证明，周恩来采用这种方法，教育改造了不计其数的人。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耐心说服教育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就是很好的例子。1936年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即与张学良开始了彻夜长谈。张学良在详细介绍了事变爆发几天来西安方面的情况，南京政府和各省地方势力的反应以及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态度后说:“据我个人看法，争取蒋先生抗日，现在最有可能，他已由拒绝商谈抗日问题转为允许商谈。只要他同意团结抗日，就可以送他回南京，并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听完了张的话，周恩来一方面赞扬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表明了我党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恩来严肃地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多少带有‘军事阴谋’性质。”张学良听了很不高兴，说:“我为公不为私，怎么是阴谋？”周恩来说，这次促蒋抗战与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和法国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沙皇尼古拉是经过群众暴动被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而蒋介石是在实力未动的情况下被捉的。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要非常慎重。周恩来认为，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办法﹕一是说服团结蒋介石一致抗日；另一个是把他杀掉。前者会争取抗战的胜利，后者可能会亡国。我们要力争前者，避免后者。周恩来的深刻分析，使张学良衷心佩服，决心走逼蒋联共抗日的道路。

1936年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驻西安红军代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陪同去拜会杨虎城。杨虎城反蒋抗日的态度较为坚决。但当周恩来把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告诉他后，杨虎城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他向周恩来坦率地谈了自己的顾虑。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理解，并针对杨的思想状况作了耐心反复的解释: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和舆论都迫使蒋介石转向抗日，蒋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转向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经过周恩来的劝导，杨虎城非常钦佩“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表示“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到西安后不到20个小时，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了基础。

中间派一直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周恩来认为在联合中间派的过程中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中间派大多处在国民党的屋檐之下，对国民党有一种本能的惧怕心理，同时对国民党又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在涉及国共纷争时，容易偏袒国民党，为此周恩来说:“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106]周恩来针对中间派的两重性主张在国共斗争中要尽可能地争取中间派的支持、同情和中立，以诤友的身份说服教育他们，加强宣传，使他们消除幻想，明辨是非，但要警惕和批评他们的严重动摇性。他曾说:“对中间分子，平时以说服为主。”^[107]

周恩来具有崇高的人格风范，他成功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他伟大的人格是分不开的。人格风范是说服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教育者人格示范的身教，说服就容易变成“说教”，就不能取信于人，也就不能起到说服人、教育人的效果。因此，周恩来不仅重视言教，而且更重视身教，提倡言教与身教相结合。他认为，国民党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变为空谈，就是因为言行背离，一方面空谈革命主义和革命政纲，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却又阻碍革命主义与政纲见诸实行；一方面在宣言、广播谈话、训练中，向军队官兵与人民空喊全民族大家要参战，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处处不给人民参战的权利与机会，处处阻碍人民与军队的联系，甚至人民慰劳抗战军队都被禁止；一方面高谈抗战，空喊士兵要勇敢上前线，但实际上高级军官临阵不前甚至化装逃跑。周恩来正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取得实效，不但要靠说服教育，还要靠教育者人格示范的力量。要求“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忠于革命主义，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耐劳的作风，去影响全体官兵；以谦逊和睦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去团结全体官兵”。而周恩来则是依靠人格示范作用，取得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成功。

周恩来的说服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他的说服适人、合情、随境、得法。因人而异，这就是“适人”。他的讲话既有原则，又不失分寸，这就是“合情”。周恩来对人谈话，既看对象，又看环境。一个十分严肃又很深奥的话题，在讲台上，在正式会议上，自然是一种讲法。在不同的场合，他针对不同教育对象，能给人一种如家如朋的感觉，让对方感到好像在和朋友谈心。周恩来的说服教育真是适人、合情、随境又得法！周恩来说服教育人，特别注重诱发他们的情感，让对方沉浸于情的海洋里，达到心灵的净化，接受教育。他从不泛泛地讲一些大道理，而是寓意、寓情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使人感到亲切，最后为之感动。

总之，周恩来非常强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教育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周恩来都采取“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教育方法，对于内政、外交、经济、政治文化等工作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民主讨论法

民主讨论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民主讨论法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平等交换思想，相互沟通，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交流，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周恩来强调，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充分运用民主讨论的方法，民主讨论法更易让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受到教育，这样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周恩来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这种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工作的极大民主性。周恩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民主讨论法，坚持要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从帮助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教育对象乐于接受的方式做好教育工作，而不能以势压人，更不要板起脸来训人，被教育者对教育者同样也要给予尊重和工作上的积极配合。要让被教育者讲话，要允许被教育者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和思想。周恩来说:“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他又说:“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者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所以，周恩来强调的民主讨论法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为大家提供并创造说话的场所和氛围；二是允许大家在互动的基础上讨论、争辩；三是坚持真理，防止独断专行。

除此以外，周恩来认为，遵照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方法，还应该做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任何政策中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都必须实时地向干部、向群众公开指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群众才会真正成为党的坚强力量。

周恩来一贯坚持民主讨论的方法。周恩来在组建中共旅欧支部时就说:“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108]大革命时期，他针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革命活动和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不敢争取民主的情况，他明确提出，民主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1929年8月，周恩来在谈到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时说:“在比较集权制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斗争问题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109]他又指出:“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既不能用“家长制”来削弱“民主集权制”和指导机关的权力，也不能搞极端民主化。积极扩大党内民主，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他在《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几个问题》报告中指出:“红军中要密切上下级间同志式的关系，在红军中要废除官兵的称呼，一律用红色指战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他又说:“军队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以妨碍军纪之巩固。”总之，周恩来提倡民主，但是，也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而是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扬民主讨论，一定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认为，发扬民主，必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因为兼听则明，民主就是要求发挥众人的智慧。周恩来认为，只有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并加以正确的分析，再决定取舍，大家的思想才都会发展起来。周恩来曾说:共产党清一色，只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辨别是与非、好与坏。建国初期，周恩来曾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空气，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个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一个首长如果养成一种使下边同志不敢批评他的空气，日子久了，非摔跤不可。周恩来希望别人“将”他的“军”，如果下边同志群起而递条子，就好了。他还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凡事一鼻孔出气，看一种东西，听一种话，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对台戏。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还主张要从制度上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

周恩来认为，民主讨论法允许和提倡讨论、争辩。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110]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理论上虚弱的人才害怕争辩，才会以权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不是通过争辩去求得真理。周恩来反复强调“真理愈辩愈明”的道理。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周恩来认为:“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111]周恩来说:只有把人家好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发展。如果不同意见不能真正交锋，通过分组会议集中起来，必然增加了最后制订方案的困难。他特别反对那种“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112]的蛮横作风。他认为，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当面进行辩论，要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能给人家随便戴帽子、打棍子。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指出:“党的政治主张和策略要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并根据各地实际提出执行方法。”此后，他又说: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我说的话都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肯跟你辩？他认为，有不同意见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政治家也喜欢争辩。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113]。我们的态度是，允许大家讨论、商榷；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这样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辩证法就讲矛盾的斗争和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真理总要在几种不同意见的比较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在不断的斗争中得到发展。所以，为了求得真理，应该允许争辩。

周恩来还强调，要贯彻民主讨论法，必须反对“一言堂”和“家长制”。周恩来认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健全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坚决防止“家长制”、“一言堂”。要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把手要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监督，班子成员要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继续营造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民主的气氛中才能取得切实的成效，如果只是领导唱“独角戏”或者发号施令，那么被教育对象是非常反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众人堂”，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共同参与的教育，不是领导者“独角戏”和训话。一言堂是家长制的集中表现。周恩来指出:“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在这样政治基础上，党内情形也就会出现非常状态。”“必须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114]反对“家长制”统治，必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正确处理领袖与党员、领袖同集体、党员同集体的关系。周恩来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提出共产党人既要“服从领袖的指挥”，又要“时时监督其行动”，明确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科学态度；同时又认为“领袖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每个成员包括领袖在内，都要服从集体的决议，谁也不能例外。建国前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威望空前高涨，一些群众和宣传机构就把毛泽东神化起来，说他是“生而知之”。对此，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重申共产党人应该确立不把领袖看成神的科学态度，目的是为了防止“家长制”和“一言堂”。

周恩来还强调，要发扬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讨论，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与发扬民主论是对立的，它会阻碍民主讨论方法的实施。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它会影响发扬民主讨论。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他还将官僚主义各种表现分成20种。周恩来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警惕官僚主义，要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讨论，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人民的心坎上。

由上可知，周恩来非常赞赏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讨论法，民主讨论法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因素。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讨论法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三、耐心等待法

人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能使被教育者逐步提高认识。在对人做过思想政治教育后，有时并不一定立即起到作用，中间要经过一个过程，要耐心等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对方不接受怎么办？周恩来认为，应该采取等待的方法。他说:“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115]“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116]等待的态度并非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因为等待仍是在做工作，总会慢慢地影响对方，使对方变化，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耐心等待是符合人的思想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因素。可见，人的思想的转变主要是靠人的内在因素，但外因对内因有促进作用，而不能决定内因的变化，因此，采用的方法只能是说服、教育。说服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们的思想向着正确方向转化，在转化过程中，按照思想变化的规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进行渗透，最终解决思想问题。由此看来，一个人思想的转变，认识的提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周恩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人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要善于等待，否则会“欲速则不达”，急躁反而会把事情搞砸。大家都知道，人的思想变化是复杂的，并且每个人的认识程度又存在差异，需要的时间长短不一，对于认识还没有变化的人，我们就要耐心等待。“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117]，但正确、科学的理论迟早是会被人们认识到、被人们接受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就是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畏惧的态度，不要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要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另外，一定要用党性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在对知识分子改造和教育时，周恩来指出:“有一种人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们是允许的”^[118]，“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119]。周恩来还说，在等待的同时，还要观察，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www.daowen.com)

周恩来说服他的老师张伯苓留在大陆就是一个典型的长期复杂的等待过程。张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立志教育兴国，先后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是一位蜚声中外享有崇高声望的爱国教育家，但晚年当过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最后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弃暗投明。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多次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周恩来十分钦佩张先生的爱国义举，致信张伯苓，请一言为天下先。张伯苓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南开大学通电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平津沦陷后，南开大学被迫辗转迁到重庆的沙坪坝。周恩来多次去沙坪坝看望张伯苓，并引导他走爱国之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张伯苓辞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解放战争后期，周恩来担心张伯苓去台湾。经过再三考虑，周恩来提笔给香港的南开校友王恩东写信，请王向张伯苓转达自己的意见，希望老校长留在大陆。此时的张伯苓正处于两难境地，蒋介石曾两次三番劝他去台湾或美国。恰在此时，周恩来的信使张伯苓最后作出了留在大陆的正确选择。

周恩来认为，耐心等待法对于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特别适宜。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甚至斗争的方法，解决的方法只能用批评教育，耐心细致地说服，去诱导人民、启发人民、教育人民掌握真理。对于暂时不能解决的矛盾，我们就要耐心等待，等待人民渐渐觉悟起来，这样解决问题就非常彻底。

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周恩来特别欣赏耐心等待法，他利用这一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法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思想政治教育要和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发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要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为先导，没有科学理论为先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只能是一种没有明确目的的不自觉的实践，没有明确方向的盲目实践，没有灵魂的莽撞实践。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是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之源，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科学与否的唯-标准，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力来源。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周恩来非常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的结合。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才有实效性和针对性，才能真正地联系人民在业务工作中产生的一切思想认识问题。周恩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实践使人们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是人们沿着正确方向成长的必要途径。实践使受教育者在改造世界观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实践在改造人们的思想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首先，受教育者通过亲身实践体验，明确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标准，增强受教育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思想觉悟；其次，有助于受教育者在实践中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形成和巩固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再次，有助于受教育者在实践中和他人的交往中，把对科学理论的认识逐步转化为自己观察和解决各种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自觉地选择符合他人和社会行为的能力，促进个人道德的社会化，增强对社会的适应性。

周恩来强调，要深入社会实践，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吸取新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径。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在其间我们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我们有成功，但也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周恩来说:“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120]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在革命工作和学习中都要站在正确立场上，这种立场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的保障。这种立场来自我们革命的实践中，但是立场不是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周恩来说:“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121]他举例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浪潮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1927年，有些人在陈独秀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总之，立场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地确立起来的，不是一下子就能确立起来。

周恩来认为，实践是改造世界观的重要途径。他说:“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就要参加生产劳动，在向劳动人民学习生产知识的同时，学习他们淳朴的思想感情、语言和作风，从他们身上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122]他号召，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到工厂、农村去，要经过锻炼、学习、实践的过程。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他又说，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光靠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还不行，还要靠自己的革命实践，因为“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宝贵的，最有用处的”^[123]。所以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任何人都要经过实践，在实践中解决思想和立场问题。

周恩来还举例说，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因为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的摸索、学习、锻炼。周恩来具体提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周恩来还具体指出知识分子联系人民群众的四点要求:（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即使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和自我教育是整个教育过程中紧密相连、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首先，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主导地位，他给受教育者提供获取真理的方法，启发、诱导、促进受教育者自己内部的思想矛盾活动。但是，教育者所提供或教授的任何方式、方法和理论思想都必须通过受教育者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真正起到作用，这就要求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以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通过受教育者自我教育才能发挥作用。任何一个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都是在教育所组织的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自我意识分化和统一的结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统一的自我意识会分化为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并能够用理想的自我去分析、评价和统一现实的自我。每个人的思想品德的进步都是通过自我意识的不断分化与统一来实现的。没有受教育者的自我意识的分化与统一，任何教育都是无效的。教育者的教育只为受教育者自我意识分化和统一创造条件，而受教育者能否接受，还要看其自我意识的分化如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必须实行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

周恩来一再强调思想政治过程中的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主张想方设法调动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他指出，在思想斗争中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既是教育者教育的结果，又是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结果。教育者的教育起主导作用，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起基础作用。周恩来认为，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即外因和内因相结合，主要是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教育只有包含自我教育才能达到真正教育的效果，教育者的活动只是一种外因，永远不能代替受教育者的认识、内化活动和实践外化活动，这正是尊重受教育者主人翁地位的体现。

周恩来曾说:“要搞民主生活，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124]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体现。以身作则是重要的，虽经过教育，还是要经过自我教育起作用的。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事实上，我们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这样不仅能使自己进步，也能帮助别人进步。人家批评教育了你，你也应该作自我教育和自我批评，人家看到你在作自我教育和批评，他们也会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批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和提高，不然，光批评和教育别人，不作自我教育，这样容易争吵起来，反而不利于团结和提高。所以，为了团结和提高，应该坚持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这样“团结就能增强，学习就能进步”。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有利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受教育者自觉、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修养，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成效。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受教育者的自身免疫力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教是为了做到不教”，受教育者只有具有了自我教育的能力，才能自立、自为。在自我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总结、自我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逐步增强自知之明，经常自重、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外界的不良影响，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在独处的情况下也能做到“慎独”，养成自我监督、自我调节、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习惯，增强自我教育的能力，更好地实现自我教育的目的，达到“从我们学习当中，从改造自己当中，不断地取得进步”。可见，周恩来自我教育包含了自身道德品质的修炼、完美人格的塑造、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及其工作方法的提高。周恩来自我教育是自我教育的生动体现，它不仅丰富自我教育理论，更让自我教育充满了可信度和可近性。

周恩来的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德育理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对于受教育者完善人格修养、增长才干具有独特的价值。今天反思周恩来的这一教育理念，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六、典型教育法

典型教育也叫示范教育。典型教育法和一般教育方法相比其特点是:典型教育法具有具体、形象、生动的特点，比较容易让受教育者接受。它一改其他一般方法的灌输式教育模式，将抽象的说教具体到活生生的人或事件来进行教育，从而激起人们思想感情的共鸣，引导人们对照学习和模仿。在进行典型教育时我们要注意对典型的选择，要正确地认识典型。

周恩来认为，典型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他曾说:“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125]“摸典型”，也就是说要善于发现典型，善于运用典型来教育和引导人们。典型有正面典型和反面典型。

典型教育法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传统方法。周恩来认为，开展典型教育不仅要进行正面教育，而且要进行反面教育，但应以正面教育为主，广泛宣传先进典型的优秀品质。此外，教育者还要注意引导人们学习先进典型，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有些人认为，开展典型教育只能宣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对于后进人物或反面角色，代表社会的阴暗面，应该避之不谈。然而，我们知道，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有先进典型，必然也会有落后典型，这就要求我们在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反面典型的客观存在，这样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才能让人们信服。解放后，周恩来针对戏剧界能否反映阴暗面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我们的干部品质上大多数是好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在生活中间总是有好有坏，是发展的，好的东西永远是进步的，萌芽的东西可能一时会受到打击，我们应该批评坏的、歌颂好的。有人夸大阴暗面，也就是否定了自己。主流是歌颂光明的正当的事物，副的方面是应该批判和暴露坏的。

周恩来认为，进行典型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反面教育为辅，从而更好地发挥典型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先进典型如果不加以宣传，就无法深入民心，就会缺乏说服力和影响力。因此，要把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抓好一个点带动一个面，树立一个人带动一群人”的社会效果。宣传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以及党的广播言论”等，通过宣传，可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周恩来强调在宣传典型时，应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人总是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于是情势发展的复杂性，使我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126]也就是说，尽管先进典型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的思想品德非常高尚，然而他们在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或多或少的缺点与不足，因此，在宣传典型时要实事求是，不能人为地拔高典型，把典型神圣化，让人觉得高不可攀。周恩来在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时特别指出:“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127]学习先进典型就是学习先进人物的崇高品格和伟大精神，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在宣传教育时要重点突出先进典型的优秀品质，使人们感到他们可亲可敬可学。

周恩来认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经常选择和树立先进人物和典型事例来教育人们。周恩来号召人们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格，他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他号召人们学习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在谈到学习雷锋时，周恩来还强调:“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尤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开始不久，虽然有毛主席的领导，但还要靠我们全体人民增砖添瓦。”年轻人要加倍工作，我们走过来的人也要加倍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应该学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典型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一直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重视，这对激励先进和鞭策落后、发扬社会新风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首先是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许多思想认识和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往往是由实际问题引起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必须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问题的解决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完成党的工作任务。

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128]，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最大的实际。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所有党员、干部，所开展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对党、对党员、对党的干部的工作的满意程度是评价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同时我党开展的一切工作也应受到群众的监督，而不能脱离群众的监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离不开群众的实际问题。周恩来曾说:“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掉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129]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关心人民群众的切实问题，而不是空谈理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更注重把解决、关心、改善群众士兵的物质待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军校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告诉每个军官士兵各界的痛苦是受到列强士兵、军阀压迫所造成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要使士兵了解本身生活的环境”。周恩来又说:“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130]“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131]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关于一师党务活动办法之规定》中指出:各连队党部小组会议“必须从实际问题上解释主义之理论的根据”，“讨论士兵生活之改良”^[132]。可以看出周恩来特别关心群众官佐士兵的实际问题，并将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重要内容来对待。

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改善士兵群众生活等实际问题的重要性。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报告中指出:兵士运动“不但与工农运动相联，且与土地革命相联，提出日常生活反对长官压迫、恶劣待遇等斗争口号，使军队反映出阶级斗争，更为切要”^[133]。因此，他要求红军宣传材料最主要写中国工农痛苦，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为了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周恩来与王稼祥就如何做好“红军战区的赤化工作”给各军团，各军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发出了指示电报，要求各部队一定做好占领区的赤化工作，“从实际上帮助群众解除痛苦。从分发土豪谷物，一直做到加工资与分田运动”^[134]。

抗战初期，周恩来更明确地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为改善士兵群众的实际问题服务。周恩来认为，抗战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就是要求党和军队大力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教育民众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斗争，并和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周恩来提倡青年学生应该到军队和战地去工作，到乡村和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实践革命。周恩来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发表宣传，举行游行，必须提出群众的要求和口号。他号召共产党、八路军应该公开直接地动员群众的权利，传播党的主张，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同时，他强调要动员和领导开展经济斗争，实际去改善群众的生活并坚决组织工会、农会等独立的群众团体。他要求共产党员，要站在中国人民的利益上，反对投降分子。周恩来在论述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中强调，要大力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明了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

周恩来又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时时注意被教育者生活上的改善。周恩来特别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改善物质基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生存繁衍、要追求美好生活、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人类活动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条件下，才能从事其他高级活动。所以，思想问题的解决要以物质利益作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物质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违背了唯物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成为空谈。1934年，周恩来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致词中明确指出:“要求得在思想上一致，时时注意生活上的改善。”他强调，只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改善物质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只有克服一切困难，改善物质待遇，才能把官兵的思想统一起来，才能巩固革命队伍，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才能保证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这也就是巩固我们革命军队的重要工作。如果政治机关的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和改善士兵生活与待遇密切联系起来，政治工作就成为“卖狗皮膏药”，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空洞的说教。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新型军队以适应抗战的需要，周恩来强调，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改善军队和群众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是争取地主一道抗日，土地这个实际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能收到好的成效，就能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取得革命的节节胜利。

总之，周恩来相信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离开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很难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一道做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